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惟汾（1874—1954），字鼎丞，亦称鼎臣，号诂雅堂主人，日照人。是近代政坛上一位风云式人物，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
丁惟汾的父亲丁以此曾师从日照经史学家许瀚，为清末著名学者，著有《毛诗正韵》《尔雅声类》等行世。丁惟汾自幼刻苦读书，并受其父亲影响喜好音韵训诂之学。但他厌恶科举考试，淡泊科场名利，1902年考进河北保定师范学堂学习，两年后从师范学堂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廷留日官费生，入日本明治大学经纬学院法学系学习。其间，他结识了张继、徐镜心等革命者，并与他们来往亲密。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丁惟汾随即经张继介绍，在10月21日入会，主盟人是同盟会山东支部长徐镜心。丁惟汾虽不善言辞，但矢志匡扶中华，踏实肯干，颇受孙中山器重。1907年，同盟会山东分会会长徐镜心离开日本，丁惟汾继任此职，达5年之久。丁惟汾主盟后，十分重视发展组织。经他介绍，先后有30多位山东籍人士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他还委托刘冠三等人负责山东省境内的组织发展，先后有两百多名山东青年入会。丁惟汾还和蒋衍升、于庭樟等山东籍革命党人在东京创办《晨钟》周刊，大力宣传同盟会主张。
1911年，丁惟汾回国就职于山东法政专门学校。他联络同人在济南、烟台、青岛等地设立山左、东华、震旦公学，并令所招学员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招收了更多会员。当时有四百余名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其中山东就占了八分之一，为此孙中山曾有“唯丁是赖”的评语，也就有了后来“蒋氏天下丁家党”之说。1911年武昌起义后，丁惟汾在山东立即响应，并以法政学校为活动基地，积极联络、聚集各界联合会，促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1912年，丁惟汾任山东省议会议员兼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任国民党本部政务研究会干事、山东省支部理事，兼任山东临时省议会议员。1913年初，丁惟汾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为山东省15名国民党籍众议员领袖。4月8日，丁惟汾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由此开始其长达12年的国会议员生涯。
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丁惟汾积极参加护国运动。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丁惟汾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会会议。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举起护法大旗，丁惟汾率山东省国民党籍国会议员到广州参加护法运动。此后6年一直追随孙中山为护法事业而奔走。1919年在上海发行《北方周刊》，联络各地青年。1921年10月，丁惟汾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山东部部长，并返回上海联络北方党员，筹划接应北伐。1923年，孙中山任命他为国民党本部参议，年底，在青岛创办胶澳中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丁惟汾以山东代表身份参加会议，被指派为组织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之一，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被分配至北京执行部，继续负责北方党务工作。此间，他曾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共事。与李大钊的关系亦十分密切，两人配合默契，曾合作大力发展北方国民党。1925年孙中山不幸逝世后，丁惟汾提议每届政治会议都要宣读孙中山的遗嘱，时刻保持警惕，该建议被大会通过。他拒绝加入国民党右派成立的“西山会议派”，并与李大钊、毛泽东等人联合发出《致各级党部电》，对“西山会议派”加以斥责。他除了与李大钊等人建立了友谊外，还营救过三十多名共产党员。1926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丁惟汾参加大会，被推为大会主席团7位主席之一，并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历任中央常委、青年部部长、宣传部长等职。1928年，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同蒋介石、陈果夫一起提出了《中央党部改组案》，并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委、训练部长。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命丁惟汾为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为培养国民党政工干部做出了贡献。在193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大上，丁惟汾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四届一中全会主席团主席，后又被推任为监察院副院长。1932年，丁惟汾回山东出面组织“山东革命先烈公葬筹备委员会”，筹办公葬山东革命先烈事宜，1934年在济南千佛山麓建成革命公墓（今名辛亥革命烈士陵园），公墓分纪念塔、墓园、纪念堂三部分，雄伟肃穆，公葬典礼于1937年举行。同时，丁惟汾还组织山东革命党史编纂委员会，主持编纂山东革命党史，史稿编纂工作从1933年开始，历时4年而成《山东革命党史稿》丛书，包括正编13卷、后编6卷、先烈传2卷、碑传录存1卷、附录1卷。因抗战爆发，史稿未来得及刊行，直到1971年始在台湾影印出版面世，于右任、陈诚为之序，书中记载了从同盟会到北伐时期的重要史实，为辛亥革命史和山东地方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近代史学家李云汉撰《丁惟汾与山东革命党史稿》，曾列举此书史料之真实性，可补其他史书之不足。
丁惟汾亦在抗战爆发后返回南京，担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在随国民政府迁重庆后，厌倦政治，始专心向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等同往拜访丁惟汾。1949年，虽有中国共产党对丁惟汾的极力挽留，但他为部下着想，仍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他平生为官清廉，以至到台湾后没有地方住，只能靠老乡帮助。1954年，丁惟汾因病逝世于台湾。于右任为其题挽联“开国为元老，传经作大师。”1954年11月国立政治大学（前身为中央政治大学）在台北复校后，特将其校务中心大厦命名为“鼎丞楼”，以示对丁惟汾的纪念。
丁惟汾在从政之余，积极进行学术研究，是位颇有成就的学者。他幼承家训，深研古韵，中年以后与章太炎等多有交流，分析古韵部类，收获很大。他刻苦钻研《毛诗》《方言》《尔雅》等，收获颇丰，著有《诂雅堂丛著》6种，包括《毛诗解故》《毛诗韵聿》《尔雅释名》《尔雅古音表》《方言音释》《俚语证古》，计五十余万字。其中，齐鲁书社于1983—1985年出版有《毛诗韵聿》《俚语证古》《方言音释》3种，前者可窥探其音韵学思想，后两种则为其方言、训诂学集大成之作。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对后代诗歌产生很大影响，集历代学者研究而成《诗经》学。丁惟汾的父亲丁以此即专门研究《诗经》用韵，著有《毛诗正韵》4卷传于丁惟汾。丁惟汾继承其父“《诗经》无字不韵”之思想，进一步推阐，重新以韵谱之，细分为介错韵、交错韵、递转韵、连续递转韵、交错转韵、双声通读韵等六例，为《毛诗韵聿》。《毛诗》中有些篇目在韵读方面有不和谐之处，历来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为此丁惟汾运用双声之法，大多数由此可读出韵律。丁惟汾所分韵17类，对去声和入声问题，援引古代中原地区没有入声之例，改入声为去声，为《毛诗》研究增添了了丰富内容。他在音韵学方面的独特见解以及对《毛诗》六韵例的概括，都可以称得上是独树一帜。
《俚语证古》初名《俚语解故》，全书14卷，卷一至卷十四分别为：天、地、形貌、声容、饮食、衣服、家宅、器用、草、木、鸟、兽、虫鱼、语丛。共考证俗言俚语1025条，条目以今语为首，简语接释，释文用该条俗语中心词或关键词直接解释语义，接着注古今音读、音转，最后征引经史子集、字书等来证明出处。各条目体例十分严谨，考释精审简明。《俚语证古》一书保存了大量方言俗语资料，为进一步了解民俗语言提供了基本文本，使一些即将要消失或者已经消失的名物俗语得以保存。丁惟汾用音转原理将古今方言和俗语沟通起来，为训示古籍的学者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他脱离传统的词源学方法，以文字资料为本。全书涉及胶东方言词条235条，且十分具有代表性，日照方言词条486条，与当今的日照方言大多数基本一致，尽管有不少词语发生变化至今不被使用，但仍对研究方言俗语有重要价值。
《方言音释》可谓是《俚语证古》的姊妹作，也是扬雄《方言》另一注本。丁惟汾在书中首先列出《方言》原文及旧注，然后将有关文字分别归属各个韵部， “以音释音，以音释义”，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方言》注本。
此外，丁惟汾对方志编纂也有独到见解。他在给王鸿绩、阎德容修纂《惠民县新志》时的函件中，不仅亲自拟定篇目供撰者参考，而且阐明自己对方志的认识，为方志修纂提供理论指导。为此他提出编纂方志要把握以下四点：一是以导斯民，以抗国际；二是斟酌古今，有所折中；三是以民国新政入志，择有关地方者著入；四是附以详图，类以细表。此外，丁惟汾认同纲目体结构，提出疆域、经制、职业、文献为志书四纲；纲下设目，目下分列子目，子目分类相属，如此可做到门目整齐，经纬分明。丁惟汾还对编纂《惠民县新志》提出具体内容建议，主张设立方言、风俗、民族、水利、经济、艺文等篇，为《惠民县新志》多所采纳。丁惟汾的方志理论不仅对编纂《惠民县新志》有很大帮助，也为之后方志编纂提供了重要借鉴。
丁惟汾1949年到台湾后，更专心学术，杜门著述。除《诂雅堂丛著》外，未梓行者尚有《夏小正读记》《箕裘录》《诂雅堂读左笔记》《诂雅堂读国语笔记》《诂雅堂读孟笔记》《诂雅堂读荀笔记》《诂雅堂读孟笔记》《释名释证》等。还有《史镜》一书，包括《读烈皇小识摘录》《读圣安本纪摘录》《读青磷屑摘录》等篇。其他单篇有《释济》《释正伯》《释也》《释牟》《释黍稷》《支歌古音考》《说百泉》《说共山》《说苏门山》《北京人考》《齐东语》《毛诗双声通转韵征》等，未发表单篇则有《据樻杖记》《说核桃》《青岛正名》等。
丁惟汾的学术成就虽然不像其政治影响为人所熟知，但其学术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傅斯年曾评价说：“夫河汾佐命之谈，实出于伪托。济南经传之儒，未达于有政。其能进而传经，退而名世，如我日照丁先生者，旷览史乘，未多覯也。” 可见他既为民国元勋，功业彪炳，复于学术，成就突出，不愧为一代革命元老，学术健将。
（张晓静 张玥明）
丁惟汾
丁惟汾（1874—1954），字鼎丞，亦称鼎臣，号诂雅堂主人，日照人。是近代政坛上一位风云式人物，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
丁惟汾的父亲丁以此曾师从日照经史学家许瀚，为清末著名学者，著有《毛诗正韵》《尔雅声类》等行世。丁惟汾自幼刻苦读书，并受其父亲影响喜好音韵训诂之学。但他厌恶科举考试，淡泊科场名利，1902年考进河北保定师范学堂学习，两年后从师范学堂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廷留日官费生，入日本明治大学经纬学院法学系学习。其间，他结识了张继、徐镜心等革命者，并与他们来往亲密。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丁惟汾随即经张继介绍，在10月21日入会，主盟人是同盟会山东支部长徐镜心。丁惟汾虽不善言辞，但矢志匡扶中华，踏实肯干，颇受孙中山器重。1907年，同盟会山东分会会长徐镜心离开日本，丁惟汾继任此职，达5年之久。丁惟汾主盟后，十分重视发展组织。经他介绍，先后有30多位山东籍人士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他还委托刘冠三等人负责山东省境内的组织发展，先后有两百多名山东青年入会。丁惟汾还和蒋衍升、于庭樟等山东籍革命党人在东京创办《晨钟》周刊，大力宣传同盟会主张。
1911年，丁惟汾回国就职于山东法政专门学校。他联络同人在济南、烟台、青岛等地设立山左、东华、震旦公学，并令所招学员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招收了更多会员。当时有四百余名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其中山东就占了八分之一，为此孙中山曾有“唯丁是赖”的评语，也就有了后来“蒋氏天下丁家党”之说。1911年武昌起义后，丁惟汾在山东立即响应，并以法政学校为活动基地，积极联络、聚集各界联合会，促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1912年，丁惟汾任山东省议会议员兼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任国民党本部政务研究会干事、山东省支部理事，兼任山东临时省议会议员。1913年初，丁惟汾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为山东省15名国民党籍众议员领袖。4月8日，丁惟汾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由此开始其长达12年的国会议员生涯。
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丁惟汾积极参加护国运动。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丁惟汾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会会议。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举起护法大旗，丁惟汾率山东省国民党籍国会议员到广州参加护法运动。此后6年一直追随孙中山为护法事业而奔走。1919年在上海发行《北方周刊》，联络各地青年。1921年10月，丁惟汾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山东部部长，并返回上海联络北方党员，筹划接应北伐。1923年，孙中山任命他为国民党本部参议，年底，在青岛创办胶澳中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丁惟汾以山东代表身份参加会议，被指派为组织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之一，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被分配至北京执行部，继续负责北方党务工作。此间，他曾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共事。与李大钊的关系亦十分密切，两人配合默契，曾合作大力发展北方国民党。1925年孙中山不幸逝世后，丁惟汾提议每届政治会议都要宣读孙中山的遗嘱，时刻保持警惕，该建议被大会通过。他拒绝加入国民党右派成立的“西山会议派”，并与李大钊、毛泽东等人联合发出《致各级党部电》，对“西山会议派”加以斥责。他除了与李大钊等人建立了友谊外，还营救过三十多名共产党员。1926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丁惟汾参加大会，被推为大会主席团7位主席之一，并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历任中央常委、青年部部长、宣传部长等职。1928年，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同蒋介石、陈果夫一起提出了《中央党部改组案》，并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委、训练部长。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命丁惟汾为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为培养国民党政工干部做出了贡献。在193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大上，丁惟汾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四届一中全会主席团主席，后又被推任为监察院副院长。1932年，丁惟汾回山东出面组织“山东革命先烈公葬筹备委员会”，筹办公葬山东革命先烈事宜，1934年在济南千佛山麓建成革命公墓（今名辛亥革命烈士陵园），公墓分纪念塔、墓园、纪念堂三部分，雄伟肃穆，公葬典礼于1937年举行。同时，丁惟汾还组织山东革命党史编纂委员会，主持编纂山东革命党史，史稿编纂工作从1933年开始，历时4年而成《山东革命党史稿》丛书，包括正编13卷、后编6卷、先烈传2卷、碑传录存1卷、附录1卷。因抗战爆发，史稿未来得及刊行，直到1971年始在台湾影印出版面世，于右任、陈诚为之序，书中记载了从同盟会到北伐时期的重要史实，为辛亥革命史和山东地方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近代史学家李云汉撰《丁惟汾与山东革命党史稿》，曾列举此书史料之真实性，可补其他史书之不足。
丁惟汾亦在抗战爆发后返回南京，担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在随国民政府迁重庆后，厌倦政治，始专心向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等同往拜访丁惟汾。1949年，虽有中国共产党对丁惟汾的极力挽留，但他为部下着想，仍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他平生为官清廉，以至到台湾后没有地方住，只能靠老乡帮助。1954年，丁惟汾因病逝世于台湾。于右任为其题挽联“开国为元老，传经作大师。”1954年11月国立政治大学（前身为中央政治大学）在台北复校后，特将其校务中心大厦命名为“鼎丞楼”，以示对丁惟汾的纪念。
丁惟汾在从政之余，积极进行学术研究，是位颇有成就的学者。他幼承家训，深研古韵，中年以后与章太炎等多有交流，分析古韵部类，收获很大。他刻苦钻研《毛诗》《方言》《尔雅》等，收获颇丰，著有《诂雅堂丛著》6种，包括《毛诗解故》《毛诗韵聿》《尔雅释名》《尔雅古音表》《方言音释》《俚语证古》，计五十余万字。其中，齐鲁书社于1983—1985年出版有《毛诗韵聿》《俚语证古》《方言音释》3种，前者可窥探其音韵学思想，后两种则为其方言、训诂学集大成之作。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对后代诗歌产生很大影响，集历代学者研究而成《诗经》学。丁惟汾的父亲丁以此即专门研究《诗经》用韵，著有《毛诗正韵》4卷传于丁惟汾。丁惟汾继承其父“《诗经》无字不韵”之思想，进一步推阐，重新以韵谱之，细分为介错韵、交错韵、递转韵、连续递转韵、交错转韵、双声通读韵等六例，为《毛诗韵聿》。《毛诗》中有些篇目在韵读方面有不和谐之处，历来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为此丁惟汾运用双声之法，大多数由此可读出韵律。丁惟汾所分韵17类，对去声和入声问题，援引古代中原地区没有入声之例，改入声为去声，为《毛诗》研究增添了了丰富内容。他在音韵学方面的独特见解以及对《毛诗》六韵例的概括，都可以称得上是独树一帜。
《俚语证古》初名《俚语解故》，全书14卷，卷一至卷十四分别为：天、地、形貌、声容、饮食、衣服、家宅、器用、草、木、鸟、兽、虫鱼、语丛。共考证俗言俚语1025条，条目以今语为首，简语接释，释文用该条俗语中心词或关键词直接解释语义，接着注古今音读、音转，最后征引经史子集、字书等来证明出处。各条目体例十分严谨，考释精审简明。《俚语证古》一书保存了大量方言俗语资料，为进一步了解民俗语言提供了基本文本，使一些即将要消失或者已经消失的名物俗语得以保存。丁惟汾用音转原理将古今方言和俗语沟通起来，为训示古籍的学者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他脱离传统的词源学方法，以文字资料为本。全书涉及胶东方言词条235条，且十分具有代表性，日照方言词条486条，与当今的日照方言大多数基本一致，尽管有不少词语发生变化至今不被使用，但仍对研究方言俗语有重要价值。
《方言音释》可谓是《俚语证古》的姊妹作，也是扬雄《方言》另一注本。丁惟汾在书中首先列出《方言》原文及旧注，然后将有关文字分别归属各个韵部， “以音释音，以音释义”，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方言》注本。
此外，丁惟汾对方志编纂也有独到见解。他在给王鸿绩、阎德容修纂《惠民县新志》时的函件中，不仅亲自拟定篇目供撰者参考，而且阐明自己对方志的认识，为方志修纂提供理论指导。为此他提出编纂方志要把握以下四点：一是以导斯民，以抗国际；二是斟酌古今，有所折中；三是以民国新政入志，择有关地方者著入；四是附以详图，类以细表。此外，丁惟汾认同纲目体结构，提出疆域、经制、职业、文献为志书四纲；纲下设目，目下分列子目，子目分类相属，如此可做到门目整齐，经纬分明。丁惟汾还对编纂《惠民县新志》提出具体内容建议，主张设立方言、风俗、民族、水利、经济、艺文等篇，为《惠民县新志》多所采纳。丁惟汾的方志理论不仅对编纂《惠民县新志》有很大帮助，也为之后方志编纂提供了重要借鉴。
丁惟汾1949年到台湾后，更专心学术，杜门著述。除《诂雅堂丛著》外，未梓行者尚有《夏小正读记》《箕裘录》《诂雅堂读左笔记》《诂雅堂读国语笔记》《诂雅堂读孟笔记》《诂雅堂读荀笔记》《诂雅堂读孟笔记》《释名释证》等。还有《史镜》一书，包括《读烈皇小识摘录》《读圣安本纪摘录》《读青磷屑摘录》等篇。其他单篇有《释济》《释正伯》《释也》《释牟》《释黍稷》《支歌古音考》《说百泉》《说共山》《说苏门山》《北京人考》《齐东语》《毛诗双声通转韵征》等，未发表单篇则有《据樻杖记》《说核桃》《青岛正名》等。
丁惟汾的学术成就虽然不像其政治影响为人所熟知，但其学术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傅斯年曾评价说：“夫河汾佐命之谈，实出于伪托。济南经传之儒，未达于有政。其能进而传经，退而名世，如我日照丁先生者，旷览史乘，未多覯也。” 可见他既为民国元勋，功业彪炳，复于学术，成就突出，不愧为一代革命元老，学术健将。
（张晓静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