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自号书佣，鱼台县王鲁镇乡东华村人。先供职于山东省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后赴台湾致力于教学及中国古典文献和甲骨文研究，是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在经学、史学、古文字学、版本目录学等领域造诣颇深，著述颇丰，且在执教育人中受人爱戴，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杰出学者。
一、孜孜攻读 持志向学
屈万里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屈名实是晚清名噪一时的秀才。屈万里自幼年就从父学习《古文释义》《诗经》等。7岁入私塾，熟读《百家姓》《三字经》《四书》等，8岁便前往济宁负笈求学，先在山东省立第七中学初中部接受初中教育，三年后转入济南私立东鲁中学高中部，师从于李云林、夏濡斋、丁佛言等硕儒。养成了勤奋苦读、笃志好学、深入钻研的良好学风，为日后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后来即说：“我在国学方面，稍具基础，都是拜这些老师所赐。”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后，屈万里无法继续求学，只好回到家乡，担任了鱼台县图书馆馆长，兼授国文于师范讲习所。1930年，他赴北平入私立郁文大学，继续其求学之路。他虽身在郁文大学，但常常依自己兴趣，去其他学校旁听名师授课，曾旁听过北大、北师大许多大师如胡适的《汉代哲学史》等课，读了梁启超的《国学必读书及其读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次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引起规模浩大的平津学生抗日运动，他也被迫停学返回济南。
1932年初，屈万里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栾调甫推荐，为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聘请担任图书馆馆员，后升任典藏部主任，直至1939年。他坐拥书城7年之久，始终孜孜以求，凭借丰厚的文献资源，为学有本，深造有得。1939年他离开山东省立图书馆，应孔德成之聘，担任孔府文书主任。1940年12月，又应聘担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纂。1943年12月，再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邀请，到研究所从事甲骨文研究。在史语所3年，屈万里在钻研甲骨文之余，复熟读《尚书》《毛诗》并旁及《左传》《屈赋》等，成为其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3年。他后来说：“在史语所近乎三年，对于我进修的助益很大，许多做学问的方法，以前不大注意的，这时候看到人家做学问的风尚、方法，自己学了一些……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离开学校以后，用功最多的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央图书馆亦随迁回南京，受时任馆长的蒋复璁敬邀请，屈万里再回中央图书馆担任编纂，1947年升任典藏部主任，使其得以继续早年有志而未竟的图书版本学和目录学研究工作。1949年，随着中央图书馆迁往台湾，担任“中央图书馆台湾办事处”主任的屈万里也迁居台北。后应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邀请，遂到台大担任中文系副教授兼校长文书组主任，1953年晋升为教授。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代理所长，1967年任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1968年至1973年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及中国文学研究所主任。1972年以“对先秦史料之考订、古代经典及甲骨文之研究均有成就，尤精于中国目录、校勘之学”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间他曾五度出国讲学，先后被聘为美国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研究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新加坡南洋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
屈万里自少就有一股持志向学，研读不懈的劲，他常用“琳琅万卷，昕夕摩挲，足以慰情，亦可疗饥” 来形容自己与书为伴的欢欣岁月，自号“书佣”以娱。在治学方法上，屈万里推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并积极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实践中。他还为自己定下三条学术标准：一是绝对服从真理；二是绝不作意气之争；三是绝不用没有根据的理由来增强自己的论据。所以在学术上，颇具从善如流的气度、精益求精的追求和择善执着的担当。
屈万里嗜书、爱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身肩山东省图书馆编藏部主任的屈万里忧心如焚，日夜为馆中二十余万藏书和众多珍贵文物的保存而焦心。时担任馆长的王献唐斟酌考虑再三，为避免馆中文物古籍遭受灾难，毅然决定将其运往内陆省份保护收藏。当时局势危重，馆中大多数人都纷纷请假避难，而且面对天天遭受敌机轰炸的危险，更无人担当护送使者。此时屈万里慨然请行，协助馆长王献唐共同护送馆中珍贵金石器物、书籍、书法、名画、金石拓本等。他只为图书文物考虑，丝毫不顾虑自身安危。他们从济南到曲阜，又辗转汉口、宜昌等地，后至四川万县，途经鲁、豫、鄂、蜀4省，行程达七千余里。途中曾遭受敌人追击、敌机轰炸、土匪抢掠、险滩恶阻，颠沛流离，历尽千辛万苦。后来他特意写成《载书漂流记》一文，详细记录此番经历。文中在回忆描述他们的遇险经历时说道：“无日不闻敌机轰炸声……一日……旋闻轧轧机声，自南而至，视之凡四架，予乃避入丛林，则见冢上洞孔密布，盖敌度林中必有匿人，以机枪射击所致也。因复趋出，堰卧道侧，以察其肆虐之状。是时我高射炮齐发，烟花缀空，如白云朵朵。机枪则密如连珠，时杂以轰炸声，俨置身战阵间也……南行过铜山，经汴郑，出武胜关，凡八日行程，三遇空袭，而抵汉口。” 其艰辛危难可谓历历在目。这批珍品的完好保存，对山东省图书馆乃至对中国图书馆史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执着学术 授业传道
屈万里在学术上“淹通宏博、善考虑、精鉴别”，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大家。其学术研究所取得的累累硕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经学及甲骨文的研究；二是在中国目录校勘学领域的贡献；三是在考订古代文献及先秦史料方面的成就。
经学是屈万里一生致力最多的学问，被台湾学者称誉为“台湾经学的领航者”。他对《周易》的研究尤为精深，曾言：“‘十三经’中，只有《春秋》和《易经》不要多费工夫研读，因为读来读去就会入魔途。”这段话，果然用其一生学术得到印证。他对《周易》及先秦文化的特殊兴趣，不仅决定了他的治学道路，甚至影响了台湾的几代学人。这始于他曾读到一篇名为《八卦与代数之定律》的文章。当时尚读初中的屈万里对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中国古代八卦和西方近现代学科之间的关联很感兴趣，强烈的好奇心推动着他回家请父亲教他《易经》。他利用寒假20多天时间读完了《易经》，可是多不解其意，这也成为他此后钻研《易经》的动力。他立志寻出易经的本意，还易经以本来面目。为此他常年搜集查找相关书籍以仔细研读，即便是当年在四川万县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仍潜心研究，无丝毫懈怠。之后身处图书馆和研究院，更坐拥书城，穷搜典籍，特别是其得到惠栋《易汉学》时，更爱不释手，从中得到的最大启发是治《易》并非只靠前人注释，而应广搜其他资料以比较研究，于是除了泛览先秦典籍之外，考古学、民俗学类文献开始引起他的注意。屈万里先凭借自己所编纂《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目录》而览遍省图所有善本，然后入中央图书馆管理善本时也始终不忘对诸如甲骨文、钟鼎文等文献的利用。后来听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需要一个研究甲骨助理员时，更毅然放弃已有工作，选择了待遇要低一半的助理员工作，这样的选择其实只是为了能有机会接触大量的甲骨、汉简、敦煌卷、内阁档案、金石拓片、民间俗本等资料，只是为了能使自己进一步深入心仪的学术研究。
历经多年的学习研究，屈万里将数年读书所得，撰成《汉熹平周易石经残字集证》《先秦汉魏易例评述》《汉魏易例评述》以及后汇编为《读易三种》的《周易集释初稿》《学易劄记》《周易批注》、收入《书佣论学集》的十余篇重要论文如《易损其一考》《周易卦爻辞之习俗》《周易卦爻辞成于周武王时考》《易卦源于龟卜考》《周易古义补》等，这些论著善考索，精鉴别，多能发前人之未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先秦汉魏易例述评》一书即对区分晚周与汉易体例有着重要价值，为此王献唐在《先秦汉魏易例述评》题词中曾指出“居今治易有两途，一仍研究本经，一对历代说易者做一总清算。治易两途，翼鹏已兼程并进，终此一生，能使是经粲然大明，省却治学者无限心力，即吾辈对文化上之贡献，愿共勉之也”。 其《周易彖象传述例》也得王献唐高度评价，认为“其书实事求是，综合全经文句，比对详究，求得义例。其方法似成蓉镜，而精密过之；又近焦里堂，而无其迁就之失。昔人恍惚幽眇之谈，一扫而空，殆以近代科学方法治之。” 屈万里其他经学著述则有《尚书集释》《尚书异文汇录》《尚书今注今译》《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汉魏石经残字》《诗经诠释》《诗经选注》等。
屈万里先后多年从事图书馆事业，其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贡献除了抗战时期对古籍文物的抢救与典藏外，还在于其对中国版本目录学的研究与完善。他既长于事实考据，也注重知识间的联系，在图书馆工作期间他编撰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山东图书馆分类法》《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初稿》以及出国讲学期间所著《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等著作，还有《子部杂家类之新的分类问题》《站在中国图书馆立场上对于图书馆分类法文学分类的商榷》等目录学研究论著。这些论著不仅为近代善本书目著录制订了编目规则，指导了编纂书目书志的方法，为版本目录发展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上制定了范例，而且使传统版本目录学构建起完善的学术体系，对图书馆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理论探讨，无疑提供了有益借鉴。
屈万里在古代史、古代文献研究及先秦史料的考订等领域，同样成就卓著，著述宏富。在古史研究中，他能充分利用古文字、地下文物及民俗学资料，来考订古史，所著《从殷墟出土器物蠡测我国古文化》《谥法滥觞于殷代论》《读〈周书·世俘篇〉》等论文，多有超越前人的见解。如他在《从殷墟出土器物蠡测我国古文化》一文中，即分别从文字、历法、宗法、祭祀、交通和工艺等方面勾勒出中国上古文化的基本面貌。因此，屈万里充分利用考古出土资料、古文字知识、民俗特点，来重建古代信史，并在重建过程中，努力纠正谬说，以接近上古历史真实貌相。在文字学领域，自清末发现甲骨文以来，甲骨学研究便形成为一个专门专门研究领域。屈万里把3900余片甲骨拼缀成223个版面，辨字义、释文辞，进行精博详密的考释，新认及订正旧说七十余字，著成四十余万言的《〈殷墟文字甲编〉考释》上下两册，“是非植基深厚者不能为”，在考古学界与古文字学界有着重大影响。 其所著《前秦文史资料考辨》等论著，也下了更多功夫对其他先秦文史资料予以考辨。其《诗经释义》《尚书释义》等，则“博采古今人说，平实通达，一扫经生积习，不穿凿附会，亦不趋新立异，其贡献于教学与研究者至巨”。
屈万里不仅在学术方面多所建树，成果累累，而且执教于台湾大学中文系，桃李满天下，正如其七十华诞之际人们送予寿联所写，“七十人生开始日，三千弟子晋呼嵩”。作为老师，他授业传道，始终尽职尽责，诲人不倦，即使是晚年身患癌症时，仍不顾病魔折磨，在体力十分虚弱情况下为研究生讲授课程。作为系主任，则锐意改革，聘请王梦欧、俞大纲、蒋谷孙等饱学宿儒来系执教。还详细规划硕博班课程，强调外语学习，提倡新文学。他虽为学界领航人，却为人谦和，乐于助人，宽于待人。屈万里逝世后，其夫人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幅名为《馈米图》的小画，画面上题有一首小诗：“天涯老去益相亲，厨冷日长怜我贫。侵晓叩门分禄米，忘他同是断炊人？”原来这是一位李姓朋友托画家所画，是用来专门感谢屈万里馈米之恩的。
此外，屈万里不仅学行俱高，而且书法亦造诣精深。其书，青年时充满端庄隽永，中年时展示开合有度，老年时则神形兼具。作为其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的折射，楷、行、篆皆精。其楷书，深得颜柳真髓；其行书，俨然二王风范；篆书，若闻钟鼎铿锵。单字，点画精道，似精雕碧玉；通篇，则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 观其所遗墨宝，颇具大家风范。其学术上的兼容并包和融会贯通，亦使其书法游刃有余，笔力笔法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地。
三、学术交友 情系桑梓
在屈万里求学、治学之生涯中，除了他个人的天分与勤学，其实也有众多良师益友的引导与提携。其中，早年对他帮助最大的首推王献唐。他们共同经历了转运山东省图书馆古籍文物的考验，屈万里也从王献唐身上学到了深切的爱国热情和学术担当。王献唐深谙齐学与鲁学风格之差异，认为齐人多玮奇之说，而鲁人则恪守传统。因此，1931年冬屈万里一入省图书馆，王献唐就教导他“一言君须牢记，予之学，齐派也；君之学，鲁派也”。并把金石、音韵和训诂之学问，悉数教授，并告诫说：“治事期如银行之整饰不紊，治学期如学校之师友讲习。” 屈万里深韪其言。后王献唐推荐其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傅斯年则在学风方面对其影响引导甚多。屈万里曾说“由于傅孟真先生启示，才确切地知道研究工作必须得靠真实的材料，才知道原始资料之胜于传述资料，才知道鉴别资料的重要性。” 尤其值得一提的便是与他情同手足、多年患难与共的至交好友孔德成。孔德成作为孔子七十七代传人，因保护山东省文献而与屈万里相识结缘，而之后在重庆，屈万里又为孔德成的伴读，这使他们深感他乡遇故知，同窗情谊厚。随后二人均因受到国民党政府重视而同流寓台岛，一起在台湾大学任教，更成为同事好友，多年交往甚密。二人由同乡、到同学、再到同事，在学术上互助共勉，珠联璧合，在生活上寒热相恤，难舍难离，老而弥笃，达到孔德成所说“一日不可无君”之至交境界。尤其是在治学方面，孔德成偏重于“三礼”、金文及殷周青铜彝器研究，屈万里则长于易经、甲骨文、先秦文学及版本目录学，两人可谓殊途同归，一脉相承。其他好友中，如李济、董作宾等许多良师益友都对屈万里的学术生涯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社交环境为其学术研究、学术成就提供了诸多助益。
一生执着于学术的屈万里，一直无暇顾及自己身处大陆的子女们。他将所有热情与激情都奉献给了所钟爱的学术与学业，而对家乡和家人的思念也只能通过“一样秾华似故乡”等诗句来表达。其晚年《乡思》诗即曰：“鸟声似柝响幽林，撩我乡思夜夜心。迟落长庚如有意，清光伴我到宵深。”1979年2月16日，屈万里去世后，墓地选在林口太平岭，依山临海，遥望齐鲁。孔德成以沉痛之心、颤抖之手，一笔一画地为老友书写墓志铭曰：“于休君子，明姿亮特。敏求好古，本务学殖。名山不朽，是曰立言。匪惟枝叶，实寻厥根。己达达人，诲人不倦。异域周流，秉心植援。同尘往哲，厚志薄身，英华芳润，百世垂型。” 其治丧委员会祭文评曰：“猗欤先生，一代学人。书城寝馈，著作等身。奖掖后进，志业传薪。讲学域外，客邦席珍。清选院士，儒林推尊。道山遽返，典型永存。敬为饰终，共赋招魂。灵其如在，来格来歆。”台湾大学祭文亦评曰：“邹鲁之邦，载诞哲人。圣贤继轨，丕焕经纶。牖民觉世，邦命维新。缵先开后，弘衍传薪。于皇先生，伟质挺出。珠玉辉润，英声茂实。学穷酉藏，胸罗书术。勘校秘笈，群钦渊识。皋比坐拥，铎音频宣。汪洋德泽，普被台员。杞梓竞秀，桃李呈妍。儒林祭酒，名缀青编。中原板荡，圜事蜩螗。中兴指顾，硕儒是望。天云黯色，文曲敛芒。典型长在，卷帙流芳。”也得到各界诸如“绩学贻芬”“硕学清德” “望重儒林”“经师垂范”等高度评价。
（许玲 张玥明）
屈万里
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自号书佣，鱼台县王鲁镇乡东华村人。先供职于山东省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后赴台湾致力于教学及中国古典文献和甲骨文研究，是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在经学、史学、古文字学、版本目录学等领域造诣颇深，著述颇丰，且在执教育人中受人爱戴，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杰出学者。
一、孜孜攻读 持志向学
屈万里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屈名实是晚清名噪一时的秀才。屈万里自幼年就从父学习《古文释义》《诗经》等。7岁入私塾，熟读《百家姓》《三字经》《四书》等，8岁便前往济宁负笈求学，先在山东省立第七中学初中部接受初中教育，三年后转入济南私立东鲁中学高中部，师从于李云林、夏濡斋、丁佛言等硕儒。养成了勤奋苦读、笃志好学、深入钻研的良好学风，为日后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后来即说：“我在国学方面，稍具基础，都是拜这些老师所赐。”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后，屈万里无法继续求学，只好回到家乡，担任了鱼台县图书馆馆长，兼授国文于师范讲习所。1930年，他赴北平入私立郁文大学，继续其求学之路。他虽身在郁文大学，但常常依自己兴趣，去其他学校旁听名师授课，曾旁听过北大、北师大许多大师如胡适的《汉代哲学史》等课，读了梁启超的《国学必读书及其读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次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引起规模浩大的平津学生抗日运动，他也被迫停学返回济南。
1932年初，屈万里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栾调甫推荐，为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聘请担任图书馆馆员，后升任典藏部主任，直至1939年。他坐拥书城7年之久，始终孜孜以求，凭借丰厚的文献资源，为学有本，深造有得。1939年他离开山东省立图书馆，应孔德成之聘，担任孔府文书主任。1940年12月，又应聘担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纂。1943年12月，再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邀请，到研究所从事甲骨文研究。在史语所3年，屈万里在钻研甲骨文之余，复熟读《尚书》《毛诗》并旁及《左传》《屈赋》等，成为其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3年。他后来说：“在史语所近乎三年，对于我进修的助益很大，许多做学问的方法，以前不大注意的，这时候看到人家做学问的风尚、方法，自己学了一些……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离开学校以后，用功最多的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央图书馆亦随迁回南京，受时任馆长的蒋复璁敬邀请，屈万里再回中央图书馆担任编纂，1947年升任典藏部主任，使其得以继续早年有志而未竟的图书版本学和目录学研究工作。1949年，随着中央图书馆迁往台湾，担任“中央图书馆台湾办事处”主任的屈万里也迁居台北。后应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邀请，遂到台大担任中文系副教授兼校长文书组主任，1953年晋升为教授。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代理所长，1967年任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1968年至1973年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及中国文学研究所主任。1972年以“对先秦史料之考订、古代经典及甲骨文之研究均有成就，尤精于中国目录、校勘之学”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间他曾五度出国讲学，先后被聘为美国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研究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新加坡南洋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
屈万里自少就有一股持志向学，研读不懈的劲，他常用“琳琅万卷，昕夕摩挲，足以慰情，亦可疗饥” 来形容自己与书为伴的欢欣岁月，自号“书佣”以娱。在治学方法上，屈万里推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并积极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实践中。他还为自己定下三条学术标准：一是绝对服从真理；二是绝不作意气之争；三是绝不用没有根据的理由来增强自己的论据。所以在学术上，颇具从善如流的气度、精益求精的追求和择善执着的担当。
屈万里嗜书、爱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身肩山东省图书馆编藏部主任的屈万里忧心如焚，日夜为馆中二十余万藏书和众多珍贵文物的保存而焦心。时担任馆长的王献唐斟酌考虑再三，为避免馆中文物古籍遭受灾难，毅然决定将其运往内陆省份保护收藏。当时局势危重，馆中大多数人都纷纷请假避难，而且面对天天遭受敌机轰炸的危险，更无人担当护送使者。此时屈万里慨然请行，协助馆长王献唐共同护送馆中珍贵金石器物、书籍、书法、名画、金石拓本等。他只为图书文物考虑，丝毫不顾虑自身安危。他们从济南到曲阜，又辗转汉口、宜昌等地，后至四川万县，途经鲁、豫、鄂、蜀4省，行程达七千余里。途中曾遭受敌人追击、敌机轰炸、土匪抢掠、险滩恶阻，颠沛流离，历尽千辛万苦。后来他特意写成《载书漂流记》一文，详细记录此番经历。文中在回忆描述他们的遇险经历时说道：“无日不闻敌机轰炸声……一日……旋闻轧轧机声，自南而至，视之凡四架，予乃避入丛林，则见冢上洞孔密布，盖敌度林中必有匿人，以机枪射击所致也。因复趋出，堰卧道侧，以察其肆虐之状。是时我高射炮齐发，烟花缀空，如白云朵朵。机枪则密如连珠，时杂以轰炸声，俨置身战阵间也……南行过铜山，经汴郑，出武胜关，凡八日行程，三遇空袭，而抵汉口。” 其艰辛危难可谓历历在目。这批珍品的完好保存，对山东省图书馆乃至对中国图书馆史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执着学术 授业传道
屈万里在学术上“淹通宏博、善考虑、精鉴别”，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大家。其学术研究所取得的累累硕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经学及甲骨文的研究；二是在中国目录校勘学领域的贡献；三是在考订古代文献及先秦史料方面的成就。
经学是屈万里一生致力最多的学问，被台湾学者称誉为“台湾经学的领航者”。他对《周易》的研究尤为精深，曾言：“‘十三经’中，只有《春秋》和《易经》不要多费工夫研读，因为读来读去就会入魔途。”这段话，果然用其一生学术得到印证。他对《周易》及先秦文化的特殊兴趣，不仅决定了他的治学道路，甚至影响了台湾的几代学人。这始于他曾读到一篇名为《八卦与代数之定律》的文章。当时尚读初中的屈万里对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中国古代八卦和西方近现代学科之间的关联很感兴趣，强烈的好奇心推动着他回家请父亲教他《易经》。他利用寒假20多天时间读完了《易经》，可是多不解其意，这也成为他此后钻研《易经》的动力。他立志寻出易经的本意，还易经以本来面目。为此他常年搜集查找相关书籍以仔细研读，即便是当年在四川万县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仍潜心研究，无丝毫懈怠。之后身处图书馆和研究院，更坐拥书城，穷搜典籍，特别是其得到惠栋《易汉学》时，更爱不释手，从中得到的最大启发是治《易》并非只靠前人注释，而应广搜其他资料以比较研究，于是除了泛览先秦典籍之外，考古学、民俗学类文献开始引起他的注意。屈万里先凭借自己所编纂《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目录》而览遍省图所有善本，然后入中央图书馆管理善本时也始终不忘对诸如甲骨文、钟鼎文等文献的利用。后来听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需要一个研究甲骨助理员时，更毅然放弃已有工作，选择了待遇要低一半的助理员工作，这样的选择其实只是为了能有机会接触大量的甲骨、汉简、敦煌卷、内阁档案、金石拓片、民间俗本等资料，只是为了能使自己进一步深入心仪的学术研究。
历经多年的学习研究，屈万里将数年读书所得，撰成《汉熹平周易石经残字集证》《先秦汉魏易例评述》《汉魏易例评述》以及后汇编为《读易三种》的《周易集释初稿》《学易劄记》《周易批注》、收入《书佣论学集》的十余篇重要论文如《易损其一考》《周易卦爻辞之习俗》《周易卦爻辞成于周武王时考》《易卦源于龟卜考》《周易古义补》等，这些论著善考索，精鉴别，多能发前人之未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先秦汉魏易例述评》一书即对区分晚周与汉易体例有着重要价值，为此王献唐在《先秦汉魏易例述评》题词中曾指出“居今治易有两途，一仍研究本经，一对历代说易者做一总清算。治易两途，翼鹏已兼程并进，终此一生，能使是经粲然大明，省却治学者无限心力，即吾辈对文化上之贡献，愿共勉之也”。 其《周易彖象传述例》也得王献唐高度评价，认为“其书实事求是，综合全经文句，比对详究，求得义例。其方法似成蓉镜，而精密过之；又近焦里堂，而无其迁就之失。昔人恍惚幽眇之谈，一扫而空，殆以近代科学方法治之。” 屈万里其他经学著述则有《尚书集释》《尚书异文汇录》《尚书今注今译》《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汉魏石经残字》《诗经诠释》《诗经选注》等。
屈万里先后多年从事图书馆事业，其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贡献除了抗战时期对古籍文物的抢救与典藏外，还在于其对中国版本目录学的研究与完善。他既长于事实考据，也注重知识间的联系，在图书馆工作期间他编撰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山东图书馆分类法》《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初稿》以及出国讲学期间所著《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等著作，还有《子部杂家类之新的分类问题》《站在中国图书馆立场上对于图书馆分类法文学分类的商榷》等目录学研究论著。这些论著不仅为近代善本书目著录制订了编目规则，指导了编纂书目书志的方法，为版本目录发展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上制定了范例，而且使传统版本目录学构建起完善的学术体系，对图书馆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理论探讨，无疑提供了有益借鉴。
屈万里在古代史、古代文献研究及先秦史料的考订等领域，同样成就卓著，著述宏富。在古史研究中，他能充分利用古文字、地下文物及民俗学资料，来考订古史，所著《从殷墟出土器物蠡测我国古文化》《谥法滥觞于殷代论》《读〈周书·世俘篇〉》等论文，多有超越前人的见解。如他在《从殷墟出土器物蠡测我国古文化》一文中，即分别从文字、历法、宗法、祭祀、交通和工艺等方面勾勒出中国上古文化的基本面貌。因此，屈万里充分利用考古出土资料、古文字知识、民俗特点，来重建古代信史，并在重建过程中，努力纠正谬说，以接近上古历史真实貌相。在文字学领域，自清末发现甲骨文以来，甲骨学研究便形成为一个专门专门研究领域。屈万里把3900余片甲骨拼缀成223个版面，辨字义、释文辞，进行精博详密的考释，新认及订正旧说七十余字，著成四十余万言的《〈殷墟文字甲编〉考释》上下两册，“是非植基深厚者不能为”，在考古学界与古文字学界有着重大影响。 其所著《前秦文史资料考辨》等论著，也下了更多功夫对其他先秦文史资料予以考辨。其《诗经释义》《尚书释义》等，则“博采古今人说，平实通达，一扫经生积习，不穿凿附会，亦不趋新立异，其贡献于教学与研究者至巨”。
屈万里不仅在学术方面多所建树，成果累累，而且执教于台湾大学中文系，桃李满天下，正如其七十华诞之际人们送予寿联所写，“七十人生开始日，三千弟子晋呼嵩”。作为老师，他授业传道，始终尽职尽责，诲人不倦，即使是晚年身患癌症时，仍不顾病魔折磨，在体力十分虚弱情况下为研究生讲授课程。作为系主任，则锐意改革，聘请王梦欧、俞大纲、蒋谷孙等饱学宿儒来系执教。还详细规划硕博班课程，强调外语学习，提倡新文学。他虽为学界领航人，却为人谦和，乐于助人，宽于待人。屈万里逝世后，其夫人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幅名为《馈米图》的小画，画面上题有一首小诗：“天涯老去益相亲，厨冷日长怜我贫。侵晓叩门分禄米，忘他同是断炊人？”原来这是一位李姓朋友托画家所画，是用来专门感谢屈万里馈米之恩的。
此外，屈万里不仅学行俱高，而且书法亦造诣精深。其书，青年时充满端庄隽永，中年时展示开合有度，老年时则神形兼具。作为其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的折射，楷、行、篆皆精。其楷书，深得颜柳真髓；其行书，俨然二王风范；篆书，若闻钟鼎铿锵。单字，点画精道，似精雕碧玉；通篇，则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 观其所遗墨宝，颇具大家风范。其学术上的兼容并包和融会贯通，亦使其书法游刃有余，笔力笔法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地。
三、学术交友 情系桑梓
在屈万里求学、治学之生涯中，除了他个人的天分与勤学，其实也有众多良师益友的引导与提携。其中，早年对他帮助最大的首推王献唐。他们共同经历了转运山东省图书馆古籍文物的考验，屈万里也从王献唐身上学到了深切的爱国热情和学术担当。王献唐深谙齐学与鲁学风格之差异，认为齐人多玮奇之说，而鲁人则恪守传统。因此，1931年冬屈万里一入省图书馆，王献唐就教导他“一言君须牢记，予之学，齐派也；君之学，鲁派也”。并把金石、音韵和训诂之学问，悉数教授，并告诫说：“治事期如银行之整饰不紊，治学期如学校之师友讲习。” 屈万里深韪其言。后王献唐推荐其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傅斯年则在学风方面对其影响引导甚多。屈万里曾说“由于傅孟真先生启示，才确切地知道研究工作必须得靠真实的材料，才知道原始资料之胜于传述资料，才知道鉴别资料的重要性。” 尤其值得一提的便是与他情同手足、多年患难与共的至交好友孔德成。孔德成作为孔子七十七代传人，因保护山东省文献而与屈万里相识结缘，而之后在重庆，屈万里又为孔德成的伴读，这使他们深感他乡遇故知，同窗情谊厚。随后二人均因受到国民党政府重视而同流寓台岛，一起在台湾大学任教，更成为同事好友，多年交往甚密。二人由同乡、到同学、再到同事，在学术上互助共勉，珠联璧合，在生活上寒热相恤，难舍难离，老而弥笃，达到孔德成所说“一日不可无君”之至交境界。尤其是在治学方面，孔德成偏重于“三礼”、金文及殷周青铜彝器研究，屈万里则长于易经、甲骨文、先秦文学及版本目录学，两人可谓殊途同归，一脉相承。其他好友中，如李济、董作宾等许多良师益友都对屈万里的学术生涯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社交环境为其学术研究、学术成就提供了诸多助益。
一生执着于学术的屈万里，一直无暇顾及自己身处大陆的子女们。他将所有热情与激情都奉献给了所钟爱的学术与学业，而对家乡和家人的思念也只能通过“一样秾华似故乡”等诗句来表达。其晚年《乡思》诗即曰：“鸟声似柝响幽林，撩我乡思夜夜心。迟落长庚如有意，清光伴我到宵深。”1979年2月16日，屈万里去世后，墓地选在林口太平岭，依山临海，遥望齐鲁。孔德成以沉痛之心、颤抖之手，一笔一画地为老友书写墓志铭曰：“于休君子，明姿亮特。敏求好古，本务学殖。名山不朽，是曰立言。匪惟枝叶，实寻厥根。己达达人，诲人不倦。异域周流，秉心植援。同尘往哲，厚志薄身，英华芳润，百世垂型。” 其治丧委员会祭文评曰：“猗欤先生，一代学人。书城寝馈，著作等身。奖掖后进，志业传薪。讲学域外，客邦席珍。清选院士，儒林推尊。道山遽返，典型永存。敬为饰终，共赋招魂。灵其如在，来格来歆。”台湾大学祭文亦评曰：“邹鲁之邦，载诞哲人。圣贤继轨，丕焕经纶。牖民觉世，邦命维新。缵先开后，弘衍传薪。于皇先生，伟质挺出。珠玉辉润，英声茂实。学穷酉藏，胸罗书术。勘校秘笈，群钦渊识。皋比坐拥，铎音频宣。汪洋德泽，普被台员。杞梓竞秀，桃李呈妍。儒林祭酒，名缀青编。中原板荡，圜事蜩螗。中兴指顾，硕儒是望。天云黯色，文曲敛芒。典型长在，卷帙流芳。”也得到各界诸如“绩学贻芬”“硕学清德” “望重儒林”“经师垂范”等高度评价。
（许玲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