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言吾（1881—1935），又名朱培元，江苏江都人，毕业于南京实业学堂。1915—1928年，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先后担任副矿师、总矿师、副经理兼总矿师等职，他是中国第一位总矿师，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唯一的中国总矿师。
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由张莲芬于1899年正式创建，是当时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唯一能与“外煤”竞争的煤矿。清末民初，公司采买了大批近代化新式设备，却没有专职的技术管理人员。因缺乏技术人员，公司只好与设备商德国西门子公司签订合同，以每人每月300块银元的代价，雇用他们推荐的德国电机师劳森等人，来组织安装和进行生产管理。整个煤矿的经营管理和开采生产，基本沿袭传统土窑旧制。
枣庄煤田有近千年的开采历史，其周围遍布古井，且大都充满积水，一旦采煤打透，就会造成严重灾难。1915年2月1日，由于德籍工矿师高夫曼对地质情况的不熟悉和指挥失当，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当日6时左右，废井内积水混着瓦斯突然爆炸。面对这种危急局面，高夫曼束手无策，致当班的井下矿工458人遇难、两百余人受伤。
这次惨重灾难，还导致大井设备和工程遭到严重的破坏。事故过后两个星期，灭火、排水、输风、清理维修井道等工作仍由高夫曼主持。高夫曼先后采取了巷道注水、高墙截断风等措施，终究于事无补，黔驴技穷后，只好辞职卸任。中兴煤矿公司便另聘朱言吾为总矿师，负责灭火、排水工作。
朱言吾接任总矿师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排水灭火。为此，他吸取高夫曼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教训，改而采取稳健的步骤，全面规划，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工作：
一是灭火。由于火患区相距大井只有五十余尺的距离，一旦余火再燃，公司的损失将会更大。为此，朱言吾先组织部分灌注，又在其间修筑14道水墙，隔断煤巷约五百尺，并放水一千七百余吨，火势才逐渐熄灭。
二是排水。事故发生后，大井下面皆成积水之区，当时下山有抽水机两部，每分钟约可抽水1吨。当时估计，如果没有阻碍，3个月之内可把所有积水全部抽光。但是，由于漫水冲积，各下行坑道皆有积炭、棚木、铁道交错纵横，所以抽水机向下移行，就必须先清理道障，才能前进；加之抽水机下行时，气、水两管均需接长，这又要耽延时日。直至10月25日，积水才退出900尺大井，尚有四百余尺积水于下行坑道。而这些下行坑道又都各不相通，必须一个一个进行排泄，致使时间更加拖长。再加原来大井灌水时，各处煤墩因久浸水中，质体松动，棚木更移，加之四周旧井空隙又多，一有震动，西段上山的积水又复下泄。排水工作面临诸种困难，所以到1916年8月，才将积水基本排除。
三是输风。灾难发生时，大井下面皆是废井涌出的积水，瓦斯浓度很高。事后，浅近处虽然通风，情况略有好转，但深远处仍然通风不足。再加各处风门都被冲毁，风向不一。下山蒸汽水机复又开动，回气升腾，空气中充满潮气，风量供给更显不足，致使各处工程均失去周转之力。高夫曼在任时，虽扩大了回风道，并布置好各处风门，但由于余火复燃，情况转糟。朱言吾对此果断采取“一面移安风扇，加添气管风量”；一面“开凿石门，另辟风路”，最终在第二年8月，将输风与排水工作一并完成。
四是清理、整修巷道。在抢险修复工程初期，公司所有人力、物力都集中于救火治水之处，直到8月水势下落后，才开始着手于巷道的清理与整修工作。大井经此重创，当时的巷道情况极为恶劣，“若东大巷之尸骸狼藉，北石门之积水湍流，东西煤仓则积有煤气，不能通风，均足为进行之困难。”至于破坏情况，就更加严重：“以巷道言，则皆毁坏一空；以棚木言，则皆倒塌殆遍；以辘轳言，则皆飘落无存；以巷道言，则皆歪斜欲陷。”为将矿井清理恢复原貌，朱言吾督率全矿技术骨干，分工进行清理，经昼夜抢修，最终于第二年8月，将井下清理抢修工作基本完成。
中兴煤矿公司这场惨重灾变，造成大井停产半年，修复工程长达18个月，损失惨重。经此灾变，张莲芬于1916年忧极辞世。中兴煤矿公司于1916年11月在天津召开第六次股东会，对公司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整顿。之后，又对企业的技术管理进行了改进，鉴于朱言吾矿井恢复工作中表现出的卓异才干，公司委任其继续担任总矿师。
1920年，为适应当时国内民族工业飞速发展的形势，中兴煤矿公司再度添招股本，筹备建设第二大井。新大井从勘查、钻探、设计到施工，一切技术工作全由朱言吾负责主持。在新大井的建设工程中，朱言吾进一步显露了他的才华，因而煤矿公司对他更加器重。他曾数次婉言辞谢公司对他的聘任，计划出国考察欧美的煤炭工业状况，但公司始终坚留不放。最后公司答允待新大井竣工后，由公司资助出洋考察，他才不得不接受聘任。
在新大井建设工程中，面临困难重重。早在1917年春，为选择好新大井建设地点，朱言吾征得公司董事会同意，确定对周围煤层进行一次钻探。此间先后经历了向美国订购新钻机、“土匪”滋扰、洋技师受到惊吓离去等波折，直到1920年5月，方才钻探完朱言吾指定的田庄以东、小王庄以西的14个钻孔，为大井工程取得了较为丰富准确的资料。
1924年夏天，二号大井全部建成投产。大井井筒的直径为4.7米，深度287米，井口铁架高28米，附建煤楼3层，中层连接天桥，下层设置筛煤机及拣煤槽。绞车房位于井口南面，装有720千瓦的电绞车，用直径1.5寸的钢丝绳提绞罐笼，每次提煤4车，每车容量600公斤，平均每50秒提煤一次，每日两班生产可出煤2700吨。
新大井不仅工程设施和机器设备比一号大井更加宏大先进，而且还是当时华东地区最大的矿井。这座大井完全由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自己建造，这在近代民族矿业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大井竣工后，朱言吾即以“丰富阅历，增长知识”“俾作他山攻玉”为由，于1924年8月辞去待遇优厚的中兴煤矿公司总矿师的职务，赴欧美考察各国煤炭工业生产情况。朱言吾先后游历了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伦3岛。在欧洲逗留约三月有余，复又于1925年2月到达美国，考察一月有余后，由温哥华乘船回国。此行共计6个月零5天，调查欧美诸国煤矿三十余座，工厂四十余处，著有《调查欧美矿业情形报告》。
朱言吾归国后，中兴煤矿公司又聘请他担任驻矿副经理兼总矿师，在他出国期间兼任总矿师的副经理张温卿为副矿师。直到1928年，公司聘请克礼柯（德国人）为总矿师时，他才返回南方定居，并曾一度被选为该中兴公司的监察人。
朱言吾为了枣庄煤矿的发展可以说呕心沥血，常常为解一难题，看书、查资料至深夜乃至不眠，平时还坚持与广大工人并肩奋战，同甘共苦，刚过不惑之年，已经两鬓斑白，终至积劳成疾，1929年47岁的朱言吾先生身患重病，回到了家乡，拿出平生积蓄近2万银元购买了扬州个园，又以数千银元修缮装修，隐居于此，但是可惜的是已经病入膏肓之人，不幸于1936年7月病逝。他是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理念和技术运用中国煤矿发展的先行者，对于他的贡献，中国人民没齿不忘，对于他的去世，知者为之哀悼。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书写了“长才未尽”挽词对其悼念，当时的政府要员翁文灏、朱启钤等也纷纷送挽联、挽词，寄托哀思。
（党明德）
朱言吾
朱言吾（1881—1935），又名朱培元，江苏江都人，毕业于南京实业学堂。1915—1928年，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先后担任副矿师、总矿师、副经理兼总矿师等职，他是中国第一位总矿师，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唯一的中国总矿师。
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由张莲芬于1899年正式创建，是当时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唯一能与“外煤”竞争的煤矿。清末民初，公司采买了大批近代化新式设备，却没有专职的技术管理人员。因缺乏技术人员，公司只好与设备商德国西门子公司签订合同，以每人每月300块银元的代价，雇用他们推荐的德国电机师劳森等人，来组织安装和进行生产管理。整个煤矿的经营管理和开采生产，基本沿袭传统土窑旧制。
枣庄煤田有近千年的开采历史，其周围遍布古井，且大都充满积水，一旦采煤打透，就会造成严重灾难。1915年2月1日，由于德籍工矿师高夫曼对地质情况的不熟悉和指挥失当，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当日6时左右，废井内积水混着瓦斯突然爆炸。面对这种危急局面，高夫曼束手无策，致当班的井下矿工458人遇难、两百余人受伤。
这次惨重灾难，还导致大井设备和工程遭到严重的破坏。事故过后两个星期，灭火、排水、输风、清理维修井道等工作仍由高夫曼主持。高夫曼先后采取了巷道注水、高墙截断风等措施，终究于事无补，黔驴技穷后，只好辞职卸任。中兴煤矿公司便另聘朱言吾为总矿师，负责灭火、排水工作。
朱言吾接任总矿师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排水灭火。为此，他吸取高夫曼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教训，改而采取稳健的步骤，全面规划，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工作：
一是灭火。由于火患区相距大井只有五十余尺的距离，一旦余火再燃，公司的损失将会更大。为此，朱言吾先组织部分灌注，又在其间修筑14道水墙，隔断煤巷约五百尺，并放水一千七百余吨，火势才逐渐熄灭。
二是排水。事故发生后，大井下面皆成积水之区，当时下山有抽水机两部，每分钟约可抽水1吨。当时估计，如果没有阻碍，3个月之内可把所有积水全部抽光。但是，由于漫水冲积，各下行坑道皆有积炭、棚木、铁道交错纵横，所以抽水机向下移行，就必须先清理道障，才能前进；加之抽水机下行时，气、水两管均需接长，这又要耽延时日。直至10月25日，积水才退出900尺大井，尚有四百余尺积水于下行坑道。而这些下行坑道又都各不相通，必须一个一个进行排泄，致使时间更加拖长。再加原来大井灌水时，各处煤墩因久浸水中，质体松动，棚木更移，加之四周旧井空隙又多，一有震动，西段上山的积水又复下泄。排水工作面临诸种困难，所以到1916年8月，才将积水基本排除。
三是输风。灾难发生时，大井下面皆是废井涌出的积水，瓦斯浓度很高。事后，浅近处虽然通风，情况略有好转，但深远处仍然通风不足。再加各处风门都被冲毁，风向不一。下山蒸汽水机复又开动，回气升腾，空气中充满潮气，风量供给更显不足，致使各处工程均失去周转之力。高夫曼在任时，虽扩大了回风道，并布置好各处风门，但由于余火复燃，情况转糟。朱言吾对此果断采取“一面移安风扇，加添气管风量”；一面“开凿石门，另辟风路”，最终在第二年8月，将输风与排水工作一并完成。
四是清理、整修巷道。在抢险修复工程初期，公司所有人力、物力都集中于救火治水之处，直到8月水势下落后，才开始着手于巷道的清理与整修工作。大井经此重创，当时的巷道情况极为恶劣，“若东大巷之尸骸狼藉，北石门之积水湍流，东西煤仓则积有煤气，不能通风，均足为进行之困难。”至于破坏情况，就更加严重：“以巷道言，则皆毁坏一空；以棚木言，则皆倒塌殆遍；以辘轳言，则皆飘落无存；以巷道言，则皆歪斜欲陷。”为将矿井清理恢复原貌，朱言吾督率全矿技术骨干，分工进行清理，经昼夜抢修，最终于第二年8月，将井下清理抢修工作基本完成。
中兴煤矿公司这场惨重灾变，造成大井停产半年，修复工程长达18个月，损失惨重。经此灾变，张莲芬于1916年忧极辞世。中兴煤矿公司于1916年11月在天津召开第六次股东会，对公司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整顿。之后，又对企业的技术管理进行了改进，鉴于朱言吾矿井恢复工作中表现出的卓异才干，公司委任其继续担任总矿师。
1920年，为适应当时国内民族工业飞速发展的形势，中兴煤矿公司再度添招股本，筹备建设第二大井。新大井从勘查、钻探、设计到施工，一切技术工作全由朱言吾负责主持。在新大井的建设工程中，朱言吾进一步显露了他的才华，因而煤矿公司对他更加器重。他曾数次婉言辞谢公司对他的聘任，计划出国考察欧美的煤炭工业状况，但公司始终坚留不放。最后公司答允待新大井竣工后，由公司资助出洋考察，他才不得不接受聘任。
在新大井建设工程中，面临困难重重。早在1917年春，为选择好新大井建设地点，朱言吾征得公司董事会同意，确定对周围煤层进行一次钻探。此间先后经历了向美国订购新钻机、“土匪”滋扰、洋技师受到惊吓离去等波折，直到1920年5月，方才钻探完朱言吾指定的田庄以东、小王庄以西的14个钻孔，为大井工程取得了较为丰富准确的资料。
1924年夏天，二号大井全部建成投产。大井井筒的直径为4.7米，深度287米，井口铁架高28米，附建煤楼3层，中层连接天桥，下层设置筛煤机及拣煤槽。绞车房位于井口南面，装有720千瓦的电绞车，用直径1.5寸的钢丝绳提绞罐笼，每次提煤4车，每车容量600公斤，平均每50秒提煤一次，每日两班生产可出煤2700吨。
新大井不仅工程设施和机器设备比一号大井更加宏大先进，而且还是当时华东地区最大的矿井。这座大井完全由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自己建造，这在近代民族矿业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大井竣工后，朱言吾即以“丰富阅历，增长知识”“俾作他山攻玉”为由，于1924年8月辞去待遇优厚的中兴煤矿公司总矿师的职务，赴欧美考察各国煤炭工业生产情况。朱言吾先后游历了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伦3岛。在欧洲逗留约三月有余，复又于1925年2月到达美国，考察一月有余后，由温哥华乘船回国。此行共计6个月零5天，调查欧美诸国煤矿三十余座，工厂四十余处，著有《调查欧美矿业情形报告》。
朱言吾归国后，中兴煤矿公司又聘请他担任驻矿副经理兼总矿师，在他出国期间兼任总矿师的副经理张温卿为副矿师。直到1928年，公司聘请克礼柯（德国人）为总矿师时，他才返回南方定居，并曾一度被选为该中兴公司的监察人。
朱言吾为了枣庄煤矿的发展可以说呕心沥血，常常为解一难题，看书、查资料至深夜乃至不眠，平时还坚持与广大工人并肩奋战，同甘共苦，刚过不惑之年，已经两鬓斑白，终至积劳成疾，1929年47岁的朱言吾先生身患重病，回到了家乡，拿出平生积蓄近2万银元购买了扬州个园，又以数千银元修缮装修，隐居于此，但是可惜的是已经病入膏肓之人，不幸于1936年7月病逝。他是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理念和技术运用中国煤矿发展的先行者，对于他的贡献，中国人民没齿不忘，对于他的去世，知者为之哀悼。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书写了“长才未尽”挽词对其悼念，当时的政府要员翁文灏、朱启钤等也纷纷送挽联、挽词，寄托哀思。
（党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