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德（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战国末至秦代鲁地人，是著名天文学家，中国天文学的先驱之一。
关于甘德的籍贯众说纷纭。张守节《史记正义》根据《七录》说甘德是楚人。但是司马迁说他是齐国人，《史记·天官书》记载：“昔之传天数者……在齐，甘公；……魏，石申。”这里说的甘公就是甘德。而另外也有史料说甘德是鲁人。综合各种材料来看，甘德应该是在齐为官或游学，所以司马迁说他“在齐”。鲁国后又曾为楚地，因此又有了甘德是楚人之说，由此看来，甘德籍贯应该是鲁国，但甘德的天文学成就主要是在齐国期间完成的，因此把他看成是齐国学者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甘德的活动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齐威王、齐宣王时代。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和资料的缺失，关于甘德的生平事迹没有太多的记载。
甘德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为众人所敬重。《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有这样的记载，甘德对张耳说：“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楚虽强，后必属汉。”张耳听了甘德的话之后，才下定决心去投奔刘邦。从中可以看出，甘德确实擅长星占术，并因此而为人倚重。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说：“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这里所说的“畴人”，就是指世代相传的天文历算家。当时各诸侯国出于农业生产和星占等方面的需要，都十分重视天文的观测记录和研究，从而促进了天文学研究的进步。《晋书·天文志》上曾经记载：当时是“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摆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着天文，各论图验”。各诸侯国的这些观察研究天文的官员，根据天象的变化对统治者提出一定的解释，为维护各诸侯国的统治服务。当时这种百家争鸣的情况，对天象的观测以及行星恒星知识的探索和研究，无疑起着很好的推动作用。
由于古代社会农业生产和制定历法的需要，先民很早就开始观测天象，并利用天象来为自己服务，利用它定方位、定时间、定季节等。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学诸家之中，最著名的是甘德和石申（又名石申夫或石申甫）两人。
甘德著有《天文星占》8卷，石申著有《天文》8卷，都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著作。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把这两部著作结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书里记录了800颗恒星的名字，其中121颗恒星的位置已被测定，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书里还记录了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的运行情况，指出了它们出没的规律。不过后来人们经过研究认为，现在收入《汉魏丛书》中的今本《甘石星经》并非甘德、石申亲自撰成，而是后人的伪托。因为唐以前的目录典籍，例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都没有《甘石星经》。
《甘石星经》之名，最先见于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他把甘德、石申撰的《星经》称为《甘石星经》。他在《郡斋读书志·天文类》中说：“《甘石星经》一卷，汉，甘公、石申撰。以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舍，恒星图象次舍，有占诀，以候休咎。”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照抄了《郡斋读书志》的话，使《甘石星经》之名传播渐广。
尽管《甘石星经》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但并不能抹杀甘德在天文学上的巨大贡献。甘德对天文做了相当深入细致的研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后汉书·天文志》都有一些甘德原著的引文，可供分析研究。
甘德对天空中的恒星做了长期而又细致的观测，记录下它们的不同变化。他所采取的具体方法是，给出某星官的名称与星数（中国古代为了认识星辰和观测天象，把天上的恒星几个几个组合起来，每个组合给一个名称，这样的组合称为星官），再指出该星官与另一星官的相对集团，从而对全天恒星的分布位置等予以定性的描述。
除了对恒星的观测外，甘德对行星的运动也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和定量的研究。这一研究更为具体严谨。以往人们都认为行星运动大致顺从同一个方向，但是甘德发现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现象，所以《汉书·天文志》说：“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星）经，以荧惑（火星）太白（金星）为有逆行。”甘德指出“去而复还为勾”“再勾为巳”，把行星从顺行到逆行、再到顺行的视运动轨迹十分形象地描述为“巳”字形。甘德还建立了行星会合周期（接连两次晨见东方的时间间距）的概念，并且测得木星、金星和水星会合周期值分别为：400日（应为398.9日）、587.25日（应为583.9日）和136日（应为115.9日）。其准确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他还给出木星和水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见、伏的日数，更给出金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而且指出在不同的会合周期中金星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可能在一定幅度内变化的现象。
甘德论述有关于木星观测的专著《岁星经》。依据《开元占经》引录甘德论及木星时所说的话是：“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对此著名天文学史家席泽宗先生评价说：甘德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就观测到了木星最后的卫星木卫二，早于伽利略近两千年，而且是在没有天文望远镜的条件下，仅凭肉眼就发现了木星的卫星，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是一个奇迹。当然也有人怀疑这一发现，不过在1980年，中国的天文学史工作者，通过在北京天文台兴隆观察站的实地观测，确信木卫二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可能凭肉眼观测到的。
甘德还编有“甘氏岁星法”，即“甘氏四七法”。“四七法”是天文学上岁星纪年法的一种，所谓“四七”，就是以二十八星宿来测量日月等天体运动方位的方法。
甘德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常年不懈的努力，为中国天文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孙钰彭）
甘德
甘德（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战国末至秦代鲁地人，是著名天文学家，中国天文学的先驱之一。
关于甘德的籍贯众说纷纭。张守节《史记正义》根据《七录》说甘德是楚人。但是司马迁说他是齐国人，《史记·天官书》记载：“昔之传天数者……在齐，甘公；……魏，石申。”这里说的甘公就是甘德。而另外也有史料说甘德是鲁人。综合各种材料来看，甘德应该是在齐为官或游学，所以司马迁说他“在齐”。鲁国后又曾为楚地，因此又有了甘德是楚人之说，由此看来，甘德籍贯应该是鲁国，但甘德的天文学成就主要是在齐国期间完成的，因此把他看成是齐国学者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甘德的活动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齐威王、齐宣王时代。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和资料的缺失，关于甘德的生平事迹没有太多的记载。
甘德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为众人所敬重。《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有这样的记载，甘德对张耳说：“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楚虽强，后必属汉。”张耳听了甘德的话之后，才下定决心去投奔刘邦。从中可以看出，甘德确实擅长星占术，并因此而为人倚重。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说：“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这里所说的“畴人”，就是指世代相传的天文历算家。当时各诸侯国出于农业生产和星占等方面的需要，都十分重视天文的观测记录和研究，从而促进了天文学研究的进步。《晋书·天文志》上曾经记载：当时是“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摆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着天文，各论图验”。各诸侯国的这些观察研究天文的官员，根据天象的变化对统治者提出一定的解释，为维护各诸侯国的统治服务。当时这种百家争鸣的情况，对天象的观测以及行星恒星知识的探索和研究，无疑起着很好的推动作用。
由于古代社会农业生产和制定历法的需要，先民很早就开始观测天象，并利用天象来为自己服务，利用它定方位、定时间、定季节等。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学诸家之中，最著名的是甘德和石申（又名石申夫或石申甫）两人。
甘德著有《天文星占》8卷，石申著有《天文》8卷，都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著作。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把这两部著作结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书里记录了800颗恒星的名字，其中121颗恒星的位置已被测定，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书里还记录了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的运行情况，指出了它们出没的规律。不过后来人们经过研究认为，现在收入《汉魏丛书》中的今本《甘石星经》并非甘德、石申亲自撰成，而是后人的伪托。因为唐以前的目录典籍，例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都没有《甘石星经》。
《甘石星经》之名，最先见于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他把甘德、石申撰的《星经》称为《甘石星经》。他在《郡斋读书志·天文类》中说：“《甘石星经》一卷，汉，甘公、石申撰。以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舍，恒星图象次舍，有占诀，以候休咎。”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照抄了《郡斋读书志》的话，使《甘石星经》之名传播渐广。
尽管《甘石星经》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但并不能抹杀甘德在天文学上的巨大贡献。甘德对天文做了相当深入细致的研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后汉书·天文志》都有一些甘德原著的引文，可供分析研究。
甘德对天空中的恒星做了长期而又细致的观测，记录下它们的不同变化。他所采取的具体方法是，给出某星官的名称与星数（中国古代为了认识星辰和观测天象，把天上的恒星几个几个组合起来，每个组合给一个名称，这样的组合称为星官），再指出该星官与另一星官的相对集团，从而对全天恒星的分布位置等予以定性的描述。
除了对恒星的观测外，甘德对行星的运动也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和定量的研究。这一研究更为具体严谨。以往人们都认为行星运动大致顺从同一个方向，但是甘德发现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现象，所以《汉书·天文志》说：“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星）经，以荧惑（火星）太白（金星）为有逆行。”甘德指出“去而复还为勾”“再勾为巳”，把行星从顺行到逆行、再到顺行的视运动轨迹十分形象地描述为“巳”字形。甘德还建立了行星会合周期（接连两次晨见东方的时间间距）的概念，并且测得木星、金星和水星会合周期值分别为：400日（应为398.9日）、587.25日（应为583.9日）和136日（应为115.9日）。其准确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他还给出木星和水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见、伏的日数，更给出金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而且指出在不同的会合周期中金星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可能在一定幅度内变化的现象。
甘德论述有关于木星观测的专著《岁星经》。依据《开元占经》引录甘德论及木星时所说的话是：“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对此著名天文学史家席泽宗先生评价说：甘德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就观测到了木星最后的卫星木卫二，早于伽利略近两千年，而且是在没有天文望远镜的条件下，仅凭肉眼就发现了木星的卫星，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是一个奇迹。当然也有人怀疑这一发现，不过在1980年，中国的天文学史工作者，通过在北京天文台兴隆观察站的实地观测，确信木卫二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可能凭肉眼观测到的。
甘德还编有“甘氏岁星法”，即“甘氏四七法”。“四七法”是天文学上岁星纪年法的一种，所谓“四七”，就是以二十八星宿来测量日月等天体运动方位的方法。
甘德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常年不懈的努力，为中国天文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孙钰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