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好文（生卒年不详），字惟中，先祖世居单州（今单县），金亡后徙居大名府之东明（今属山东）。
至治元年（1321）进士及第，授为大名路浚州判官。后入朝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国子监助教。泰定四年（1327），被任为太常博士。编绘有《长安志图》3卷，是著名的地理学家。
李好文的父亲李凤，字翔卿，一字舜仪。自幼好学，勤奋读书，“幼嗜学，休沐不废。”李凤曾经担任大名、广平郡（今属河北）。大德末，到了京师大都（今北京），出任国子助教。六七年后，“病还东明，远近学者从之，常以百数。”卒后赠从仕郎、郊祀署丞，加赠奉议大夫、太常礼仪院判官、骁骑尉，追封东明县子。李好文继承家风，自幼也十分好学。在父亲的教育培养下，刻苦攻读。至治元年（1321），终于以明经登进士第。登第后李好文被授予大名路浚州（治今河南浚县）判官，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国子助教。泰定四年（1327），被任为太常博士。
李好文十分重视礼仪，并对此有深入的研究。有一次朝廷失窃，盗贼偷窃了元太祖成吉思汗庙中的神主（牌位）。为了这事李好文上奏说：“按照古代的礼制，神主应当用木头制作，用金银玉石制成的祭祀用具，应当别用一间屋保管起来，以免被盗。”他又说：“自我朝先祖建国以来，已有七八十年，每次遇到大的礼节，都是临时将祭祀用具取来用，太常博士不过是按照惯例应答用而已。”李好文还针对礼乐之事朝廷没有制订统一的标准，告知掌管太常仪礼院的长官，请上级从部下属吏中选择了几个人，来制定礼仪规范。又请求调用书库中的各种有关文字材料，以采录选择。三年之后，该书纂修完成，名为《太常集礼》。该书共51卷，《元史》题作50卷，有误。其中郊祀9卷，社稷3卷，宗庙21卷，舆服2卷，乐7卷，诸神祀3卷，诸臣请谥及官制因革典籍录6卷。“事核文直，汇杂出而易见，盖太常之实录也。”后来李好文拜监察御史，出佥河南、浙东两道廉访司事。
李好文为官清廉，处事公道，不畏权贵。能够秉公执法，甚至敢于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不同意见。一次他到河东去检录审验狱中的囚犯，有个叫立拜拜的囚犯，犯的是杀人罪，却未找到凶器和足够的证据，押了14年还没有决断。李好文说：哪里有判决不了的案子拖延这么久的！下令立即将其释放。诸侯王的师傅撒都剌用脚把别人踢死。当时负责案件的官员认为撒都剌杀人非刃，当杖之。李好文却认为：“怙势杀人，甚于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杀之，其情为尤重。”于是判处撒都剌死刑。消息传出，河东为之震动。还有一次朝廷派使者出巡西蜀（今四川成都），使者官报私仇，污蔑西蜀廉访使曾文博、佥事兀马儿和王武等人犯罪。曾文博被迫害死；兀马儿忍受不了拷打而被迫承认有罪，王武不屈服，被处以轻君侮上之罪。李好文闻听后说：“奉使代替天子巡行四方，应当察问民间百姓的疾苦，处罚邪恶，伸张正义。而现在，从行者到各郡县，不曾听说举劾过一个人，唯独有关的官吏，却没一个能够幸免的，这怎么符合正大光明的原则呢？”李好文便率领御史极力辩解王武等人的冤枉之情，并谈了十几件奉使不法的事情，坚决要求罢免奉使之职。元统末，元顺帝欲改用“至元”纪元。因元世祖忽必烈已经使用过至元纪年，李好文上书说：“年号袭用过去已经用过的，自古以来也未曾听说。袭用过去的名字，却没有当时的实际，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并且谈了现在比不上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的情况有十几条。尽管顺帝最后并没有采纳李好文的意见，而仍然使用了至元纪年，但李好文敢于直言的精神令众人敬佩。
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亲享太室，召李好文为太常礼仪院事。顺帝祭祀至宁宗室时，因为自己是宁宗的哥哥（顺帝是长子，宁宗是次子），到元宁宗的庙中时，派阿鲁问李好文说：“哥哥可以向弟弟行拜礼吗？”李好文和博士刘闻回答说：“即帝位在别人之后，就应该行后代之礼。”元顺帝便行了拜礼。从此以后，元顺帝每次亲自主持祭礼，必定命李好文充任礼仪使之职以辅助祭祀。
至正元年（1341），除国子祭酒，改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迁河东道廉访使。三年（1343），召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四年（1344），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未行，改礼部尚书，与修金、宋二史，除治书侍御史，仍与史事，俄除参议中书省事，已而复除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这是李好文第二次到陕西行台做官，因此他对陕西的情况比较熟悉，这为他编绘《长安志图》奠定了基础。六年（1346），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又迁改集贤侍讲学士，仍兼祭酒。九年（1349），出参湖广行省政，改湖北道廉访使，寻召为太常礼仪院使。至正十年（1350），元顺帝因为皇太子年龄逐渐长大，为加强教育，开设端本堂，令皇太子入学其中，令右丞相脱脱，大司徒牙不花二人负责端本堂的事务，而命李好文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参与教育皇太子之事。李好文极力推辞，上书宰相说：“古代三代的圣明君王，没有不把教育太子放在优先的位置上。盖帝王君主治理天下之术为根本，古代圣贤的道保存在经书之中，而传司经书是为明习治天下之道，出京师治理民政事务是为了锻炼能力，关系重大，关键在于要选得合适的人。如果自身的品德行为不足为人楷模，便不能胜任辅导教育太子德行的重任。如果自身学问不是臻于高深的境界，便不足以启发太子的聪明才智。应该选求品学兼优的鸿儒，以辅助养育有关国家兴衰的盛事。而我李好文天资本来就低下，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素来就很轻，草野乡村的习气已积久成习，难以祛除，章句学问的功夫又因忙于俗事而耽误已久。突然肩负这样的重托，实在是难以担当。请一定选择比我更好的人，这样国家可以因得人而兴盛，而我也免于被别人讥刺，妨碍贤人进身之路。”丞相把李好文的书信呈献给了元顺帝，元顺帝对他的行为十分赞叹，但是没有答应李好文的请求。
在教授皇太子期间，李好文根据前代帝王的事迹编成《历代帝王宝鉴》。又将《孝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书的要点摘出来，按照经书的意思加以注释。还博取历史传记和前代学者的论说中那些有关治理国家的纲领，并和经书的意旨相契合的，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仿照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的体例，写成一本11卷的书，书名为《端本堂经训要义》，写上奏章，奉献给元顺帝。元顺帝诏令将此书送到端本堂，命皇太子学习。
至正十六年（1356），李好文又上书皇太子说：“臣所要说的，就是以前进献的经典中所讲的，殿下应以臣所进的各书，参考《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书，如果真能够一一参悟前推广应用，以致天下太平，实在也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皇太子非常认真地接纳了李好文的话和书。
以后，李好文屡次以年老为由请求辞官，一而再，再而三，遂被拜为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的俸禄以终其身。
除了教授太子，李好文还参加过元朝的一些科举考试，为元王朝选拔人才。至正五年（1345）乙酉科廷试，他以治书侍御史出任廷试读卷官；至正十一年（1351）辛卯科廷试，他以太子谕德出任廷试提调官；至正二十年（1360）庚子科会试，他以翰林学士承旨出任同知贡举。李好文自英宗至顺帝前后历官六朝，三十余年，“官职二十四迁，皆通显。”
李好文擅长诗文，颇负盛名。登第之前，他曾写古文数十篇，流传至京师，受到元代文豪张养浩、元明善等人的赞赏，并力荐之于朝。李好文一生著述丰富，除了教授太子时编撰的著作《历代帝王宝鉴》《端本堂经训要义》《大宝录》《大宝龟鉴》之外，李好文还参与编修《金史》和《宋史》。
《长安志图》是李好文在地理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该书是李好文所编绘的元代西安地区十分重要的方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曾将书名误作《长安图记》。《元史》所录李好文的著作中，遗漏了《长安志图》，这不能不说是《元史》编撰者的一大疏漏，所以清人批评说“《元史》疏漏，此亦一端矣。”
《长安志图》分为上中下3卷。上卷原有14幅图，分别是《汉三辅图》《奉元州县图》《太华图》《汉故长安城图》《唐宫城坊市总图》《唐禁苑图》《唐大明宫图》《唐宫城图》《唐皇城图》《唐京城坊市图》《唐城市制度图》《奉元城图》《城南名胜古迹图》《唐骊山宫图》。今存11幅，其中《唐宫城坊市总图》《唐皇城图》《唐京城坊市图》3幅已佚，所存11幅中，只有《汉故长安城图》和《唐城市制度图》有图说，其余各图均无图说，而《唐骊山宫图》则分为上中下3幅。从上卷所收14幅图来看，其中唐图最多，兼有汉、元之图。中卷有4幅图，分别是《咸阳古迹图》《唐昭陵图》（分上下两幅）《唐建陵图》《唐乾陵图》。昭、建、乾三陵分别是唐太宗、肃宗、高宗之陵，其中昭陵图和建陵图，李好文依据的是北宋绍圣元年（1094）游师雄的《唐昭陵石刻图》，将之一分为三，分别制成《唐昭陵图上》《唐昭陵图下》和《唐肃宗建陵图》。配合各陵之图，李好文作有《唐陵图说》，简要介绍了唐诸陵概况、各陵的位置等。另外中卷还附有图志杂说18篇，分别是“龙首山”“北斗城”“赋语”“小儿原”“邨名”“汉瓦”“古瓦”“樊川”“杜陵”“前代陵冢”“华州乱石”“火余碑”“试官石”“关中碑刻”“图制”“水磨赋”“补遗”“秦瓦”，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地名沿革、文人诗赋、趣闻轶事、建筑材料、前代陵墓、自然灾害、古代碑刻、旧有图制等。下卷有《泾渠总图》和《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两幅图，并有泾渠图说、渠堰因革、洪堰制度、用水则例、设立屯田、建言利病和总论等内容，为研究元代陕西行省的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元史·河渠志》就引用了《长安志图》中的资料。《长安志图》的初稿成于至正二年（1342），至正四年（1344）李好文再度出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对原稿又做了补充，整部书稿最终成于至正四年。
《长安志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经训堂刊本。李好文编绘《长安志图》的背景、原因等，在其所撰《长安志图》原序中有详细交代：
关中天府之邑，土居上游，古称天地奥区神皋。周及汉唐都之，子孙皆数百岁，虽其积累深厚，亦曰神器之大，措之善也。观其创业垂统，规模宏廓，分郊画几，制作详密。城郭宫室之巨丽，市井风俗之阜繁，山川灵迹之雄伟奇谲，史册所书，稗官所记，文人硕士之揄扬颂叹，习而诵之，如谈蓬壶阆苑，钧天帝居，使人耳可得闻，目不可得而睹也。（原阙十三字）图见示当时，弗能尽晓，茫然（原阙五字）之。及来陕右，由潼关而西至长安，所过山川城邑，或遇古迹，必加询访。尝因暇日，出至近甸，望南山，观曲江，北至故汉城，临渭水而归。数十里中，举目萧然，瓦砾蔽野，荒基坏堞，莫可得究。稽诸地志，徒见其名，终亦不敢质其所处，因求昔所见之图，久乃得之。于是取志所载宫室、池苑、城郭、市井，曲折方向，皆可指识，了然千百世全盛之迹，如身履而目接之。……图旧有碑刻，亦尝锓附《长安志》后，今皆亡之。有宋元丰三年，龙图待制吕公大防为之跋，且谓之《长安故图》，则此图前世固有之。其时距唐世未远，宜其可据而足征也。然其中或有后人附益者，往往不与《志》合，因与同志较其讹驳，更为补订，厘为七图。又以汉之三辅及今奉元所治，古今沿革，废置不同，名胜古迹，不止乎是；泾渠之利，泽被千世，是皆不可遗者，悉附入之，总为图二十有二，名之曰《长安志图》，明所以《图》为《志》设也。
元代礼部郎中吴师道《吴礼部文集》卷一八《〈长安志图〉后题》中对李好文编绘《长安志图》的情况也有记载：“东明李公惟中治书西台，暇日，望南山，观曲江，北至汉故城，临渭水，慨然兴怀取志，所书以考其迹，更以旧图较讹舛而补订之，厘为七图。又以自汉及今治所废置，名胜之迹，泾渠之利，悉附入之，总为图二十有二，视昔人益详且精矣。”
《长安志图》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志中保留了不少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其中最突出的如关于宋代丰利渠的有关情况。《宋史》中无“丰利渠”的专门记载，相关记载中涉及丰利渠的开凿情况也非常简略，如《宋史·侯可传》中，只提到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人侯可“议复郑白渠，得召对，旋以微罪罢。”宋代其他史料中关于丰利渠的记载也寥寥无几，但保存在《长安志图》中的北宋资政殿学士侯蒙所撰写的开凿石渠（即宋代丰利渠）引泾灌溉情况的石碑，则详细记载了宋代丰利渠的开凿情况。据侯蒙所撰碑文记载，神宗熙宁七年至八年（1074—1075），时任殿中丞的侯可奉命从仲山旁开凿石渠，引泾水东南流，以灌溉民田。但侯可的开凿石渠工作很快因为“岁欠”而被迫中断。到了徽宗时期，主客员外郎穆京、宣德郎范镐、鄜州观察推官穆卞等人纷纷向朝廷建言，极力要求继续开渠，于是徽宗诏令永兴军路提举常平使赵佺等人，在侯可开凿石渠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渠，终于于大观末开成渠道，神宗赐名“丰利渠”。《长安志图》所录侯蒙的碑文，不但记载了丰利渠开凿的背景、前后经过，而且还详细记载了所开丰利渠的大小、开渠支出的劳工、渠成后的灌溉面积、开渠费用的支出等。
《长安志图》所载资料极为丰富，如其中详细记载了元代陕西屯田总管府的官员设置、所属屯所、所立屯数、参与屯田的户数、屯垦的土地面积、农具及收获粮食数量情况，所记陕西屯田总管府下辖终南、渭南、泾阳、栎阳、平凉五所司属，共立屯数48处，并于每所之后录有具体屯名；所记泾渠各处用来均水的斗门共有135个，并一一注明各斗的具体名称；《用水则例》实为元代泾渠渠系用水管理的具体规章制度，在我国古代水利建设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对研究元代乃至中国古代水利管理制度均有学术意义。
《长安志图》所保留的上述记载，不但是现存宋元方志中，而且也是现存宋元史料中关于陕西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最为详细和丰富的资料，这在中国方志史和宋元史研究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长安志图》对汉唐陵寝制度、唐代宫城建筑、汉唐名胜古迹、宋元陕西水利建设及屯田等均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从该志问世后，已经有许多人对该志进行深入研究，把它看作是考察当时各方面情况的极其重要的史料。
李好文的《长安志图》有明嘉靖十年（1531）翻刻本、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毕沅灵岩山馆校刊本、民国20年（1931）铅印本，其中民国铅印本《长安志图》有单行本。
（孙钰彭）
李好文
李好文（生卒年不详），字惟中，先祖世居单州（今单县），金亡后徙居大名府之东明（今属山东）。
至治元年（1321）进士及第，授为大名路浚州判官。后入朝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国子监助教。泰定四年（1327），被任为太常博士。编绘有《长安志图》3卷，是著名的地理学家。
李好文的父亲李凤，字翔卿，一字舜仪。自幼好学，勤奋读书，“幼嗜学，休沐不废。”李凤曾经担任大名、广平郡（今属河北）。大德末，到了京师大都（今北京），出任国子助教。六七年后，“病还东明，远近学者从之，常以百数。”卒后赠从仕郎、郊祀署丞，加赠奉议大夫、太常礼仪院判官、骁骑尉，追封东明县子。李好文继承家风，自幼也十分好学。在父亲的教育培养下，刻苦攻读。至治元年（1321），终于以明经登进士第。登第后李好文被授予大名路浚州（治今河南浚县）判官，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国子助教。泰定四年（1327），被任为太常博士。
李好文十分重视礼仪，并对此有深入的研究。有一次朝廷失窃，盗贼偷窃了元太祖成吉思汗庙中的神主（牌位）。为了这事李好文上奏说：“按照古代的礼制，神主应当用木头制作，用金银玉石制成的祭祀用具，应当别用一间屋保管起来，以免被盗。”他又说：“自我朝先祖建国以来，已有七八十年，每次遇到大的礼节，都是临时将祭祀用具取来用，太常博士不过是按照惯例应答用而已。”李好文还针对礼乐之事朝廷没有制订统一的标准，告知掌管太常仪礼院的长官，请上级从部下属吏中选择了几个人，来制定礼仪规范。又请求调用书库中的各种有关文字材料，以采录选择。三年之后，该书纂修完成，名为《太常集礼》。该书共51卷，《元史》题作50卷，有误。其中郊祀9卷，社稷3卷，宗庙21卷，舆服2卷，乐7卷，诸神祀3卷，诸臣请谥及官制因革典籍录6卷。“事核文直，汇杂出而易见，盖太常之实录也。”后来李好文拜监察御史，出佥河南、浙东两道廉访司事。
李好文为官清廉，处事公道，不畏权贵。能够秉公执法，甚至敢于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不同意见。一次他到河东去检录审验狱中的囚犯，有个叫立拜拜的囚犯，犯的是杀人罪，却未找到凶器和足够的证据，押了14年还没有决断。李好文说：哪里有判决不了的案子拖延这么久的！下令立即将其释放。诸侯王的师傅撒都剌用脚把别人踢死。当时负责案件的官员认为撒都剌杀人非刃，当杖之。李好文却认为：“怙势杀人，甚于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杀之，其情为尤重。”于是判处撒都剌死刑。消息传出，河东为之震动。还有一次朝廷派使者出巡西蜀（今四川成都），使者官报私仇，污蔑西蜀廉访使曾文博、佥事兀马儿和王武等人犯罪。曾文博被迫害死；兀马儿忍受不了拷打而被迫承认有罪，王武不屈服，被处以轻君侮上之罪。李好文闻听后说：“奉使代替天子巡行四方，应当察问民间百姓的疾苦，处罚邪恶，伸张正义。而现在，从行者到各郡县，不曾听说举劾过一个人，唯独有关的官吏，却没一个能够幸免的，这怎么符合正大光明的原则呢？”李好文便率领御史极力辩解王武等人的冤枉之情，并谈了十几件奉使不法的事情，坚决要求罢免奉使之职。元统末，元顺帝欲改用“至元”纪元。因元世祖忽必烈已经使用过至元纪年，李好文上书说：“年号袭用过去已经用过的，自古以来也未曾听说。袭用过去的名字，却没有当时的实际，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并且谈了现在比不上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的情况有十几条。尽管顺帝最后并没有采纳李好文的意见，而仍然使用了至元纪年，但李好文敢于直言的精神令众人敬佩。
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亲享太室，召李好文为太常礼仪院事。顺帝祭祀至宁宗室时，因为自己是宁宗的哥哥（顺帝是长子，宁宗是次子），到元宁宗的庙中时，派阿鲁问李好文说：“哥哥可以向弟弟行拜礼吗？”李好文和博士刘闻回答说：“即帝位在别人之后，就应该行后代之礼。”元顺帝便行了拜礼。从此以后，元顺帝每次亲自主持祭礼，必定命李好文充任礼仪使之职以辅助祭祀。
至正元年（1341），除国子祭酒，改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迁河东道廉访使。三年（1343），召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四年（1344），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未行，改礼部尚书，与修金、宋二史，除治书侍御史，仍与史事，俄除参议中书省事，已而复除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这是李好文第二次到陕西行台做官，因此他对陕西的情况比较熟悉，这为他编绘《长安志图》奠定了基础。六年（1346），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又迁改集贤侍讲学士，仍兼祭酒。九年（1349），出参湖广行省政，改湖北道廉访使，寻召为太常礼仪院使。至正十年（1350），元顺帝因为皇太子年龄逐渐长大，为加强教育，开设端本堂，令皇太子入学其中，令右丞相脱脱，大司徒牙不花二人负责端本堂的事务，而命李好文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参与教育皇太子之事。李好文极力推辞，上书宰相说：“古代三代的圣明君王，没有不把教育太子放在优先的位置上。盖帝王君主治理天下之术为根本，古代圣贤的道保存在经书之中，而传司经书是为明习治天下之道，出京师治理民政事务是为了锻炼能力，关系重大，关键在于要选得合适的人。如果自身的品德行为不足为人楷模，便不能胜任辅导教育太子德行的重任。如果自身学问不是臻于高深的境界，便不足以启发太子的聪明才智。应该选求品学兼优的鸿儒，以辅助养育有关国家兴衰的盛事。而我李好文天资本来就低下，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素来就很轻，草野乡村的习气已积久成习，难以祛除，章句学问的功夫又因忙于俗事而耽误已久。突然肩负这样的重托，实在是难以担当。请一定选择比我更好的人，这样国家可以因得人而兴盛，而我也免于被别人讥刺，妨碍贤人进身之路。”丞相把李好文的书信呈献给了元顺帝，元顺帝对他的行为十分赞叹，但是没有答应李好文的请求。
在教授皇太子期间，李好文根据前代帝王的事迹编成《历代帝王宝鉴》。又将《孝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书的要点摘出来，按照经书的意思加以注释。还博取历史传记和前代学者的论说中那些有关治理国家的纲领，并和经书的意旨相契合的，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仿照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的体例，写成一本11卷的书，书名为《端本堂经训要义》，写上奏章，奉献给元顺帝。元顺帝诏令将此书送到端本堂，命皇太子学习。
至正十六年（1356），李好文又上书皇太子说：“臣所要说的，就是以前进献的经典中所讲的，殿下应以臣所进的各书，参考《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书，如果真能够一一参悟前推广应用，以致天下太平，实在也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皇太子非常认真地接纳了李好文的话和书。
以后，李好文屡次以年老为由请求辞官，一而再，再而三，遂被拜为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的俸禄以终其身。
除了教授太子，李好文还参加过元朝的一些科举考试，为元王朝选拔人才。至正五年（1345）乙酉科廷试，他以治书侍御史出任廷试读卷官；至正十一年（1351）辛卯科廷试，他以太子谕德出任廷试提调官；至正二十年（1360）庚子科会试，他以翰林学士承旨出任同知贡举。李好文自英宗至顺帝前后历官六朝，三十余年，“官职二十四迁，皆通显。”
李好文擅长诗文，颇负盛名。登第之前，他曾写古文数十篇，流传至京师，受到元代文豪张养浩、元明善等人的赞赏，并力荐之于朝。李好文一生著述丰富，除了教授太子时编撰的著作《历代帝王宝鉴》《端本堂经训要义》《大宝录》《大宝龟鉴》之外，李好文还参与编修《金史》和《宋史》。
《长安志图》是李好文在地理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该书是李好文所编绘的元代西安地区十分重要的方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曾将书名误作《长安图记》。《元史》所录李好文的著作中，遗漏了《长安志图》，这不能不说是《元史》编撰者的一大疏漏，所以清人批评说“《元史》疏漏，此亦一端矣。”
《长安志图》分为上中下3卷。上卷原有14幅图，分别是《汉三辅图》《奉元州县图》《太华图》《汉故长安城图》《唐宫城坊市总图》《唐禁苑图》《唐大明宫图》《唐宫城图》《唐皇城图》《唐京城坊市图》《唐城市制度图》《奉元城图》《城南名胜古迹图》《唐骊山宫图》。今存11幅，其中《唐宫城坊市总图》《唐皇城图》《唐京城坊市图》3幅已佚，所存11幅中，只有《汉故长安城图》和《唐城市制度图》有图说，其余各图均无图说，而《唐骊山宫图》则分为上中下3幅。从上卷所收14幅图来看，其中唐图最多，兼有汉、元之图。中卷有4幅图，分别是《咸阳古迹图》《唐昭陵图》（分上下两幅）《唐建陵图》《唐乾陵图》。昭、建、乾三陵分别是唐太宗、肃宗、高宗之陵，其中昭陵图和建陵图，李好文依据的是北宋绍圣元年（1094）游师雄的《唐昭陵石刻图》，将之一分为三，分别制成《唐昭陵图上》《唐昭陵图下》和《唐肃宗建陵图》。配合各陵之图，李好文作有《唐陵图说》，简要介绍了唐诸陵概况、各陵的位置等。另外中卷还附有图志杂说18篇，分别是“龙首山”“北斗城”“赋语”“小儿原”“邨名”“汉瓦”“古瓦”“樊川”“杜陵”“前代陵冢”“华州乱石”“火余碑”“试官石”“关中碑刻”“图制”“水磨赋”“补遗”“秦瓦”，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地名沿革、文人诗赋、趣闻轶事、建筑材料、前代陵墓、自然灾害、古代碑刻、旧有图制等。下卷有《泾渠总图》和《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两幅图，并有泾渠图说、渠堰因革、洪堰制度、用水则例、设立屯田、建言利病和总论等内容，为研究元代陕西行省的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元史·河渠志》就引用了《长安志图》中的资料。《长安志图》的初稿成于至正二年（1342），至正四年（1344）李好文再度出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对原稿又做了补充，整部书稿最终成于至正四年。
《长安志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经训堂刊本。李好文编绘《长安志图》的背景、原因等，在其所撰《长安志图》原序中有详细交代：
关中天府之邑，土居上游，古称天地奥区神皋。周及汉唐都之，子孙皆数百岁，虽其积累深厚，亦曰神器之大，措之善也。观其创业垂统，规模宏廓，分郊画几，制作详密。城郭宫室之巨丽，市井风俗之阜繁，山川灵迹之雄伟奇谲，史册所书，稗官所记，文人硕士之揄扬颂叹，习而诵之，如谈蓬壶阆苑，钧天帝居，使人耳可得闻，目不可得而睹也。（原阙十三字）图见示当时，弗能尽晓，茫然（原阙五字）之。及来陕右，由潼关而西至长安，所过山川城邑，或遇古迹，必加询访。尝因暇日，出至近甸，望南山，观曲江，北至故汉城，临渭水而归。数十里中，举目萧然，瓦砾蔽野，荒基坏堞，莫可得究。稽诸地志，徒见其名，终亦不敢质其所处，因求昔所见之图，久乃得之。于是取志所载宫室、池苑、城郭、市井，曲折方向，皆可指识，了然千百世全盛之迹，如身履而目接之。……图旧有碑刻，亦尝锓附《长安志》后，今皆亡之。有宋元丰三年，龙图待制吕公大防为之跋，且谓之《长安故图》，则此图前世固有之。其时距唐世未远，宜其可据而足征也。然其中或有后人附益者，往往不与《志》合，因与同志较其讹驳，更为补订，厘为七图。又以汉之三辅及今奉元所治，古今沿革，废置不同，名胜古迹，不止乎是；泾渠之利，泽被千世，是皆不可遗者，悉附入之，总为图二十有二，名之曰《长安志图》，明所以《图》为《志》设也。
元代礼部郎中吴师道《吴礼部文集》卷一八《〈长安志图〉后题》中对李好文编绘《长安志图》的情况也有记载：“东明李公惟中治书西台，暇日，望南山，观曲江，北至汉故城，临渭水，慨然兴怀取志，所书以考其迹，更以旧图较讹舛而补订之，厘为七图。又以自汉及今治所废置，名胜之迹，泾渠之利，悉附入之，总为图二十有二，视昔人益详且精矣。”
《长安志图》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志中保留了不少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其中最突出的如关于宋代丰利渠的有关情况。《宋史》中无“丰利渠”的专门记载，相关记载中涉及丰利渠的开凿情况也非常简略，如《宋史·侯可传》中，只提到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人侯可“议复郑白渠，得召对，旋以微罪罢。”宋代其他史料中关于丰利渠的记载也寥寥无几，但保存在《长安志图》中的北宋资政殿学士侯蒙所撰写的开凿石渠（即宋代丰利渠）引泾灌溉情况的石碑，则详细记载了宋代丰利渠的开凿情况。据侯蒙所撰碑文记载，神宗熙宁七年至八年（1074—1075），时任殿中丞的侯可奉命从仲山旁开凿石渠，引泾水东南流，以灌溉民田。但侯可的开凿石渠工作很快因为“岁欠”而被迫中断。到了徽宗时期，主客员外郎穆京、宣德郎范镐、鄜州观察推官穆卞等人纷纷向朝廷建言，极力要求继续开渠，于是徽宗诏令永兴军路提举常平使赵佺等人，在侯可开凿石渠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渠，终于于大观末开成渠道，神宗赐名“丰利渠”。《长安志图》所录侯蒙的碑文，不但记载了丰利渠开凿的背景、前后经过，而且还详细记载了所开丰利渠的大小、开渠支出的劳工、渠成后的灌溉面积、开渠费用的支出等。
《长安志图》所载资料极为丰富，如其中详细记载了元代陕西屯田总管府的官员设置、所属屯所、所立屯数、参与屯田的户数、屯垦的土地面积、农具及收获粮食数量情况，所记陕西屯田总管府下辖终南、渭南、泾阳、栎阳、平凉五所司属，共立屯数48处，并于每所之后录有具体屯名；所记泾渠各处用来均水的斗门共有135个，并一一注明各斗的具体名称；《用水则例》实为元代泾渠渠系用水管理的具体规章制度，在我国古代水利建设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对研究元代乃至中国古代水利管理制度均有学术意义。
《长安志图》所保留的上述记载，不但是现存宋元方志中，而且也是现存宋元史料中关于陕西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最为详细和丰富的资料，这在中国方志史和宋元史研究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长安志图》对汉唐陵寝制度、唐代宫城建筑、汉唐名胜古迹、宋元陕西水利建设及屯田等均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从该志问世后，已经有许多人对该志进行深入研究，把它看作是考察当时各方面情况的极其重要的史料。
李好文的《长安志图》有明嘉靖十年（1531）翻刻本、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毕沅灵岩山馆校刊本、民国20年（1931）铅印本，其中民国铅印本《长安志图》有单行本。
（孙钰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