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垂（965—1033），字舜工，博州（今茌平）人，宋代水利专家。
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李垂考中了进士。他曾担任湖州录事参军，还入为崇文校勘，累迁著作郎、馆阁校理等职。
李垂为人耿直，疾恶如仇，对于官场中那些逢迎拍马的作风深恶痛绝，坚决不与之同流合污。大家熟知的“趋炎附势”这一成语出自《宋史·李垂传》，讲的就是他的故事。
李垂很有才学，为人正直，讲求节操，对当时官场中弥漫的奉承拍马的风气非常反感，不屑与之为伍，因此得不到重用。当时权倾天下的宰相丁谓，就是用阿谀奉承的卑劣手法获取真宗欢心的。他玩弄权术，独揽朝政。许多想升官的人都极力地吹捧他，以求能有个一官半职。但是李垂却对丁谓毫不理睬，从来不奉承他。有人对李垂不结交丁谓非常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从未去拜谒过丁谓。李垂对他们说：“丁谓身为宰相，办事不公，天下失望。他只知玩弄权术，靠自己的权势行事。而且仗势欺人，有负于朝廷对他的重托和百姓对他的期望。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去拜谒他？看他的所作所为，将来必得带罪发配到朱崖。我不能跟他结党营私，跟他结伙儿。”丁谓听说李垂不肯攀附他，十分忌恨，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把李垂贬出了开封。即使是受到这样的待遇，李垂依然保持着自己正直高洁的操守，他依然甘愿仕途上落魄，也不愿意和丁谓同流合污。丁谓的结局还真让李垂说准了。后来，丁谓失势遭贬，被发配到海南一带做司户参军，那个地方就叫“朱崖”。
乾兴元年（1022），丁谓不再受宠，下了台。李垂这时被召回京都。不过依然没有受到重用。一些关心他的朋友对他说：“朝廷里有些大臣知道你才学过人，想推举你当如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等官员）。不过，当今宰相还不认识你，你何不去拜见一下他呢？”李垂平淡地回答他们说：“如果我30年前就去拜谒当时的宰相丁谓，可能早就当上翰林学士了。我现在年纪大了，见到有的大臣处事不公正，就常常当面指责。我怎么能趋炎附势，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借以来换取他们的荐引和提携呢？”李垂的这番话传到了这时的宰相耳朵里，让其十分不高兴。结果李垂再次被挤出京都，到外地当州官。
后来，人们用“趋炎附势”这一成语用来形容走权门、或奉承和依附有权势的人。
李垂是一位有见地的水利专家。他曾经上《导河形胜图》3卷，提出自己治理黄河的策略，想要恢复九河故道，解决黄河经常决口、洪水泛滥的情况。虽然没有被朝廷采纳，但是在当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在黄河的治理上，分流的方法经常被人们提到。“分流”治黄的思想自古有之，源远流长。文字记载最早的发明人就是家喻户晓的大禹。众所周知，大禹治水的范围包括江、淮、河、济，主要的治理措施就是分流导流，“疏九河而注诸海。”此后，汉代的冯逡、韩牧，宋代的李垂以及明代前期的宋濂、徐有贞和后期的杨一魁等，都崇尚分流导河的治河方略。他们想要通过分流的方式减轻黄河给民众造成的灾害。
大中祥符五年（1012），李垂上《导河形胜书》3篇并图。他针对宋初黄河连年决口、京东故道严重淤积的形势，主张“自汲郡东推禹故道，挟御河，较其水势，出大伾、上阳、太行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渎，北注大名西、馆陶南，东北合赤河而至于海。”他认为如此则“大伾而下，黄、御混流，薄山障堤，势不能远”“百姓获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对于李垂的建议，朝廷还是比较重视的。宋真宗阅奏后令枢密直学士任中正、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等详议。议后上奏：“详垂所述，颇为周悉。所言起滑台而下，派之为六，则缘流就下，湍急难制，恐水势聚而为一，不能各依所导。设或必成六派，则是更增六处河口，悠久难于堤防；亦虑入滹沱、漳河，渐至二水淤塞，益为民患。又筑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万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颇为烦费。”因为任中正、陈彭年等人的意见，李垂的建议被束之高阁了。
天禧三年（1019），黄河于滑州天台山决口，泛水东入淮河，三十余州县受灾。朝廷发兵夫9万人治之，天禧四年（1020）二月决口才被堵上。庆功后，李垂又上书言疏河利害。真宗命其至大名府及滑、卫、德、贝诸州与通利军等地考察，并与地方长吏计议。回京后，李垂向真宗禀报了考察情况。他认为，应黄河北行，地方长吏“虑水势浩大，荡浸民田，难于堤备。”但如不改道使北，则“决河而南，为害既多，”“东河泄水又艰。”他反复衡量，提出了一个中间方案，“自上流引北载之高地，东至大伾，复泄于澶渊旧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军界。”他还对工程作了较详计划，并请发兵夫2万，于天禧五年（1021）二月兴工，十月完成。李垂的这一建议经朝廷审议后，“虑其烦扰”，仍未被采纳。
很有意思的是，其实在李垂治黄的建议中，除了治水之外，还包含着与当时的时局有关的军事防御的想法。这种将治河与军事上的防御结合起来，加以通盘考虑的做法，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观念。宋此时在河北地区对辽国的防御，更多的是依赖黄河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挡可能会出现的辽国的入侵。这一考虑和以往的治黄的主张是不一样的。
李垂在黄河治理上的贡献还是不能抹杀的。他是一位有见地的水利专家。
李垂的儿子李仲昌也和水利有着密切的联系。至和二年（1055）李仲昌任职河渠司。时因北流故道壅塞，回河东流之议起。九月，李仲昌建议纳河水入六塔河，使归景祐元年（1034）冲开的横陇故道，以舒一时之急，欧阳修两次上书反对未果。朝廷以知澶州事李璋为总管，李仲昌提举河渠，内殿承制张怀恩为都监，并以龙图阁直学士施昌言总领其事，积极进行回河工程。嘉祐元年（1056）四月，商胡决口塞，当晚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御史吴中复劾仲昌等“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进约以致决溃，”李仲昌充军英州，其他主河事者也遭受不同程度的处分。李垂之子李仲昌的治水经历以失败而告终。
（宋冬梅）
李垂
李垂（965—1033），字舜工，博州（今茌平）人，宋代水利专家。
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李垂考中了进士。他曾担任湖州录事参军，还入为崇文校勘，累迁著作郎、馆阁校理等职。
李垂为人耿直，疾恶如仇，对于官场中那些逢迎拍马的作风深恶痛绝，坚决不与之同流合污。大家熟知的“趋炎附势”这一成语出自《宋史·李垂传》，讲的就是他的故事。
李垂很有才学，为人正直，讲求节操，对当时官场中弥漫的奉承拍马的风气非常反感，不屑与之为伍，因此得不到重用。当时权倾天下的宰相丁谓，就是用阿谀奉承的卑劣手法获取真宗欢心的。他玩弄权术，独揽朝政。许多想升官的人都极力地吹捧他，以求能有个一官半职。但是李垂却对丁谓毫不理睬，从来不奉承他。有人对李垂不结交丁谓非常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从未去拜谒过丁谓。李垂对他们说：“丁谓身为宰相，办事不公，天下失望。他只知玩弄权术，靠自己的权势行事。而且仗势欺人，有负于朝廷对他的重托和百姓对他的期望。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去拜谒他？看他的所作所为，将来必得带罪发配到朱崖。我不能跟他结党营私，跟他结伙儿。”丁谓听说李垂不肯攀附他，十分忌恨，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把李垂贬出了开封。即使是受到这样的待遇，李垂依然保持着自己正直高洁的操守，他依然甘愿仕途上落魄，也不愿意和丁谓同流合污。丁谓的结局还真让李垂说准了。后来，丁谓失势遭贬，被发配到海南一带做司户参军，那个地方就叫“朱崖”。
乾兴元年（1022），丁谓不再受宠，下了台。李垂这时被召回京都。不过依然没有受到重用。一些关心他的朋友对他说：“朝廷里有些大臣知道你才学过人，想推举你当如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等官员）。不过，当今宰相还不认识你，你何不去拜见一下他呢？”李垂平淡地回答他们说：“如果我30年前就去拜谒当时的宰相丁谓，可能早就当上翰林学士了。我现在年纪大了，见到有的大臣处事不公正，就常常当面指责。我怎么能趋炎附势，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借以来换取他们的荐引和提携呢？”李垂的这番话传到了这时的宰相耳朵里，让其十分不高兴。结果李垂再次被挤出京都，到外地当州官。
后来，人们用“趋炎附势”这一成语用来形容走权门、或奉承和依附有权势的人。
李垂是一位有见地的水利专家。他曾经上《导河形胜图》3卷，提出自己治理黄河的策略，想要恢复九河故道，解决黄河经常决口、洪水泛滥的情况。虽然没有被朝廷采纳，但是在当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在黄河的治理上，分流的方法经常被人们提到。“分流”治黄的思想自古有之，源远流长。文字记载最早的发明人就是家喻户晓的大禹。众所周知，大禹治水的范围包括江、淮、河、济，主要的治理措施就是分流导流，“疏九河而注诸海。”此后，汉代的冯逡、韩牧，宋代的李垂以及明代前期的宋濂、徐有贞和后期的杨一魁等，都崇尚分流导河的治河方略。他们想要通过分流的方式减轻黄河给民众造成的灾害。
大中祥符五年（1012），李垂上《导河形胜书》3篇并图。他针对宋初黄河连年决口、京东故道严重淤积的形势，主张“自汲郡东推禹故道，挟御河，较其水势，出大伾、上阳、太行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渎，北注大名西、馆陶南，东北合赤河而至于海。”他认为如此则“大伾而下，黄、御混流，薄山障堤，势不能远”“百姓获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对于李垂的建议，朝廷还是比较重视的。宋真宗阅奏后令枢密直学士任中正、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等详议。议后上奏：“详垂所述，颇为周悉。所言起滑台而下，派之为六，则缘流就下，湍急难制，恐水势聚而为一，不能各依所导。设或必成六派，则是更增六处河口，悠久难于堤防；亦虑入滹沱、漳河，渐至二水淤塞，益为民患。又筑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万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颇为烦费。”因为任中正、陈彭年等人的意见，李垂的建议被束之高阁了。
天禧三年（1019），黄河于滑州天台山决口，泛水东入淮河，三十余州县受灾。朝廷发兵夫9万人治之，天禧四年（1020）二月决口才被堵上。庆功后，李垂又上书言疏河利害。真宗命其至大名府及滑、卫、德、贝诸州与通利军等地考察，并与地方长吏计议。回京后，李垂向真宗禀报了考察情况。他认为，应黄河北行，地方长吏“虑水势浩大，荡浸民田，难于堤备。”但如不改道使北，则“决河而南，为害既多，”“东河泄水又艰。”他反复衡量，提出了一个中间方案，“自上流引北载之高地，东至大伾，复泄于澶渊旧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军界。”他还对工程作了较详计划，并请发兵夫2万，于天禧五年（1021）二月兴工，十月完成。李垂的这一建议经朝廷审议后，“虑其烦扰”，仍未被采纳。
很有意思的是，其实在李垂治黄的建议中，除了治水之外，还包含着与当时的时局有关的军事防御的想法。这种将治河与军事上的防御结合起来，加以通盘考虑的做法，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观念。宋此时在河北地区对辽国的防御，更多的是依赖黄河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挡可能会出现的辽国的入侵。这一考虑和以往的治黄的主张是不一样的。
李垂在黄河治理上的贡献还是不能抹杀的。他是一位有见地的水利专家。
李垂的儿子李仲昌也和水利有着密切的联系。至和二年（1055）李仲昌任职河渠司。时因北流故道壅塞，回河东流之议起。九月，李仲昌建议纳河水入六塔河，使归景祐元年（1034）冲开的横陇故道，以舒一时之急，欧阳修两次上书反对未果。朝廷以知澶州事李璋为总管，李仲昌提举河渠，内殿承制张怀恩为都监，并以龙图阁直学士施昌言总领其事，积极进行回河工程。嘉祐元年（1056）四月，商胡决口塞，当晚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御史吴中复劾仲昌等“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进约以致决溃，”李仲昌充军英州，其他主河事者也遭受不同程度的处分。李垂之子李仲昌的治水经历以失败而告终。
（宋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