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蕴璞（1880—1939），原名祁锡堉，字蕴璞，满族，青州旗城满族镶黄旗人，史地学者。著述颇丰，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名誉会员称号。
祁蕴璞自幼志向远大，读书刻苦勤奋，小时候寄居本族人家上私塾，夜间无钱买灯油，常借香头微光苦读，造成严重近视。入青州驻防旗城海岱书院后，科举考试中秀才。1909年考取山东全省优级师范学堂，就读历史、地理类。优级师范学堂后来改为国立山东高等师范学校，接着又改名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祁蕴璞1913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史地教学。次年，被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聘为史地教员。后到山东大学附属中学任教，1926年，祁蕴璞担任省立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同时任山大附中文科教务主任，专门开设《乡土志》课程。此时，他已声名鹊起，在史地教学中号称状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祁蕴璞在课堂上大声疾呼抗日救国，并在课外积极参加各种抗议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虽精通日语，但坚决不为日本人所用，携家撤退重庆，在南渝中学教书，为国家培育人才。1939年，他在重庆病逝。因其对地理学研究的贡献，生前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名誉会员。
祁蕴璞在当时山东中学教育界非常闻名，他编写的教材被全国很多学校使用。1914年9月，黄炎培考察山东的教育情况时，曾亲自聆听了祁蕴璞所授的地理课。祁蕴璞作为一名认真负责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他的讲义每年都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发展、考古发掘的新发现以及学术界的最新学说加以补充修改。所以他教给学生的知识都是最新的知识。这种做法，不仅在当时的中学中绝无仅有，即使在大学也十分少见。为了获得更多的新知识并及时传授给学生，他利用精通英语和日语的优势，阅读大量外国文献，了解世界学术界的动向。特别是他订购了多种日文杂志，还经常购买日文书籍。因为在当时日本非常注意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可以把日文资料看作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
祁蕴璞还给学生举办世界新形势讲座。由于当时的中学生接触不到报纸，对世界形势了解很少，且当时的世界形势时有变动，于是祁蕴璞在课外举办了世界新形势讲座。学生自愿听课，不考试，不打分。每次讲座的时候祁蕴璞从不特意准备讲义，只带提纲。在演讲的过程中，由两位文笔好的学生负责记录，整理之后交由祁蕴璞审阅，然后油印成讲义发给全体同学。季羡林就是被指定作记录的两位同学之一。祁蕴璞的这些努力极大地开阔了学生们的视野。
祁蕴璞一生嗜书如命。看到好书就爱不释手，即使在经济比较拮据的时候，也经常买书。有一次把新书拿到课堂上给同学们看，由于害怕沾了粉笔末儿的手弄脏了书，他战战兢兢地用袖子托着书，可见其爱书之深。他一生博览群书，也珍藏了不少珍贵书籍。他于1939年病逝于重庆，所藏书由其夫人捐赠给山东省图书馆。他在1921年编写出版的《山东乡土教本》，将全省107县乡土分作60课，采用游记体，夹叙夹议，且图文并茂，符合小学生特点。他在《编辑大意》中指出：“本书对于山东文化的位置，人民的特性，外力的压迫，极力发挥，以养成儿童爱乡的观念。”
祁蕴璞对中国历史和地理有比较深入地研究，著述颇丰，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有《中华大地理志》《中华文化史纲要》《国际概况讲义》《国防地理》《新编初级中学地理教本》《山东乡土教材》等专著，以及《中国的灌溉文化》《山东地理概要》《抗战的新局面》等一系列论文。由于在地理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名誉会员称号。
祁蕴璞早年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任教时曾与7位同事建房居住在济南东郊，此地被人称为“七家村”，祁氏父子成名后，这里也被称为“祁家村”。祁蕴璞一生育有6个子女，在他的悉心培育和家庭熏陶下，在事业上均有所成就，特别是后来成考古学家的长子祁天民。
祁天民（1910—1939），字霈苍，又名延霈。先后就读于北平师大和清华大学，毕业后跟随着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从事考古发掘，为商周考古和海岱考古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来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新疆开展工作，化名祁天民，为新疆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祁天民从小聪颖好学，成绩优异。1916年，6岁的祁天民被父亲送到著名的济南模范小学读书。1922年，祁天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济南省立一中。从此以后，他更加发奋读书，成绩更加优秀。在学校每学期公布的优等生榜中，都有他的名字。在上中学的时候，祁天民除了认真学习学校开设的各门课程外，还大量阅读了其他书籍，特别是父亲写的每一本书。通过这些阅读，他对祖国广阔的疆域、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有了更广更深的了解和认识，这一方面培养了他对中国地理学的兴趣，增加了对地理学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培养了他的爱国情怀，增强了其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自尊心。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英国和日本的军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打死打伤中国的工人领袖和工人。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暴行。平时醉心于读书的祁天民毅然暂时放下书本，加入到了济南市进行的抗议“五卅惨案”的游行队伍当中，与大家一起奔走呼号，受到了最初的革命锻炼。
1928年，祁天民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翌年，又重新报名考入清华大学地理系，跟随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学习。曾担任学校地理学会总务股长，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职员。受其父亲的影响，他长期关注中国西北边疆历史地理。还在大学三年级时，他就写出了一篇两万余字的论文《帕米尔史地考》，发表在1932年的《清华周刊》文史专号上。历史学家尹达先生称这篇论文“孕育着爱国激情”，是“相当有分量的论文”。
祁天民不仅埋头做学问，而且抬头看社会，参加学校里的各种团体活动，参与到与普通民众的交流当中，投身于学生运动当中。他担任清华大学地理学会的总务股长，还是清华大学民众教育科的成员。按照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会章程》，学生会民众教育科的主要职责是“办理平民学校、校工学校及其他民众教育事业。”他是当时清华大学开办的平民学校的一名教员。同其他教员一样，祁天民在平民学校中的工作没有任何报酬，全部免费。他讲课特别认真，备课充分，能用学员们易于理解和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传授知识、讲述道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33年，祁天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地理学系，获地理学士学位。受聘为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第三组助理员。此后几年，祁天民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考古工作上。他所做的考古工作属于田野考古，大部分时间在野外，条件比较艰苦，但他非常乐观，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自己是“踏遍千山寻宝藏，涉尽万水求真理。”为了工作，他甚至没有时间回家看望妻子和年迈的父母。但家人非常理解他，一直默默地支持着祁天民先生的事业。
祁天民所参加的重要考古活动主要有三次：发掘殷墟王陵、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和陪同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前往四川西部考察。其时，他和尹达、石璋如等人鼓动梁思永，带领大家寻找商代的王陵，确认了侯家庄西北冈墓地。1934、1935两年，他们对殷墟王陵进行了大规模发掘。祁天民除了负责对其中的4座墓葬进行地质测量以外，还直接主持了二号墓的发掘，为此次发掘做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他又和尹达一起，在梁思永的领导下，对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这次发掘的墓葬中随葬品非常丰富，大大丰富了学者们对龙山文化文化内涵的认识。在这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中，祁天民写出了《山东日照考古调查记》《山东日照两城镇大孤堆发掘报告》和《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等多篇论文。《中国考古学报》上刊登的《祁延霈先生事略》这样评价祁天民先生：“君又善于测量，审于地质，每次发掘，地形图多由君绘制；出土文物，质料多由君鉴定。君短小精勤，体力过人，凡所分担工作，案无存留，每调查爬山涉水时，辄前侪辈，诚考古界之英俊也。”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曾在20世纪20年代来过中国，并且发现了仰韶村等著名遗址，对中国的考古事业和史前史研究有所贡献。1937年，安特生再一次来到中国，访问了祁天民所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并要求到地处中国内地的四川西部（当时四川、西康一带）考查。史语所在征得国民政府同意后派祁天民作为安特生的助手一同前往。在这次考古活动中，安特生不时支起测量仪对当地的地质地形进行测量，这引起了祁天民的警觉，根据尹达先生的回忆，祁天民通过仔细观察，认定安特生是以学者面貌出现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侦探。于是，当安特生再支起测量仪的时候，他就毫不客气地予以制止，使这位考古学家的阴谋未能得逞。但现在有学者根据安特生的名著《中国史前史研究》中的一封信以及一些档案资料，质疑安特生是帝国主义特务的说法。这或许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场误会。在给高本汉的信中，安特生还对祁天民先生的能力表示赞赏，并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
而这场“误会”也正好说明了祁天民虽然做的是“死人”的学问，但没有一刻不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通过切身体验，他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和不抗日非常失望，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圣地延安产生了深深的向往。1937年，他放弃了在史语所的优厚待遇，离别家人，和尹达等人越过重重封锁，来到了延安。
到达延安后，祁天民等被安排到著名的陕北公学学习，这所学校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基地，毕业的学员大部分被安排到前线抗日。经过几个月的理论学习和军事锻炼，祁天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并于当年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新疆军阀盛世才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盛世才要求中国共产党向新疆派遣干部，祁天民就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为了工作方便，他化名祁天民，寓意“天山之民”。
1938年，祁天民被分配到新疆学院，任学院秘书兼教育系主任。新疆学院虽然是当时新疆的最高学府，但是校风涣散，师资力量薄弱，开设的课程较少。祁天民到任后，协助主持实际工作的教务长、中国共产党党员林基路对学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他们以延安“抗大”为样板，用革命精神教育师生，制定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八字校训，大力提倡集体主义，号召师生团结抗日；从延安、新疆当地和苏联延聘了专业教师，增强了师资力量；增设了理工系、土木工程系、俄语系，增开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经过这一番整顿，新疆学院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教学质量提高，而且师生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抗日情绪日益高涨，被誉为“抗大第二”。
新疆学院的这些变化引起了盛世才的高度警觉，他深怕新疆学院的这些变化会给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带来威胁，1939年，他以“加强地方工作”为由，将林基路、祁天民、许亮、杨梅生四位共产党员全部调离学院。祁天民被调往哈密任区教育局局长。在他来到哈密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帮助新疆当局迅速改善了哈密地区的教育状况，但还存在着教育设施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等弱点。针对这种状况，祁天民采取了许多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哈密区教育局，加强对学校和社会教育领导、组织和协调；组织教师培训班，从高小毕业生中择优培训为教师，解决了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多方协调，利用各族文化促进会的资金陆续建立起二十多所会立小学。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哈密地区的学龄儿童入学率竟然达到了60%，这在当时，称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祁天民真心为各族人民普及教育的活动使他赢得了哈密地区各族人民的尊敬。
但不幸的是，这位为哈密地区各族人民爱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位还准备为抗日战争和新疆人民继续工作的年轻学者，因对新疆气候的不适应，1939年11月，染上了严重的风寒，夜里发高烧至40摄氏度。而当地的医疗条件又比较差，送往医院后，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持续恶化，终告不治。
祁天民病逝后，新疆各族人民无限悲痛，哈密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的群众近千人。维吾尔族的群众按照他们的民族习惯为他举行了葬礼，并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了八个大字：天山永孝，正气长存。1946年8月5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向祁天民致祭》的悼念诗文。8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他为“新疆死难9烈士”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中央民政部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代表中央政府向祁天民的独子祁鲁梁补发了《祁天民革命烈士证明书》。在乌鲁木齐“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陈列着关于祁天民先生生平事迹的历史资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会还将祁天民列为全国500名立传人物之一。
（李建方）
祁蕴璞 祁天民
祁蕴璞（1880—1939），原名祁锡堉，字蕴璞，满族，青州旗城满族镶黄旗人，史地学者。著述颇丰，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名誉会员称号。
祁蕴璞自幼志向远大，读书刻苦勤奋，小时候寄居本族人家上私塾，夜间无钱买灯油，常借香头微光苦读，造成严重近视。入青州驻防旗城海岱书院后，科举考试中秀才。1909年考取山东全省优级师范学堂，就读历史、地理类。优级师范学堂后来改为国立山东高等师范学校，接着又改名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祁蕴璞1913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史地教学。次年，被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聘为史地教员。后到山东大学附属中学任教，1926年，祁蕴璞担任省立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同时任山大附中文科教务主任，专门开设《乡土志》课程。此时，他已声名鹊起，在史地教学中号称状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祁蕴璞在课堂上大声疾呼抗日救国，并在课外积极参加各种抗议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虽精通日语，但坚决不为日本人所用，携家撤退重庆，在南渝中学教书，为国家培育人才。1939年，他在重庆病逝。因其对地理学研究的贡献，生前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名誉会员。
祁蕴璞在当时山东中学教育界非常闻名，他编写的教材被全国很多学校使用。1914年9月，黄炎培考察山东的教育情况时，曾亲自聆听了祁蕴璞所授的地理课。祁蕴璞作为一名认真负责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他的讲义每年都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发展、考古发掘的新发现以及学术界的最新学说加以补充修改。所以他教给学生的知识都是最新的知识。这种做法，不仅在当时的中学中绝无仅有，即使在大学也十分少见。为了获得更多的新知识并及时传授给学生，他利用精通英语和日语的优势，阅读大量外国文献，了解世界学术界的动向。特别是他订购了多种日文杂志，还经常购买日文书籍。因为在当时日本非常注意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可以把日文资料看作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
祁蕴璞还给学生举办世界新形势讲座。由于当时的中学生接触不到报纸，对世界形势了解很少，且当时的世界形势时有变动，于是祁蕴璞在课外举办了世界新形势讲座。学生自愿听课，不考试，不打分。每次讲座的时候祁蕴璞从不特意准备讲义，只带提纲。在演讲的过程中，由两位文笔好的学生负责记录，整理之后交由祁蕴璞审阅，然后油印成讲义发给全体同学。季羡林就是被指定作记录的两位同学之一。祁蕴璞的这些努力极大地开阔了学生们的视野。
祁蕴璞一生嗜书如命。看到好书就爱不释手，即使在经济比较拮据的时候，也经常买书。有一次把新书拿到课堂上给同学们看，由于害怕沾了粉笔末儿的手弄脏了书，他战战兢兢地用袖子托着书，可见其爱书之深。他一生博览群书，也珍藏了不少珍贵书籍。他于1939年病逝于重庆，所藏书由其夫人捐赠给山东省图书馆。他在1921年编写出版的《山东乡土教本》，将全省107县乡土分作60课，采用游记体，夹叙夹议，且图文并茂，符合小学生特点。他在《编辑大意》中指出：“本书对于山东文化的位置，人民的特性，外力的压迫，极力发挥，以养成儿童爱乡的观念。”
祁蕴璞对中国历史和地理有比较深入地研究，著述颇丰，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有《中华大地理志》《中华文化史纲要》《国际概况讲义》《国防地理》《新编初级中学地理教本》《山东乡土教材》等专著，以及《中国的灌溉文化》《山东地理概要》《抗战的新局面》等一系列论文。由于在地理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名誉会员称号。
祁蕴璞早年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任教时曾与7位同事建房居住在济南东郊，此地被人称为“七家村”，祁氏父子成名后，这里也被称为“祁家村”。祁蕴璞一生育有6个子女，在他的悉心培育和家庭熏陶下，在事业上均有所成就，特别是后来成考古学家的长子祁天民。
祁天民（1910—1939），字霈苍，又名延霈。先后就读于北平师大和清华大学，毕业后跟随着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从事考古发掘，为商周考古和海岱考古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来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新疆开展工作，化名祁天民，为新疆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祁天民从小聪颖好学，成绩优异。1916年，6岁的祁天民被父亲送到著名的济南模范小学读书。1922年，祁天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济南省立一中。从此以后，他更加发奋读书，成绩更加优秀。在学校每学期公布的优等生榜中，都有他的名字。在上中学的时候，祁天民除了认真学习学校开设的各门课程外，还大量阅读了其他书籍，特别是父亲写的每一本书。通过这些阅读，他对祖国广阔的疆域、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有了更广更深的了解和认识，这一方面培养了他对中国地理学的兴趣，增加了对地理学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培养了他的爱国情怀，增强了其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自尊心。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英国和日本的军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打死打伤中国的工人领袖和工人。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暴行。平时醉心于读书的祁天民毅然暂时放下书本，加入到了济南市进行的抗议“五卅惨案”的游行队伍当中，与大家一起奔走呼号，受到了最初的革命锻炼。
1928年，祁天民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翌年，又重新报名考入清华大学地理系，跟随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学习。曾担任学校地理学会总务股长，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职员。受其父亲的影响，他长期关注中国西北边疆历史地理。还在大学三年级时，他就写出了一篇两万余字的论文《帕米尔史地考》，发表在1932年的《清华周刊》文史专号上。历史学家尹达先生称这篇论文“孕育着爱国激情”，是“相当有分量的论文”。
祁天民不仅埋头做学问，而且抬头看社会，参加学校里的各种团体活动，参与到与普通民众的交流当中，投身于学生运动当中。他担任清华大学地理学会的总务股长，还是清华大学民众教育科的成员。按照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会章程》，学生会民众教育科的主要职责是“办理平民学校、校工学校及其他民众教育事业。”他是当时清华大学开办的平民学校的一名教员。同其他教员一样，祁天民在平民学校中的工作没有任何报酬，全部免费。他讲课特别认真，备课充分，能用学员们易于理解和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传授知识、讲述道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33年，祁天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地理学系，获地理学士学位。受聘为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第三组助理员。此后几年，祁天民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考古工作上。他所做的考古工作属于田野考古，大部分时间在野外，条件比较艰苦，但他非常乐观，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自己是“踏遍千山寻宝藏，涉尽万水求真理。”为了工作，他甚至没有时间回家看望妻子和年迈的父母。但家人非常理解他，一直默默地支持着祁天民先生的事业。
祁天民所参加的重要考古活动主要有三次：发掘殷墟王陵、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和陪同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前往四川西部考察。其时，他和尹达、石璋如等人鼓动梁思永，带领大家寻找商代的王陵，确认了侯家庄西北冈墓地。1934、1935两年，他们对殷墟王陵进行了大规模发掘。祁天民除了负责对其中的4座墓葬进行地质测量以外，还直接主持了二号墓的发掘，为此次发掘做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他又和尹达一起，在梁思永的领导下，对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这次发掘的墓葬中随葬品非常丰富，大大丰富了学者们对龙山文化文化内涵的认识。在这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中，祁天民写出了《山东日照考古调查记》《山东日照两城镇大孤堆发掘报告》和《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等多篇论文。《中国考古学报》上刊登的《祁延霈先生事略》这样评价祁天民先生：“君又善于测量，审于地质，每次发掘，地形图多由君绘制；出土文物，质料多由君鉴定。君短小精勤，体力过人，凡所分担工作，案无存留，每调查爬山涉水时，辄前侪辈，诚考古界之英俊也。”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曾在20世纪20年代来过中国，并且发现了仰韶村等著名遗址，对中国的考古事业和史前史研究有所贡献。1937年，安特生再一次来到中国，访问了祁天民所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并要求到地处中国内地的四川西部（当时四川、西康一带）考查。史语所在征得国民政府同意后派祁天民作为安特生的助手一同前往。在这次考古活动中，安特生不时支起测量仪对当地的地质地形进行测量，这引起了祁天民的警觉，根据尹达先生的回忆，祁天民通过仔细观察，认定安特生是以学者面貌出现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侦探。于是，当安特生再支起测量仪的时候，他就毫不客气地予以制止，使这位考古学家的阴谋未能得逞。但现在有学者根据安特生的名著《中国史前史研究》中的一封信以及一些档案资料，质疑安特生是帝国主义特务的说法。这或许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场误会。在给高本汉的信中，安特生还对祁天民先生的能力表示赞赏，并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
而这场“误会”也正好说明了祁天民虽然做的是“死人”的学问，但没有一刻不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通过切身体验，他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和不抗日非常失望，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圣地延安产生了深深的向往。1937年，他放弃了在史语所的优厚待遇，离别家人，和尹达等人越过重重封锁，来到了延安。
到达延安后，祁天民等被安排到著名的陕北公学学习，这所学校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基地，毕业的学员大部分被安排到前线抗日。经过几个月的理论学习和军事锻炼，祁天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并于当年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新疆军阀盛世才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盛世才要求中国共产党向新疆派遣干部，祁天民就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为了工作方便，他化名祁天民，寓意“天山之民”。
1938年，祁天民被分配到新疆学院，任学院秘书兼教育系主任。新疆学院虽然是当时新疆的最高学府，但是校风涣散，师资力量薄弱，开设的课程较少。祁天民到任后，协助主持实际工作的教务长、中国共产党党员林基路对学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他们以延安“抗大”为样板，用革命精神教育师生，制定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八字校训，大力提倡集体主义，号召师生团结抗日；从延安、新疆当地和苏联延聘了专业教师，增强了师资力量；增设了理工系、土木工程系、俄语系，增开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经过这一番整顿，新疆学院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教学质量提高，而且师生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抗日情绪日益高涨，被誉为“抗大第二”。
新疆学院的这些变化引起了盛世才的高度警觉，他深怕新疆学院的这些变化会给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带来威胁，1939年，他以“加强地方工作”为由，将林基路、祁天民、许亮、杨梅生四位共产党员全部调离学院。祁天民被调往哈密任区教育局局长。在他来到哈密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帮助新疆当局迅速改善了哈密地区的教育状况，但还存在着教育设施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等弱点。针对这种状况，祁天民采取了许多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哈密区教育局，加强对学校和社会教育领导、组织和协调；组织教师培训班，从高小毕业生中择优培训为教师，解决了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多方协调，利用各族文化促进会的资金陆续建立起二十多所会立小学。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哈密地区的学龄儿童入学率竟然达到了60%，这在当时，称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祁天民真心为各族人民普及教育的活动使他赢得了哈密地区各族人民的尊敬。
但不幸的是，这位为哈密地区各族人民爱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位还准备为抗日战争和新疆人民继续工作的年轻学者，因对新疆气候的不适应，1939年11月，染上了严重的风寒，夜里发高烧至40摄氏度。而当地的医疗条件又比较差，送往医院后，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持续恶化，终告不治。
祁天民病逝后，新疆各族人民无限悲痛，哈密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的群众近千人。维吾尔族的群众按照他们的民族习惯为他举行了葬礼，并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了八个大字：天山永孝，正气长存。1946年8月5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向祁天民致祭》的悼念诗文。8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他为“新疆死难9烈士”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中央民政部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代表中央政府向祁天民的独子祁鲁梁补发了《祁天民革命烈士证明书》。在乌鲁木齐“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陈列着关于祁天民先生生平事迹的历史资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会还将祁天民列为全国500名立传人物之一。
（李建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