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孺（1858—1917），字又稚，号悔斋，晚年自号苏门山人，曹县徐楼村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陕西副考官，河南学政、山西省清远局总办、潞安州知府等职。为官刚直不阿、清正廉明，被誉为一代良吏。潜心学术，喜好写诗藏书，著作等身，尤以《曹南文献录》最为显著。
一、孜孜求学
徐继孺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祖父徐祁（字晋占），身为秀才，因遇事敢为，乐善好施而推服乡里。父亲徐本荣（字树堂），拔贡，设馆施教三十余年，桃李遍及曹南及徐、兖一带，所著有《滥竽集》等，还参与编纂光绪《曹县志》。徐继孺在家学氛围影响下，“幼而颖异，端重寡言，六岁能辨四声” ，12岁中秀才，16岁考选为拔贡。随后游学济南，先后求学于泺源书院、金泉书院，以年龄最小却成绩最好而深得泺源书院主讲匡源的赏识。徐继孺乐于交友，不仅与张昭潜（字次陶，潍县人，著有《北海耆旧传》《无为斋集》）亦师亦友，相互钦重，而且常与诸多泉城名士谈经论道，每每因博学广识而令人刮目相看。不久，徐继孺凭借拔贡朝考，被选为山东黄县训导。其父为其进步而高兴，但更为其继续踏实工作和学术抱有殷殷期望，便寄书曰：“汝为训导之官，所训导者何事？” 在其父督导之下，徐继孺不仅恪守训导之职，“于施教之方，味道之要，研之有素”，而且对于学业也“重加振作，拟于读书余闲，仿先儒日抄日记之法，偶有一得，随笔记载，积理稍富即为文以达其意。又以一日之间，出其三分之一，以制科举之业” 。特别是公事之暇，他遍访胶东名士，孜孜学问，以求教益，因而学业大进。功夫不负有心人，光绪十四年（1888）徐继孺中举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及第，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授职翰林院编修，光绪十九年（1893）出任陕西副考官，光绪二十年（1894）再任河南学政。
二、恪职为官
徐继孺出任河南学政之时，虽已是国事日非之日，但他仍坚守着“大厦谁能支？梁栋方待汝” 的政治抱负，寄希望于后学。他肃整考试风气，勉励学子积极求学，聘请著名学者孙葆田主讲大梁书院。在教学内容上，“其为学政而校士也，不斤斤尺寸之利病，而必质有其内者，学风以洛闽为宗。” 全力简拔人才，为国储备精英。《悔斋徐先生碑》云“先生以甲午来豫，又三年，以丁酉贡士成均之年为例，终岁科两试之士，录为拔贡优贡者百有三十六人。”一时有“极盛”之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徐继孺进京述职后，授任为山西清源局总办，专司清理库银。面对历年沉账积弊颇多且久治无果的现状，徐继孺用半年时间悉心整治，终使全省款项井然有序，锱铢不紊，清除了历年积久的弊端。
随后，徐继孺又调太原府知府。他恪尽职守，勤于政事，到任一月便结案数十起。时山西巡抚胡某因商务局事被人告发，当时知者无不惧怕，唯恐避之不及，但徐继孺刚正不阿，毫不顾虑，果断彻查此案，并将查实被侵吞款项如实上奏朝廷。他周围的人都为之担心。不久，胡氏被革职，相关人员也得到惩处，徐继孺因此而声望远播，名重一时。之后，徐继孺改任汾州府知府，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调任潞安府知府。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遭外国列强相继来侵，越来越多的外国传教士也随之来到中国。他们有的仗势横行，欺凌百姓，也不断激起民愤。时潞安某天主教神父为扩建教堂，抢占民房。联想到之前发生的四起教士欺民案，徐继孺内心更加愤慨，决心为民做主，伸张正义，遂上书山西巡抚衙门，严行查办。很快，山西巡抚即发来手谕，饬令查办。徐继孺遂按照山西巡抚旨意，下令即夜捕杀畏罪潜逃的7名传教士，民众拍手称快。事发后，山西巡抚得到“洋人威逼皇上惩办杀害传教士的凶手”消息，密令徐继孺尽快躲避。徐继孺随即将印绶交出，隐居于河南辉县苏门山，自号苏门山人。他在此闭门读书，潜心著述。三年后潜归故里，在地方伪报死亡。此后便深居简出，殚心学术。
三、学术成就
因教案免官的徐继孺，为避祸隐居于理学圣地河南辉县苏门山时，便心无旁骛，博览群书，潜心学问，笔耕不已。回故里后，他特地在其宅西辟一小园，名为“悔斋”。其主要著述《曹南文献录》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他认为，“经嘉庆教匪，咸同发捻，各匪之乱，重以黄河冲决，文献荡灭，若不及时搜讨，任其放失，何以绍前修而诏来世”。 因此，在编纂《曹南文献录》之前，徐继孺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鉴于书籍浩繁，搜集整理不便，他还先编写了《曹南艺文志目》10卷以资参考。在此基础上，他对所搜集的正史、载记、别史、地方志、家谱、文集和其他各类著述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探究，对资料“繁者节之，略者详之，疑者阙之，讹者正之；或稿成而复削，或经时而数易。至于研究义例商榷得失，又与二三同志往复辩论，必得当而后止”。 如此认真而严谨的编写常常使其深夜不眠，周围的人也对这种万籁寂静之时一灯荧然、吟诵之声不辍的景象习以为常。直至宣统三年（1911），历时十余年后，《曹南文献录》完成定稿。
《曹南文献录》共82卷，附录6卷，约两百万言，汇集了曹州府的菏泽、曹县、定陶、巨野、郓城、单县、成武、鄄城、范县、观城、朝城11个州、县自周代以来的文献，是对曹州文献资料的首次系统的大规模整理，被誉为“曹州文史大全”，为研究鲁西南地方史志保存了珍贵的文献资料，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徐继孺平生著述丰硕，除上述《曹南艺文志》和《曹南文献录》之外，还有《新学辨惑》2卷、《西学溯源》8卷、《梓里见闻录》8卷、《国朝文家绪论》6卷、《师友赠言录》8卷、《悔斋鉴往录》8卷、《悔斋日记》18卷、《悔斋文集》4卷续集4卷、《悔斋文存》12卷、《晦斋诗存》38卷，总计13种214卷，约300余万言。另外，徐继孺还受定陶、东明等县之邀，审定十余个县的县志。
徐继孺还热衷于收藏，家多藏书。史称其“喜藏书，多善本” 。约1929年前后，他的藏书散出，傅增湘得其精品较多，故在傅氏所藏《太平寰宇记》《唐摭言》等书中，均有“徐继孺藏书”等藏书印。
嗜书好读的徐继孺在诗歌方面造诣也很高。1911年，他与乡贤李经野（字莘夫）等人发起成立曹南诗社，初得社友5人。“诗社逐渐扩展至曹州及徐、兖23个州县，由64位名士组成，其中曹州府属州县人士占2/3，外省籍人士占1/3。诗社成员相互酬唱投赠，极一时之盛，唱和诗篇后来集结成《曹南诗社唱和集》6册12卷付梓，另有《曹南诗社传观稿》10卷因战乱而未能印行。” 曹南诗社成为当时活跃于中原地区的一个以创作旧体诗为主的文学社团，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学社团，其意义不仅在于从他们的诗作中了解辛亥革命后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民众生活及当时人们的思想状态，而且在于诗社声望日高之后社中成员到各地办学授课，对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徐继孺也成为“整个曹南诗社的灵魂人物” 。
此时的曹州一带因军阀混战，社会动乱，匪祸不止。为了平定日益猖獗的匪患，保一方平安，当时各地纷纷设立民团自保。民国六年（1917），徐继孺应曹县知事邀请主持曹县民团事务。是年5月，纵横于苏、鲁、皖、豫四省交界的绿林武装偷袭曹县，徐继孺急起组织抵御，不幸遭伏击阵亡。
（许玲）
徐继孺
徐继孺（1858—1917），字又稚，号悔斋，晚年自号苏门山人，曹县徐楼村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陕西副考官，河南学政、山西省清远局总办、潞安州知府等职。为官刚直不阿、清正廉明，被誉为一代良吏。潜心学术，喜好写诗藏书，著作等身，尤以《曹南文献录》最为显著。
一、孜孜求学
徐继孺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祖父徐祁（字晋占），身为秀才，因遇事敢为，乐善好施而推服乡里。父亲徐本荣（字树堂），拔贡，设馆施教三十余年，桃李遍及曹南及徐、兖一带，所著有《滥竽集》等，还参与编纂光绪《曹县志》。徐继孺在家学氛围影响下，“幼而颖异，端重寡言，六岁能辨四声” ，12岁中秀才，16岁考选为拔贡。随后游学济南，先后求学于泺源书院、金泉书院，以年龄最小却成绩最好而深得泺源书院主讲匡源的赏识。徐继孺乐于交友，不仅与张昭潜（字次陶，潍县人，著有《北海耆旧传》《无为斋集》）亦师亦友，相互钦重，而且常与诸多泉城名士谈经论道，每每因博学广识而令人刮目相看。不久，徐继孺凭借拔贡朝考，被选为山东黄县训导。其父为其进步而高兴，但更为其继续踏实工作和学术抱有殷殷期望，便寄书曰：“汝为训导之官，所训导者何事？” 在其父督导之下，徐继孺不仅恪守训导之职，“于施教之方，味道之要，研之有素”，而且对于学业也“重加振作，拟于读书余闲，仿先儒日抄日记之法，偶有一得，随笔记载，积理稍富即为文以达其意。又以一日之间，出其三分之一，以制科举之业” 。特别是公事之暇，他遍访胶东名士，孜孜学问，以求教益，因而学业大进。功夫不负有心人，光绪十四年（1888）徐继孺中举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及第，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授职翰林院编修，光绪十九年（1893）出任陕西副考官，光绪二十年（1894）再任河南学政。
二、恪职为官
徐继孺出任河南学政之时，虽已是国事日非之日，但他仍坚守着“大厦谁能支？梁栋方待汝” 的政治抱负，寄希望于后学。他肃整考试风气，勉励学子积极求学，聘请著名学者孙葆田主讲大梁书院。在教学内容上，“其为学政而校士也，不斤斤尺寸之利病，而必质有其内者，学风以洛闽为宗。” 全力简拔人才，为国储备精英。《悔斋徐先生碑》云“先生以甲午来豫，又三年，以丁酉贡士成均之年为例，终岁科两试之士，录为拔贡优贡者百有三十六人。”一时有“极盛”之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徐继孺进京述职后，授任为山西清源局总办，专司清理库银。面对历年沉账积弊颇多且久治无果的现状，徐继孺用半年时间悉心整治，终使全省款项井然有序，锱铢不紊，清除了历年积久的弊端。
随后，徐继孺又调太原府知府。他恪尽职守，勤于政事，到任一月便结案数十起。时山西巡抚胡某因商务局事被人告发，当时知者无不惧怕，唯恐避之不及，但徐继孺刚正不阿，毫不顾虑，果断彻查此案，并将查实被侵吞款项如实上奏朝廷。他周围的人都为之担心。不久，胡氏被革职，相关人员也得到惩处，徐继孺因此而声望远播，名重一时。之后，徐继孺改任汾州府知府，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调任潞安府知府。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遭外国列强相继来侵，越来越多的外国传教士也随之来到中国。他们有的仗势横行，欺凌百姓，也不断激起民愤。时潞安某天主教神父为扩建教堂，抢占民房。联想到之前发生的四起教士欺民案，徐继孺内心更加愤慨，决心为民做主，伸张正义，遂上书山西巡抚衙门，严行查办。很快，山西巡抚即发来手谕，饬令查办。徐继孺遂按照山西巡抚旨意，下令即夜捕杀畏罪潜逃的7名传教士，民众拍手称快。事发后，山西巡抚得到“洋人威逼皇上惩办杀害传教士的凶手”消息，密令徐继孺尽快躲避。徐继孺随即将印绶交出，隐居于河南辉县苏门山，自号苏门山人。他在此闭门读书，潜心著述。三年后潜归故里，在地方伪报死亡。此后便深居简出，殚心学术。
三、学术成就
因教案免官的徐继孺，为避祸隐居于理学圣地河南辉县苏门山时，便心无旁骛，博览群书，潜心学问，笔耕不已。回故里后，他特地在其宅西辟一小园，名为“悔斋”。其主要著述《曹南文献录》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他认为，“经嘉庆教匪，咸同发捻，各匪之乱，重以黄河冲决，文献荡灭，若不及时搜讨，任其放失，何以绍前修而诏来世”。 因此，在编纂《曹南文献录》之前，徐继孺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鉴于书籍浩繁，搜集整理不便，他还先编写了《曹南艺文志目》10卷以资参考。在此基础上，他对所搜集的正史、载记、别史、地方志、家谱、文集和其他各类著述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探究，对资料“繁者节之，略者详之，疑者阙之，讹者正之；或稿成而复削，或经时而数易。至于研究义例商榷得失，又与二三同志往复辩论，必得当而后止”。 如此认真而严谨的编写常常使其深夜不眠，周围的人也对这种万籁寂静之时一灯荧然、吟诵之声不辍的景象习以为常。直至宣统三年（1911），历时十余年后，《曹南文献录》完成定稿。
《曹南文献录》共82卷，附录6卷，约两百万言，汇集了曹州府的菏泽、曹县、定陶、巨野、郓城、单县、成武、鄄城、范县、观城、朝城11个州、县自周代以来的文献，是对曹州文献资料的首次系统的大规模整理，被誉为“曹州文史大全”，为研究鲁西南地方史志保存了珍贵的文献资料，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徐继孺平生著述丰硕，除上述《曹南艺文志》和《曹南文献录》之外，还有《新学辨惑》2卷、《西学溯源》8卷、《梓里见闻录》8卷、《国朝文家绪论》6卷、《师友赠言录》8卷、《悔斋鉴往录》8卷、《悔斋日记》18卷、《悔斋文集》4卷续集4卷、《悔斋文存》12卷、《晦斋诗存》38卷，总计13种214卷，约300余万言。另外，徐继孺还受定陶、东明等县之邀，审定十余个县的县志。
徐继孺还热衷于收藏，家多藏书。史称其“喜藏书，多善本” 。约1929年前后，他的藏书散出，傅增湘得其精品较多，故在傅氏所藏《太平寰宇记》《唐摭言》等书中，均有“徐继孺藏书”等藏书印。
嗜书好读的徐继孺在诗歌方面造诣也很高。1911年，他与乡贤李经野（字莘夫）等人发起成立曹南诗社，初得社友5人。“诗社逐渐扩展至曹州及徐、兖23个州县，由64位名士组成，其中曹州府属州县人士占2/3，外省籍人士占1/3。诗社成员相互酬唱投赠，极一时之盛，唱和诗篇后来集结成《曹南诗社唱和集》6册12卷付梓，另有《曹南诗社传观稿》10卷因战乱而未能印行。” 曹南诗社成为当时活跃于中原地区的一个以创作旧体诗为主的文学社团，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学社团，其意义不仅在于从他们的诗作中了解辛亥革命后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民众生活及当时人们的思想状态，而且在于诗社声望日高之后社中成员到各地办学授课，对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徐继孺也成为“整个曹南诗社的灵魂人物” 。
此时的曹州一带因军阀混战，社会动乱，匪祸不止。为了平定日益猖獗的匪患，保一方平安，当时各地纷纷设立民团自保。民国六年（1917），徐继孺应曹县知事邀请主持曹县民团事务。是年5月，纵横于苏、鲁、皖、豫四省交界的绿林武装偷袭曹县，徐继孺急起组织抵御，不幸遭伏击阵亡。
（许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