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慎谔（1897—1975），字士林，牟平宁海镇隅峡河村人。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分类学、地植物学、植物地理学、历史植物地理学及森林生态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刘慎谔幼时读过私塾，1913年在烟台上小学，后考入济南第一中学。1918年考入保定留法高等工艺学校预备班。1920年伊始，刘慎谔在法国先后入郎西大学农学院、孟伯里农业专科学校、克来孟大学理学院、里昂大学理学院和巴黎大学理学院学习。他刻苦攻读，在法国10年间，没有进过一次娱乐场所，星期天和假日也从不休息。他经常带着面包、水壶和采集夹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和进行调查。房内挤满了植物标本箱，他就睡在上面。他研究植物专心入迷。据说，一天下午，他和同学们在标本室学习忘了下课，被锁在房里。他不顾饥饿，反而庆幸自己可以痛快地看一夜标本。他的老师诺瓦乐教授曾对学生深情地说：“我有一位中国学生叫刘慎谔，是位真正了不起的科学家，法国学生也没有像他那样清楚地掌握法国的高低等植物。”地植物学家勃朗喀教授给他提出了有关法国高斯山区植被的几个问题，他为此单身一个在高斯山区辛勤工作了3年，于1929年在巴黎大学提出《法国高斯山植物地理的研究》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得法国理学博士学位。
刘慎谔在法国留学期间，时刻怀念祖国，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和留欧同学先后共同组织了几个学会，如1924年的“新中国农学会”。1925年的“中国生物科学学会”。而且他还参加了法国林奈植物学会。在留学近10年期间，他走遍了法国的名山大川，采集了两万多号植物标本，对法国的高低等植物分类学、栽培学、地植物学、地质学等有了很深的研究。他的学习工作精神以及他的著作，都受到法国朋友的称赞。1972年，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在法国巴黎访问格兰诺布大学理学院时，该院展出了刘慎谔在法国时期的著作，院长说：“过去是欧洲人到中国去考察，研究中国的自然史，而刘慎谔是第一个研究法国植物的中国人。”1929年，刘慎谔谢绝了留在法国的待遇优厚的工作邀请，怀着研究和发展中国植物学科的雄心壮志，带着珍贵的书籍、资料和大量植物标本回到了祖国。
刘慎谔教授回国后，被聘为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所长兼研究员。为了更好地推动国内植物学的研究工作，他首先招贤纳士。请孔宪武、郝景盛、王云章、夏纬英、王作宾、刘继孟、钟补求、傅坤俊、王宗训等人来所工作。他亲自培养人才，讲授法文、拉丁文、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派人出国学习，派人去各地采集植物标本，出版学术刊物，建设研究基地（即今北京动物园内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怀远堂，亦名陆莫克堂），使科研工作从无到有发展起来。
1931年5月，刘慎谔参加了“中法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北京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考察植物和森林，于8月任务完成后，他只身在新疆、西藏考察后经上海返回北京，历时近两年。他这段冒险科学考察的事迹，在《北平研究院第四年工作报告》中留下了发人深思的记载：“民国二十年（1931），刘慎谔、郝景盛5月17日由北京出发赴新疆：经张家口、百灵亩、乌里乌苏（出乌里乌苏后，郝景盛由包头返平）、肃州、哈密、鄯善、吐鲁番、打板城至迪化，时为8月。刘慎谔遂转入天山两次（白杨沟及博克达山），秋末仍返迪化，采集植物标本约两千号。是年11月中旬由迪化重整行装，再迈天山，入南疆，过托克逊、焉耆后，北行复入天山，度除夕于深山之内。”“民国二十一年（1932），西北工作由本所主任（刘慎谔）”继续进行。岁首出发经天山南麓，景色既凄凉又壮观，穿过人迹罕至的荒漠高原和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海拔高达50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迤逦西行，足涉巍峨屹立的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西北端及印度东北部，最后经加尔各答、香港、上海回到北京。成功地完成了漫长而险阻的路程，具有传奇色彩的科学考察。历时两年的考察，共收集标本四千五百余号，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科学考察资料，发表了《中国西南部植物地理》等论文，填补了中国植物学领域的空白。为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的植物种类、植物地理分布、植物区系、植被类型和植被区划等方面提供了最早的一批珍贵科学依据。
他的老友夏纬英教授后来曾无限感慨地说：“《西游记》中唐僧有孙悟空、沙和尚护驾，还有白龙马骑，而刘老只身一个，多是步行，艰苦创业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1933年，刘慎谔教授由印度回北平后，在本所怀远堂西部筹建了一个植物园，并在几个大学兼课。1936年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从东三省向关内进犯，北平形势紧张，刘慎谔为了避免损失和继续进行科研工作，把植物研究所迁到陕西武功，与西北农学院联合成立了西北植物调查研究所，并筹建武功植物园。1941年，他随北平研究院南迁到昆明，住在西山一个庙里，继续开展研究工作，筹建了昆明植物园，并在西南联大兼课。在战火纷飞、国家危难的动乱年代里，刘慎谔率领同事历尽艰辛，多次将研究所迁徙，在颠沛流离中他总是保护国家珍贵的科研财富，他走到哪里就研究和建设到哪里，他散布的科学种子到处生根、发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研究院迁回北平，刘慎谔教授继续从事植物学的研究，还在北平辅仁大学和东北大学兼课。
1948年，国民党政府威逼一些有声望的科学家去台湾，刘慎谔教授断然拒绝，他兴致勃勃地对大家说：“把标本保管好，迎接解放。”
1949年，哈尔滨东北农学院院长刘成栋为了在东北这片中国学者涉足很少的地区开展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专程到北京邀请刘慎谔教授来东北工作。1950年秋，刘慎谔来到了哈尔滨任东北农学院农林植物调查研究所所长。他满怀发展植物科学和为国家农林建设服务的激情，在这片美好的白山黑水之间扎下了根，开始了新的创业。
建所之初，刘慎谔教授遴选和培养得力助手有十余人（多为中国科学、教育界的著名学者），并亲自组织他们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辽南辽西山地、内蒙古草原、松辽平原实验站，收集研究资料，举办讲座，编著《东北木本植物图志》等，工作与科研水平均发展迅速，开创了东北地区植物学、森林学研究的新基地和新中心。一天，刘慎谔教授满怀激情地对身边同志们说：“满腹经纶从兹展布，年逾半百始获新生。”表达了他由衷的喜悦。
1950年，侵朝美军施放细菌弹，危害到中国东北部分地区，他以确凿的科学论据，揭露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被授予有毛泽东主席题字的奖状和奖章。
为防止沙漠化面积扩大，1953年他带领科学工作者亲赴辽宁省章古台建立治沙定位试验站，总结出一套草、灌、乔相结合的人工植被类型的治沙措施。1954年，刘慎谔被调任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副所长兼植物研究室主任，又培养出一批在种子植物、苔藓、地衣、真菌等植物分类学、地植物学及植物资源等方面的研究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并建立了中科院沈阳植物园。对于东北林区的红松林采伐、更新问题和东北西部的治沙、造林以及西北包兰铁路的治理沙漠特别是中卫县沙坡头植物固沙等方面均做出了具有创造性、突破性的贡献，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1955年，刘慎谔考察了小兴安岭林区。对红松林区采取的“大面积皆伐”现象深感忧虑，他曾忧虑地说：“这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呀！”他顶住各种政治压力，提出了“采育择伐”的主张，利用各种学术会议和讲学机会，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亲率科研组到乌敏河林业局进行样板试验，使“采育择伐”在长白山和小兴安岭林区得到推广，其发表的《论采育兼顾伐》《从东北红松林的采伐更新看森林采伐更新规程》等论文，发展了中国的森林生态学。1956年，刘慎谔主持了中德东北植物考察团；同年，刘慎谔承担包兰铁路通过腾格里大沙漠沿线的治沙任务，他率领科研队骑骆驼进入大沙漠，坐羊皮筏渡黄河，研究黄河南岸固定沙丘植被的演替，调查沙区植物的分布和生态习性，提出草、灌结合加沙障的治沙方案，完成了治沙任务，保证了包兰铁路按时通车。
1958年，刘慎谔参加了中苏科技合作科学考察队，任副队长，赴苏联进行考察；1961年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植物、土壤考察。
刘慎谔教授一生从事植物分类学、地植物学、植物地理学、历史植物地理学及森林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撰写（或主编）发表的论文及专著达100篇（部）。
刘慎谔教授是杰出的植物学家，又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和受人爱戴的师长。他胸怀坦荡、性格耿直、言语幽默、平易近人，总是热情而严谨地培养青年人。与他一起到野外考察的青年人，回来必须提交考察报告和记录。他鼓励青年人钻研业务，常说：“搞科学研究要入迷，一天八小时出不了科学家。”他珍惜时间，废寝忘食，常常是放下饭碗就说“接着干”。有时累得气喘病犯了也不肯休息，总是说：“大家时间都很宝贵，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浪费了大家的时间”“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他对青年人殷切的希望。他在授完课时常说：“你们不要停止在我讲的问题上，你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提高，要扩充它、发展它、纠正它。”他总是强调青年人要有坚实的雄厚的多学科基础，要注意学习、积累和运用理论及规律性的问题，他常说：“没有理论的实践，常常是盲目的实践。”他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他一生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奋斗几十年，培养了几代人的有名专家和学者。
十年动乱中，刘慎谔教授受到了严重的迫害，但他依然关怀国家建设的发展，心急如焚地关心科研，珍视时光和人才培养。他不顾哮喘重病，在家中不断主讲多种专题和讨论，自费采集伞菌标本定名达七十多号；他又从外省引种油菜、巴旦杏、水浮萍等经济植物，讨论外贸出口的蘑菇、野菜等植物利用品种，还参加了全国植物分类学改革的学术讨论会，亲自到辽中县西房身大队考察固沙造田并提出农林增产措施。他始终系念我国农业还没有过关；系念东北森林资源的合理采育与保护；系念大西北地区包括东北西部大自然改造的科学设想。
刘慎谔于1975年11月23日在沈阳病逝。1985年《刘慎谔文集》出版。他一生从事植物考察和保护工作，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植物保护专家，因此受到新中国人民的爱戴，所以他担当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代表，参加过全国群英大会，受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曾在当时的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云南大学、辅仁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分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五所高校的前身）、中央财经大学、东北大学任教，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一代的植物学家和环保专家，也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
刘慎谔虽然去世几十年了，但他在植物保护中生前有两句名言在今天越来越响亮。一是“不能吃祖宗饭，造子孙孽”；二是“不能杀鸡取卵，要留得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崔海伟）
刘慎谔
刘慎谔（1897—1975），字士林，牟平宁海镇隅峡河村人。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分类学、地植物学、植物地理学、历史植物地理学及森林生态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刘慎谔幼时读过私塾，1913年在烟台上小学，后考入济南第一中学。1918年考入保定留法高等工艺学校预备班。1920年伊始，刘慎谔在法国先后入郎西大学农学院、孟伯里农业专科学校、克来孟大学理学院、里昂大学理学院和巴黎大学理学院学习。他刻苦攻读，在法国10年间，没有进过一次娱乐场所，星期天和假日也从不休息。他经常带着面包、水壶和采集夹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和进行调查。房内挤满了植物标本箱，他就睡在上面。他研究植物专心入迷。据说，一天下午，他和同学们在标本室学习忘了下课，被锁在房里。他不顾饥饿，反而庆幸自己可以痛快地看一夜标本。他的老师诺瓦乐教授曾对学生深情地说：“我有一位中国学生叫刘慎谔，是位真正了不起的科学家，法国学生也没有像他那样清楚地掌握法国的高低等植物。”地植物学家勃朗喀教授给他提出了有关法国高斯山区植被的几个问题，他为此单身一个在高斯山区辛勤工作了3年，于1929年在巴黎大学提出《法国高斯山植物地理的研究》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得法国理学博士学位。
刘慎谔在法国留学期间，时刻怀念祖国，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和留欧同学先后共同组织了几个学会，如1924年的“新中国农学会”。1925年的“中国生物科学学会”。而且他还参加了法国林奈植物学会。在留学近10年期间，他走遍了法国的名山大川，采集了两万多号植物标本，对法国的高低等植物分类学、栽培学、地植物学、地质学等有了很深的研究。他的学习工作精神以及他的著作，都受到法国朋友的称赞。1972年，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在法国巴黎访问格兰诺布大学理学院时，该院展出了刘慎谔在法国时期的著作，院长说：“过去是欧洲人到中国去考察，研究中国的自然史，而刘慎谔是第一个研究法国植物的中国人。”1929年，刘慎谔谢绝了留在法国的待遇优厚的工作邀请，怀着研究和发展中国植物学科的雄心壮志，带着珍贵的书籍、资料和大量植物标本回到了祖国。
刘慎谔教授回国后，被聘为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所长兼研究员。为了更好地推动国内植物学的研究工作，他首先招贤纳士。请孔宪武、郝景盛、王云章、夏纬英、王作宾、刘继孟、钟补求、傅坤俊、王宗训等人来所工作。他亲自培养人才，讲授法文、拉丁文、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派人出国学习，派人去各地采集植物标本，出版学术刊物，建设研究基地（即今北京动物园内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怀远堂，亦名陆莫克堂），使科研工作从无到有发展起来。
1931年5月，刘慎谔参加了“中法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北京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考察植物和森林，于8月任务完成后，他只身在新疆、西藏考察后经上海返回北京，历时近两年。他这段冒险科学考察的事迹，在《北平研究院第四年工作报告》中留下了发人深思的记载：“民国二十年（1931），刘慎谔、郝景盛5月17日由北京出发赴新疆：经张家口、百灵亩、乌里乌苏（出乌里乌苏后，郝景盛由包头返平）、肃州、哈密、鄯善、吐鲁番、打板城至迪化，时为8月。刘慎谔遂转入天山两次（白杨沟及博克达山），秋末仍返迪化，采集植物标本约两千号。是年11月中旬由迪化重整行装，再迈天山，入南疆，过托克逊、焉耆后，北行复入天山，度除夕于深山之内。”“民国二十一年（1932），西北工作由本所主任（刘慎谔）”继续进行。岁首出发经天山南麓，景色既凄凉又壮观，穿过人迹罕至的荒漠高原和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海拔高达50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迤逦西行，足涉巍峨屹立的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西北端及印度东北部，最后经加尔各答、香港、上海回到北京。成功地完成了漫长而险阻的路程，具有传奇色彩的科学考察。历时两年的考察，共收集标本四千五百余号，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科学考察资料，发表了《中国西南部植物地理》等论文，填补了中国植物学领域的空白。为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的植物种类、植物地理分布、植物区系、植被类型和植被区划等方面提供了最早的一批珍贵科学依据。
他的老友夏纬英教授后来曾无限感慨地说：“《西游记》中唐僧有孙悟空、沙和尚护驾，还有白龙马骑，而刘老只身一个，多是步行，艰苦创业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1933年，刘慎谔教授由印度回北平后，在本所怀远堂西部筹建了一个植物园，并在几个大学兼课。1936年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从东三省向关内进犯，北平形势紧张，刘慎谔为了避免损失和继续进行科研工作，把植物研究所迁到陕西武功，与西北农学院联合成立了西北植物调查研究所，并筹建武功植物园。1941年，他随北平研究院南迁到昆明，住在西山一个庙里，继续开展研究工作，筹建了昆明植物园，并在西南联大兼课。在战火纷飞、国家危难的动乱年代里，刘慎谔率领同事历尽艰辛，多次将研究所迁徙，在颠沛流离中他总是保护国家珍贵的科研财富，他走到哪里就研究和建设到哪里，他散布的科学种子到处生根、发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研究院迁回北平，刘慎谔教授继续从事植物学的研究，还在北平辅仁大学和东北大学兼课。
1948年，国民党政府威逼一些有声望的科学家去台湾，刘慎谔教授断然拒绝，他兴致勃勃地对大家说：“把标本保管好，迎接解放。”
1949年，哈尔滨东北农学院院长刘成栋为了在东北这片中国学者涉足很少的地区开展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专程到北京邀请刘慎谔教授来东北工作。1950年秋，刘慎谔来到了哈尔滨任东北农学院农林植物调查研究所所长。他满怀发展植物科学和为国家农林建设服务的激情，在这片美好的白山黑水之间扎下了根，开始了新的创业。
建所之初，刘慎谔教授遴选和培养得力助手有十余人（多为中国科学、教育界的著名学者），并亲自组织他们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辽南辽西山地、内蒙古草原、松辽平原实验站，收集研究资料，举办讲座，编著《东北木本植物图志》等，工作与科研水平均发展迅速，开创了东北地区植物学、森林学研究的新基地和新中心。一天，刘慎谔教授满怀激情地对身边同志们说：“满腹经纶从兹展布，年逾半百始获新生。”表达了他由衷的喜悦。
1950年，侵朝美军施放细菌弹，危害到中国东北部分地区，他以确凿的科学论据，揭露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被授予有毛泽东主席题字的奖状和奖章。
为防止沙漠化面积扩大，1953年他带领科学工作者亲赴辽宁省章古台建立治沙定位试验站，总结出一套草、灌、乔相结合的人工植被类型的治沙措施。1954年，刘慎谔被调任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副所长兼植物研究室主任，又培养出一批在种子植物、苔藓、地衣、真菌等植物分类学、地植物学及植物资源等方面的研究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并建立了中科院沈阳植物园。对于东北林区的红松林采伐、更新问题和东北西部的治沙、造林以及西北包兰铁路的治理沙漠特别是中卫县沙坡头植物固沙等方面均做出了具有创造性、突破性的贡献，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1955年，刘慎谔考察了小兴安岭林区。对红松林区采取的“大面积皆伐”现象深感忧虑，他曾忧虑地说：“这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呀！”他顶住各种政治压力，提出了“采育择伐”的主张，利用各种学术会议和讲学机会，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亲率科研组到乌敏河林业局进行样板试验，使“采育择伐”在长白山和小兴安岭林区得到推广，其发表的《论采育兼顾伐》《从东北红松林的采伐更新看森林采伐更新规程》等论文，发展了中国的森林生态学。1956年，刘慎谔主持了中德东北植物考察团；同年，刘慎谔承担包兰铁路通过腾格里大沙漠沿线的治沙任务，他率领科研队骑骆驼进入大沙漠，坐羊皮筏渡黄河，研究黄河南岸固定沙丘植被的演替，调查沙区植物的分布和生态习性，提出草、灌结合加沙障的治沙方案，完成了治沙任务，保证了包兰铁路按时通车。
1958年，刘慎谔参加了中苏科技合作科学考察队，任副队长，赴苏联进行考察；1961年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植物、土壤考察。
刘慎谔教授一生从事植物分类学、地植物学、植物地理学、历史植物地理学及森林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撰写（或主编）发表的论文及专著达100篇（部）。
刘慎谔教授是杰出的植物学家，又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和受人爱戴的师长。他胸怀坦荡、性格耿直、言语幽默、平易近人，总是热情而严谨地培养青年人。与他一起到野外考察的青年人，回来必须提交考察报告和记录。他鼓励青年人钻研业务，常说：“搞科学研究要入迷，一天八小时出不了科学家。”他珍惜时间，废寝忘食，常常是放下饭碗就说“接着干”。有时累得气喘病犯了也不肯休息，总是说：“大家时间都很宝贵，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浪费了大家的时间”“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他对青年人殷切的希望。他在授完课时常说：“你们不要停止在我讲的问题上，你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提高，要扩充它、发展它、纠正它。”他总是强调青年人要有坚实的雄厚的多学科基础，要注意学习、积累和运用理论及规律性的问题，他常说：“没有理论的实践，常常是盲目的实践。”他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他一生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奋斗几十年，培养了几代人的有名专家和学者。
十年动乱中，刘慎谔教授受到了严重的迫害，但他依然关怀国家建设的发展，心急如焚地关心科研，珍视时光和人才培养。他不顾哮喘重病，在家中不断主讲多种专题和讨论，自费采集伞菌标本定名达七十多号；他又从外省引种油菜、巴旦杏、水浮萍等经济植物，讨论外贸出口的蘑菇、野菜等植物利用品种，还参加了全国植物分类学改革的学术讨论会，亲自到辽中县西房身大队考察固沙造田并提出农林增产措施。他始终系念我国农业还没有过关；系念东北森林资源的合理采育与保护；系念大西北地区包括东北西部大自然改造的科学设想。
刘慎谔于1975年11月23日在沈阳病逝。1985年《刘慎谔文集》出版。他一生从事植物考察和保护工作，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植物保护专家，因此受到新中国人民的爱戴，所以他担当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代表，参加过全国群英大会，受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曾在当时的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云南大学、辅仁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分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五所高校的前身）、中央财经大学、东北大学任教，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一代的植物学家和环保专家，也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
刘慎谔虽然去世几十年了，但他在植物保护中生前有两句名言在今天越来越响亮。一是“不能吃祖宗饭，造子孙孽”；二是“不能杀鸡取卵，要留得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崔海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