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莲溪（1853—1913），字淑廉，号六愚，原名高继昌，泰安大汶口东武家庄人。是近代妇科名医。
高莲溪自幼就赞赏范仲淹的“不做良相就做名医”的名言，原本也想走科举之路，入私塾学习，但后因为母生病，就改变了人生道路，专心学起了医学。将《内经》《难经》《神农本草》《伤寒》《金匮》等医学经典认真研读，并且以妇科为主攻方向，由于刻苦钻研，不几年，他的医术就出名了。他治病重视总结经验，注意记录，经常分析比较，到了晚年，他把一些经典案例进行整理，历时11年，著成《胎产方案》一书。这本书对妇女产科论述尤为精到，对妇女的胎前、产后及临产诸疾证治，非常有独到见解。但非常遗憾的是，在他有生之年没有能够看到这本书出版。他死后20年，他的儿子高宗岳在爱国名将冯玉祥以及范明枢支持下才得以出版，冯、范二先生并为本书题词。
高莲溪治病有成效，主要依靠“补法”。“补法”是中医治病的8个方法之一，8法是汗、吐、下、和、温、清、消、补8种手法。其中“补法”又叫“补益法”，运用具有补益作用的方药，以消除虚弱征候的一种治疗方法。由于高莲溪精于看妇产科，妇女从怀孕到生产，要消耗大量的营养和能量，一般身体会虚弱，所以崇尚用补法，而且这个时候的妇女最需要营养，所以，高莲溪继承历代医学家重视后天之本的传统，在临床中充分应用“补法”。他认为：当时民生凋敝，营养不足，所以妇女所得之病以虚证为多数，所以他在“胎前总论”中提出了“凡妊娠脾胃健旺，血气充足，则胎安产顺。惟禀赋不足而气血衰，脾胃弱，劳役过，以致诸证百出”的论点。
高莲溪用药主张宜精，不宜繁。他主张治病一定要诊断准确。认为用药治病关键在于对症，能轻可去实者，就不用重剂，能单方奏效者则不用复方。所以他用药组方要求宜少而精，每方不宜超过6—8味，更不宜大方，以防止药方大而杂，使药力不专；药性宜温不宜过用苦寒，以防损伤生生之阳；不宜久用辛热之药，以防燥热伤阴之弊，因症施用，不可偏废。用药之轻，在近世名医中是少见的。以胎前诸病为例，所用之药大都在五分至一钱五分，很少超过三钱者。考其方小药轻而愈病的主要原因是在于辨证明确，配方精当，这对于妇产科是非常适宜的。
由于他主要用补法治病，因此，他重视食疗。产后伤食，如果消导过多，必致绝欲难治，急以长生活命饮救之，方用人参二钱，水二碗煎八分，以馒头烧焦（研末）三钱调服，等等，这些方法简单易行，值得临床试用与研究。
他注重继承传统，更注重博采众长，立意创新。《素问·阴阳别论》与《平人气象论》中曾有“阴搏阳别，谓之有子”“妇人手少阴动甚者妊子也”的论述，历代医家多有争议。他认真体会，融会贯通，提出了新的医学观点。他对“胎产脉法”中关于“少阴脉”一句理解为：“少阴心之脉也，心主血，今心脉往来流利而独动，乃血旺成胎之象，故可知其有孕。”又说：“动者如豆粒之通指而动也。”指出了手少阴动甚的部位即左手寸部，这一认识恰与明代马元台、张景岳、李士材，清代林之翰之说不谋而合。在继承这个学说基础上，他又提出“滑疾不散，胎必三月”“弦疾不散，五月可决”的论点，这与现代医学中的理论极为吻合。很多医生认为“胎前宜凉”，他研究后认为：“胎前之病以虚为主，而脾胃弱者更多，因此应取微温、平补之法以补虚救偏、扶正抑邪。”故在临床治疗中常根据情况酌加益气健脾之物品，所以他在胎前治疗诸方中用参术者占45%，但很少用黄芪。他认为：“黄芪多用能肥胎，可导致难产，砂仁多用能动血行胎，均为经验之谈。”另外，他对妊娠的治疗，除强调补气健脾之外，还注重养血和补充营养。他的《胎产方案》一书中对胎前诸病方剂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分析，全书共37症，67方，其中用川芎、当归者34方。在川芎、当归的用量上亦有特点，即当归用量数倍于川芎，其用意在于“既能养血，又能保胎”。据现代中药药理研究，证明川芎小量能收缩血管，故能“止血安胎”，大剂量反扩张血管，松弛了宫平滑肌，故能“活血乃至破血。”他对川芎用量一般为五分至一钱，最大量亦未超过三钱，最小用量为二分，可见高莲溪用药的造诣。
他医德高尚，年近6旬时，被聘为泰安“益寿堂”坐堂医师。四方求诊者盈室。他对病人，不论贵贱皆精心诊治，从不接受馈赠。群众欲向其赠匾，他说：“吾平生无他技，仅以医术救人，是吾应尽之职责，何须颂扬!”坚辞不受。他治病怜苦惜贫。对于贵重药品，能用低廉药品代替者尽力代替，例如对人参的应用，根据病家的经济情况分“有力、稍有力、无力”三等。若有力者，照方用之；稍有力者，减半用之；无力者以党参代之。他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被人们称颂，被誉为“女界慈航”。
（党红星）
高莲溪
高莲溪（1853—1913），字淑廉，号六愚，原名高继昌，泰安大汶口东武家庄人。是近代妇科名医。
高莲溪自幼就赞赏范仲淹的“不做良相就做名医”的名言，原本也想走科举之路，入私塾学习，但后因为母生病，就改变了人生道路，专心学起了医学。将《内经》《难经》《神农本草》《伤寒》《金匮》等医学经典认真研读，并且以妇科为主攻方向，由于刻苦钻研，不几年，他的医术就出名了。他治病重视总结经验，注意记录，经常分析比较，到了晚年，他把一些经典案例进行整理，历时11年，著成《胎产方案》一书。这本书对妇女产科论述尤为精到，对妇女的胎前、产后及临产诸疾证治，非常有独到见解。但非常遗憾的是，在他有生之年没有能够看到这本书出版。他死后20年，他的儿子高宗岳在爱国名将冯玉祥以及范明枢支持下才得以出版，冯、范二先生并为本书题词。
高莲溪治病有成效，主要依靠“补法”。“补法”是中医治病的8个方法之一，8法是汗、吐、下、和、温、清、消、补8种手法。其中“补法”又叫“补益法”，运用具有补益作用的方药，以消除虚弱征候的一种治疗方法。由于高莲溪精于看妇产科，妇女从怀孕到生产，要消耗大量的营养和能量，一般身体会虚弱，所以崇尚用补法，而且这个时候的妇女最需要营养，所以，高莲溪继承历代医学家重视后天之本的传统，在临床中充分应用“补法”。他认为：当时民生凋敝，营养不足，所以妇女所得之病以虚证为多数，所以他在“胎前总论”中提出了“凡妊娠脾胃健旺，血气充足，则胎安产顺。惟禀赋不足而气血衰，脾胃弱，劳役过，以致诸证百出”的论点。
高莲溪用药主张宜精，不宜繁。他主张治病一定要诊断准确。认为用药治病关键在于对症，能轻可去实者，就不用重剂，能单方奏效者则不用复方。所以他用药组方要求宜少而精，每方不宜超过6—8味，更不宜大方，以防止药方大而杂，使药力不专；药性宜温不宜过用苦寒，以防损伤生生之阳；不宜久用辛热之药，以防燥热伤阴之弊，因症施用，不可偏废。用药之轻，在近世名医中是少见的。以胎前诸病为例，所用之药大都在五分至一钱五分，很少超过三钱者。考其方小药轻而愈病的主要原因是在于辨证明确，配方精当，这对于妇产科是非常适宜的。
由于他主要用补法治病，因此，他重视食疗。产后伤食，如果消导过多，必致绝欲难治，急以长生活命饮救之，方用人参二钱，水二碗煎八分，以馒头烧焦（研末）三钱调服，等等，这些方法简单易行，值得临床试用与研究。
他注重继承传统，更注重博采众长，立意创新。《素问·阴阳别论》与《平人气象论》中曾有“阴搏阳别，谓之有子”“妇人手少阴动甚者妊子也”的论述，历代医家多有争议。他认真体会，融会贯通，提出了新的医学观点。他对“胎产脉法”中关于“少阴脉”一句理解为：“少阴心之脉也，心主血，今心脉往来流利而独动，乃血旺成胎之象，故可知其有孕。”又说：“动者如豆粒之通指而动也。”指出了手少阴动甚的部位即左手寸部，这一认识恰与明代马元台、张景岳、李士材，清代林之翰之说不谋而合。在继承这个学说基础上，他又提出“滑疾不散，胎必三月”“弦疾不散，五月可决”的论点，这与现代医学中的理论极为吻合。很多医生认为“胎前宜凉”，他研究后认为：“胎前之病以虚为主，而脾胃弱者更多，因此应取微温、平补之法以补虚救偏、扶正抑邪。”故在临床治疗中常根据情况酌加益气健脾之物品，所以他在胎前治疗诸方中用参术者占45%，但很少用黄芪。他认为：“黄芪多用能肥胎，可导致难产，砂仁多用能动血行胎，均为经验之谈。”另外，他对妊娠的治疗，除强调补气健脾之外，还注重养血和补充营养。他的《胎产方案》一书中对胎前诸病方剂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分析，全书共37症，67方，其中用川芎、当归者34方。在川芎、当归的用量上亦有特点，即当归用量数倍于川芎，其用意在于“既能养血，又能保胎”。据现代中药药理研究，证明川芎小量能收缩血管，故能“止血安胎”，大剂量反扩张血管，松弛了宫平滑肌，故能“活血乃至破血。”他对川芎用量一般为五分至一钱，最大量亦未超过三钱，最小用量为二分，可见高莲溪用药的造诣。
他医德高尚，年近6旬时，被聘为泰安“益寿堂”坐堂医师。四方求诊者盈室。他对病人，不论贵贱皆精心诊治，从不接受馈赠。群众欲向其赠匾，他说：“吾平生无他技，仅以医术救人，是吾应尽之职责，何须颂扬!”坚辞不受。他治病怜苦惜贫。对于贵重药品，能用低廉药品代替者尽力代替，例如对人参的应用，根据病家的经济情况分“有力、稍有力、无力”三等。若有力者，照方用之；稍有力者，减半用之；无力者以党参代之。他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被人们称颂，被誉为“女界慈航”。
（党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