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升（1842—1915），字晋之，一字贞阶，号旭斋，又号初篁，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加五品卿衔。清末学者、经学家、诗人和藏书家，东甫学派代表人之一，今人评论他与法伟堂等为齐鲁四大博学者。著作颇丰，现存《周易要义》。
宋书升出生前，父亲就已过世，靠母亲辛苦将其养大成人，并供其读书。虽孤儿寡母，家境清贫，但宋书升勤奋好学，他“颖慧绝伦，读书过目不忘” 。广泛涉猎，遍读经史百家。咸丰十一年（1861）宋书升考中秀才，又在岁考、科考中名列一等，由此补廪为廪生，并可领取一份廪膳费。他深知母亲养家不易，故19岁时就在城里办私塾，收徒教授，以便贴补养家。当时作为鲁中文化重镇的潍县，既不乏文人雅士，藏书殷富的书香人家更不在少数。因而也常有家藏丰富的家庭聘请宋书升前去为子女教授文化，为此宋书升总是欣然前往。主要原因不在于人家给予的授课费优厚，而主要在于可借授课机会，在课余课后翻阅其藏书。如此不仅解决了借书难的问题，而且比只借一家之书能够汲取更为广博的知识，使之能够“治学初事考据词章之学，不持汉宋门户，对经史百家，山经地志，医卜星历，无不钻研。上溯远古，中萃汉宋，下采清代毛、蕙、张、焦诸家之说”。 因为宋书升的勤奋好学和博闻强识，使他很快在当地成为声望颇高的学者。时人有疑难或不解，常向他询问质疑，学识广博的宋书升多对其疑问了如指掌，往往脱口而道出问题之所在。有人曾想拿生僻知识刁难他，企图问倒他，但他还是可以对答如流，百无一失，这更使他声名大振。
光绪五年（1879）乙卯乡试，宋书升考中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又考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但入官后的他却无意于仕途的得失荣辱，考虑到官场的应酬要耗费太多精力和研究著述的时间，年已50岁的宋书升毅然辞官，返回省城济南，一心向学，潜心研究。归里后的宋书升，除了像在济南高等学堂和师范学堂授课、参与修订《山东省志》、担任山东书院院长这类与学术息息相关的活动外，其他那些他认为耗费时间的活动，均拒绝参与，而他的声望却因其学识和德行而远播四方。
光绪三十三年（1907），宋书升经直隶总督杨士骧向光绪皇帝推荐，经皇帝召见后被赐予五品卿衔。袁世凯山东任巡抚期间，大力推行“新政”，注重选用人才，他仰慕宋书升的学识，聘请宋书升任军事学堂督课。袁世凯当上总统后，曾两次派他的儿子袁克定到山东，以重金聘宋书升编修国史，为自己招募人才。但宋书升对袁世凯的篡权行为十分不满，不愿与袁同流合污，持洁自重的他婉言谢绝。后仍一再受到催邀，宋书升只好借生病为由，归养章丘女儿家予以逃避。最后因心情抑郁，致精神失常，竟将其所著《论语义证》《春秋分类考》《周礼明堂考》及古文诗词等文稿全部焚毁，饮药而卒，享年73岁。
宋书升于学术研究，数十年勤奋不辍。他承乾嘉实学之风，治学初以考据章句之学为主，后治经史百家，不拘泥于汉宋门户之见，而是以经术为学问根底。《清史稿》记宋书升“里居十年，殚心经术。《易》《书》《诗》均有撰述，尤精推步之学。” 他在经学领域，于《周易》有很深的独到研究，所著《周易要义》为其代表作。《周易要义》共10卷，包括《周易》上下经、卦象传、爻象传、文言传、系辞传、说卦、序卦、杂卦篇等，《周易》附说，并附图26幅。本书以传统的阴阳相生观点和推演的方法，对《周易》一书，分别经传，写成了《周易要义》，其有严密完整的体系。书中强调了“占易用变”“易占贵变”的朴素辩证观点，尤其对卦爻变例的叙述最为详尽。在著述《周易要义》一书时，宋书升“初缀辑汉易诸家，折中求是” 。追溯“河图”“洛书”为源起，间采汉宋易学，博杂毛奇龄、惠士齐、惠栋、张尔岐、焦循等易学诸家学说，对所有研究成果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形成己见。他认为毛、惠、张、焦等人的易学研究最大的功劳就是打破常规，可是要进一步有创举就必须从研究天文、算术入手。于是他又钻研天文历算，推衍中西算法，由此考定古今黄道和赤道大致的距离变动，计算出夏禹元年之数与《竹书纪年》相合。为了给《周易》做注释，他研究天文历算编写成了《夏小正释义》《黄帝以来甲子纪年表》两部书稿。《周易要义》多次修订，耗时30年，直到年近七十岁时才定稿。因为宋书升在经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人们常把他和东汉末年山东的经学大师郑玄（字康成）相比，称其为“小康成”。宋书升精于乐律和甲子之学，他凭借锺吕和干支来解释《易经》是其独到之处，书中所采用的近代科学和天文学知识，也使本书具备独到特色。但是因为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书中也包含了浓重的封建纲常伦理思想观念，没有突破传统《周易》的禁锢。有评价说：“从本书大致可窥见在我国经学发展的漫长途程中，在辩证唯物史观兴起之前，《易》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及其局限。本书对研读《易》学和古代经籍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他如他所评点的《战国策》，也以深入、细致，观点不依傍，在《战国策》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宋书升还精研音韵之学，其考订陆德明《经典释文》，发现了许多前人未发现之处。所著《夏小正释义》有12卷，为潍县郭氏抄本，未见刻本，后来被山东省图书馆收购。此外，宋书升还著有《论语义证》《春秋分类考》《周礼明堂考》《二十四史正伪暨诗古文辞》等十余种，但不幸在其晚年都被焚烧。副本仅存《夏小正释义》《黄帝以来甲子纪元考》《初篁书屋诗集》《孟氏易考证》《尚书要义》《诗略说》《古韵微》《五穀考》《旭齐说经賸稿诸书》等，复以其去世后家遇变故，亦多被焚毁。著名学者丁锡田与宋书升是同乡，他后来搜集宋书升数十篇遗文集成《旭齐文钞》一编。
宋书升亦笃嗜收藏。山东藏书家李文藻藏书散出后，他曾购得多种。有“初篁书庐”“旭斋”之藏，其中不乏善本，后多归其女婿高淑性所有。
正如学界所公认的，宋书升在学术上的成就，不仅是因为他学识渊博，尤擅经学，自成《易》学一家，而在于他与孙葆田、郑杲等创立了清末朴学的一个流派——东甫学派，由此也奠定了他在学术史上之地位。
（许玲）
宋书升
宋书升（1842—1915），字晋之，一字贞阶，号旭斋，又号初篁，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加五品卿衔。清末学者、经学家、诗人和藏书家，东甫学派代表人之一，今人评论他与法伟堂等为齐鲁四大博学者。著作颇丰，现存《周易要义》。
宋书升出生前，父亲就已过世，靠母亲辛苦将其养大成人，并供其读书。虽孤儿寡母，家境清贫，但宋书升勤奋好学，他“颖慧绝伦，读书过目不忘” 。广泛涉猎，遍读经史百家。咸丰十一年（1861）宋书升考中秀才，又在岁考、科考中名列一等，由此补廪为廪生，并可领取一份廪膳费。他深知母亲养家不易，故19岁时就在城里办私塾，收徒教授，以便贴补养家。当时作为鲁中文化重镇的潍县，既不乏文人雅士，藏书殷富的书香人家更不在少数。因而也常有家藏丰富的家庭聘请宋书升前去为子女教授文化，为此宋书升总是欣然前往。主要原因不在于人家给予的授课费优厚，而主要在于可借授课机会，在课余课后翻阅其藏书。如此不仅解决了借书难的问题，而且比只借一家之书能够汲取更为广博的知识，使之能够“治学初事考据词章之学，不持汉宋门户，对经史百家，山经地志，医卜星历，无不钻研。上溯远古，中萃汉宋，下采清代毛、蕙、张、焦诸家之说”。 因为宋书升的勤奋好学和博闻强识，使他很快在当地成为声望颇高的学者。时人有疑难或不解，常向他询问质疑，学识广博的宋书升多对其疑问了如指掌，往往脱口而道出问题之所在。有人曾想拿生僻知识刁难他，企图问倒他，但他还是可以对答如流，百无一失，这更使他声名大振。
光绪五年（1879）乙卯乡试，宋书升考中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又考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但入官后的他却无意于仕途的得失荣辱，考虑到官场的应酬要耗费太多精力和研究著述的时间，年已50岁的宋书升毅然辞官，返回省城济南，一心向学，潜心研究。归里后的宋书升，除了像在济南高等学堂和师范学堂授课、参与修订《山东省志》、担任山东书院院长这类与学术息息相关的活动外，其他那些他认为耗费时间的活动，均拒绝参与，而他的声望却因其学识和德行而远播四方。
光绪三十三年（1907），宋书升经直隶总督杨士骧向光绪皇帝推荐，经皇帝召见后被赐予五品卿衔。袁世凯山东任巡抚期间，大力推行“新政”，注重选用人才，他仰慕宋书升的学识，聘请宋书升任军事学堂督课。袁世凯当上总统后，曾两次派他的儿子袁克定到山东，以重金聘宋书升编修国史，为自己招募人才。但宋书升对袁世凯的篡权行为十分不满，不愿与袁同流合污，持洁自重的他婉言谢绝。后仍一再受到催邀，宋书升只好借生病为由，归养章丘女儿家予以逃避。最后因心情抑郁，致精神失常，竟将其所著《论语义证》《春秋分类考》《周礼明堂考》及古文诗词等文稿全部焚毁，饮药而卒，享年73岁。
宋书升于学术研究，数十年勤奋不辍。他承乾嘉实学之风，治学初以考据章句之学为主，后治经史百家，不拘泥于汉宋门户之见，而是以经术为学问根底。《清史稿》记宋书升“里居十年，殚心经术。《易》《书》《诗》均有撰述，尤精推步之学。” 他在经学领域，于《周易》有很深的独到研究，所著《周易要义》为其代表作。《周易要义》共10卷，包括《周易》上下经、卦象传、爻象传、文言传、系辞传、说卦、序卦、杂卦篇等，《周易》附说，并附图26幅。本书以传统的阴阳相生观点和推演的方法，对《周易》一书，分别经传，写成了《周易要义》，其有严密完整的体系。书中强调了“占易用变”“易占贵变”的朴素辩证观点，尤其对卦爻变例的叙述最为详尽。在著述《周易要义》一书时，宋书升“初缀辑汉易诸家，折中求是” 。追溯“河图”“洛书”为源起，间采汉宋易学，博杂毛奇龄、惠士齐、惠栋、张尔岐、焦循等易学诸家学说，对所有研究成果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形成己见。他认为毛、惠、张、焦等人的易学研究最大的功劳就是打破常规，可是要进一步有创举就必须从研究天文、算术入手。于是他又钻研天文历算，推衍中西算法，由此考定古今黄道和赤道大致的距离变动，计算出夏禹元年之数与《竹书纪年》相合。为了给《周易》做注释，他研究天文历算编写成了《夏小正释义》《黄帝以来甲子纪年表》两部书稿。《周易要义》多次修订，耗时30年，直到年近七十岁时才定稿。因为宋书升在经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人们常把他和东汉末年山东的经学大师郑玄（字康成）相比，称其为“小康成”。宋书升精于乐律和甲子之学，他凭借锺吕和干支来解释《易经》是其独到之处，书中所采用的近代科学和天文学知识，也使本书具备独到特色。但是因为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书中也包含了浓重的封建纲常伦理思想观念，没有突破传统《周易》的禁锢。有评价说：“从本书大致可窥见在我国经学发展的漫长途程中，在辩证唯物史观兴起之前，《易》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及其局限。本书对研读《易》学和古代经籍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他如他所评点的《战国策》，也以深入、细致，观点不依傍，在《战国策》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宋书升还精研音韵之学，其考订陆德明《经典释文》，发现了许多前人未发现之处。所著《夏小正释义》有12卷，为潍县郭氏抄本，未见刻本，后来被山东省图书馆收购。此外，宋书升还著有《论语义证》《春秋分类考》《周礼明堂考》《二十四史正伪暨诗古文辞》等十余种，但不幸在其晚年都被焚烧。副本仅存《夏小正释义》《黄帝以来甲子纪元考》《初篁书屋诗集》《孟氏易考证》《尚书要义》《诗略说》《古韵微》《五穀考》《旭齐说经賸稿诸书》等，复以其去世后家遇变故，亦多被焚毁。著名学者丁锡田与宋书升是同乡，他后来搜集宋书升数十篇遗文集成《旭齐文钞》一编。
宋书升亦笃嗜收藏。山东藏书家李文藻藏书散出后，他曾购得多种。有“初篁书庐”“旭斋”之藏，其中不乏善本，后多归其女婿高淑性所有。
正如学界所公认的，宋书升在学术上的成就，不仅是因为他学识渊博，尤擅经学，自成《易》学一家，而在于他与孙葆田、郑杲等创立了清末朴学的一个流派——东甫学派，由此也奠定了他在学术史上之地位。
（许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