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熙喆（1854—1938），字仲瑊，一字亦愚，滕县（今滕州市）人。年幼时其父即因病去世，母亲徐氏把他抚养成人。《续滕县志》曾记高熙喆少时喜欢画画，母亲便教育他说：“吾抚汝不易，所望学成，以显亲扬名。今乃知将来不过一画工耳。”故从此之后，他便不再绘画，而刻苦努力，博览群书，以博求功名。高熙喆8岁进入滕县道一学院学习，16岁考中秀才。同治十二年（1873）举副贡，进入国子监读书。光绪八年（1882）中举人，光绪九年（1883年）中二甲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山西乡试正考官、甲午科会试同考官、河南道和贵州湖广两道监察御史，光绪三十年（1904年）之后，又历任甘肃宁夏知府、直隶宣化知府、大名知府等职。民国成立，解印挂冠而去，回滕隐居，不问政事。高熙喆精于经史，长于文辞，所著有《诗迹》《毛诗注》《周易注》《藤花馆集》《春秋左氏传注》《四书说》《高太史文钞》《滕县乡土志》《续滕县志》《高熙喆集》等。为晚清名臣和知名学者。
一、刚正不阿进直言
高熙喆还是一名副贡时，他的叔父高文保因揭发峄县知县朱永康贪赃违法之事，被朱永康指使其侄朱宝森将高文保杀害，为此高熙喆为叔父伸冤而四处奔走。无奈地方官官相护，高熙喆只得写好状纸，赴京城告状，最后高文保之冤得伸，朱永康被判极刑。朝廷“褒扬高文保忠正不阿，赐祭葬，入昭忠祠国史立传”。此事让高熙喆“名动朝野”。
高熙喆中进士后，于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会试任同考官，“分校第十四房”，选拔推荐了诸多人才。如湖北的余晋江、福建的江春霖、安徽的杨士燮、广东的李家驹、江苏的张謇等，后来都成为一时人才。尤其是张謇，后为著名教育家、实业家和立宪派领袖。
光绪二十五年（1899），高熙喆任河南道监察御史。此时西方列强再次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侵犯中国主权，山东一带因此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反帝运动。而这时出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却一味屈膝媚外，对义和团进行残酷镇压。为此，高熙喆不计利害，不畏权势，毅然上疏弹劾袁世凯。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3月27日），高熙喆写了著名的奏折《为防维后患请定界限以杜效尤折》及其《附片》上奏朝廷：
江南道监察御史臣高熙喆跪奏，为防维后患，固结人心，请审定疆界，饬抚臣据理直争，以杜效尤，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德人强占胶澳，初次立约，仅索潮平百里，而委员王曾俊等指引德人，将胶州、即墨、平度、高密、诸城五州县地，圈入德界，蒙混电禀，销毁前约，而胶澳以外四百里之地，遂为彼有。当时平度州知州潘民表力争不获，而英人果因之乘间而起。
查英人租界在文登之威海地方，上年冬月英人又自威海以外圈占文登、荣成两县地，于孟庄、桥头等处，张贴告示，令界内民向彼完粮，并于东滩地方，强派华绅四人，充当粮总，代为催收。而该县百姓不敢忘本，仍向县署完粮，纷纷投柜，官不敢收，皆流涕以去。伏思百姓食毛践土，各有天良，愿为朝廷之赤子，耻作异域之编氓，乃不能保护之，使归彼族，此真堪恸哭者矣。
闻英人与特国 构兵，何暇与我再起兵端，特恐复有汉奸如王曾俊者，指引彼族，恫喝要求，复为所蒙蔽而不觉，含糊许之，又蹈胶覆辙，则沿江沿海省分，均有租界，各国效尤，均索界外之地，又将何以应之!彼族不损一兵，不折一矢，出一言而得数百里之地，又奚惮而不为耶!此次之划界，臣诚恐山东抚臣袁世凯迁就了事，图目前之苟安，忘后日之大患，中一国之狡计，启各国之衅端，实于大局所关非细。既有所闻，用敢披沥上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又片：再，山东高密县属濠里地方，洋人修造铁路，阻塞田间水道，有碍小民生计，因向洋人拦阻，洋人枪毙平民数人。又去年三月山东日照县石臼所后数里住家，被德国人击死农人一名，被伤者一名。洋人如此凶横，地方官不能申理，尚复成何事体!夫中国毙一洋人，必抵偿数命，抚恤巨万，而洋人毙华民，如屠犬豕。百姓何辜，遭此涂炭。合无饬抚臣据理责问，将凶犯按律惩办，以雪百姓之冤。不然百姓积怨已深，群起而与之为难，衅端恐自此而起。且民者国之本也，使洋人自此以轰毙华民为固然，相率效尤，我又何以立国!臣为民生、国体起见，据实附片并陈，伏乞圣鉴。谨奏。
从该奏折中可以看出，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犯中国主权，抢占中国领土，残害百姓的丑恶行为，以及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无视国体与民生，屈膝媚外姑息养奸的丑恶行径，高熙喆能秉笔直言，对大权在握的袁世凯进行揭露和指责，要求审定疆界、保护民生、维护主权，充分体现了其不畏权势、披肝沥胆、仗义执言等难能可贵的胆识和品格。高熙喆的奏折，振聋发聩，更震动朝野，产生了很大影响。
宣统三年（1911），朝廷下诏铁路、矿山收归国有，怀来县有数千户人家靠采煤为生，听此消息后联合起来抗命，于是督部派人收矿，并威胁如不服从，就发镇兵镇压。为此，时任直隶宣化知府的高熙喆极力反对这种对百姓的镇压，顶住压力不予收矿，他还与口北的道成和宣化镇总兵黄懋澄联名驰电劝阻督部派兵。
二、宁夏任职为民谋利
光绪三十年（1904），高熙喆遭到袁世凯的排挤，被排挤至宁夏任知府。《朔方道志》载高熙喆“丰裁严峻，下车伊始，即先将署内一切陋规革除尽净，并自书纪谕，粘贴堂柱。” 革除了衙署内的一切陋规，并声明如有再犯，必将严惩不贷。
宁夏府境内本来开挖有4条水渠，百姓利用黄河水进行灌溉，但年久失修，再加上黄河经常泛滥，导致良田淹没。为此，高熙喆明察暗访，“揆径用，核部伍，均庸力，杜侵渔，谨潴泄”，恩威并用，赏罚兼施，只用了半年时间，就修复了汉延、唐徕和大清三道水渠。他还发动民众修建惠农渠，并把黑泉湖水引入新渠。但是这个工程巨大，耗费不菲，其下属担心他会承担风险，劝告不要实施。但是他坚持动工，千方百计从地方筹款，并“日夜视察，身先士卒，饥则啖胡饼，与民杂坐畚锸间。”《朔方道志》载高熙喆“每到渠工，必亲携胡饼与民坐啖，仆从人等均自给口食，不准用渠一钱。故御下虽严而人无怨言。”经过两年多的修建，新渠基本完工，灌溉面积增加了五万余亩。
宁夏地区因回汉杂居，所以经常发生回汉斗殴。高熙喆为此致力于教育教化，移风易俗。他“择官地，起学舍，捐藏书数百卷”，亲临讲坛，向回汉学生授课，号召民众共同遵守礼法，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故《朔方道志》又载高熙喆“以宁夏边区文风未振，购官房以建学校，捐赠书籍数百卷，亲临讲授，校阅课卷，至去不倦。”当他调离宁夏时，百姓恋恋不舍，跪送数十里。冯玉祥曾在《我的生活》回忆录中记述道：我每到一个地方，照例喜欢探听些当地掌故，以为谈助。我到宁夏，就问邵道尹曾听说这里从前有些什么好官和坏官。他回答说：“还没有打听过。”我说：“不知道志书上有没有记载？”他道：“志书上没有。”我向地方父老问悉，民国前有山东滕县人高善哲老先生为翰林出身，任此间知府，上任时候，两匹骡子，拉着一辆轿车，里面坐着他老太太，他自己跨在车子外边上坐着。在任数年，所有自己穿的鞋袜，全是他老太太给做。这里所筑秦渠、唐渠、清渠，工程草率，致黄河年年成灾。高老先生着手改造，每日带些干粮及待批阅的公文，打成一个小包，背到野外草棚中坐着，监导民工筑渠。一连五六个月，不问风雨，从不间断。渠成，地方年年丰收，原野一片江南风光，真是万家生佛。民元鼎革，他罢职归田，百姓跪送数十里，依依不舍。此为宁夏百年来最好之官。后来我到泰山住，曾与高老先生见面。那时他已八九十岁，身体很康健，犹能作蝇头小楷，每日服乌鸡丸，夜眠推腹，常令其孙到泰山摘柏叶泡茶为饮料，以此为其养生之要道。他自挂冠家居，教子课孙而外，努力地方公益之事，深得桑梓之敬爱。
冯玉祥所指高善哲即是高熙喆。回忆录所记之事反映出高熙喆为民兴利、受民爱戴的历史事实。
三、充实的晚年生活
民国成立后不久，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当上大总统。为避免袁世凯打击报复，高熙喆先隐居胶东朋友家中，袁志凯死后他才回到滕县老家。此间，正逢家乡连年歉收，每逢春荒，他都积极赈灾，分粥散饼，直到麦熟后为止。他还和乡贤生克中、生克昭兄弟一起，筹资修建城墙，保护县城。年逾花甲的他已无意于仕途，而是专心著述。他撰写了考证《诗经》的《诗迹》，交给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准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排版印刷，但书稿不幸毁于日军侵华的炮火之中。他还编修了《滕县乡土志》《续滕县志》，著有《毛诗注》《周易注》《四书说》《藤花馆集》《春秋左氏传注》《高太史文抄》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不作丝毫抵抗，畏战而逃。民国二十七年（1938）三月，日军南下进犯邹县，侵入两下店，滕县一带局势紧张。地方绅士惶恐不安，聚集在商会里讨论应急对策。许多人贪生怕死，为了一己私利而不顾民族大义，主张擎旗担酒，到邹县迎接日军。高熙喆听后勃然大怒，拂袖而起，痛斥那些胆小怕死之人，明确表示宁死也不当日军顺民。后来仍有一些地方士绅到邹县迎接日军。高熙喆无比痛心，大骂这些卖国贼，发誓坚决不做亡国奴，决定不和日军见面，离开故乡。年迈的高熙喆流落异地，时常翘首远望家乡。国破家亡的局势时常让他呜咽涕泣，感慨忧愁，最后一病不起，于1938年含恨辞世。高熙喆的铮铮铁骨和爱国精神，为后世所传颂，至今传为佳话。有今人所作《清末翰林高熙喆印象》二首为证：“门楼古雅悬匾额，深宅幽居著卷篇。学者翰林名远近，庶黎乡里颂先贤。”“倭寇陷滕耆宿隐，诱官斥拒棒当头。铮铮风骨不容犯，狼狈丑奸低首羞。”
（崔靖娟）
高熙喆
高熙喆（1854—1938），字仲瑊，一字亦愚，滕县（今滕州市）人。年幼时其父即因病去世，母亲徐氏把他抚养成人。《续滕县志》曾记高熙喆少时喜欢画画，母亲便教育他说：“吾抚汝不易，所望学成，以显亲扬名。今乃知将来不过一画工耳。”故从此之后，他便不再绘画，而刻苦努力，博览群书，以博求功名。高熙喆8岁进入滕县道一学院学习，16岁考中秀才。同治十二年（1873）举副贡，进入国子监读书。光绪八年（1882）中举人，光绪九年（1883年）中二甲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山西乡试正考官、甲午科会试同考官、河南道和贵州湖广两道监察御史，光绪三十年（1904年）之后，又历任甘肃宁夏知府、直隶宣化知府、大名知府等职。民国成立，解印挂冠而去，回滕隐居，不问政事。高熙喆精于经史，长于文辞，所著有《诗迹》《毛诗注》《周易注》《藤花馆集》《春秋左氏传注》《四书说》《高太史文钞》《滕县乡土志》《续滕县志》《高熙喆集》等。为晚清名臣和知名学者。
一、刚正不阿进直言
高熙喆还是一名副贡时，他的叔父高文保因揭发峄县知县朱永康贪赃违法之事，被朱永康指使其侄朱宝森将高文保杀害，为此高熙喆为叔父伸冤而四处奔走。无奈地方官官相护，高熙喆只得写好状纸，赴京城告状，最后高文保之冤得伸，朱永康被判极刑。朝廷“褒扬高文保忠正不阿，赐祭葬，入昭忠祠国史立传”。此事让高熙喆“名动朝野”。
高熙喆中进士后，于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会试任同考官，“分校第十四房”，选拔推荐了诸多人才。如湖北的余晋江、福建的江春霖、安徽的杨士燮、广东的李家驹、江苏的张謇等，后来都成为一时人才。尤其是张謇，后为著名教育家、实业家和立宪派领袖。
光绪二十五年（1899），高熙喆任河南道监察御史。此时西方列强再次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侵犯中国主权，山东一带因此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反帝运动。而这时出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却一味屈膝媚外，对义和团进行残酷镇压。为此，高熙喆不计利害，不畏权势，毅然上疏弹劾袁世凯。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3月27日），高熙喆写了著名的奏折《为防维后患请定界限以杜效尤折》及其《附片》上奏朝廷：
江南道监察御史臣高熙喆跪奏，为防维后患，固结人心，请审定疆界，饬抚臣据理直争，以杜效尤，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德人强占胶澳，初次立约，仅索潮平百里，而委员王曾俊等指引德人，将胶州、即墨、平度、高密、诸城五州县地，圈入德界，蒙混电禀，销毁前约，而胶澳以外四百里之地，遂为彼有。当时平度州知州潘民表力争不获，而英人果因之乘间而起。
查英人租界在文登之威海地方，上年冬月英人又自威海以外圈占文登、荣成两县地，于孟庄、桥头等处，张贴告示，令界内民向彼完粮，并于东滩地方，强派华绅四人，充当粮总，代为催收。而该县百姓不敢忘本，仍向县署完粮，纷纷投柜，官不敢收，皆流涕以去。伏思百姓食毛践土，各有天良，愿为朝廷之赤子，耻作异域之编氓，乃不能保护之，使归彼族，此真堪恸哭者矣。
闻英人与特国 构兵，何暇与我再起兵端，特恐复有汉奸如王曾俊者，指引彼族，恫喝要求，复为所蒙蔽而不觉，含糊许之，又蹈胶覆辙，则沿江沿海省分，均有租界，各国效尤，均索界外之地，又将何以应之!彼族不损一兵，不折一矢，出一言而得数百里之地，又奚惮而不为耶!此次之划界，臣诚恐山东抚臣袁世凯迁就了事，图目前之苟安，忘后日之大患，中一国之狡计，启各国之衅端，实于大局所关非细。既有所闻，用敢披沥上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又片：再，山东高密县属濠里地方，洋人修造铁路，阻塞田间水道，有碍小民生计，因向洋人拦阻，洋人枪毙平民数人。又去年三月山东日照县石臼所后数里住家，被德国人击死农人一名，被伤者一名。洋人如此凶横，地方官不能申理，尚复成何事体!夫中国毙一洋人，必抵偿数命，抚恤巨万，而洋人毙华民，如屠犬豕。百姓何辜，遭此涂炭。合无饬抚臣据理责问，将凶犯按律惩办，以雪百姓之冤。不然百姓积怨已深，群起而与之为难，衅端恐自此而起。且民者国之本也，使洋人自此以轰毙华民为固然，相率效尤，我又何以立国!臣为民生、国体起见，据实附片并陈，伏乞圣鉴。谨奏。
从该奏折中可以看出，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犯中国主权，抢占中国领土，残害百姓的丑恶行为，以及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无视国体与民生，屈膝媚外姑息养奸的丑恶行径，高熙喆能秉笔直言，对大权在握的袁世凯进行揭露和指责，要求审定疆界、保护民生、维护主权，充分体现了其不畏权势、披肝沥胆、仗义执言等难能可贵的胆识和品格。高熙喆的奏折，振聋发聩，更震动朝野，产生了很大影响。
宣统三年（1911），朝廷下诏铁路、矿山收归国有，怀来县有数千户人家靠采煤为生，听此消息后联合起来抗命，于是督部派人收矿，并威胁如不服从，就发镇兵镇压。为此，时任直隶宣化知府的高熙喆极力反对这种对百姓的镇压，顶住压力不予收矿，他还与口北的道成和宣化镇总兵黄懋澄联名驰电劝阻督部派兵。
二、宁夏任职为民谋利
光绪三十年（1904），高熙喆遭到袁世凯的排挤，被排挤至宁夏任知府。《朔方道志》载高熙喆“丰裁严峻，下车伊始，即先将署内一切陋规革除尽净，并自书纪谕，粘贴堂柱。” 革除了衙署内的一切陋规，并声明如有再犯，必将严惩不贷。
宁夏府境内本来开挖有4条水渠，百姓利用黄河水进行灌溉，但年久失修，再加上黄河经常泛滥，导致良田淹没。为此，高熙喆明察暗访，“揆径用，核部伍，均庸力，杜侵渔，谨潴泄”，恩威并用，赏罚兼施，只用了半年时间，就修复了汉延、唐徕和大清三道水渠。他还发动民众修建惠农渠，并把黑泉湖水引入新渠。但是这个工程巨大，耗费不菲，其下属担心他会承担风险，劝告不要实施。但是他坚持动工，千方百计从地方筹款，并“日夜视察，身先士卒，饥则啖胡饼，与民杂坐畚锸间。”《朔方道志》载高熙喆“每到渠工，必亲携胡饼与民坐啖，仆从人等均自给口食，不准用渠一钱。故御下虽严而人无怨言。”经过两年多的修建，新渠基本完工，灌溉面积增加了五万余亩。
宁夏地区因回汉杂居，所以经常发生回汉斗殴。高熙喆为此致力于教育教化，移风易俗。他“择官地，起学舍，捐藏书数百卷”，亲临讲坛，向回汉学生授课，号召民众共同遵守礼法，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故《朔方道志》又载高熙喆“以宁夏边区文风未振，购官房以建学校，捐赠书籍数百卷，亲临讲授，校阅课卷，至去不倦。”当他调离宁夏时，百姓恋恋不舍，跪送数十里。冯玉祥曾在《我的生活》回忆录中记述道：我每到一个地方，照例喜欢探听些当地掌故，以为谈助。我到宁夏，就问邵道尹曾听说这里从前有些什么好官和坏官。他回答说：“还没有打听过。”我说：“不知道志书上有没有记载？”他道：“志书上没有。”我向地方父老问悉，民国前有山东滕县人高善哲老先生为翰林出身，任此间知府，上任时候，两匹骡子，拉着一辆轿车，里面坐着他老太太，他自己跨在车子外边上坐着。在任数年，所有自己穿的鞋袜，全是他老太太给做。这里所筑秦渠、唐渠、清渠，工程草率，致黄河年年成灾。高老先生着手改造，每日带些干粮及待批阅的公文，打成一个小包，背到野外草棚中坐着，监导民工筑渠。一连五六个月，不问风雨，从不间断。渠成，地方年年丰收，原野一片江南风光，真是万家生佛。民元鼎革，他罢职归田，百姓跪送数十里，依依不舍。此为宁夏百年来最好之官。后来我到泰山住，曾与高老先生见面。那时他已八九十岁，身体很康健，犹能作蝇头小楷，每日服乌鸡丸，夜眠推腹，常令其孙到泰山摘柏叶泡茶为饮料，以此为其养生之要道。他自挂冠家居，教子课孙而外，努力地方公益之事，深得桑梓之敬爱。
冯玉祥所指高善哲即是高熙喆。回忆录所记之事反映出高熙喆为民兴利、受民爱戴的历史事实。
三、充实的晚年生活
民国成立后不久，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当上大总统。为避免袁世凯打击报复，高熙喆先隐居胶东朋友家中，袁志凯死后他才回到滕县老家。此间，正逢家乡连年歉收，每逢春荒，他都积极赈灾，分粥散饼，直到麦熟后为止。他还和乡贤生克中、生克昭兄弟一起，筹资修建城墙，保护县城。年逾花甲的他已无意于仕途，而是专心著述。他撰写了考证《诗经》的《诗迹》，交给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准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排版印刷，但书稿不幸毁于日军侵华的炮火之中。他还编修了《滕县乡土志》《续滕县志》，著有《毛诗注》《周易注》《四书说》《藤花馆集》《春秋左氏传注》《高太史文抄》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不作丝毫抵抗，畏战而逃。民国二十七年（1938）三月，日军南下进犯邹县，侵入两下店，滕县一带局势紧张。地方绅士惶恐不安，聚集在商会里讨论应急对策。许多人贪生怕死，为了一己私利而不顾民族大义，主张擎旗担酒，到邹县迎接日军。高熙喆听后勃然大怒，拂袖而起，痛斥那些胆小怕死之人，明确表示宁死也不当日军顺民。后来仍有一些地方士绅到邹县迎接日军。高熙喆无比痛心，大骂这些卖国贼，发誓坚决不做亡国奴，决定不和日军见面，离开故乡。年迈的高熙喆流落异地，时常翘首远望家乡。国破家亡的局势时常让他呜咽涕泣，感慨忧愁，最后一病不起，于1938年含恨辞世。高熙喆的铮铮铁骨和爱国精神，为后世所传颂，至今传为佳话。有今人所作《清末翰林高熙喆印象》二首为证：“门楼古雅悬匾额，深宅幽居著卷篇。学者翰林名远近，庶黎乡里颂先贤。”“倭寇陷滕耆宿隐，诱官斥拒棒当头。铮铮风骨不容犯，狼狈丑奸低首羞。”
（崔靖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