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号公镶，别号无补，原籍奉天铁岭（今辽宁铁岭），隶属汉军正蓝旗。其先人以旗族入关，仕宦相嬗。后其祖父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到山东莱州任知府，举家迁往莱州府城定居。其父文颖历任山东莱州等多处知县，咸丰四年（1854）在守阳谷时，被太平军所杀。赵尔巽自小生长于莱州，故自称莱州人。因任过总督，故人称“次帅”。
赵尔巽自幼聪颖绝人，勤奋好学，同治六年（1867）即中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中二甲进士。光绪初年，他由庶吉士升翰林院编修，后充国史馆协修。光绪五年（1879）任湖北乡试副考官，八年（1882）擢监察御史。次年，任福建道、广东道监察御史。光绪十三年（1887）先后补贵州石阡府知府、贵阳府知府、桂东兵备道，并镇压了贵州安顺府普定（今安顺市）一带的所谓的“妖匪作乱”。从此以后，官运亨达。光绪二十一年（1895），任安徽按察使，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新疆布政使。次年因母丧守制在家，但对清廷的前途仍堪忧不已。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山西布政使，次年代理山西巡抚。同年十二月，调任湖南巡抚，积极推行新政，将湖南阜湘、沅丰矿务公司合为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抵制外国侵略者对湖南矿权的入侵，并将长沙岳麓书院等改为新式学堂。由于政绩显著，赵尔巽开始受到光绪帝及慈禧太后的赏识，光绪三十年（1904）调回京师，授户部尚书，赐紫禁城骑马，慈禧更亲书福、寿、虎字以赐，并赐御绘折扇、条幅及各种珍玩。同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领土爆发，清廷被迫宣布中立，但暗里令各地督抚密谋东三省事宜。赵尔巽数次应旨照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七日，赵尔巽被任命为盛京将军，赴东北处理日俄战争善后事宜。到任后，赵尔巽积极奔走，多次会见日本使臣、将领，希望日本能早日撤军东北，并最大限度地遏制日本在东北的扩张。1906年4月，他还接待了前来辽宁视察的日本首相西园寺。最后，还是被迫答应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三款，附约十二条，不仅承认将沙俄在南满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还额外给予日本更多的权益。赵尔巽在愚忠地实行着清廷对日让步政策的同时，竭力遏制日本人在东北的侵略扩张，他多次电咨外务部、军机处，要求禁止日本人采伐鸭绿江林木、强开煤矿、越界收取渔利等。为了加强东北的守备，赵尔巽还在东北设立督练公所，亲任总办，主持新军的训练。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清廷更定东北吏制，赵尔巽被任命为四川总督，他辞职未就。同年九月五日，调任湖广总督。次年三月，再调其为四川总督。不久授兼成都将军。在任上，赵尔巽和以前的做法一样，一方面积极整顿吏治，加强地方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建设，一方面强力镇压农民起义。在四川，他更是为其以“屠户”著称的弟弟赵尔丰强行辩解回护。
宣统三年（1911）三月，赵尔巽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他再次回到东北，镇压和根除潜在东三省的革命党人，为清廷坚守“龙兴”之地。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余波涉及到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东三省。赵尔巽视革命为洪水猛兽，他以复振楚国的申包胥自居，威胁起义者“毋为祸魁”，“为首者应速悔，为从者应速散”，甚至口言“子能覆楚，吾必能复楚”。为遏制革命党人在东北地区的活动，他一面利用旧军压制新军，一面积极拉拢巡防军及陆军将领，在奉天（今沈阳）成立保安会，并自任会长。革命党人希望兵不血刃实现奉天独立的计划失败。此外，赵尔巽还积极与直隶总督陈夔龙及张勋等人，组织成立 “勤王军”，公开杀害革命党人，摧毁革命领导机关，致使在全国各省都纷纷响应武昌起义时“奉都宴如”。
1912年2月，溥仪被迫宣布退位，赵尔巽也被迫接受共和的事实。3月，赵尔巽任东三省都督，7月改为奉天都督，不再兼辖吉、黑两省，权力受到削弱。4个月后，赵尔巽以遗老身份去官，退居青岛。
1914年2月，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熊希龄呈请设清史馆，是年3月9日，袁世凯颁布大总统令，批准了国务院的呈请。袁世凯表面上打着为了“昭当时之政治，垂后世之法程”的旗号而纂修《清史》，实际上却是为自己复辟登基所做的准备，更想借此机会笼络清代遗老，以获取他们的拥戴。而“追思先朝”以修清史，正是赵尔巽翘首以盼的。是年8月，袁世凯特派贴身秘书吴璆携亲笔信前往青岛，聘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欣然应允。清史馆正式成立，馆址设在故宫东华门内，有房舍百余间，库房一座，原为清朝国史馆和会典馆馆址。
赵尔巽接聘后的第一件事，是搜罗编纂人员，先后聘请了一百多人进馆，另外还聘任名誉总纂、纂修顾问等亦将近百人。编纂者以清朝遗臣遗民居多，大都是博学多闻的专家学者，而以桐城派为主。人员确定之后，是商讨编纂体例。史馆内外，有识之士都纷纷提出各自看法。梁启超、柳诒徵等人认为《明史》等旧史体“苟于满清，甘从曲笔”，主张采用新史体裁。但大多数人赞成缪荃孙看法，认为“《明史》不漏不蔓，体例最善”，而力主“今日修史，惟专仿《明史》”。最后，少数服从多数，赵尔巽采纳了缪荃孙等人的意见，参照《明史》体例，史料来源主要取材于《清实录》《清会典》《圣训》《东华录》等重要官修、私修典籍，同时还参考了各地呈送的旧志及本传，设定本纪12篇、志16篇、表10篇、列传15篇。
《清史稿》的纂修经过，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赵尔巽全程参与编修。第一阶段为1914年至1917年。由于赵尔巽并非史才，久任大吏，学术并非其所长，面对丰富完备的史料，身为馆长的赵尔巽既不能提纲挈领，指授撰述方针，又不能分条缕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致稿件堆积而没人清理。而且他也不擅长组织，虽然开馆时聘请了一百多人，但实际到馆纂修者先后才68人，很多人都是来混日子领薪水罢了。赵尔巽对此也听之任之。他亦没能根据各人所长去安排工作，整个局面全无章程条例可循，如同一盘散沙。而总纂和协修都任意秉笔，撰稿者又多懒于翻书考证，甚至连翻阅《东华录》这种常见书籍都嫌麻烦，更不用说去参阅其他罕见书籍了。
第二阶段为1917年至1926年。吸取第一阶段工作的经验教训，赵尔巽开始整顿史馆，一面解聘一部分闲杂不干事之人，一面重定凡例，确立纪、志、表、传由专人负责的原则。但此时又出现新问题。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抑郁而死，赵尔巽主持的清史馆失去依托，馆中经费骤减。赵尔巽只得凭借自己的声望求助于各界，得张宗昌、吴佩孚等资助。1917年7月张勋复辟，战事一开军阀混战不已，清史馆被迫闭馆数月。后来恢复时，撰稿者已大半离去，虽勉强维持，但成书已没有希望。此时的赵尔巽凭着对清朝的眷恋之情，对修史工作仍然重视，他一面节省开支，经常亲自对稿件质量进行甄别，并敦促编修者加快进度，一面积极向各军阀求助捐募。1920年3月史稿粗备，1922年初赵尔巽主持编修者统一体例会议，采纳缪荃孙提出的办法，先拟传目归卷，以时代为段，择人分任各段编纂任务。其中由柯绍忞、金兆蕃、奭良负责清初，缪荃孙、吴士鉴负责顺治、康熙（吴未到任，后由张尔田担任），金兆蕃负责雍正、乾隆，夏孙桐负责嘉庆、道光，王树柟负责咸丰、同治，马其昶负责光绪、宣统时期的编纂任务。并规定全传截稿日期至当年旧历十二月，分四月、七月、十二月终三期交稿。但是时局混乱，而且在馆人员仅20余人，到最后东华门也时开时关，加之经费匮乏，离馆人数更多，修史工作终于陷入全面停顿状态。
第三阶段为1926年至1927年。此时由于史馆经费竭蹶，已无法维持正常工作，于是赵尔巽不得不再次乞求于吴佩孚和张宗昌，并再次淘汰那些尸位素餐者，并对留下的人员重新分配任务，由柯绍忞等人负责本纪部分，王树柟等负责志的部分，吴廷燮等负责表的部分，夏孙桐、金兆蕃负责列传部分。全部史稿，预定三五年终审定稿。但由于时局多变，到1927年8月全稿已初步成型时，赵尔巽病重，提出要立即将全稿付印，虽然馆中有人反对，但赵尔巽“于病中尤急不可待”，担心夜长梦多，自己的心血付之东流，印书之意愈切。此时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的督幕袁金凯从沈阳到京，赵尔巽便付之以经费，将付印之事交给袁金凯全权办理。由于没有经过总阅修订，故名《清史稿》。议定之后，袁金凯又招金梁为总校，开始刊印工作。同年9月3日，赵尔巽病逝于北京，终年83岁。
1927年秋，由柯绍忞代理清史馆馆长，继续《清史稿》的刊刻工作。由于柯绍忞与袁、金不和，而金梁更是想尽快将《清史稿》印完，因此很多书稿没来得及审阅修订就拿去刊印，最终共印成536卷，约八百余万字，印制1100部，由袁金凯、金梁负责刊刻发行。金梁将其中400部私自运往东北，并擅自修改部分稿件，在关外发行，是为“关外本”。清史馆同人发现金梁的擅自增改行为后，又重新抽改原稿，另行出版，称为“关内本”。
《清史稿》自刊刻问世后，便引来众多评议。1929年的国民政府还一度将其列为禁书，禁止刊刻发行。后来，以孟森为首的专家学者对《清史稿》进行了全面检验、剖析，认为其尚有史料价值，才得以解禁。故学界评价认为，“《清史稿》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由政府出面设馆纂修，延聘通儒多人，循传统纪传体例，参阅档案，苑集史籍，前后十余年修纂而成。虽然在内容和体例上多有谬误与阙遗，但毕竟‘成三百余年传信之书’于世，保存了大量史料”。 因此，尽管《清史稿》本身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且赵尔巽负有仓促将书刊印之责，但作为一部大型旧史体史书，不仅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而且体例完整，较为完整地记述了有清一代的历史，保持了中国古代历史记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无疑具有一定学术价值。而从1914年清史馆成立，到1928年《清史稿》刊刻成书，赵尔巽以学术总裁身份，兢兢业业，坚守下来，其所作贡献也是应予以肯定的。
（韦夏宁）
赵尔巽
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号公镶，别号无补，原籍奉天铁岭（今辽宁铁岭），隶属汉军正蓝旗。其先人以旗族入关，仕宦相嬗。后其祖父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到山东莱州任知府，举家迁往莱州府城定居。其父文颖历任山东莱州等多处知县，咸丰四年（1854）在守阳谷时，被太平军所杀。赵尔巽自小生长于莱州，故自称莱州人。因任过总督，故人称“次帅”。
赵尔巽自幼聪颖绝人，勤奋好学，同治六年（1867）即中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中二甲进士。光绪初年，他由庶吉士升翰林院编修，后充国史馆协修。光绪五年（1879）任湖北乡试副考官，八年（1882）擢监察御史。次年，任福建道、广东道监察御史。光绪十三年（1887）先后补贵州石阡府知府、贵阳府知府、桂东兵备道，并镇压了贵州安顺府普定（今安顺市）一带的所谓的“妖匪作乱”。从此以后，官运亨达。光绪二十一年（1895），任安徽按察使，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新疆布政使。次年因母丧守制在家，但对清廷的前途仍堪忧不已。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山西布政使，次年代理山西巡抚。同年十二月，调任湖南巡抚，积极推行新政，将湖南阜湘、沅丰矿务公司合为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抵制外国侵略者对湖南矿权的入侵，并将长沙岳麓书院等改为新式学堂。由于政绩显著，赵尔巽开始受到光绪帝及慈禧太后的赏识，光绪三十年（1904）调回京师，授户部尚书，赐紫禁城骑马，慈禧更亲书福、寿、虎字以赐，并赐御绘折扇、条幅及各种珍玩。同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领土爆发，清廷被迫宣布中立，但暗里令各地督抚密谋东三省事宜。赵尔巽数次应旨照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七日，赵尔巽被任命为盛京将军，赴东北处理日俄战争善后事宜。到任后，赵尔巽积极奔走，多次会见日本使臣、将领，希望日本能早日撤军东北，并最大限度地遏制日本在东北的扩张。1906年4月，他还接待了前来辽宁视察的日本首相西园寺。最后，还是被迫答应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三款，附约十二条，不仅承认将沙俄在南满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还额外给予日本更多的权益。赵尔巽在愚忠地实行着清廷对日让步政策的同时，竭力遏制日本人在东北的侵略扩张，他多次电咨外务部、军机处，要求禁止日本人采伐鸭绿江林木、强开煤矿、越界收取渔利等。为了加强东北的守备，赵尔巽还在东北设立督练公所，亲任总办，主持新军的训练。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清廷更定东北吏制，赵尔巽被任命为四川总督，他辞职未就。同年九月五日，调任湖广总督。次年三月，再调其为四川总督。不久授兼成都将军。在任上，赵尔巽和以前的做法一样，一方面积极整顿吏治，加强地方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建设，一方面强力镇压农民起义。在四川，他更是为其以“屠户”著称的弟弟赵尔丰强行辩解回护。
宣统三年（1911）三月，赵尔巽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他再次回到东北，镇压和根除潜在东三省的革命党人，为清廷坚守“龙兴”之地。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余波涉及到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东三省。赵尔巽视革命为洪水猛兽，他以复振楚国的申包胥自居，威胁起义者“毋为祸魁”，“为首者应速悔，为从者应速散”，甚至口言“子能覆楚，吾必能复楚”。为遏制革命党人在东北地区的活动，他一面利用旧军压制新军，一面积极拉拢巡防军及陆军将领，在奉天（今沈阳）成立保安会，并自任会长。革命党人希望兵不血刃实现奉天独立的计划失败。此外，赵尔巽还积极与直隶总督陈夔龙及张勋等人，组织成立 “勤王军”，公开杀害革命党人，摧毁革命领导机关，致使在全国各省都纷纷响应武昌起义时“奉都宴如”。
1912年2月，溥仪被迫宣布退位，赵尔巽也被迫接受共和的事实。3月，赵尔巽任东三省都督，7月改为奉天都督，不再兼辖吉、黑两省，权力受到削弱。4个月后，赵尔巽以遗老身份去官，退居青岛。
1914年2月，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熊希龄呈请设清史馆，是年3月9日，袁世凯颁布大总统令，批准了国务院的呈请。袁世凯表面上打着为了“昭当时之政治，垂后世之法程”的旗号而纂修《清史》，实际上却是为自己复辟登基所做的准备，更想借此机会笼络清代遗老，以获取他们的拥戴。而“追思先朝”以修清史，正是赵尔巽翘首以盼的。是年8月，袁世凯特派贴身秘书吴璆携亲笔信前往青岛，聘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欣然应允。清史馆正式成立，馆址设在故宫东华门内，有房舍百余间，库房一座，原为清朝国史馆和会典馆馆址。
赵尔巽接聘后的第一件事，是搜罗编纂人员，先后聘请了一百多人进馆，另外还聘任名誉总纂、纂修顾问等亦将近百人。编纂者以清朝遗臣遗民居多，大都是博学多闻的专家学者，而以桐城派为主。人员确定之后，是商讨编纂体例。史馆内外，有识之士都纷纷提出各自看法。梁启超、柳诒徵等人认为《明史》等旧史体“苟于满清，甘从曲笔”，主张采用新史体裁。但大多数人赞成缪荃孙看法，认为“《明史》不漏不蔓，体例最善”，而力主“今日修史，惟专仿《明史》”。最后，少数服从多数，赵尔巽采纳了缪荃孙等人的意见，参照《明史》体例，史料来源主要取材于《清实录》《清会典》《圣训》《东华录》等重要官修、私修典籍，同时还参考了各地呈送的旧志及本传，设定本纪12篇、志16篇、表10篇、列传15篇。
《清史稿》的纂修经过，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赵尔巽全程参与编修。第一阶段为1914年至1917年。由于赵尔巽并非史才，久任大吏，学术并非其所长，面对丰富完备的史料，身为馆长的赵尔巽既不能提纲挈领，指授撰述方针，又不能分条缕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致稿件堆积而没人清理。而且他也不擅长组织，虽然开馆时聘请了一百多人，但实际到馆纂修者先后才68人，很多人都是来混日子领薪水罢了。赵尔巽对此也听之任之。他亦没能根据各人所长去安排工作，整个局面全无章程条例可循，如同一盘散沙。而总纂和协修都任意秉笔，撰稿者又多懒于翻书考证，甚至连翻阅《东华录》这种常见书籍都嫌麻烦，更不用说去参阅其他罕见书籍了。
第二阶段为1917年至1926年。吸取第一阶段工作的经验教训，赵尔巽开始整顿史馆，一面解聘一部分闲杂不干事之人，一面重定凡例，确立纪、志、表、传由专人负责的原则。但此时又出现新问题。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抑郁而死，赵尔巽主持的清史馆失去依托，馆中经费骤减。赵尔巽只得凭借自己的声望求助于各界，得张宗昌、吴佩孚等资助。1917年7月张勋复辟，战事一开军阀混战不已，清史馆被迫闭馆数月。后来恢复时，撰稿者已大半离去，虽勉强维持，但成书已没有希望。此时的赵尔巽凭着对清朝的眷恋之情，对修史工作仍然重视，他一面节省开支，经常亲自对稿件质量进行甄别，并敦促编修者加快进度，一面积极向各军阀求助捐募。1920年3月史稿粗备，1922年初赵尔巽主持编修者统一体例会议，采纳缪荃孙提出的办法，先拟传目归卷，以时代为段，择人分任各段编纂任务。其中由柯绍忞、金兆蕃、奭良负责清初，缪荃孙、吴士鉴负责顺治、康熙（吴未到任，后由张尔田担任），金兆蕃负责雍正、乾隆，夏孙桐负责嘉庆、道光，王树柟负责咸丰、同治，马其昶负责光绪、宣统时期的编纂任务。并规定全传截稿日期至当年旧历十二月，分四月、七月、十二月终三期交稿。但是时局混乱，而且在馆人员仅20余人，到最后东华门也时开时关，加之经费匮乏，离馆人数更多，修史工作终于陷入全面停顿状态。
第三阶段为1926年至1927年。此时由于史馆经费竭蹶，已无法维持正常工作，于是赵尔巽不得不再次乞求于吴佩孚和张宗昌，并再次淘汰那些尸位素餐者，并对留下的人员重新分配任务，由柯绍忞等人负责本纪部分，王树柟等负责志的部分，吴廷燮等负责表的部分，夏孙桐、金兆蕃负责列传部分。全部史稿，预定三五年终审定稿。但由于时局多变，到1927年8月全稿已初步成型时，赵尔巽病重，提出要立即将全稿付印，虽然馆中有人反对，但赵尔巽“于病中尤急不可待”，担心夜长梦多，自己的心血付之东流，印书之意愈切。此时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的督幕袁金凯从沈阳到京，赵尔巽便付之以经费，将付印之事交给袁金凯全权办理。由于没有经过总阅修订，故名《清史稿》。议定之后，袁金凯又招金梁为总校，开始刊印工作。同年9月3日，赵尔巽病逝于北京，终年83岁。
1927年秋，由柯绍忞代理清史馆馆长，继续《清史稿》的刊刻工作。由于柯绍忞与袁、金不和，而金梁更是想尽快将《清史稿》印完，因此很多书稿没来得及审阅修订就拿去刊印，最终共印成536卷，约八百余万字，印制1100部，由袁金凯、金梁负责刊刻发行。金梁将其中400部私自运往东北，并擅自修改部分稿件，在关外发行，是为“关外本”。清史馆同人发现金梁的擅自增改行为后，又重新抽改原稿，另行出版，称为“关内本”。
《清史稿》自刊刻问世后，便引来众多评议。1929年的国民政府还一度将其列为禁书，禁止刊刻发行。后来，以孟森为首的专家学者对《清史稿》进行了全面检验、剖析，认为其尚有史料价值，才得以解禁。故学界评价认为，“《清史稿》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由政府出面设馆纂修，延聘通儒多人，循传统纪传体例，参阅档案，苑集史籍，前后十余年修纂而成。虽然在内容和体例上多有谬误与阙遗，但毕竟‘成三百余年传信之书’于世，保存了大量史料”。 因此，尽管《清史稿》本身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且赵尔巽负有仓促将书刊印之责，但作为一部大型旧史体史书，不仅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而且体例完整，较为完整地记述了有清一代的历史，保持了中国古代历史记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无疑具有一定学术价值。而从1914年清史馆成立，到1928年《清史稿》刊刻成书，赵尔巽以学术总裁身份，兢兢业业，坚守下来，其所作贡献也是应予以肯定的。
（韦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