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鼎（1901—1948），字禹铭，安丘宋官疃乡万戈庄（今属景芝镇）人，著名考古学家。在中国史前文化考古和研究方面取得辉煌成就，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的先驱者之一。
吴金鼎自幼家庭贫困，由外祖母供其读书，先后就读于安丘德育中学、潍县广文中学和齐鲁大学。1926年，吴金鼎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跟随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攻读人类学。1927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普通人类学专业改为考古学，同年6月7日，国学研究院召开研究院第十二次教务会议，审查确定30名毕业生合格，颁发毕业证书，但吴金鼎却被排除在外，遂肄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后蒙李济师借以仪器，吴金鼎将其带回山东作长期测验，以完成其未完成之事。回到山东后，被聘入母校齐鲁大学任教，他平日认真备课，仅利用假期作课外研究。自1927年冬至1928年秋，共测量人体291人。恰逢老师李济来信，吴金鼎将所得资料整理成《山东人之体质》一文，受到老师称赞。
1930年，吴金鼎来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考古组工作。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安阳后岗等著名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并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永等人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还在此前《山东人之体质》的基础上用英文写成了《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1933年赴英国留学，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在西南地区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济南齐鲁大学，主持母校的恢复工作，历任齐鲁大学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和图书馆主任等职。1948年因胃癌与世长辞。
吴金鼎在读书任教期间，其考古足迹遍及山东、河南、云南、四川各省。他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勤勤恳恳，不遗余力，对考古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吴金鼎是龙山文化的发现者。1928年他在山东省章丘县进行调查时，在龙山镇的“城子崖”台地上发现了异于寻常的堆积，后经多次探查试掘，终于确定是自成系统的黑陶文化系统，与中原及西北的彩陶文化系统不同。1930—1931年间，吴金鼎、李济等人采用高水准发掘技术，在城子崖遗址进行了两次正式考古发掘。这两次发掘的成果，由傅斯年、李济、吴金鼎等人合著成报告集《城子崖》。此书虽然是众人合著，但是翻开目录便知吴金鼎对这一报告的重大贡献。全书共7章，吴金鼎独自完成了第二章《城子崖地层之构成》及第四章《陶片》的写作，并与别人合写了第四章。李济曾说，大部分初稿是吴金鼎预备出来的，“田野工作他费力很多，屋内工作及报告草稿也费时最久。”城子崖遗址发掘最重大的意义是在中国首次发现以黑陶为主的文化层。20世纪30年代初的考古界正为中国文化的起源与中国文化西来说争论不已，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和黑陶文化层的发现震撼了学术界。自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发现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并得出发现的彩陶与西方文明所产生的陶器纹饰相似后，不少考古学者认定仰韶文化起源于西方或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中国文化也是由西方传播过来的。这种说法虽然一直受到质疑，但却没有有力证据对之进行反驳，直至龙山文化的发现。从城子崖遗址中可以看出，先民可以制造出更加精美的黑陶，虽然黑陶比彩陶出现年代较晚，但是与殷商文化在年代上有密切关系。吴金鼎的发现强有力地驳斥了中国文化西来说，激励了更多的考古学者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奋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1931年及1932年春，吴金鼎曾两次参加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正是带着这些经验，使之对中国史前陶器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他对中国史前陶器的认识和评价主要表现在《摘记小屯迄西之三处小发掘》和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两篇文章中。《摘记小屯迄西之三处小发掘》一文于1932年6月完成，是吴金鼎对参加两次殷墟发掘的体会。他将仰韶遗址与龙山遗址发掘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仰韶文化遗存中的彩陶极小，且形状简单，颜色单纯，骨角器及天然材料稍加修磨而成，没有蚌器，石器也比较单一；而龙山文化遗存中有刻有纹饰的黑陶，骨器、蚌器、石器丰富，形制也较为复杂，且有龙山式卜骨，他由此推论：“龙山期物，较之仰韶期，显然为进化。”
1933年，吴金鼎受山东省政府派遣，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他博览群书，认真研究了当时已经出版的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所有著作，观摩数以万计的土陶片，亲自试做陶器，最后用英文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并于1938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成为当时关于中国史前陶器最为详尽的著作，也是世界各国学者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必读书目。全书分为5部分：第一部分总结了当时北方遗址的新发现；第二部分分析了7省份29个遗址的陶器和陶片；第三部分比较了各省的陶片，并试图寻找当中的异同；第四部分将所有的陶片进行比较分析，并将其按照特定的标准系统分类；第五部分系根据分析陶片所得出的结果解释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和顺序问题。吴金鼎想通过对已经出土的史前陶片的系统分析，建立了一个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顺序表，解决了当时考古学界争论的许多问题。对于此项研究的成果，陈星灿给予中肯的评价：“应该肯定吴金鼎已经正确地根据陶器的比较（主要在制作技术方面）把仰韶村的文化遗存划分为两个时期，这比梁思永漫然地称之为混合文化已经进了一步……这种做法也直接否定了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
1937年吴金鼎学成归国，此时正值抗战爆发，他也开始了随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四处迁移的生活。但在辗转不定的环境中，仍然继续着考古事业，这一时期他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事业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苍洱古迹考察团的调查和发掘。抗战爆发后，史语所迁往昆明，并与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成立苍洱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为团长，带领王介忱、曾昭燏开始对大理和洱海地区的考古发掘，3年间共发掘38处遗址，并将成果写成《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1942年中央博物院将其出版，被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誉为“奠定西南方面史前考古学的基础”之作。其二是川康古迹考察团的调查和发掘。1941年春，史语所、中央博物馆筹备处、营造学社迁到四川，并组成川康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仍为团长，带领王介忱、曾昭燏、夏鼐等人在川康境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发现了南方地区独有的墓葬制度——崖墓，丰富了墓葬制度和形式。其三是琴台整理工作团的活动。1943年春吴金鼎任琴台工作团团长，带领王振铎、冯汉骥等人对蜀王王建之墓继续发掘整理，该墓的发掘对唐末五代艺术史的研究有及其重要的价值。
吴金鼎先生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兢兢业业，刻苦钻研，在从事田野工作中，更吃苦耐劳，从无抱怨。他为人谦虚不张扬，待人宽厚热情。他以其杰出学术成就，为我国考古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深深影响着考古学界。山东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美术史学家刘敦愿在《怀念吴金鼎先生》一文中，称誉“吴金鼎先生是卓有贡献的中国第一代的田野考古学家”。1986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也将吴金鼎列为最有成就的考古学家之一。
（张晓静）
吴金鼎
吴金鼎（1901—1948），字禹铭，安丘宋官疃乡万戈庄（今属景芝镇）人，著名考古学家。在中国史前文化考古和研究方面取得辉煌成就，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的先驱者之一。
吴金鼎自幼家庭贫困，由外祖母供其读书，先后就读于安丘德育中学、潍县广文中学和齐鲁大学。1926年，吴金鼎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跟随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攻读人类学。1927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普通人类学专业改为考古学，同年6月7日，国学研究院召开研究院第十二次教务会议，审查确定30名毕业生合格，颁发毕业证书，但吴金鼎却被排除在外，遂肄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后蒙李济师借以仪器，吴金鼎将其带回山东作长期测验，以完成其未完成之事。回到山东后，被聘入母校齐鲁大学任教，他平日认真备课，仅利用假期作课外研究。自1927年冬至1928年秋，共测量人体291人。恰逢老师李济来信，吴金鼎将所得资料整理成《山东人之体质》一文，受到老师称赞。
1930年，吴金鼎来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考古组工作。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安阳后岗等著名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并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永等人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还在此前《山东人之体质》的基础上用英文写成了《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1933年赴英国留学，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在西南地区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济南齐鲁大学，主持母校的恢复工作，历任齐鲁大学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和图书馆主任等职。1948年因胃癌与世长辞。
吴金鼎在读书任教期间，其考古足迹遍及山东、河南、云南、四川各省。他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勤勤恳恳，不遗余力，对考古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吴金鼎是龙山文化的发现者。1928年他在山东省章丘县进行调查时，在龙山镇的“城子崖”台地上发现了异于寻常的堆积，后经多次探查试掘，终于确定是自成系统的黑陶文化系统，与中原及西北的彩陶文化系统不同。1930—1931年间，吴金鼎、李济等人采用高水准发掘技术，在城子崖遗址进行了两次正式考古发掘。这两次发掘的成果，由傅斯年、李济、吴金鼎等人合著成报告集《城子崖》。此书虽然是众人合著，但是翻开目录便知吴金鼎对这一报告的重大贡献。全书共7章，吴金鼎独自完成了第二章《城子崖地层之构成》及第四章《陶片》的写作，并与别人合写了第四章。李济曾说，大部分初稿是吴金鼎预备出来的，“田野工作他费力很多，屋内工作及报告草稿也费时最久。”城子崖遗址发掘最重大的意义是在中国首次发现以黑陶为主的文化层。20世纪30年代初的考古界正为中国文化的起源与中国文化西来说争论不已，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和黑陶文化层的发现震撼了学术界。自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发现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并得出发现的彩陶与西方文明所产生的陶器纹饰相似后，不少考古学者认定仰韶文化起源于西方或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中国文化也是由西方传播过来的。这种说法虽然一直受到质疑，但却没有有力证据对之进行反驳，直至龙山文化的发现。从城子崖遗址中可以看出，先民可以制造出更加精美的黑陶，虽然黑陶比彩陶出现年代较晚，但是与殷商文化在年代上有密切关系。吴金鼎的发现强有力地驳斥了中国文化西来说，激励了更多的考古学者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奋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1931年及1932年春，吴金鼎曾两次参加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正是带着这些经验，使之对中国史前陶器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他对中国史前陶器的认识和评价主要表现在《摘记小屯迄西之三处小发掘》和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两篇文章中。《摘记小屯迄西之三处小发掘》一文于1932年6月完成，是吴金鼎对参加两次殷墟发掘的体会。他将仰韶遗址与龙山遗址发掘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仰韶文化遗存中的彩陶极小，且形状简单，颜色单纯，骨角器及天然材料稍加修磨而成，没有蚌器，石器也比较单一；而龙山文化遗存中有刻有纹饰的黑陶，骨器、蚌器、石器丰富，形制也较为复杂，且有龙山式卜骨，他由此推论：“龙山期物，较之仰韶期，显然为进化。”
1933年，吴金鼎受山东省政府派遣，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他博览群书，认真研究了当时已经出版的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所有著作，观摩数以万计的土陶片，亲自试做陶器，最后用英文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并于1938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成为当时关于中国史前陶器最为详尽的著作，也是世界各国学者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必读书目。全书分为5部分：第一部分总结了当时北方遗址的新发现；第二部分分析了7省份29个遗址的陶器和陶片；第三部分比较了各省的陶片，并试图寻找当中的异同；第四部分将所有的陶片进行比较分析，并将其按照特定的标准系统分类；第五部分系根据分析陶片所得出的结果解释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和顺序问题。吴金鼎想通过对已经出土的史前陶片的系统分析，建立了一个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顺序表，解决了当时考古学界争论的许多问题。对于此项研究的成果，陈星灿给予中肯的评价：“应该肯定吴金鼎已经正确地根据陶器的比较（主要在制作技术方面）把仰韶村的文化遗存划分为两个时期，这比梁思永漫然地称之为混合文化已经进了一步……这种做法也直接否定了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
1937年吴金鼎学成归国，此时正值抗战爆发，他也开始了随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四处迁移的生活。但在辗转不定的环境中，仍然继续着考古事业，这一时期他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事业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苍洱古迹考察团的调查和发掘。抗战爆发后，史语所迁往昆明，并与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成立苍洱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为团长，带领王介忱、曾昭燏开始对大理和洱海地区的考古发掘，3年间共发掘38处遗址，并将成果写成《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1942年中央博物院将其出版，被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誉为“奠定西南方面史前考古学的基础”之作。其二是川康古迹考察团的调查和发掘。1941年春，史语所、中央博物馆筹备处、营造学社迁到四川，并组成川康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仍为团长，带领王介忱、曾昭燏、夏鼐等人在川康境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发现了南方地区独有的墓葬制度——崖墓，丰富了墓葬制度和形式。其三是琴台整理工作团的活动。1943年春吴金鼎任琴台工作团团长，带领王振铎、冯汉骥等人对蜀王王建之墓继续发掘整理，该墓的发掘对唐末五代艺术史的研究有及其重要的价值。
吴金鼎先生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兢兢业业，刻苦钻研，在从事田野工作中，更吃苦耐劳，从无抱怨。他为人谦虚不张扬，待人宽厚热情。他以其杰出学术成就，为我国考古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深深影响着考古学界。山东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美术史学家刘敦愿在《怀念吴金鼎先生》一文中，称誉“吴金鼎先生是卓有贡献的中国第一代的田野考古学家”。1986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也将吴金鼎列为最有成就的考古学家之一。
（张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