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劭忞（1850—1933），字仲勉，又字凤荪、凤笙，号蓼园，室名岁寒阁，胶州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清末官至山东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民国成立后担任清史馆馆长兼总纂，是近代著名学者和历史学家。
一、书香世家
柯劭忞出身于胶州一个官宦文化世家。胶州柯氏远祖为元代著名学者、画家、宫藏金石书画鉴定家柯九思，明末曾担任福王和唐王政权兵部尚书的柯夏卿为柯氏直系先祖，明亡后柯夏卿之弟柯忠卿迁居胶州沧口镇，柯劭忞祖父柯培元就是柯忠卿之后。柯氏之族到柯劭忞祖父这一辈时，已繁衍传承十代之久。柯劭忞的祖父柯培元为官历任福建瓯宁知县、署龙岩知州、台湾噶玛兰通判，是清代著名的抗英将领，并以诗文见长，所著有《噶玛兰志略》，被称为“山左四名家”之一。柯劭忞的父亲柯蘅（字我兰）为清代名儒，曾受业于经学大师陈寿祺，在史学、文学、诗词、音韵、文字等领域均有所成就，尤以诗闻名于世，其五言诗有“五言长城”之誉，所著有《声诗阐微》《说文考异》《春雨堂诗选》《汉书七表校补》《旧雨草堂诗集》《杜陵拗律审言》等。柯劭忞的母亲为精通诗文的胶西书院院长李图（字少白，其父李伯元乾隆年间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著有《十二笔舫杂录》）之女李长霞（字德霄），也是晚清“诗古文词，冠绝一世”的女学者和闺阁诗人，她国学湛深，诗学三唐，著有《锜斋诗集》，所作《乱后忆书》诗：“插架五千卷，竟教一炬亡。斯民同浩劫，此意敢言伤？业废凭儿懒，窗闲觉日长。吟诗怜弱女，空腹说三唐。”盛传一时，此诗后被收入《清诗纪事》，得到著名学者王国维、刘师培等名家推崇。柯蘅师从李图在济南尚志书院学习期间，李图爱其才华，特将女儿李长霞嫁予为妻。柯蘅夫妇两人志同道合，彼此欣赏其才学，至咸丰十一年（1861），因避躲捻军之乱，举家迁至潍县，择居地接程符山的城南孙家村，后又在城内北门大街路东购宅居住。他们与当地诗人结成西园诗社，切磋吟咏，唱和不辍，李长霞的《倚斋诗集》就是在此时结集付梓的。柯劭忞的兄长柯劭憼为光绪年间进士，两个姊妹柯劭蕙和柯劭慧皆为胶州有名的才女。民国《潍县志稿》人物志侨寓部分，自汉至清的两千年间仅著录有8人，而柯氏家族中柯蘅、柯劭忞、柯劭憼父子3人皆列入其中，而柯劭忞外祖父李图、父柯蘅、母李长霞、兄柯劭憼、姊劭慧、妹劭蕙等也均因才名而在志稿中立专传，柯氏家族可谓是家学渊源，一门风雅。
二、嗜读勤学
柯劭忞生长于书香门第，深受浓郁家庭文化的熏陶。他自幼聪慧，天赋异人。4岁时便会作诗，像“燕子不来春已晚，空庭落尽紫丁香”这样受到时人传颂的佳句是他在7岁时所作的。在他12岁时，全家为躲避战乱辗转迁居潍县过程中，父母仍旧“昕夕教子女以经史词章之学无少间”。家庭的精心教育使柯劭忞的学业日益长进，他常与潍县当地高鸿裁、宋书升、刘抡升、张昭潜、丁善宝、孙葆田、徐坊等学者往来交流，在十芴园觞咏竞骚，为其日后学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到16岁时，因成绩优异而被选入济南尚志书院就读，成为知名学者匡源的得意门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见识的扩展，柯劭忞的求知欲愈加强烈，兴趣也日愈广泛，凡经史、词章、小学、天文、历算、金石等书籍，都使他爱不释手，痴迷攻读，几近成魔。徐一士在《一士类稿》中曾记柯劭忞痴迷读书的故事说，在一个冬日早晨，柯劭忞的父亲起床后闻到儿子房间中飘出浓重的烟味，便赶忙跑过去，看到柯劭忞正靠近炉火坐着读书，由于离火炉太近，衣袖被炉火燃着了，青烟四起，“而柯方执卷讽诵，神与古会，毫无知觉，沉酣典籍，近于入魔”，父亲内心对其集中精力、钻书入迷的劲儿十分嘉许，但也常以书呆子戒之。
柯劭忞不仅沉迷于读书，而且在思考时也会陷入成魔境地。他喜治算学，开始时不解天元之术（即现代代数学），终日苦思，闷闷不乐，便彻夜钻研。忽然有一天吃中午饭时大叫起来：“我懂了，我懂了！”从此痴迷于破解天元之术，还仿制出了古算学仪器，后人评价他是“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广泛的兴趣爱好和读书几近成魔的执着，也终于使柯劭忞在许多学术领域皆有独到见解。《清儒学案》评价他说：“生平为学，博综经史，兼擅词章。其外舅吴挚甫先生，文章经术，负当时盛名，每与外邦人士人论《周易》《尚书》，有所不决，辄移书与之商榷。而东甫、晋之亦与 讲学深契。于其乡邦文献，无论传与不传，类能睹记而道其略，通博冠于山左。”
博学多才的柯劭忞于同治九年（1870）考中举人，受到名儒朱肯甫的赏识。不久，朱肯甫视学四川时，便带着柯劭忞同去襄助科举事务，使之有机会广泛结交各省友人和学吏。之后，柯劭忞先后在晋、粤、辽东等地书院任主讲，也曾为河南友人张梦兰家当过塾师。
三、仕途顺达
光绪十二年（1886），柯劭忞考取进士，选为翰林庶吉士，后擢为翰林编修，从此长期居住在北京，潜心于学术研究和著述。他从精研儒家经典入手，还格外留意元史相关材料。此时他与国子监祭酒盛昱常有诗赋往来，还与袁昶、沈曾植等人私交甚好。经十余年的历练，广读博学，熟悉政务， 为其之后在清廷危难之季为国效力奠定了基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柯劭忞与徐世昌一起被派为政务行走，追随慈禧和光绪转徙到西安。第二年，柯劭忞出任湖南学政，任期4年，因政绩突出又被调回北京，历任国子监司业、翰林院撰文、侍讲、学部参议、学部左丞、典礼院学士、资政院议员、日讲起居注、政务处行走、懋勤殿行走等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派遣其赴日本考察，回国后先后任贵州提学使、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署、贵胄学堂总教习等。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成立资政院，又以其声望较高而被任为议员，翌年十月被任命为山东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不久，柯劭忞回京担任典礼院学士，清政府赐其紫禁城骑马，伴溥仪皇帝读书，成为继匡源之后第二位出自胶州的清代皇帝老师。清王朝覆灭之后，柯劭忞绝意于仕途，过起了隐居生活。直到民国政府成立，在北洋政府多次出面邀请下，他才答应主持一些学术机构，也更加倾心于学术研究。1914年柯劭忞被任命为清史馆馆长兼总纂，在赵尔巽去世后，继续组织编纂完成《清史稿》，同时致力于重修《元史》，还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1925年，柯劭忞因德高望重而被推选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长，主持撰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亲自整理编撰《续修四库总目》经部易经类提要152种，倾尽余生精力。
四、学术成就
良好的家教、扎实的学术功底，使柯劭忞在经学、史学、诗词、书法等领域均有成就。他“潜心国学，举凡经史、词章、音韵、训诂、金石、天文、历算、舆地、医药，靡不精研”， 著作等身。
在经学领域，柯劭忞造诣颇深。他自幼嗜好研读经书，独好《穀梁》，每每读之，皆深有所悟。他在授予翰林院编修后，遂集平日所悟，撰成《春秋穀梁传注》15卷。此书于1927年出版后，深为学界所重，1934年曾修订后再版，被时人评价为“自来说《穀梁》者，殆未之有也。足与《左传》杜注、《公羊》何解方驾矣”。 他还为其岳父吴汝纶订正《尚书故》4册。1931年，他曾搜集经注善本刻石，附以自己所著《十三经考证》，打算存于曲阜孔庙，但未能完成。1925年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成立之时，以其在当时的学术成就，深为日本学界所重，遂被聘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长暨中方首席代表，并负责《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经类书目提要的撰著工作。他所撰提要，多简明扼要，见解独到，论断精辟。其经史学著述未刊印者即有《尔雅注》《文献通考校注》《后汉书注》《十三经附札记》等。王森然曾评价道：“柯先生平生精力所注，厥在经学，于《穀梁》所得尤深。其治元史，乃由经以及史。亦以清同光间风气，治西北史地（尤以元史）为新奇时髦之学问。” 而柯劭忞在史学上的突出成就，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元史》的编撰及相关史料的整理，二是参与并主持《清史稿》的编纂。
二十四史之一的《元史》，是明初朱元璋为巩固和维护明王朝统治需要下令编修的，先后两次开史局，每次不过百余日，先后有三十余人参与修史。但因仓促成书，故而《元史》存在重复、脱漏等不少问题，而为史学家所诟病。清代史家钱大昕即评论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 于是在《元史》成书后，就有朱佑作《元史拾遗》对其进行补正，此后更有永乐年间解缪著《元史证误》、胡粹中著《元史续补》，再有周复浚著《元史弼违》、王光鲁著《元史备忘录》、梁寅著《元史略》、陈邦瞻著《元史纪事本末》等对元史进行续补和拾遗。清代学者对元史研究愈加繁富，清初邵远平撰《元史类编》、汪辉祖作《元史本证》、朴学大师钱大昕想要凭借新发现的《圣武亲征录》和《元朝秘史》两部著作改造《元史》，却在《元史氏族表》和《元史艺文志》写成后不幸与世长辞。之后清末学者魏源追溯蒙元前期历史，采用《蒙元秘史》来补充《元史》的内容，编撰成《元史新编》95卷。又有洪钧因曾任驻外大臣被派往德、奥、荷、俄四国，遂亲自寻访和翻译国外著作，以《元史》诸多谬误，利用其所见大量新史料，撰成《元史译文证补》。除此之外还有曾廉的《元书》和屠寄的《蒙兀儿史记》。虽有如此诸史家从各方面对元史进行修正补充，可是皆不能尽如人意，也表露出史学界对撰写一部完善新元史的强烈期盼。
对此，早就留意于元史研究的柯劭忞，以其曾奉命勘定魏源的《元史新编》和在翰林院抄录、搜集元史资料的经历等，使之增长了学识、丰富了阅历，于是他广泛收集各类元史资料，综合《元史》《元朝秘史》《元典章》和《经世大典》残本，参考其他史著、金石、笔记、文集等文献，倾其半生心血，前后历30年，于1920编纂完成断代史巨著《新元史》。
《新元史》以《元史》为底本，仍依纪传体之体例，斟酌损益而成。全书共257卷，包括本纪26卷，列传154卷，表7卷、志70卷，另附目录1卷，总计150多万字。书成经当时教育部阅看后，教育部以“精审完善，实远出《元史》原书之上”而呈请国民政府仿照乾隆年间颁行二十四史《唐书》及《五代史》新旧并存之例，将《新元史》与《元史》一并列入正史，以广流传而光册府。时任国民政府总统的徐世昌亦以《新元史》“诠采宏富，体大思精”，明令列入正史，增二十四史为二十五史。
《新元史》熔铸新旧中外文献资料于一炉，增补了许多《元史》缺乏的内容，丰富了有关蒙元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记载，并对《元史》的疏漏、谬误、繁冗等不足和不当之处给予了改正。较之诸家续补之作，高出一筹，可谓元史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成为治元史者极为重要的参考文献。但因其出于柯劭忞一人之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如《新元史》删去了不少《元史》中原有的史料，并对增删部分未标出处，这就降低了新史的史料价值。又因柯劭忞不懂蒙古语，致使新史中蒙文音译未能做到统一，还出现了一些人名、地名、纪年、记事之类的讹误。尽管如此，学术界对《新元史》的评价还是很高的。王森然即称赞柯劭忞“为吾国旧学泰斗，耆年硕德，博学能文，近代不可多得之史学家也” 。李思纯在《元史学》中则评价“其书兼具全部改造与详备博赡之二种长处。中国元史之有柯劭忞，正如集百川之归流以成大海，集众土之积累以成高峰。”就连对博士学位考核沿革、授予审慎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都对柯劭忞极为钦佩，特赠授其文学博士学位。
而参与并主持《清史稿》的编纂，则是柯劭忞另一重要史学成就。1914年北洋政府设立清史馆，集中了清朝遗老一百余人编纂清史，任命赵尔巽为馆长，柯劭忞等人为总纂。柯劭忞除全力协助赵尔巽组织总纂外，还分工负责清史本纪部分，并整理完成《儒林传》《文苑传》《畴人传》等列传。刘师培初辑《灾异志》5卷，亦由柯劭忞复阅。此外，《天文志》14卷自始至终皆由柯劭忞一人所撰，《时宪志》16卷则由他指导钦天监天文台人员编纂。柯劭忞更在赵尔巽去世后，接任清史馆馆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由于《清史稿》编纂时间长，且参编人员变动大，惟柯劭忞其中自始至终主持其事的少数人之一。朱师辙在《清史述闻》中亦评论说：“以清史馆之人才论，学术文章，自以柯凤老为第一”。
除史学外，柯劭忞在文学、书画等领域也颇有造诣。近人曾言：“凤笙不朽之业，当在元史；其诗亦风骨高骞，意味老澹，一时钜手也。” 柯劭忞自幼深得母亲言传身教，诗法盛唐，专学杜工部，光明俊伟，纯正中和。其拟古歌谣，独具匠心，遣词调语老成地道。他常与名人大家品评诗词，晚年时更是晚晴簃诗社的常客。他曾受徐世昌委托为其编选诗集如《水竹邨人诗选》等。从其现存诗作来看，柯劭忞的诗词禀赋和诗学理论皆为一流。王国维曾评价道：“今世之诗，当推柯凤老为第一，以其纯法正宗，且造境甚高也。” 汪国垣纂《光宣诗坛点将录》，也推先生为“地全星鬼脸儿杜兴”，可见其诗词功夫确为大家。但柯劭忞却从来视诗歌为末技，诗词酬唱后从不留底稿，故其大量诗作皆已佚失。有幸其连襟廉泉留心收藏，并将所收集中整理并付梓刊印，于是其存世诗作五百余首收录于《蓼园诗钞》及《蓼园诗续钞》诗集中。
柯劭忞的书法属帖学馆阁体，出入赵、董，宗法北宋梅光臣，笔笔流美，字字安稳，以其台阁重臣而能不失书生本色，后人谓其风格疏朴古淡。以其《行书横披》为例，细观笔画，体势有姿，取势有法，通观透气、通达，总体风格柔美，通感明亮舒畅，摇曳生姿。
柯劭忞在学术上的成就除了源于自身天赋和努力外，也离不开其亲朋好友的帮助。其原配袁夫人去世后，柯劭忞续娶桐城古文学家吴汝纶之女吴芝芳。吴芝芳颇有才赋，古文深得家传，亦工诗，著有《诘斋诗集》。辛亥革命后，吴芝芳任过总统府教师，辅助柯劭忞编修《新元史》，是柯劭忞在学术研究中最得力的助手。柯劭忞夫妇的三个儿子中，长子柯昌泗与次子柯昌济都是著名甲骨文专家、教授，三子柯昌汾为武官，娶孔子七十六代孙女孔德懋。柯劭忞还以文交友，其中与徐世昌、罗振玉、王国维关系最为密切。他与徐世昌为同年进士，两人曾于1900年护驾光绪、慈禧“西狩”，又一起任政务处行走，自此成为君子之交。
五、心怀家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被迫退位。面对清王朝的灭亡，柯劭忞痛哭流涕，此后便“以孤忠自鸣”，任溥仪侍讲，一直不肯出仕民国。无论是被选为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还是袁世凯、徐世昌出面请他出山，除了担任清史总纂外，均遭柯劭忞拒绝。虽然他守旧不知变动，但在晚清逸老中，其人格和气节却是备受称道的，尤以其颇具忧国忧民、反帝爱国思想而著称于时。
柯劭忞曾热切关注家乡民众的生活。在山东发生水灾时，他迅速在京成立山东水灾赈济会，自任会长，筹措款物，鼎力赈灾。他还出资请人负责成立博爱织布厂，专收贫家子弟，以谋生计。面对德国入侵胶州湾，柯劭忞曾同清廷投降派进行过坚决斗争。德占胶州湾之后，爱国义士宫中栶为抗议德侵而自缢身亡，引起社会极大轰动，公众自发吊唁者甚众。时居青岛的柯劭忞闻知后亲自撰写挽联 “汉家纵有中行说，齐国宁无鲁仲连”志悼。在担任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委员长、主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过程中，得知日本入侵东三省后，他甚感愤怒，坚决放弃与日本人合作，并毅然辞职，率全体中国学者退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1920年国宝毛公鼎欲被外国人重金买走时，柯劭忞与潍县乡人通力赎回，此事备受称道。毛公鼎是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一件稀世珍品，曾由翰林院编修、潍县人陈介祺以3年俸银为代价购藏，陈介祺病故后复由两江总督端方将毛公鼎买走，但端方死后端氏后裔以家道中落将鼎抵押在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而无力赎回，传闻英美人欲以重金购买毛公鼎，为此国人一片哗然。因毛公鼎最先由潍县同乡陈介祺购藏，于是柯劭忞立即“与乡人计议，欲同力合作，赎回毛鼎”。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称，“如洋人果出重价，不能与争，如尚在磋商，忞愿担任此事”。 就是这样一位博学多才，在学术上造诣颇深的一代学者，晚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于北京，葬于石景山福田公墓内。
（许玲）
柯劭忞
柯劭忞（1850—1933），字仲勉，又字凤荪、凤笙，号蓼园，室名岁寒阁，胶州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清末官至山东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民国成立后担任清史馆馆长兼总纂，是近代著名学者和历史学家。
一、书香世家
柯劭忞出身于胶州一个官宦文化世家。胶州柯氏远祖为元代著名学者、画家、宫藏金石书画鉴定家柯九思，明末曾担任福王和唐王政权兵部尚书的柯夏卿为柯氏直系先祖，明亡后柯夏卿之弟柯忠卿迁居胶州沧口镇，柯劭忞祖父柯培元就是柯忠卿之后。柯氏之族到柯劭忞祖父这一辈时，已繁衍传承十代之久。柯劭忞的祖父柯培元为官历任福建瓯宁知县、署龙岩知州、台湾噶玛兰通判，是清代著名的抗英将领，并以诗文见长，所著有《噶玛兰志略》，被称为“山左四名家”之一。柯劭忞的父亲柯蘅（字我兰）为清代名儒，曾受业于经学大师陈寿祺，在史学、文学、诗词、音韵、文字等领域均有所成就，尤以诗闻名于世，其五言诗有“五言长城”之誉，所著有《声诗阐微》《说文考异》《春雨堂诗选》《汉书七表校补》《旧雨草堂诗集》《杜陵拗律审言》等。柯劭忞的母亲为精通诗文的胶西书院院长李图（字少白，其父李伯元乾隆年间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著有《十二笔舫杂录》）之女李长霞（字德霄），也是晚清“诗古文词，冠绝一世”的女学者和闺阁诗人，她国学湛深，诗学三唐，著有《锜斋诗集》，所作《乱后忆书》诗：“插架五千卷，竟教一炬亡。斯民同浩劫，此意敢言伤？业废凭儿懒，窗闲觉日长。吟诗怜弱女，空腹说三唐。”盛传一时，此诗后被收入《清诗纪事》，得到著名学者王国维、刘师培等名家推崇。柯蘅师从李图在济南尚志书院学习期间，李图爱其才华，特将女儿李长霞嫁予为妻。柯蘅夫妇两人志同道合，彼此欣赏其才学，至咸丰十一年（1861），因避躲捻军之乱，举家迁至潍县，择居地接程符山的城南孙家村，后又在城内北门大街路东购宅居住。他们与当地诗人结成西园诗社，切磋吟咏，唱和不辍，李长霞的《倚斋诗集》就是在此时结集付梓的。柯劭忞的兄长柯劭憼为光绪年间进士，两个姊妹柯劭蕙和柯劭慧皆为胶州有名的才女。民国《潍县志稿》人物志侨寓部分，自汉至清的两千年间仅著录有8人，而柯氏家族中柯蘅、柯劭忞、柯劭憼父子3人皆列入其中，而柯劭忞外祖父李图、父柯蘅、母李长霞、兄柯劭憼、姊劭慧、妹劭蕙等也均因才名而在志稿中立专传，柯氏家族可谓是家学渊源，一门风雅。
二、嗜读勤学
柯劭忞生长于书香门第，深受浓郁家庭文化的熏陶。他自幼聪慧，天赋异人。4岁时便会作诗，像“燕子不来春已晚，空庭落尽紫丁香”这样受到时人传颂的佳句是他在7岁时所作的。在他12岁时，全家为躲避战乱辗转迁居潍县过程中，父母仍旧“昕夕教子女以经史词章之学无少间”。家庭的精心教育使柯劭忞的学业日益长进，他常与潍县当地高鸿裁、宋书升、刘抡升、张昭潜、丁善宝、孙葆田、徐坊等学者往来交流，在十芴园觞咏竞骚，为其日后学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到16岁时，因成绩优异而被选入济南尚志书院就读，成为知名学者匡源的得意门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见识的扩展，柯劭忞的求知欲愈加强烈，兴趣也日愈广泛，凡经史、词章、小学、天文、历算、金石等书籍，都使他爱不释手，痴迷攻读，几近成魔。徐一士在《一士类稿》中曾记柯劭忞痴迷读书的故事说，在一个冬日早晨，柯劭忞的父亲起床后闻到儿子房间中飘出浓重的烟味，便赶忙跑过去，看到柯劭忞正靠近炉火坐着读书，由于离火炉太近，衣袖被炉火燃着了，青烟四起，“而柯方执卷讽诵，神与古会，毫无知觉，沉酣典籍，近于入魔”，父亲内心对其集中精力、钻书入迷的劲儿十分嘉许，但也常以书呆子戒之。
柯劭忞不仅沉迷于读书，而且在思考时也会陷入成魔境地。他喜治算学，开始时不解天元之术（即现代代数学），终日苦思，闷闷不乐，便彻夜钻研。忽然有一天吃中午饭时大叫起来：“我懂了，我懂了！”从此痴迷于破解天元之术，还仿制出了古算学仪器，后人评价他是“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广泛的兴趣爱好和读书几近成魔的执着，也终于使柯劭忞在许多学术领域皆有独到见解。《清儒学案》评价他说：“生平为学，博综经史，兼擅词章。其外舅吴挚甫先生，文章经术，负当时盛名，每与外邦人士人论《周易》《尚书》，有所不决，辄移书与之商榷。而东甫、晋之亦与 讲学深契。于其乡邦文献，无论传与不传，类能睹记而道其略，通博冠于山左。”
博学多才的柯劭忞于同治九年（1870）考中举人，受到名儒朱肯甫的赏识。不久，朱肯甫视学四川时，便带着柯劭忞同去襄助科举事务，使之有机会广泛结交各省友人和学吏。之后，柯劭忞先后在晋、粤、辽东等地书院任主讲，也曾为河南友人张梦兰家当过塾师。
三、仕途顺达
光绪十二年（1886），柯劭忞考取进士，选为翰林庶吉士，后擢为翰林编修，从此长期居住在北京，潜心于学术研究和著述。他从精研儒家经典入手，还格外留意元史相关材料。此时他与国子监祭酒盛昱常有诗赋往来，还与袁昶、沈曾植等人私交甚好。经十余年的历练，广读博学，熟悉政务， 为其之后在清廷危难之季为国效力奠定了基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柯劭忞与徐世昌一起被派为政务行走，追随慈禧和光绪转徙到西安。第二年，柯劭忞出任湖南学政，任期4年，因政绩突出又被调回北京，历任国子监司业、翰林院撰文、侍讲、学部参议、学部左丞、典礼院学士、资政院议员、日讲起居注、政务处行走、懋勤殿行走等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派遣其赴日本考察，回国后先后任贵州提学使、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署、贵胄学堂总教习等。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成立资政院，又以其声望较高而被任为议员，翌年十月被任命为山东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不久，柯劭忞回京担任典礼院学士，清政府赐其紫禁城骑马，伴溥仪皇帝读书，成为继匡源之后第二位出自胶州的清代皇帝老师。清王朝覆灭之后，柯劭忞绝意于仕途，过起了隐居生活。直到民国政府成立，在北洋政府多次出面邀请下，他才答应主持一些学术机构，也更加倾心于学术研究。1914年柯劭忞被任命为清史馆馆长兼总纂，在赵尔巽去世后，继续组织编纂完成《清史稿》，同时致力于重修《元史》，还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1925年，柯劭忞因德高望重而被推选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长，主持撰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亲自整理编撰《续修四库总目》经部易经类提要152种，倾尽余生精力。
四、学术成就
良好的家教、扎实的学术功底，使柯劭忞在经学、史学、诗词、书法等领域均有成就。他“潜心国学，举凡经史、词章、音韵、训诂、金石、天文、历算、舆地、医药，靡不精研”， 著作等身。
在经学领域，柯劭忞造诣颇深。他自幼嗜好研读经书，独好《穀梁》，每每读之，皆深有所悟。他在授予翰林院编修后，遂集平日所悟，撰成《春秋穀梁传注》15卷。此书于1927年出版后，深为学界所重，1934年曾修订后再版，被时人评价为“自来说《穀梁》者，殆未之有也。足与《左传》杜注、《公羊》何解方驾矣”。 他还为其岳父吴汝纶订正《尚书故》4册。1931年，他曾搜集经注善本刻石，附以自己所著《十三经考证》，打算存于曲阜孔庙，但未能完成。1925年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成立之时，以其在当时的学术成就，深为日本学界所重，遂被聘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长暨中方首席代表，并负责《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经类书目提要的撰著工作。他所撰提要，多简明扼要，见解独到，论断精辟。其经史学著述未刊印者即有《尔雅注》《文献通考校注》《后汉书注》《十三经附札记》等。王森然曾评价道：“柯先生平生精力所注，厥在经学，于《穀梁》所得尤深。其治元史，乃由经以及史。亦以清同光间风气，治西北史地（尤以元史）为新奇时髦之学问。” 而柯劭忞在史学上的突出成就，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元史》的编撰及相关史料的整理，二是参与并主持《清史稿》的编纂。
二十四史之一的《元史》，是明初朱元璋为巩固和维护明王朝统治需要下令编修的，先后两次开史局，每次不过百余日，先后有三十余人参与修史。但因仓促成书，故而《元史》存在重复、脱漏等不少问题，而为史学家所诟病。清代史家钱大昕即评论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 于是在《元史》成书后，就有朱佑作《元史拾遗》对其进行补正，此后更有永乐年间解缪著《元史证误》、胡粹中著《元史续补》，再有周复浚著《元史弼违》、王光鲁著《元史备忘录》、梁寅著《元史略》、陈邦瞻著《元史纪事本末》等对元史进行续补和拾遗。清代学者对元史研究愈加繁富，清初邵远平撰《元史类编》、汪辉祖作《元史本证》、朴学大师钱大昕想要凭借新发现的《圣武亲征录》和《元朝秘史》两部著作改造《元史》，却在《元史氏族表》和《元史艺文志》写成后不幸与世长辞。之后清末学者魏源追溯蒙元前期历史，采用《蒙元秘史》来补充《元史》的内容，编撰成《元史新编》95卷。又有洪钧因曾任驻外大臣被派往德、奥、荷、俄四国，遂亲自寻访和翻译国外著作，以《元史》诸多谬误，利用其所见大量新史料，撰成《元史译文证补》。除此之外还有曾廉的《元书》和屠寄的《蒙兀儿史记》。虽有如此诸史家从各方面对元史进行修正补充，可是皆不能尽如人意，也表露出史学界对撰写一部完善新元史的强烈期盼。
对此，早就留意于元史研究的柯劭忞，以其曾奉命勘定魏源的《元史新编》和在翰林院抄录、搜集元史资料的经历等，使之增长了学识、丰富了阅历，于是他广泛收集各类元史资料，综合《元史》《元朝秘史》《元典章》和《经世大典》残本，参考其他史著、金石、笔记、文集等文献，倾其半生心血，前后历30年，于1920编纂完成断代史巨著《新元史》。
《新元史》以《元史》为底本，仍依纪传体之体例，斟酌损益而成。全书共257卷，包括本纪26卷，列传154卷，表7卷、志70卷，另附目录1卷，总计150多万字。书成经当时教育部阅看后，教育部以“精审完善，实远出《元史》原书之上”而呈请国民政府仿照乾隆年间颁行二十四史《唐书》及《五代史》新旧并存之例，将《新元史》与《元史》一并列入正史，以广流传而光册府。时任国民政府总统的徐世昌亦以《新元史》“诠采宏富，体大思精”，明令列入正史，增二十四史为二十五史。
《新元史》熔铸新旧中外文献资料于一炉，增补了许多《元史》缺乏的内容，丰富了有关蒙元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记载，并对《元史》的疏漏、谬误、繁冗等不足和不当之处给予了改正。较之诸家续补之作，高出一筹，可谓元史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成为治元史者极为重要的参考文献。但因其出于柯劭忞一人之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如《新元史》删去了不少《元史》中原有的史料，并对增删部分未标出处，这就降低了新史的史料价值。又因柯劭忞不懂蒙古语，致使新史中蒙文音译未能做到统一，还出现了一些人名、地名、纪年、记事之类的讹误。尽管如此，学术界对《新元史》的评价还是很高的。王森然即称赞柯劭忞“为吾国旧学泰斗，耆年硕德，博学能文，近代不可多得之史学家也” 。李思纯在《元史学》中则评价“其书兼具全部改造与详备博赡之二种长处。中国元史之有柯劭忞，正如集百川之归流以成大海，集众土之积累以成高峰。”就连对博士学位考核沿革、授予审慎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都对柯劭忞极为钦佩，特赠授其文学博士学位。
而参与并主持《清史稿》的编纂，则是柯劭忞另一重要史学成就。1914年北洋政府设立清史馆，集中了清朝遗老一百余人编纂清史，任命赵尔巽为馆长，柯劭忞等人为总纂。柯劭忞除全力协助赵尔巽组织总纂外，还分工负责清史本纪部分，并整理完成《儒林传》《文苑传》《畴人传》等列传。刘师培初辑《灾异志》5卷，亦由柯劭忞复阅。此外，《天文志》14卷自始至终皆由柯劭忞一人所撰，《时宪志》16卷则由他指导钦天监天文台人员编纂。柯劭忞更在赵尔巽去世后，接任清史馆馆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由于《清史稿》编纂时间长，且参编人员变动大，惟柯劭忞其中自始至终主持其事的少数人之一。朱师辙在《清史述闻》中亦评论说：“以清史馆之人才论，学术文章，自以柯凤老为第一”。
除史学外，柯劭忞在文学、书画等领域也颇有造诣。近人曾言：“凤笙不朽之业，当在元史；其诗亦风骨高骞，意味老澹，一时钜手也。” 柯劭忞自幼深得母亲言传身教，诗法盛唐，专学杜工部，光明俊伟，纯正中和。其拟古歌谣，独具匠心，遣词调语老成地道。他常与名人大家品评诗词，晚年时更是晚晴簃诗社的常客。他曾受徐世昌委托为其编选诗集如《水竹邨人诗选》等。从其现存诗作来看，柯劭忞的诗词禀赋和诗学理论皆为一流。王国维曾评价道：“今世之诗，当推柯凤老为第一，以其纯法正宗，且造境甚高也。” 汪国垣纂《光宣诗坛点将录》，也推先生为“地全星鬼脸儿杜兴”，可见其诗词功夫确为大家。但柯劭忞却从来视诗歌为末技，诗词酬唱后从不留底稿，故其大量诗作皆已佚失。有幸其连襟廉泉留心收藏，并将所收集中整理并付梓刊印，于是其存世诗作五百余首收录于《蓼园诗钞》及《蓼园诗续钞》诗集中。
柯劭忞的书法属帖学馆阁体，出入赵、董，宗法北宋梅光臣，笔笔流美，字字安稳，以其台阁重臣而能不失书生本色，后人谓其风格疏朴古淡。以其《行书横披》为例，细观笔画，体势有姿，取势有法，通观透气、通达，总体风格柔美，通感明亮舒畅，摇曳生姿。
柯劭忞在学术上的成就除了源于自身天赋和努力外，也离不开其亲朋好友的帮助。其原配袁夫人去世后，柯劭忞续娶桐城古文学家吴汝纶之女吴芝芳。吴芝芳颇有才赋，古文深得家传，亦工诗，著有《诘斋诗集》。辛亥革命后，吴芝芳任过总统府教师，辅助柯劭忞编修《新元史》，是柯劭忞在学术研究中最得力的助手。柯劭忞夫妇的三个儿子中，长子柯昌泗与次子柯昌济都是著名甲骨文专家、教授，三子柯昌汾为武官，娶孔子七十六代孙女孔德懋。柯劭忞还以文交友，其中与徐世昌、罗振玉、王国维关系最为密切。他与徐世昌为同年进士，两人曾于1900年护驾光绪、慈禧“西狩”，又一起任政务处行走，自此成为君子之交。
五、心怀家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被迫退位。面对清王朝的灭亡，柯劭忞痛哭流涕，此后便“以孤忠自鸣”，任溥仪侍讲，一直不肯出仕民国。无论是被选为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还是袁世凯、徐世昌出面请他出山，除了担任清史总纂外，均遭柯劭忞拒绝。虽然他守旧不知变动，但在晚清逸老中，其人格和气节却是备受称道的，尤以其颇具忧国忧民、反帝爱国思想而著称于时。
柯劭忞曾热切关注家乡民众的生活。在山东发生水灾时，他迅速在京成立山东水灾赈济会，自任会长，筹措款物，鼎力赈灾。他还出资请人负责成立博爱织布厂，专收贫家子弟，以谋生计。面对德国入侵胶州湾，柯劭忞曾同清廷投降派进行过坚决斗争。德占胶州湾之后，爱国义士宫中栶为抗议德侵而自缢身亡，引起社会极大轰动，公众自发吊唁者甚众。时居青岛的柯劭忞闻知后亲自撰写挽联 “汉家纵有中行说，齐国宁无鲁仲连”志悼。在担任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委员长、主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过程中，得知日本入侵东三省后，他甚感愤怒，坚决放弃与日本人合作，并毅然辞职，率全体中国学者退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1920年国宝毛公鼎欲被外国人重金买走时，柯劭忞与潍县乡人通力赎回，此事备受称道。毛公鼎是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一件稀世珍品，曾由翰林院编修、潍县人陈介祺以3年俸银为代价购藏，陈介祺病故后复由两江总督端方将毛公鼎买走，但端方死后端氏后裔以家道中落将鼎抵押在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而无力赎回，传闻英美人欲以重金购买毛公鼎，为此国人一片哗然。因毛公鼎最先由潍县同乡陈介祺购藏，于是柯劭忞立即“与乡人计议，欲同力合作，赎回毛鼎”。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称，“如洋人果出重价，不能与争，如尚在磋商，忞愿担任此事”。 就是这样一位博学多才，在学术上造诣颇深的一代学者，晚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于北京，葬于石景山福田公墓内。
（许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