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公操，兖州奉符（今泰安市岱岳区）人。北宋初期教育家、学者、文学家，与胡瑗、孙复合称为“宋初三先生”。因他曾在家乡的徂徕山下从事著述讲学，影响极大，所以人们也称他为“徂徕先生”。
石介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到了他的父亲石丙时，家境开始好转。父亲特别喜欢读《春秋》《易经》等儒家书籍，这对年幼的石介影响很大。石丙考中进士（先后任大理寺丞、青州临朐县令等职，终于太子中舍），改变命运成为石家第一个做官的人。父亲高中进士是家族极大的荣耀，也让家里的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
石介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仁宗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服丧回南京（今河南商丘）居住，南京留守官晏殊邀请他主持应天府学。21岁的石介慕名范仲淹来应天府学学习，这也成为石介一生的转折点，在这里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课。石介在应天府学读书期间，生活比较窘迫，连吃饭都成问题。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追求志向。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中，他以老师范仲淹当年励志求学为榜样，刻苦学习，勤奋上进，是府学中最用功的学生之一。
宋天圣八年（1030），石介与欧阳修、蔡襄、马永伯等同登进士第，授将侍郎，秘书省校书郎，郓州观察推官。景祐元年（1034），石介调任南京留守推官，期间筹建了泰山书院。宝元元年（1038），石介南京推官秩满，父亲石丙的砀山县令也秩满，按例应该到边远的地方任职，石介以父老年请于吏部，代父远官，遂任嘉州（今四川乐山）军事判官。到任后一月，因母亡归家奔丧，丁忧在家，康定元年（1040）石丙亡故。石介母服未满，又守父丧。后石介躬耕于徂徕山下，在徂徕山办起徂徕书院，兴办私学，专门讲授《易经》，成为当时的著名学者。
石介性格耿直，敢言直谏，关心朝政，好提意见，不畏权势。对当朝的贤愚善恶，凡是对的就肯定，不对的就否定，一点也不忌讳。对宋王朝中的弊病直言不讳，当面揭露批评。景祐元年（1034），正当盛年的仁宗皇帝好色纵欲，时任南京推官的石介上书枢密使王曾，直言谠论：“……正月以来，闻既废郭后，宠幸尚美人，宫廷传言，道路流布，或说圣人好近女色，渐有失德。自七、八月来，所闻又甚，或言倡优曰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乐无时节，钟鼓连昼夜……当此之时，宜即以次为谏。谏止则已，谏不止则相公宜辞衡枢之任，庶几有以开悟聪听，感动上心也。若执管仲不害霸之言，以嗜欲闲事，不欲极争，则遂启成乱阶，恐无及矣。”仁宗为此很是不快，虽然没有追究什么，但由此也埋下了以后一系列事情的根源。
景祐二年（1035）冬，因御使中丞杜衍推荐，石介升为御史台主簿，当时宋仁宗下诏录用五代及十国诸伪国的后代，还没到任的石介立即上书《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之后》阻止，反对朝廷的和解政策，这更让宋仁宗大为不满，并以此为借口，不让他担任御史台主簿。
庆历二年（1042）夏，石介丁忧期满，因杜衍再次推荐被召为国子监直讲。第二年，仁宗器重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等人，让他们担任要职。四人以天下国家为重，日夜谋虑，思致太平，范仲淹提出“明黜徙、抑挠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等十项整顿政事的法令，这就是史称的“庆历新政”。
石介对新政十分拥护，他认为自己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应该挺身而出，支持改革，抨击反对改革的奸人。于是他奋笔写下了著名的《庆历圣德诗》，高歌革新派，痛击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大恶。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恨在心，自此把他当成了死敌。当时同任直讲的孙复就曾提醒石介说：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
后来夏竦为打击革新派，命家中佣人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是革新派计划废掉仁宗另立新君。富弼、范仲淹等人有理难辨，在诬陷中只好请求外任，变法遂告失败。庆历五年（1045），保守派又诬陷范仲淹等人搞“朋党”活动，范仲淹等被相继罢职。石介自然也被列入“朋党”的范围，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他被外放到濮州（今鄄城）任通判。此事让石介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从此他一病不起。还没有等到上任便病逝了。
石介的死并没有让保守派因此罢手。他们在石介死后还处心积虑地打击报复改革派。当时徐州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石介过去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也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做文章，编织了一个弥天大谎，向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等到契丹出兵时，富弼就做内应，起而相应，灭亡宋朝。这样荒诞不经的事宋仁宗竟然相信了，并下诏将石介的妻子、儿子编置在江淮，由地方官加以管制，不得自由行动。又派中使去把石介的棺材打开检查虚实。这让很多人无法接受。当时吕夷简正任京东转运使，他就对中使说：你此去开棺，如果棺材是空的，这就说明石介真的逃到契丹去了，对他怎么处罚也不过分。但是如果石介真的死了，人在棺材里，朝廷无缘无故打开人家的坟墓，这样的做法是非常荒唐的，更不能以此示范后人。中使因为接到的圣旨而很为难，不知道如何回复朝廷的圣旨。吕夷简告诉他说：石介死了必然有负责殓尸装棺的人，加之内亲外戚，以及参加葬礼的学生，不止数百人。现在发公文命令他们全都来受审，假如没有不同的说法，就命令他们都立下军令状，官府出具保证书加以证明，也就足以回复圣旨了。后来经过查证，夏竦所奏是弥天大谎。等把结果报告了仁宗，仁宗也醒悟到夏竦是诬告，旋即又传旨，把石介的妻子与儿子都释放了，让他们还乡。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写下了一首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诗中写道： “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
石介死后21年始得正式下葬。应石介之子、门人姜潜、杜默、徐遁等人之请，欧阳修撰写《徂徕石先生墓志铭》，赞叹道：“先生貌厚而气完，笃学而志大，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以为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虽获祸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时，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变，曰：‘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矣。’”
石介是北宋庆历之际为儒家争“正统”，并极力排斥佛、道二教，抨击时文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主要是在家乡徂徕山开办私学和在国子监担任直讲进行的。此外，在他做地方官时，也从事过讲学活动，是当时与胡瑗、孙复齐名的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石介在学术思想上始终是抨击佛老，倡导儒学，宣扬儒家道统。他撰写《怪说》《中国沦》等一系列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章，把“佛、老妖妄怪诞之教”和“西昆体”美文，痛斥为“坏乱破碎我圣人之道”的罪魁祸首。由于石介当时身居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教官之职，所以这些思想的影响很大，造成一时“新进后学不敢为杨（亿）、刘（筠）体，亦不敢谈佛老。”他以振兴儒学为己任，宣传儒家纲常伦理道德思想，积极从事儒学教育实践，全力维护儒家道统，为北宋儒学的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对于程朱理学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开启作用。石介认为“圣人之道”“大中至正万世常行不可易”，是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的。欧阳修称他：“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扬雄韩愈氏，未尝不一日诵于口；思天下之士皆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为尧舜之君，亦未尝一日少忘于心。”石介字守道，这个名字从某个方面来说，这也可看作他标榜以坚守孔孟之道为己任的标志。对儒学道统不遗余力的讲授、宣传、提倡，是他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大贡献。石介研究《易》学，注《易解》《易口义》等，都是以儒家义理阐释经典，并加以发挥，他成为开宋学风气之先的人物。
在中国文化史上，众人公认中国儒学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变中石介是一个关键人物。黄宗羲在《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中提到：“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这段话表达了明清学者们对宋初三先生学术地位的客观评判和高度认可。宋初三先生“上承洙泗，下启濂洛”，为汉学向宋学的转变开辟了道路，是宋明理学的先驱，他们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石介在儒学教育方面的贡献极大。他弃官执教，与胡瑗、孙复一道借助书院或讲坛这个阵地，传授思想，发展学术。据各种史料记载，石介曾著有《易口义》10卷、《易解》5卷、《唐鉴》5卷、《三朝圣政录》20门等，均已佚。有《徂徕石先生文集》20卷。他的教育活动影响极大，据历史记载：“安定起于南，泰山起于北，天下之士，从者如云。”景祐二年（1035），石介帮助孙复在岱庙东南隅创建信道堂，讲授《春秋》，灌输儒家君臣父子纲常之道，后岱庙扩建，学馆迁移至泰山凌汉峰下，始名泰山书院。石介则在徂徕山下兴建徂徕书院，主要以《周易》教授学生。石介把儒家思想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使学生在教学中接受儒家思想伦理道德的熏陶。这种教育形式对后来程朱理学家以书院教育为平台进行封建伦理思想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在教学方法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大凡舒则人暇，局则人困，故善教者优游而至道，不善教者急速而强人，其要贵夫劳逸之才焉。”只有“张而不急，弛而不废”，才能取得好的学习效果，达到“优游而至道”的目的。
石介大力提倡以学习经义和时务为主体的“实学”，把儒家经典作为主要教材，要求深入探讨先贤修经的“精义”，反对为应付科举而终日背诵章句。欧阳修称：“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石介也十分重视学校教育的作用，他认为“学为教化之源、仁义之本。”同时，他特别强调教师的作用，既严立师道，又热情对待学生，而且自己“折节师事泰山孙先生，拜起必扶持。”
总之，石介一生以恢复儒家道统为己任，其思想对后来的理学家影响极大，他不愧为后来程朱理学的先驱。
（朱亚楠）
石介
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公操，兖州奉符（今泰安市岱岳区）人。北宋初期教育家、学者、文学家，与胡瑗、孙复合称为“宋初三先生”。因他曾在家乡的徂徕山下从事著述讲学，影响极大，所以人们也称他为“徂徕先生”。
石介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到了他的父亲石丙时，家境开始好转。父亲特别喜欢读《春秋》《易经》等儒家书籍，这对年幼的石介影响很大。石丙考中进士（先后任大理寺丞、青州临朐县令等职，终于太子中舍），改变命运成为石家第一个做官的人。父亲高中进士是家族极大的荣耀，也让家里的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
石介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仁宗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服丧回南京（今河南商丘）居住，南京留守官晏殊邀请他主持应天府学。21岁的石介慕名范仲淹来应天府学学习，这也成为石介一生的转折点，在这里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课。石介在应天府学读书期间，生活比较窘迫，连吃饭都成问题。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追求志向。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中，他以老师范仲淹当年励志求学为榜样，刻苦学习，勤奋上进，是府学中最用功的学生之一。
宋天圣八年（1030），石介与欧阳修、蔡襄、马永伯等同登进士第，授将侍郎，秘书省校书郎，郓州观察推官。景祐元年（1034），石介调任南京留守推官，期间筹建了泰山书院。宝元元年（1038），石介南京推官秩满，父亲石丙的砀山县令也秩满，按例应该到边远的地方任职，石介以父老年请于吏部，代父远官，遂任嘉州（今四川乐山）军事判官。到任后一月，因母亡归家奔丧，丁忧在家，康定元年（1040）石丙亡故。石介母服未满，又守父丧。后石介躬耕于徂徕山下，在徂徕山办起徂徕书院，兴办私学，专门讲授《易经》，成为当时的著名学者。
石介性格耿直，敢言直谏，关心朝政，好提意见，不畏权势。对当朝的贤愚善恶，凡是对的就肯定，不对的就否定，一点也不忌讳。对宋王朝中的弊病直言不讳，当面揭露批评。景祐元年（1034），正当盛年的仁宗皇帝好色纵欲，时任南京推官的石介上书枢密使王曾，直言谠论：“……正月以来，闻既废郭后，宠幸尚美人，宫廷传言，道路流布，或说圣人好近女色，渐有失德。自七、八月来，所闻又甚，或言倡优曰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乐无时节，钟鼓连昼夜……当此之时，宜即以次为谏。谏止则已，谏不止则相公宜辞衡枢之任，庶几有以开悟聪听，感动上心也。若执管仲不害霸之言，以嗜欲闲事，不欲极争，则遂启成乱阶，恐无及矣。”仁宗为此很是不快，虽然没有追究什么，但由此也埋下了以后一系列事情的根源。
景祐二年（1035）冬，因御使中丞杜衍推荐，石介升为御史台主簿，当时宋仁宗下诏录用五代及十国诸伪国的后代，还没到任的石介立即上书《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之后》阻止，反对朝廷的和解政策，这更让宋仁宗大为不满，并以此为借口，不让他担任御史台主簿。
庆历二年（1042）夏，石介丁忧期满，因杜衍再次推荐被召为国子监直讲。第二年，仁宗器重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等人，让他们担任要职。四人以天下国家为重，日夜谋虑，思致太平，范仲淹提出“明黜徙、抑挠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等十项整顿政事的法令，这就是史称的“庆历新政”。
石介对新政十分拥护，他认为自己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应该挺身而出，支持改革，抨击反对改革的奸人。于是他奋笔写下了著名的《庆历圣德诗》，高歌革新派，痛击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大恶。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恨在心，自此把他当成了死敌。当时同任直讲的孙复就曾提醒石介说：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
后来夏竦为打击革新派，命家中佣人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是革新派计划废掉仁宗另立新君。富弼、范仲淹等人有理难辨，在诬陷中只好请求外任，变法遂告失败。庆历五年（1045），保守派又诬陷范仲淹等人搞“朋党”活动，范仲淹等被相继罢职。石介自然也被列入“朋党”的范围，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他被外放到濮州（今鄄城）任通判。此事让石介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从此他一病不起。还没有等到上任便病逝了。
石介的死并没有让保守派因此罢手。他们在石介死后还处心积虑地打击报复改革派。当时徐州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石介过去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也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做文章，编织了一个弥天大谎，向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等到契丹出兵时，富弼就做内应，起而相应，灭亡宋朝。这样荒诞不经的事宋仁宗竟然相信了，并下诏将石介的妻子、儿子编置在江淮，由地方官加以管制，不得自由行动。又派中使去把石介的棺材打开检查虚实。这让很多人无法接受。当时吕夷简正任京东转运使，他就对中使说：你此去开棺，如果棺材是空的，这就说明石介真的逃到契丹去了，对他怎么处罚也不过分。但是如果石介真的死了，人在棺材里，朝廷无缘无故打开人家的坟墓，这样的做法是非常荒唐的，更不能以此示范后人。中使因为接到的圣旨而很为难，不知道如何回复朝廷的圣旨。吕夷简告诉他说：石介死了必然有负责殓尸装棺的人，加之内亲外戚，以及参加葬礼的学生，不止数百人。现在发公文命令他们全都来受审，假如没有不同的说法，就命令他们都立下军令状，官府出具保证书加以证明，也就足以回复圣旨了。后来经过查证，夏竦所奏是弥天大谎。等把结果报告了仁宗，仁宗也醒悟到夏竦是诬告，旋即又传旨，把石介的妻子与儿子都释放了，让他们还乡。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写下了一首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诗中写道： “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
石介死后21年始得正式下葬。应石介之子、门人姜潜、杜默、徐遁等人之请，欧阳修撰写《徂徕石先生墓志铭》，赞叹道：“先生貌厚而气完，笃学而志大，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以为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虽获祸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时，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变，曰：‘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矣。’”
石介是北宋庆历之际为儒家争“正统”，并极力排斥佛、道二教，抨击时文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主要是在家乡徂徕山开办私学和在国子监担任直讲进行的。此外，在他做地方官时，也从事过讲学活动，是当时与胡瑗、孙复齐名的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石介在学术思想上始终是抨击佛老，倡导儒学，宣扬儒家道统。他撰写《怪说》《中国沦》等一系列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章，把“佛、老妖妄怪诞之教”和“西昆体”美文，痛斥为“坏乱破碎我圣人之道”的罪魁祸首。由于石介当时身居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教官之职，所以这些思想的影响很大，造成一时“新进后学不敢为杨（亿）、刘（筠）体，亦不敢谈佛老。”他以振兴儒学为己任，宣传儒家纲常伦理道德思想，积极从事儒学教育实践，全力维护儒家道统，为北宋儒学的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对于程朱理学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开启作用。石介认为“圣人之道”“大中至正万世常行不可易”，是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的。欧阳修称他：“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扬雄韩愈氏，未尝不一日诵于口；思天下之士皆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为尧舜之君，亦未尝一日少忘于心。”石介字守道，这个名字从某个方面来说，这也可看作他标榜以坚守孔孟之道为己任的标志。对儒学道统不遗余力的讲授、宣传、提倡，是他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大贡献。石介研究《易》学，注《易解》《易口义》等，都是以儒家义理阐释经典，并加以发挥，他成为开宋学风气之先的人物。
在中国文化史上，众人公认中国儒学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变中石介是一个关键人物。黄宗羲在《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中提到：“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这段话表达了明清学者们对宋初三先生学术地位的客观评判和高度认可。宋初三先生“上承洙泗，下启濂洛”，为汉学向宋学的转变开辟了道路，是宋明理学的先驱，他们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石介在儒学教育方面的贡献极大。他弃官执教，与胡瑗、孙复一道借助书院或讲坛这个阵地，传授思想，发展学术。据各种史料记载，石介曾著有《易口义》10卷、《易解》5卷、《唐鉴》5卷、《三朝圣政录》20门等，均已佚。有《徂徕石先生文集》20卷。他的教育活动影响极大，据历史记载：“安定起于南，泰山起于北，天下之士，从者如云。”景祐二年（1035），石介帮助孙复在岱庙东南隅创建信道堂，讲授《春秋》，灌输儒家君臣父子纲常之道，后岱庙扩建，学馆迁移至泰山凌汉峰下，始名泰山书院。石介则在徂徕山下兴建徂徕书院，主要以《周易》教授学生。石介把儒家思想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使学生在教学中接受儒家思想伦理道德的熏陶。这种教育形式对后来程朱理学家以书院教育为平台进行封建伦理思想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在教学方法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大凡舒则人暇，局则人困，故善教者优游而至道，不善教者急速而强人，其要贵夫劳逸之才焉。”只有“张而不急，弛而不废”，才能取得好的学习效果，达到“优游而至道”的目的。
石介大力提倡以学习经义和时务为主体的“实学”，把儒家经典作为主要教材，要求深入探讨先贤修经的“精义”，反对为应付科举而终日背诵章句。欧阳修称：“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石介也十分重视学校教育的作用，他认为“学为教化之源、仁义之本。”同时，他特别强调教师的作用，既严立师道，又热情对待学生，而且自己“折节师事泰山孙先生，拜起必扶持。”
总之，石介一生以恢复儒家道统为己任，其思想对后来的理学家影响极大，他不愧为后来程朱理学的先驱。
（朱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