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光（1502—1558），字廷宣，新城（今桓台新城镇）人。明嘉靖十六年（1537）举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授工部主事，升户部员外郎。新城《王氏家训》创立者，也是王氏科举世家的奠基人。
在明清时期，山东出现了一个名门望族，就是新城王渔洋家族。新城王氏起于移民家族。根据《新城王氏世谱》（《新城王氏世谱》卷一。）记载，元末明初，始迁祖王贵因避乱自青州逃亡新城，“力本重农”。嘉靖年间，王贵之孙王麟始肇文脉，并以贡生官至颍川王府教授，次子重光以进士起家崛起为望族。此后新城王氏科甲蝉联不绝，明隆庆、万历年间，重光之子之垣、之城，孙象乾、象坤、象春、象恒等十余人先后科甲及第，臻至鼎盛。经明、清更替，新城王氏虽然也经风雨，但很快就顺应潮流，家族又发达起来了。
明清鼎革，新城王氏虽然一度遭到打击，但是凭借其深厚的家族文化和高超的手段，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再度中兴，之垣曾孙王渔洋以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并成就为清初的“一代诗宗”，对清初文学的嬗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两代该家族共出进士29名、举人38名、贡监生115名，而且官高位显，明清两代，父子兄弟数十人同朝为官，称为“王半朝”。纵观明清两朝，新城王氏虽然名人辈出，但相对来讲，以王渔洋影响最大，所以一般称新城王氏也称王渔洋家族。这个家族是怎么造就而成的，靠的就是其独特的家族教育。
一、成功的科举教育
自隋唐产生科举取士以来，科举入仕就成了乡村平民改变家庭地位唯一的道路。在中国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中，个人的命运与家族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家族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家族利益是否代代延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家族是否“累世簪缨”“代有闻人”。为了提高自身和家族的社会地位，很多家族的教育基本上是围绕着科举应试来开展的。所以第四代王重光给王氏家族订立的最早的家训中，即以“读书”和“道义”作为家族教育的基本准则。此后，王之垣为了科举入仕，对子弟进行了近乎苛酷的科举训练，这种科举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王之垣就曾自豪地宣称：“嘉靖戊午科乡试我中第七名，弟弟之辅辛酉科取得第十五名，侄子象坤甲子科中第一名，象蒙丁卯科中第二名，之酋庚午科第六名，象乾第二名，象泰癸酉科中第三名……”“自府君死王事后，六科连中乡试，七人会试，三人迄今科甲恩选，共十九人。此诚府君忠勤之报也。”明人焦竑又说：“自戊午、辛酉而后，弟子从子孙举于乡者14人，壬戊、乙丑而后，成进士者10人，恩选者3人。当是时，王豕之科名，彬彬盛传于世矣。”、（焦竑《澹园集》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99年版。）
二、教育资源向全族开放
要科举高中，就要进行以科举考试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一般来讲，望族起家之初，由于条件有限，教育资源只向直系开放。家族鼎盛之后，家族首脑出于对整个家族利益的考虑，教育资源开始向整个宗族开放，甚至包括姻亲家族中的子弟，实现资源共享。新城王氏在王重光起家之初，经济条件还一般，家塾教育的对象只限于直系子孙。但王重光中进士后做官，家庭情况改变了，于是家族中对治生与治学进行了分工。长子王之翰负责治生，次子之垣则率其余兄弟子侄刻苦攻读，为科考做准备。自新城王氏第四代王重光中进士起家后，家塾也建立起来了，专门延请塾师，家训中也有了如何实施家族教育的措施和规定。如规定子弟要在5—7岁入塾学，王渔洋就是6岁入家塾，开始接受《诗经》等传统家学教育的。而他在入塾学之前对《诗经》等已经有所接触，所以史载“（渔洋）初入家塾，善属对，能五七言诗，不由师授，出语往往惊其长者”。（《王士桢年谱》附录一《诰封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阮亭王公暨元配诰赠夫人张夫人合葬墓志铭》。）王渔洋的儿子入塾接受教育的年龄更早，如其幼子启汸年仅5岁，即随长兄启涑入塾读书。新城王氏的塾学教育中不仅有启蒙之学，还有科举时文教育。但时文内容迂腐枯燥，容易被学者所讨厌，往往使学者私自涉猎诗赋史集。如王渔洋长兄王士禄14岁时，经常背着家长和塾师，私自选取《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国语》《战国策》诸书学习背诵。他伯父王与胤也是进士出身，在当时也是一个很有诗名的官员，知道这件事后，不仅不责怪，反而对他深为嘉许。（《王考功年谱》。）王渔洋8岁时，也追随乃兄的做法，在完成家塾老师布置的功课之余，私下选取《文选》、唐诗颂之。久而久之，自己学会了五七字韵语。长兄士禄知道后很是高兴，亲自为他选了唐代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的诗，让他反复抄习诵之。（《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给予了他几乎影响其终生的关键指导。王渔洋后来成名后，在教育下一代时，沿袭了这种宽松的启蒙教育方法，亲自精心为在家塾读书的子侄精选五、七唐律绝句，编成《唐贤三昧集》作为诗歌教材，这部教材后来流出王家，在社会上流传，成为著名的诗歌教材。
明清战乱期间，新城王氏的家塾被迫中断，东堂也成为一片废墟。清代，王氏家族在惺心楼重设家塾，这个家塾不仅承担着科举培养场所的任务，还承担了刊刻家族成员著作的任务，像《历仕录》《百警编》《炳烛编》《赐闲堂集》《清寤斋欣赏编》《垅首集》等以及王士禄、王渔洋等代表家族文化的精粹的大批著作都刊刻于此，这在当时如果没有雄厚的财力和文化积淀也是做不到的。
三、注重对家塾教师的选择
当地富有科考经验、颇负盛名的宿儒在出仕之前则成为名门望族争相延聘的对象，新城王氏的家塾特别重视选拔塾师。他们选聘的特色是：一是家族中以及姻亲中久负盛名、有功名的宿儒优先，因为这部分人更具责任感。比如，王重光去世时王之垣还没有科举高中，家里还不富裕，王之垣又力在科举高中。于是之垣兄弟们就重金聘请新城举人中成绩好者作为诸弟侄的家塾教师。再如清初王渔洋为子侄所聘请的馆师是张实居，为著名遗民诗人，是王渔洋妻弟，是邹平著名的西门张氏之后，张实居的诗后来曾得到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邓之诚先生的高度评价。二是在延请塾师之外，家族还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子弟聘请“笔研友”，按照现在的说法叫作“伴读”。这些“笔研友”往往来自那些科举考试中比较成功家族的士子，或者是一些家境较为贫困但富有才名的士子，他们在一起交流经验，共同研究，互相激发鼓励，以冀共求一第。在增长了学问的同时，也加深了友谊，在科举出仕之后，家族之间的政治联姻甚至姻亲之谊也更加频繁或者牢固。如王之垣在为举人时，就延聘了同邑才子兼好友于华峰做笔研友。之垣的儿子象晋等后来则与高苑科举世家张希稷的3个儿子结为笔研友。最后他们均科甲高中，而且互为姻亲，成了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由此看来，与层次相同、目标相同，来自不同科举家族的士子一起研究帖括时文，无疑会大大丰富自家的科举经验，提高科举能力，而且日后还能在政治学术上互为奥援。三是一定要在宿儒指导下举行以文会友的比赛活动。王之垣时，聘请了数名塾师，几乎每五日举行一会课，届时先生各率领所教弟子，当堂竞技，王之垣还聘请地方名士召开座谈会，对于子弟们当场点评，荣辱与共，以激发他们教与学的兴趣。
四、注重家塾的规范管理
王之垣曾经到一同年家做客，这一家科第极盛，王之垣问其缘由，主人如实回答说，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严立课程。他们家每天督率子孙读完经史，每人必须作文7篇，缺一不可，旷一日不可，王之垣回家后就按照这个办法对其子侄强化训练。王之垣提倡的刻苦求学以求第一的坚韧精神，恐怕是新城王氏后来者居上的重要原因。王之垣中进士前，往往与诸弟侄闻鸡起舞，同甘共苦，亲为表率。王之垣自称：“我同诸弟侄开始在一个屋子中读书，每天而鼓睡觉，五鼓起床。我不睡觉，则弟侄们没有一个先睡觉，我还未起床，而诸弟侄琅琅读书之声已经声声盈耳了。”（《明代王氏族谱》卷八《恭人王母于母行述》）后来王之垣又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规定家族子弟平时五鼓即起读书外，平日还不得随便外出。即使外出，请假后也是燃香为限，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如有违反，必有重罚。严厉的家教，使家族子弟们毕生难忘，王象晋年至耄耋时，仍然时时梦到自己的功课未完成，心中惶惶不安，跪在地下受到父亲的鞭打责罚。虽然这种苛刻的教育管理，摧残了少年，但是也极大提高了家族子弟的科举能力和自信心。开始时不胜其苦，时间长了，就操练得非常纯熟了，在科举考试时，就会人忙我闲，别人还没有答完时，王氏子弟已经答完了，感到在考场中比在家塾中的考试还要轻松。因此时人赞叹说：“新城王氏科第蝉联，良有故也。”（《乡园忆旧录》卷一）新城王氏除了严厉的要求外，也很注意潜移默化和鼓励教育的方式。如《王士桢年谱》载：“时方伯公以遗老居田间，自号明农隐士，闭门谢客。亲教诸孙，颇及声律之学。尝邀从弟洞庭饮。洞庭工草书，有张颠遗风。酒阑，诸孙竞进乞书。方伯公把酒命对句曰：‘酷爱羲之迹。’山人在旁应声曰：‘狂吟白也诗。’二公皆大喜，赏以名人书画。”（《王士桢年谱》卷上）长辈日常生活中的潜移默化对后辈子孙的教育和启蒙最为重要。
五、重视文化素质教育
明清时期，在一般科举望族起家初期，采用了读书——中举——光大门第的模式，读经书做官是其基本特征，但这个模式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一旦得罪了帝王或者权臣被罢官后就失去了生活手段。新城王氏经历了由明到清的改朝换代时期，对此很有感触，所以没有死盯在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内容的应试教育上，而是也注意对子弟涉猎诗文金石兴趣的培养教育，较好地处理了“诗文与帖括（科举）”的矛盾。很多家族子弟在书法、诗歌、绘画、金石方面有较高的造诣，为家族文化增添了绚丽色彩，甚至还带来了极大声誉。据统计，新城王氏有著述传世的共有40人，其中自己有诗集传世者达31人，其代表人物有王象春、王士禄、王渔洋等。新城王氏家族中还出了不少书法名家和工画者。
新城王氏的家族教育之所以成功还在于与时俱进。明朝末年，内忧外患，烽烟四起，天下大乱，世家大族纷纷聚兵结寨自保，于是新城王氏就开始了由文学向武学的趋势。王象乾文武双全，科举入仕后，书生典兵，从戎六十余年，仅守卫北疆就二十多年，功勋赫赫，累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象乾子侄也获得锦衣指挥世职。明末天下大乱以后，新城王氏的家族教育就进入了文武双途、并振家声的发展模式。据统计，自清顺治至道光年间，新城王家出了武进士4名、武举人4名，武生员若干。这种文武双途的教育，是新城王氏的保族之道，是保障其家族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
六、重视家训家规教育
王氏刚刚迁徙到新城时，还顾不上家训和家规的制定，直到第四世王重光才制定了第一个家训，比较简单，只有四则，即“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非道义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非道义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非读书之人，勿汝友也，远之而已矣。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非读书之言，勿汝言之，诺之而已矣”。（王渔洋《池北偶谈》卷五）这一时期的家训以道义和读书为准则。以后诸代逐渐修改，形成了一系列的训词。主要涉及的面有：一是敦宗睦族；二是重视女教；三是重视交游；四是重视对子弟处世、为官的训诫；五是注意对子孙修身为善的训诫；六是重视养生之道的教育；七是重视对子孙勤俭持家的训诫；八是重视家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关系如何处理的教育。这些教育对于规范家族品格培养、知识能力培养、身体保养等方面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新城王氏家族凭借着这些家族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科举出身、能处理政事、显通文学的精英人才，这些教育思想与观念至今还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党明德）
王重光
王重光（1502—1558），字廷宣，新城（今桓台新城镇）人。明嘉靖十六年（1537）举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授工部主事，升户部员外郎。新城《王氏家训》创立者，也是王氏科举世家的奠基人。
在明清时期，山东出现了一个名门望族，就是新城王渔洋家族。新城王氏起于移民家族。根据《新城王氏世谱》（《新城王氏世谱》卷一。）记载，元末明初，始迁祖王贵因避乱自青州逃亡新城，“力本重农”。嘉靖年间，王贵之孙王麟始肇文脉，并以贡生官至颍川王府教授，次子重光以进士起家崛起为望族。此后新城王氏科甲蝉联不绝，明隆庆、万历年间，重光之子之垣、之城，孙象乾、象坤、象春、象恒等十余人先后科甲及第，臻至鼎盛。经明、清更替，新城王氏虽然也经风雨，但很快就顺应潮流，家族又发达起来了。
明清鼎革，新城王氏虽然一度遭到打击，但是凭借其深厚的家族文化和高超的手段，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再度中兴，之垣曾孙王渔洋以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并成就为清初的“一代诗宗”，对清初文学的嬗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两代该家族共出进士29名、举人38名、贡监生115名，而且官高位显，明清两代，父子兄弟数十人同朝为官，称为“王半朝”。纵观明清两朝，新城王氏虽然名人辈出，但相对来讲，以王渔洋影响最大，所以一般称新城王氏也称王渔洋家族。这个家族是怎么造就而成的，靠的就是其独特的家族教育。
一、成功的科举教育
自隋唐产生科举取士以来，科举入仕就成了乡村平民改变家庭地位唯一的道路。在中国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中，个人的命运与家族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家族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家族利益是否代代延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家族是否“累世簪缨”“代有闻人”。为了提高自身和家族的社会地位，很多家族的教育基本上是围绕着科举应试来开展的。所以第四代王重光给王氏家族订立的最早的家训中，即以“读书”和“道义”作为家族教育的基本准则。此后，王之垣为了科举入仕，对子弟进行了近乎苛酷的科举训练，这种科举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王之垣就曾自豪地宣称：“嘉靖戊午科乡试我中第七名，弟弟之辅辛酉科取得第十五名，侄子象坤甲子科中第一名，象蒙丁卯科中第二名，之酋庚午科第六名，象乾第二名，象泰癸酉科中第三名……”“自府君死王事后，六科连中乡试，七人会试，三人迄今科甲恩选，共十九人。此诚府君忠勤之报也。”明人焦竑又说：“自戊午、辛酉而后，弟子从子孙举于乡者14人，壬戊、乙丑而后，成进士者10人，恩选者3人。当是时，王豕之科名，彬彬盛传于世矣。”、（焦竑《澹园集》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99年版。）
二、教育资源向全族开放
要科举高中，就要进行以科举考试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一般来讲，望族起家之初，由于条件有限，教育资源只向直系开放。家族鼎盛之后，家族首脑出于对整个家族利益的考虑，教育资源开始向整个宗族开放，甚至包括姻亲家族中的子弟，实现资源共享。新城王氏在王重光起家之初，经济条件还一般，家塾教育的对象只限于直系子孙。但王重光中进士后做官，家庭情况改变了，于是家族中对治生与治学进行了分工。长子王之翰负责治生，次子之垣则率其余兄弟子侄刻苦攻读，为科考做准备。自新城王氏第四代王重光中进士起家后，家塾也建立起来了，专门延请塾师，家训中也有了如何实施家族教育的措施和规定。如规定子弟要在5—7岁入塾学，王渔洋就是6岁入家塾，开始接受《诗经》等传统家学教育的。而他在入塾学之前对《诗经》等已经有所接触，所以史载“（渔洋）初入家塾，善属对，能五七言诗，不由师授，出语往往惊其长者”。（《王士桢年谱》附录一《诰封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阮亭王公暨元配诰赠夫人张夫人合葬墓志铭》。）王渔洋的儿子入塾接受教育的年龄更早，如其幼子启汸年仅5岁，即随长兄启涑入塾读书。新城王氏的塾学教育中不仅有启蒙之学，还有科举时文教育。但时文内容迂腐枯燥，容易被学者所讨厌，往往使学者私自涉猎诗赋史集。如王渔洋长兄王士禄14岁时，经常背着家长和塾师，私自选取《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国语》《战国策》诸书学习背诵。他伯父王与胤也是进士出身，在当时也是一个很有诗名的官员，知道这件事后，不仅不责怪，反而对他深为嘉许。（《王考功年谱》。）王渔洋8岁时，也追随乃兄的做法，在完成家塾老师布置的功课之余，私下选取《文选》、唐诗颂之。久而久之，自己学会了五七字韵语。长兄士禄知道后很是高兴，亲自为他选了唐代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的诗，让他反复抄习诵之。（《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给予了他几乎影响其终生的关键指导。王渔洋后来成名后，在教育下一代时，沿袭了这种宽松的启蒙教育方法，亲自精心为在家塾读书的子侄精选五、七唐律绝句，编成《唐贤三昧集》作为诗歌教材，这部教材后来流出王家，在社会上流传，成为著名的诗歌教材。
明清战乱期间，新城王氏的家塾被迫中断，东堂也成为一片废墟。清代，王氏家族在惺心楼重设家塾，这个家塾不仅承担着科举培养场所的任务，还承担了刊刻家族成员著作的任务，像《历仕录》《百警编》《炳烛编》《赐闲堂集》《清寤斋欣赏编》《垅首集》等以及王士禄、王渔洋等代表家族文化的精粹的大批著作都刊刻于此，这在当时如果没有雄厚的财力和文化积淀也是做不到的。
三、注重对家塾教师的选择
当地富有科考经验、颇负盛名的宿儒在出仕之前则成为名门望族争相延聘的对象，新城王氏的家塾特别重视选拔塾师。他们选聘的特色是：一是家族中以及姻亲中久负盛名、有功名的宿儒优先，因为这部分人更具责任感。比如，王重光去世时王之垣还没有科举高中，家里还不富裕，王之垣又力在科举高中。于是之垣兄弟们就重金聘请新城举人中成绩好者作为诸弟侄的家塾教师。再如清初王渔洋为子侄所聘请的馆师是张实居，为著名遗民诗人，是王渔洋妻弟，是邹平著名的西门张氏之后，张实居的诗后来曾得到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邓之诚先生的高度评价。二是在延请塾师之外，家族还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子弟聘请“笔研友”，按照现在的说法叫作“伴读”。这些“笔研友”往往来自那些科举考试中比较成功家族的士子，或者是一些家境较为贫困但富有才名的士子，他们在一起交流经验，共同研究，互相激发鼓励，以冀共求一第。在增长了学问的同时，也加深了友谊，在科举出仕之后，家族之间的政治联姻甚至姻亲之谊也更加频繁或者牢固。如王之垣在为举人时，就延聘了同邑才子兼好友于华峰做笔研友。之垣的儿子象晋等后来则与高苑科举世家张希稷的3个儿子结为笔研友。最后他们均科甲高中，而且互为姻亲，成了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由此看来，与层次相同、目标相同，来自不同科举家族的士子一起研究帖括时文，无疑会大大丰富自家的科举经验，提高科举能力，而且日后还能在政治学术上互为奥援。三是一定要在宿儒指导下举行以文会友的比赛活动。王之垣时，聘请了数名塾师，几乎每五日举行一会课，届时先生各率领所教弟子，当堂竞技，王之垣还聘请地方名士召开座谈会，对于子弟们当场点评，荣辱与共，以激发他们教与学的兴趣。
四、注重家塾的规范管理
王之垣曾经到一同年家做客，这一家科第极盛，王之垣问其缘由，主人如实回答说，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严立课程。他们家每天督率子孙读完经史，每人必须作文7篇，缺一不可，旷一日不可，王之垣回家后就按照这个办法对其子侄强化训练。王之垣提倡的刻苦求学以求第一的坚韧精神，恐怕是新城王氏后来者居上的重要原因。王之垣中进士前，往往与诸弟侄闻鸡起舞，同甘共苦，亲为表率。王之垣自称：“我同诸弟侄开始在一个屋子中读书，每天而鼓睡觉，五鼓起床。我不睡觉，则弟侄们没有一个先睡觉，我还未起床，而诸弟侄琅琅读书之声已经声声盈耳了。”（《明代王氏族谱》卷八《恭人王母于母行述》）后来王之垣又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规定家族子弟平时五鼓即起读书外，平日还不得随便外出。即使外出，请假后也是燃香为限，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如有违反，必有重罚。严厉的家教，使家族子弟们毕生难忘，王象晋年至耄耋时，仍然时时梦到自己的功课未完成，心中惶惶不安，跪在地下受到父亲的鞭打责罚。虽然这种苛刻的教育管理，摧残了少年，但是也极大提高了家族子弟的科举能力和自信心。开始时不胜其苦，时间长了，就操练得非常纯熟了，在科举考试时，就会人忙我闲，别人还没有答完时，王氏子弟已经答完了，感到在考场中比在家塾中的考试还要轻松。因此时人赞叹说：“新城王氏科第蝉联，良有故也。”（《乡园忆旧录》卷一）新城王氏除了严厉的要求外，也很注意潜移默化和鼓励教育的方式。如《王士桢年谱》载：“时方伯公以遗老居田间，自号明农隐士，闭门谢客。亲教诸孙，颇及声律之学。尝邀从弟洞庭饮。洞庭工草书，有张颠遗风。酒阑，诸孙竞进乞书。方伯公把酒命对句曰：‘酷爱羲之迹。’山人在旁应声曰：‘狂吟白也诗。’二公皆大喜，赏以名人书画。”（《王士桢年谱》卷上）长辈日常生活中的潜移默化对后辈子孙的教育和启蒙最为重要。
五、重视文化素质教育
明清时期，在一般科举望族起家初期，采用了读书——中举——光大门第的模式，读经书做官是其基本特征，但这个模式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一旦得罪了帝王或者权臣被罢官后就失去了生活手段。新城王氏经历了由明到清的改朝换代时期，对此很有感触，所以没有死盯在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内容的应试教育上，而是也注意对子弟涉猎诗文金石兴趣的培养教育，较好地处理了“诗文与帖括（科举）”的矛盾。很多家族子弟在书法、诗歌、绘画、金石方面有较高的造诣，为家族文化增添了绚丽色彩，甚至还带来了极大声誉。据统计，新城王氏有著述传世的共有40人，其中自己有诗集传世者达31人，其代表人物有王象春、王士禄、王渔洋等。新城王氏家族中还出了不少书法名家和工画者。
新城王氏的家族教育之所以成功还在于与时俱进。明朝末年，内忧外患，烽烟四起，天下大乱，世家大族纷纷聚兵结寨自保，于是新城王氏就开始了由文学向武学的趋势。王象乾文武双全，科举入仕后，书生典兵，从戎六十余年，仅守卫北疆就二十多年，功勋赫赫，累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象乾子侄也获得锦衣指挥世职。明末天下大乱以后，新城王氏的家族教育就进入了文武双途、并振家声的发展模式。据统计，自清顺治至道光年间，新城王家出了武进士4名、武举人4名，武生员若干。这种文武双途的教育，是新城王氏的保族之道，是保障其家族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
六、重视家训家规教育
王氏刚刚迁徙到新城时，还顾不上家训和家规的制定，直到第四世王重光才制定了第一个家训，比较简单，只有四则，即“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非道义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非道义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非读书之人，勿汝友也，远之而已矣。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非读书之言，勿汝言之，诺之而已矣”。（王渔洋《池北偶谈》卷五）这一时期的家训以道义和读书为准则。以后诸代逐渐修改，形成了一系列的训词。主要涉及的面有：一是敦宗睦族；二是重视女教；三是重视交游；四是重视对子弟处世、为官的训诫；五是注意对子孙修身为善的训诫；六是重视养生之道的教育；七是重视对子孙勤俭持家的训诫；八是重视家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关系如何处理的教育。这些教育对于规范家族品格培养、知识能力培养、身体保养等方面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新城王氏家族凭借着这些家族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科举出身、能处理政事、显通文学的精英人才，这些教育思想与观念至今还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党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