杜受田（1788—1852），字芝农，滨州人。清道光、咸丰年间的重臣，宫廷教育家。
杜受田的父亲杜堮为清嘉庆时期翰林院编修，礼部左侍郎。其家世显赫，为“书香官宦门第，进士多人之家。”有清一朝，杜氏曾以“一门七进士、父子五翰林”名扬天下。杜氏家族仅明清两朝的秀才就有347名，进士12人，入翰林6人，还有举人8人，文官知县以上、武将千户以上的有39名。杜受田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明洪武二年（1369），杜受田的先祖由河北枣强移民滨州城内。繁衍生息至第五代时，开始走向仕途，第六代开始中进士，第七代的杜承式进士出身，官至甘肃巡抚。第八代的杜诗进士出身，曾任江西、湖广布政使。他反对宦官魏忠贤，被誉为“海内直臣”。杜受田的两个儿子也都是进士出身，入翰林院，其中长子杜翰是军机大臣，是咸丰“顾命八大臣”之一。
杜受田自幼生活在一个儒学氛围浓重的家庭里。在这样一个家学环境中读书成长，使得他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杜家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有着独特的地方，他们并不仅仅要孩子读好书，还要注意孩子德行的培养，把培养孩子良好品质放在首位。这种独特的家庭氛围，养成了杜受田品行端正的品格和刻苦学习的意识。
嘉庆八年（1803），杜受田以滨州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第二年，秀才科试，又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廪膳生员，即领取生活费的秀才。嘉庆十五年（1810）考中山东乡试第44名举人，接着又考取了景山官学教习，学习期满，因为成绩优异，以知县用。道光三年（1823），为母亲守孝期满，杜受田参加会试，位列第一名，成为会元，殿试二甲第一，成为传胪，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再升任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
在清朝，翰林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翰林院中的掌院学士，侍读、侍讲学士等都是皇帝的近臣。在京主要负责撰修国史，为皇帝撰写文稿，还轮值宫侧、内阁、军机，备皇帝随时垂问。出京为学政，负责督导各省科试，选拔贡生等。在清朝有“非翰林不入阁之说”，做了翰林就等于有了更高发展的台阶。
杜受田在翰林院度过了10年。由于其卓而不群的品德、学识和工作能力，由一个七品编修，升为从五品司经局洗马，负责国史总纂，国史馆提调等。道光十三年（1833），翰林大考，杜受田成绩优秀，升职中允，外放陕甘学政，后又改任山西学政。
经过4次升迁，道光二十一年（1841），杜受田调任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这等于是执掌了清朝的经济命脉。他为官清廉，并表现出高超的才干。道光二十四年（1844）初，升任左都御史，年底又升任工部尚书。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再任上书房总师傅，道光皇帝实际上是把培养皇子的重任全部交给了他。
咸丰皇帝即位后，升杜受田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因为吏部事务繁杂，调任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杜受田虽然未入军机处，但是深得咸丰皇帝倚重，以帝师身份最被信任。遇有国家大事、重要人事更迭等情况，咸丰皇帝必征求他的意见。
咸丰元年（1851），又因为刑部公务繁杂，以协办大学士身份管理礼部事务，继续执掌清朝的国库。咸丰二年（1852），因为黄河决口长期未堵复，江北、山东一带受灾严重，杜受田奉命与福州将军怡良实施赈务。杜受田办理完山东赈灾事务后，又赶赴江南，冒着酷暑治理那里的灾情。日以继夜的工作，再加上气候的恶劣，暑湿严重，这引发了他的旧患肝症。尽管身体有病，杜受田仍然致力公务不辍。咸丰二年（1852）七月八日，杜受田将江南赈务情形奏报朝廷，在奏报中他避而不谈自己的病情，只讲公事。不料时间不久他就病情加重，医药无效，于七月九日卒于江苏清江浦驿台。
杜受田人生中最辉煌的一笔就是贵为帝师。
道光年间，皇帝为皇子选择师傅时，满朝重臣都一致举荐杜受田。杜受田学识渊博，品格出众，得到翰林院里那些饱学之士的认可。一致认为杜受田德可服众，文能安邦，是最好的皇子师傅的人选。在经过认真考察之后，道光皇帝特旨召他还京，担任皇四子的师傅。
道光十六年（1836）正月，道光皇帝写下朱谕：“四阿哥著于四月初三日入学读书，杜受田著充四阿哥师傅。钦此。”
清朝皇室非常重视皇子的教育，从康熙皇帝开始就逐渐形成了完善的皇子教育制度，并且进行严格的管理，产生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上书房是清朝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又称尚书房，在道光以后为了方便统称为上书房。清代统治者特别重视上书房的教育，将它作为培养皇家子弟的重要场所。雍正七年为上书房亲笔题联，“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乾隆皇帝给上书房题的楹联是“念终始典于学，于缉熙单阙心。”
清朝皇帝和皇子对上书房的师傅都非常尊重。像雍正皇帝就命皇子们对总师傅张廷玉、鄂尔泰要行拜见礼、作揖，张、鄂二人“立受之”。皇子、皇孙必须接受他们的严格管教。
上书房有一套完备的、极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它规定皇子、皇孙六岁就要到上书房读书。每天的学习也十分辛苦。清代学者赵翼在《檐曝杂记》中曾对其亲眼所见皇子、皇孙们早起读书的情形作了如下的描述：“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唯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即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课程，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骑射等事，薄暮始体。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唯诗文书画尽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另外一年之中上书房基本上是不放假的。除了元旦、端午节、中秋节、皇帝“万寿节”、皇子本人的生日等五天可以各放假一日，除夕可以提前一点放学外，其他时间一概不能缺课。
道光帝选中杜受田做四阿哥师傅并非偶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皇帝为其子选师傅，关键是要品端学粹，熟读四书五经，精通儒家经典。早在道光六年，杜受田授翰林院编修职，就与道光帝多有接触，给道光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道光皇帝深知杜受田的学识与德行，把培养皇子的任务交给他。道光皇帝在托付教育皇子重任时曾经对杜受田交代，要他不要只教皇子读书，还要让他明事理，培养好的品行。所以作为皇子的师傅，必须是品行端正之人。从此杜受田任日讲起居注官，正式入值上书房。杜受田从步入上书房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深刻意识到肩负的重任。他悉心从教，从咸丰六岁起，就与他朝夕相处，十多年间未曾离开过。
他不仅培养皇四子的学问修养，而且非常重视他的品德修养和素质能力，同时也传授他为政的手腕。在道光皇帝晚年选择皇子继位的竞争中，杜受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巧妙利用了道光皇帝的心理，以计谋使自己辅导的皇四子在争夺皇位的竞争中战胜了更有才能的皇六子。
《清史稿·杜受田传》曾有这样的记载：“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欣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据其他史料佐证，此乃杜受田所教也。
另外还有一件事不见正史记载，见诸野史笔记《清人逸事》的史料，里面讲：“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则谓咸丰帝曰：‘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杜受田和咸丰皇帝有着很深的情谊。在师傅杜受田的谆谆教诲中，咸丰皇帝接受做人的深刻道理，领悟治国安邦的高深本领。后来他在题为《忆昔有感》的五言诗中对恩师杜受田表达出了无限感激之情：“忆昔丙申年，六龄初入学。芝农日诲予，良传咨启沃。”
杜受田逝后，咸丰皇帝在诏旨中赞曰：“杜受田品端学粹。正色立朝。皇考宣宗成皇帝深加倚重。特简为朕师傅。忆在书斋、朝夕纳诲。凡所陈说。悉本唐虞三代圣贤相传之旨。实能发明蕴奥。体用兼赅。朕即位后。周咨时政利弊。民生疾甘。亦能尽心献替。启沃良多。”
（朱亚楠）
杜受田﹡
杜受田（1788—1852），字芝农，滨州人。清道光、咸丰年间的重臣，宫廷教育家。
杜受田的父亲杜堮为清嘉庆时期翰林院编修，礼部左侍郎。其家世显赫，为“书香官宦门第，进士多人之家。”有清一朝，杜氏曾以“一门七进士、父子五翰林”名扬天下。杜氏家族仅明清两朝的秀才就有347名，进士12人，入翰林6人，还有举人8人，文官知县以上、武将千户以上的有39名。杜受田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明洪武二年（1369），杜受田的先祖由河北枣强移民滨州城内。繁衍生息至第五代时，开始走向仕途，第六代开始中进士，第七代的杜承式进士出身，官至甘肃巡抚。第八代的杜诗进士出身，曾任江西、湖广布政使。他反对宦官魏忠贤，被誉为“海内直臣”。杜受田的两个儿子也都是进士出身，入翰林院，其中长子杜翰是军机大臣，是咸丰“顾命八大臣”之一。
杜受田自幼生活在一个儒学氛围浓重的家庭里。在这样一个家学环境中读书成长，使得他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杜家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有着独特的地方，他们并不仅仅要孩子读好书，还要注意孩子德行的培养，把培养孩子良好品质放在首位。这种独特的家庭氛围，养成了杜受田品行端正的品格和刻苦学习的意识。
嘉庆八年（1803），杜受田以滨州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第二年，秀才科试，又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廪膳生员，即领取生活费的秀才。嘉庆十五年（1810）考中山东乡试第44名举人，接着又考取了景山官学教习，学习期满，因为成绩优异，以知县用。道光三年（1823），为母亲守孝期满，杜受田参加会试，位列第一名，成为会元，殿试二甲第一，成为传胪，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再升任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
在清朝，翰林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翰林院中的掌院学士，侍读、侍讲学士等都是皇帝的近臣。在京主要负责撰修国史，为皇帝撰写文稿，还轮值宫侧、内阁、军机，备皇帝随时垂问。出京为学政，负责督导各省科试，选拔贡生等。在清朝有“非翰林不入阁之说”，做了翰林就等于有了更高发展的台阶。
杜受田在翰林院度过了10年。由于其卓而不群的品德、学识和工作能力，由一个七品编修，升为从五品司经局洗马，负责国史总纂，国史馆提调等。道光十三年（1833），翰林大考，杜受田成绩优秀，升职中允，外放陕甘学政，后又改任山西学政。
经过4次升迁，道光二十一年（1841），杜受田调任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这等于是执掌了清朝的经济命脉。他为官清廉，并表现出高超的才干。道光二十四年（1844）初，升任左都御史，年底又升任工部尚书。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再任上书房总师傅，道光皇帝实际上是把培养皇子的重任全部交给了他。
咸丰皇帝即位后，升杜受田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因为吏部事务繁杂，调任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杜受田虽然未入军机处，但是深得咸丰皇帝倚重，以帝师身份最被信任。遇有国家大事、重要人事更迭等情况，咸丰皇帝必征求他的意见。
咸丰元年（1851），又因为刑部公务繁杂，以协办大学士身份管理礼部事务，继续执掌清朝的国库。咸丰二年（1852），因为黄河决口长期未堵复，江北、山东一带受灾严重，杜受田奉命与福州将军怡良实施赈务。杜受田办理完山东赈灾事务后，又赶赴江南，冒着酷暑治理那里的灾情。日以继夜的工作，再加上气候的恶劣，暑湿严重，这引发了他的旧患肝症。尽管身体有病，杜受田仍然致力公务不辍。咸丰二年（1852）七月八日，杜受田将江南赈务情形奏报朝廷，在奏报中他避而不谈自己的病情，只讲公事。不料时间不久他就病情加重，医药无效，于七月九日卒于江苏清江浦驿台。
杜受田人生中最辉煌的一笔就是贵为帝师。
道光年间，皇帝为皇子选择师傅时，满朝重臣都一致举荐杜受田。杜受田学识渊博，品格出众，得到翰林院里那些饱学之士的认可。一致认为杜受田德可服众，文能安邦，是最好的皇子师傅的人选。在经过认真考察之后，道光皇帝特旨召他还京，担任皇四子的师傅。
道光十六年（1836）正月，道光皇帝写下朱谕：“四阿哥著于四月初三日入学读书，杜受田著充四阿哥师傅。钦此。”
清朝皇室非常重视皇子的教育，从康熙皇帝开始就逐渐形成了完善的皇子教育制度，并且进行严格的管理，产生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上书房是清朝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又称尚书房，在道光以后为了方便统称为上书房。清代统治者特别重视上书房的教育，将它作为培养皇家子弟的重要场所。雍正七年为上书房亲笔题联，“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乾隆皇帝给上书房题的楹联是“念终始典于学，于缉熙单阙心。”
清朝皇帝和皇子对上书房的师傅都非常尊重。像雍正皇帝就命皇子们对总师傅张廷玉、鄂尔泰要行拜见礼、作揖，张、鄂二人“立受之”。皇子、皇孙必须接受他们的严格管教。
上书房有一套完备的、极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它规定皇子、皇孙六岁就要到上书房读书。每天的学习也十分辛苦。清代学者赵翼在《檐曝杂记》中曾对其亲眼所见皇子、皇孙们早起读书的情形作了如下的描述：“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唯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即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课程，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骑射等事，薄暮始体。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唯诗文书画尽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另外一年之中上书房基本上是不放假的。除了元旦、端午节、中秋节、皇帝“万寿节”、皇子本人的生日等五天可以各放假一日，除夕可以提前一点放学外，其他时间一概不能缺课。
道光帝选中杜受田做四阿哥师傅并非偶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皇帝为其子选师傅，关键是要品端学粹，熟读四书五经，精通儒家经典。早在道光六年，杜受田授翰林院编修职，就与道光帝多有接触，给道光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道光皇帝深知杜受田的学识与德行，把培养皇子的任务交给他。道光皇帝在托付教育皇子重任时曾经对杜受田交代，要他不要只教皇子读书，还要让他明事理，培养好的品行。所以作为皇子的师傅，必须是品行端正之人。从此杜受田任日讲起居注官，正式入值上书房。杜受田从步入上书房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深刻意识到肩负的重任。他悉心从教，从咸丰六岁起，就与他朝夕相处，十多年间未曾离开过。
他不仅培养皇四子的学问修养，而且非常重视他的品德修养和素质能力，同时也传授他为政的手腕。在道光皇帝晚年选择皇子继位的竞争中，杜受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巧妙利用了道光皇帝的心理，以计谋使自己辅导的皇四子在争夺皇位的竞争中战胜了更有才能的皇六子。
《清史稿·杜受田传》曾有这样的记载：“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欣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据其他史料佐证，此乃杜受田所教也。
另外还有一件事不见正史记载，见诸野史笔记《清人逸事》的史料，里面讲：“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则谓咸丰帝曰：‘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杜受田和咸丰皇帝有着很深的情谊。在师傅杜受田的谆谆教诲中，咸丰皇帝接受做人的深刻道理，领悟治国安邦的高深本领。后来他在题为《忆昔有感》的五言诗中对恩师杜受田表达出了无限感激之情：“忆昔丙申年，六龄初入学。芝农日诲予，良传咨启沃。”
杜受田逝后，咸丰皇帝在诏旨中赞曰：“杜受田品端学粹。正色立朝。皇考宣宗成皇帝深加倚重。特简为朕师傅。忆在书斋、朝夕纳诲。凡所陈说。悉本唐虞三代圣贤相传之旨。实能发明蕴奥。体用兼赅。朕即位后。周咨时政利弊。民生疾甘。亦能尽心献替。启沃良多。”
（朱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