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田（1840—1911），字佩南，荣成（今荣成埠柳镇不夜村）人，清朝同治、光绪时期闻名于世的清官，也因总纂《山东通志》而享誉后世，而且精于经学，擅长古文，是晚清学术大家。
一、秉承家学
孙葆田出生于荣成县一个有名的书香门第。最初定居荣成县不夜村的孙氏先祖被人称为“九旺公”，到第四代传人孙文盛（字彦章）为国子监生，因远赴朔方开垦而家道殷实，且乐善好施，朔方人称“孙善人”，晚年归荣成，五世同堂，子孙多庠生，从此书香传家。
孙葆田之父孙福海（1798—1875，字镜寰）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官至湖北兴国州知州，著有《之游唾余录》；其兄孙葆源为贡生，官至江苏知县；其弟孙叔谦（字六楷），为同治年间举人，官至河南光州直隶州知州，廉政爱民，政声传海内；小弟孙季咸，癸酉年拔贡，经史根底深厚，是清末山东知名文人。
身处一门风雅，孙葆田幼秉庭训，“少嗜学，笃好左（传）、国（语）、韩（愈）、欧（阳修）、苏（轼）之文”。 从小聪明机智，嗜书好读，7岁时到外塾读书不久，一次陪父亲乘凉时学作对联，父亲吟出上联“五大为天地君亲师”，孰料孙葆田当时就对答出“一生守仁义礼智信”的下联，其妙对甚得家人欢欣。他13岁时，父亲赴湖北任知县，便带其同去湖北读书，使之有幸跟从武昌著名桐城派古文学家张裕钊（廉卿）学习古文义法，遂尽窥归（有光）、方（苞）等古文大家堂奥，从此古文功底日益见深，文名愈振。时高密大儒单为鏓（伯平）主讲济南泺源书院，孙葆田慕其人，又东归济南，跟随单先生学习经史之学，于是“因文见道，蔚为儒者焉。”至其年十六七岁时，尤喜读朱子全书和当代诸儒遗集，颇有志于正学。其后因泛观博览，遂渐染于近代汉学家之说，故论学不专主一途，爱好广泛，学术视野开阔。
二、为官爱民
如同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孙葆田也走学而优则仕的仕途，于同治十三年（1874）中进士，授刑部主事，至光绪八年（1882）刑部学习主事期满，铨授安徽宿松知县，后调署合肥知县。孙葆田为官，一身正气，公私分明，爱民如子。他“伟躯干，修眉广额，举止庄重，虽盛夏长服不去身”，为人正直刚毅。于私，虽身为一县之长，却时时以清廉处世为训诫，家里俨然一副贫寒读书人家的萧条冷落之景，就连自家所穿的衣料均是由妻子在家亲自纺纱织布而得；于公，则勤于政事，爱护百姓，日日坚守在官署大堂之上，保一方公正安宁。当时他所在的合肥县衙里有撰联曰：“合则留，不合则去；肥吾民，勿肥吾身。”《清史稿》记有其在合肥为民作主、不畏豪强决大狱的事迹。合肥是时任大学士李鸿章的家乡，依仗其权势在乡里横行跋扈的文武官员、门生故吏和亲友宗亲不在少数，前几任地方官往往畏惧其权贵而不敢追究。孙葆田上任后就遇到了李鸿章的子弟因逼债而将人殴打致死的案件，他接到案件后，立即赶到现场验尸，时围观者上万人，均担忧孙葆田因豪门强族的逼迫威胁而妥协。孙葆田为公正处置此案，喝令验尸官“敢欺罔者论如律”，遂使死者得到真实验证，也使凶手得绳之以法，众人无不拍手称快，欢呼孙葆田为包拯再世，称赞他是“爱民如子，疾恶如仇”的大清官。其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深得百姓爱戴和敬仰，直到光绪年间学者姚永朴过合肥时，仍听到“包公虽清，还不如老孙” 的民谣。
可是孙葆田秉公执法，为民除害的行为却触犯了权贵，御史弹劾其误判死刑。光绪帝遂下诏令命安徽巡抚陈彝重审此案，最终案件证据确凿、无懈可击而维持原判。但经历此番事件，孙葆田目睹官场的黑暗与险恶，再也无心仕途，便自请免职回归故乡。
孙葆田虽无心再入官场，但仍关心时政，不忘民瘼。光绪二十二年（1896）安徽将清丈民田，清理赋税，巡抚福润疏调其任主事，孙葆田恳辞不赴，但考虑到百姓利益，仍贻书福润，提出自己的建议。《清史稿》详细记载其事曰：“贻书当事，言清丈病民，陈‘清赋之要，熟地报荒者，当宽其既往，限年垦复；平岁报灾者，当警其将来，分年带征，弊自可除，无事纷扰’，时以为名言”。
三、专意讲学
孙葆田决意辞官后，寄居潍县，建起“经韵楼”，潜心学术。他给自己的藏书室命名为“校经室”，昼夜读书不辍的他称自己的书房为“不夜书房”。他博览群书，治经实事求是，无汉、宋门户之见；治学札记，“皆纪传义例”。并且常常与志同道合之人相互交流研讨。其性格喜好交友，而不喜声气之交，虽平日不拘戏谑，然与朋友谈古论今，侃侃而谈千言不倦。曾与盛昱、王懿荣、王守训、柯劭忞、关汝纶、宋书升、张昭潜、高鸿裁等知名学者友善，多有交游和书札来往，彼此交流砥砺，潜心学术研究，写下了大量经史杂著。
山东巡抚张曜慕孙葆田才学，聘其任济南尚志书院讲席。孙葆田考虑到此任不涉官场却也不枉其才学，恰合其心意，自此便专意讲学，一心事教。自光绪十五年（1889）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孙葆田六年如一日，勤恳负责，孜孜不倦，训导诸生敦本务实，勿空谈经书。光绪十七年（1891）乡试时，尚志书院有多人考中举人，人皆认为是孙葆田“教泽所致也”。其间他与时在济南泺源书院任主讲的缪荃孙过从甚密，二人朝夕相聚，握手谈艺，并且常共同筹划外出郊游，友情深厚。缪荃孙评价孙葆田是“以文人兼循吏，而勤撰著，重友朋，固性情中人也”。后山东巡抚李秉衡上疏陈其学行，清廷特赐予五品卿衔。
光绪二十五年（1899），朝廷谕令孙葆田于山东操办赈灾，无意重回官场的孙葆田亦以脚病相辞。同年，他赴河南寻医治病，被河南省院大员得知，便邀请他主事开封大梁书院。孙葆田念此为学术与教育之事，便允诺参与。
大梁书院此时聚集了众多优秀生徒，颇具名气。“戊戌变法”之后，新式学堂兴盛，大梁书院改为“国文大学堂”，孙葆田亦因其博学多识和令人称道的品行而被聘为大学堂监督，即校长之职，在其拟定的学堂课程中，分设中学、算学、西文三门主要课程，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而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学艺为辅。其督课认真，尽心尽力。
光绪二十七年（1901）孙葆田又主宛南书院讲席，后因家中多变故而返故里，复任济南尚志书院讲席。时依旧有疆吏礼聘至其门请其任官，但孙葆田依旧婉言辞谢，不再染指官场，使得山东学者中无论与之识与不识者，都佩服其“处境益窘而节益介”的高贵品质。他多年专意讲学，并以其博学多识和德高望重而桃李满天下，时人奉为大师。
四、编纂方志
孙葆田作为清末著名学者，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对编纂方志的贡献，即修订《南阳县志》和总纂《山东通志》。
承康熙雍正之治，乾嘉时期进入我国编修史志的鼎盛时期。但当时山东地区的修志事业却因自然灾害和兵荒马乱，未有起色。特别是自雍正修《山东通志》之后，百多年间没有一部新的山东史志出现。光绪十六年（1890），山东巡抚张曜奏请开设通志局，聘孙葆田为总纂，计划重修《山东通志》。孙葆田深知任务艰巨，为系统清理百余年来的历史史实，弥补前志不足，他积极为搜集资料和人员聘请出谋划策，但期间因巡抚张曜卒于任所，此次修志之事便暂时停辍。
光绪二十五年（1899），河南南阳县令潘守廉主持纂修该县县志时，特邀孙葆田监修《南阳县志》，为之确定编纂凡例。孙葆田接受邀请，以其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编志经验，纂定体例，统筹书稿，精心指导，历时6年，四易其稿，新修县志于光绪三十年（1904）成书并刊刻问世，孙葆田特为之作序。《新修南阳县志》13卷，三十余万字，书稿呈报时任河南巡抚陈夔龙，陈氏披览全书，叹其深稽详考、用力宏深、文章尔雅、斐然可观，欣然为之序。据考，光绪三十四年间河南全省新修县志不足十五部，南阳县志是其中之一，因其编纂质量较高，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评价：《新修南阳县志》以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为标准，全书大抵集故书而成，一一注明来历，极合著述之法，堪称苦心经营之作。故也被学界称之为近代方志史上的佳作。
光绪三十三年（1907）杨士骧继任山东巡抚，决心重整山东通志局，继续之前《山东通志》的纂写，再次邀请孙葆田担任主纂，当时一起担任总纂的还有法伟堂。孙葆田为与法伟堂共同“商订略例，访求通才相助”，携带幼孙从潍县赴济南，并对其他各项事务多亲力亲为。不久，法伟堂病逝，总纂重任落到孙葆田一人肩上，他“独为其难”，以“凡各志有表有考有记载，皆先为长编，稽之正史，以溯本原，考之国朝官书以昭法守，再参之杂史别集以及私家撰述，乃定著于册，皆注其所出于下”为修志原则，即先将所搜集到的资料编成史料长编，然后仔细商酌删减以成史志。作为此志的总纂，孙葆田还四处筹措资金，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不仅自己分文不取还要倾其所有以聘请饱学之士。他以身作则，日夜读书不辍。可是当其阅书六载，书稿初成之际却因劳累而卒，此书也成为其遗著。
《山东通志》凡200卷，约六百二十万字，仅从字数上来讲就有旧志的几倍之多。该志内容完备，卷帙浩繁，其体例颇异前志。内容包括舆图、通纪、疆域志、职官志、田赋志、学校志、典礼志、河防志、艺文志、人物志、杂志等。其中舆图和疆域志是该志的亮点。舆图系用会典馆开馆时山东舆图总局测绘之本，山川按其脉络，道路则按其迂直，有故址的古城、有近驿路村庄和大市镇都附有图，每图皆附有说明，对于府、县、名山大川皆表明其方位，至于幅员广袤、四至八到以及所领属的乡镇市集铺驿数量等，皆以记证图，使得无论是地形险夷，还是山川道路都有实际参考，使人一看便能了然于心。疆域志中含沿革表、城池、山川、形胜、古迹、风俗、产物等子目。沿革门考据精核，引证确凿；山川门以当时地理文献为主，而参稽以古籍，一一辨别异同，考证源流，亦多精核之处。该志《艺文志》还专列《金石志》，是旧志所没有的。该志以卷帙浩繁、内容翔实、体例完备、著录详备，有集大成之意而受到当时学术界极高关注和极佳评价，《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赡博精审，以视前志之疏陋，相差殊不可以道里计”。这部志书对研究山东地方史以及齐鲁历史文化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作为该志总纂的孙葆田因此也以方志名家而闻名于世。
五、藏书治经
孙葆田一生嗜读好学，治学严谨，精通经学。他认为近世学者的通病有二，一是剽窃，二是驳杂。面对此弊端他提出：“欲救斯失，莫若以通经学礼为教。孟子言经正则庶民兴，其意盖谓此耳。”因此他在其师单伯平的启蒙下，博览群经，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并且提倡“实事求是，不薄宋儒”。其平生经学杂著颇多，可是大多散佚，如今所能见到的仅《岁余偶录》1册，《孟志编略》6卷。《岁余偶录》包括《汉人经解辑存序目》1卷、《汉儒传经记》1卷和《国朝经学师承记》1卷。《孟志编略》一书则是在孟子后裔孟广均《孟子志略》基础上编纂而成的。时人以《孟子志略》文辞太简，且错误太多，故孙葆田立志重加纂定。他尽心搜集旧闻，与老友柯劭忞共同研讨而终成《孟志编略》。
除上述编刻外，孙葆田在长期研读经书的过程中还主持刊刻了诸多经籍，如《周易本义》《春秋会义》《周易古本》《古文尚书》《孟子音义》《孝经郑注附音》《孝经章句》《读易自考录》等。他在经学上的学术成就，与宋书升、郑杲共同形成清末经学流派之一的东甫学派，成为弘扬儒家朴学的经学大家。
孙葆田曾师事张裕钊，学习古文法，最得其真传，他也是有清一代山东颇有影响的古文家。孙葆田为文修辞立诚，朴实而有理；文章重义理、法度；其熟悉方苞文，任随举一文便可琅琅诵其旨趣；且与马其昶为至交，为姚永朴、姚永概的好友。姚永朴还曾作《孙佩南大令》记其人其事，可见其实出于桐城一派。然而孙葆田对是非曲直的辨析总能呈现于文字内外，尤其擅长叙事说理，且始终遵循其“经世致用”的原则，并未被桐城派的理论所拘束，也没有陷入桐城派古文内容空疏之弊端。孙葆田视古文爱好为精神依托，从不因自己精于古文而换取物质充裕。所有请他为文之人确有可称道之处，他自然会欣然动笔为其撰文，如若不然，即便奉上千金，也绝然不会动心，其“工古文辞，而不受谀墓之金”的精神为时人所敬佩。
孙葆田所作古文，主要收录在《校经室文集》一书中，包括序、跋、志、表、传、记等文体总计八十余篇，内容多属为清末山东名人所作序、传、志、铭之类，大致可以展现孙葆田为文的风格，其史料价值较高，多被用于史志研究。现在可以见到的版本是吴兴刘承的《求恕斋丛书》刊本6卷。孙葆田还通过刻书来倡导古文，为此他选刊了《孙明复小集》《明文正气集》《望溪文集补遗》《奉萓草堂文续集》等。除此之外，孙葆田还刻了其父《之游唾余录》《不夜书屋试律偶存》、其弟《孝经郑注附音》、其友《泽雅堂文集》包括自己的《乡试朱卷》《会试朱卷》等文献。
孙葆田不仅嗜经学，好古文，而且喜藏书。据《中国藏书家通典》记载，其喜好藏书是有家学传统的，其先祖就具有藏书数万卷，可是到孙葆田时已经散佚过半，孙葆田又在平日留心搜集。其任通志局总纂时，搜集了不少古籍，藏于“山渊阁”、“问经精舍”、“山对斋”中。而且自己在读书刊刻经书和古文时也辑存了不少书籍，都被精心保存收藏起来。山东藏书家徐坊曾观看过他的藏书，对其藏书称赞不已，并赠送古籍《皇甫持正文集》一部。孙葆田热心搜集图书文物，并在1909年山东省图书馆初创之际作《山东创建图书馆记》一文，后来成为了山东省图书馆建馆的初始文献。而他所撰《汉人经解辑存序目》《孙氏家藏书目》《山东通志?艺文志》等，则是其在中国目录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许玲）
孙葆田
孙葆田（1840—1911），字佩南，荣成（今荣成埠柳镇不夜村）人，清朝同治、光绪时期闻名于世的清官，也因总纂《山东通志》而享誉后世，而且精于经学，擅长古文，是晚清学术大家。
一、秉承家学
孙葆田出生于荣成县一个有名的书香门第。最初定居荣成县不夜村的孙氏先祖被人称为“九旺公”，到第四代传人孙文盛（字彦章）为国子监生，因远赴朔方开垦而家道殷实，且乐善好施，朔方人称“孙善人”，晚年归荣成，五世同堂，子孙多庠生，从此书香传家。
孙葆田之父孙福海（1798—1875，字镜寰）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官至湖北兴国州知州，著有《之游唾余录》；其兄孙葆源为贡生，官至江苏知县；其弟孙叔谦（字六楷），为同治年间举人，官至河南光州直隶州知州，廉政爱民，政声传海内；小弟孙季咸，癸酉年拔贡，经史根底深厚，是清末山东知名文人。
身处一门风雅，孙葆田幼秉庭训，“少嗜学，笃好左（传）、国（语）、韩（愈）、欧（阳修）、苏（轼）之文”。 从小聪明机智，嗜书好读，7岁时到外塾读书不久，一次陪父亲乘凉时学作对联，父亲吟出上联“五大为天地君亲师”，孰料孙葆田当时就对答出“一生守仁义礼智信”的下联，其妙对甚得家人欢欣。他13岁时，父亲赴湖北任知县，便带其同去湖北读书，使之有幸跟从武昌著名桐城派古文学家张裕钊（廉卿）学习古文义法，遂尽窥归（有光）、方（苞）等古文大家堂奥，从此古文功底日益见深，文名愈振。时高密大儒单为鏓（伯平）主讲济南泺源书院，孙葆田慕其人，又东归济南，跟随单先生学习经史之学，于是“因文见道，蔚为儒者焉。”至其年十六七岁时，尤喜读朱子全书和当代诸儒遗集，颇有志于正学。其后因泛观博览，遂渐染于近代汉学家之说，故论学不专主一途，爱好广泛，学术视野开阔。
二、为官爱民
如同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孙葆田也走学而优则仕的仕途，于同治十三年（1874）中进士，授刑部主事，至光绪八年（1882）刑部学习主事期满，铨授安徽宿松知县，后调署合肥知县。孙葆田为官，一身正气，公私分明，爱民如子。他“伟躯干，修眉广额，举止庄重，虽盛夏长服不去身”，为人正直刚毅。于私，虽身为一县之长，却时时以清廉处世为训诫，家里俨然一副贫寒读书人家的萧条冷落之景，就连自家所穿的衣料均是由妻子在家亲自纺纱织布而得；于公，则勤于政事，爱护百姓，日日坚守在官署大堂之上，保一方公正安宁。当时他所在的合肥县衙里有撰联曰：“合则留，不合则去；肥吾民，勿肥吾身。”《清史稿》记有其在合肥为民作主、不畏豪强决大狱的事迹。合肥是时任大学士李鸿章的家乡，依仗其权势在乡里横行跋扈的文武官员、门生故吏和亲友宗亲不在少数，前几任地方官往往畏惧其权贵而不敢追究。孙葆田上任后就遇到了李鸿章的子弟因逼债而将人殴打致死的案件，他接到案件后，立即赶到现场验尸，时围观者上万人，均担忧孙葆田因豪门强族的逼迫威胁而妥协。孙葆田为公正处置此案，喝令验尸官“敢欺罔者论如律”，遂使死者得到真实验证，也使凶手得绳之以法，众人无不拍手称快，欢呼孙葆田为包拯再世，称赞他是“爱民如子，疾恶如仇”的大清官。其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深得百姓爱戴和敬仰，直到光绪年间学者姚永朴过合肥时，仍听到“包公虽清，还不如老孙” 的民谣。
可是孙葆田秉公执法，为民除害的行为却触犯了权贵，御史弹劾其误判死刑。光绪帝遂下诏令命安徽巡抚陈彝重审此案，最终案件证据确凿、无懈可击而维持原判。但经历此番事件，孙葆田目睹官场的黑暗与险恶，再也无心仕途，便自请免职回归故乡。
孙葆田虽无心再入官场，但仍关心时政，不忘民瘼。光绪二十二年（1896）安徽将清丈民田，清理赋税，巡抚福润疏调其任主事，孙葆田恳辞不赴，但考虑到百姓利益，仍贻书福润，提出自己的建议。《清史稿》详细记载其事曰：“贻书当事，言清丈病民，陈‘清赋之要，熟地报荒者，当宽其既往，限年垦复；平岁报灾者，当警其将来，分年带征，弊自可除，无事纷扰’，时以为名言”。
三、专意讲学
孙葆田决意辞官后，寄居潍县，建起“经韵楼”，潜心学术。他给自己的藏书室命名为“校经室”，昼夜读书不辍的他称自己的书房为“不夜书房”。他博览群书，治经实事求是，无汉、宋门户之见；治学札记，“皆纪传义例”。并且常常与志同道合之人相互交流研讨。其性格喜好交友，而不喜声气之交，虽平日不拘戏谑，然与朋友谈古论今，侃侃而谈千言不倦。曾与盛昱、王懿荣、王守训、柯劭忞、关汝纶、宋书升、张昭潜、高鸿裁等知名学者友善，多有交游和书札来往，彼此交流砥砺，潜心学术研究，写下了大量经史杂著。
山东巡抚张曜慕孙葆田才学，聘其任济南尚志书院讲席。孙葆田考虑到此任不涉官场却也不枉其才学，恰合其心意，自此便专意讲学，一心事教。自光绪十五年（1889）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孙葆田六年如一日，勤恳负责，孜孜不倦，训导诸生敦本务实，勿空谈经书。光绪十七年（1891）乡试时，尚志书院有多人考中举人，人皆认为是孙葆田“教泽所致也”。其间他与时在济南泺源书院任主讲的缪荃孙过从甚密，二人朝夕相聚，握手谈艺，并且常共同筹划外出郊游，友情深厚。缪荃孙评价孙葆田是“以文人兼循吏，而勤撰著，重友朋，固性情中人也”。后山东巡抚李秉衡上疏陈其学行，清廷特赐予五品卿衔。
光绪二十五年（1899），朝廷谕令孙葆田于山东操办赈灾，无意重回官场的孙葆田亦以脚病相辞。同年，他赴河南寻医治病，被河南省院大员得知，便邀请他主事开封大梁书院。孙葆田念此为学术与教育之事，便允诺参与。
大梁书院此时聚集了众多优秀生徒，颇具名气。“戊戌变法”之后，新式学堂兴盛，大梁书院改为“国文大学堂”，孙葆田亦因其博学多识和令人称道的品行而被聘为大学堂监督，即校长之职，在其拟定的学堂课程中，分设中学、算学、西文三门主要课程，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而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学艺为辅。其督课认真，尽心尽力。
光绪二十七年（1901）孙葆田又主宛南书院讲席，后因家中多变故而返故里，复任济南尚志书院讲席。时依旧有疆吏礼聘至其门请其任官，但孙葆田依旧婉言辞谢，不再染指官场，使得山东学者中无论与之识与不识者，都佩服其“处境益窘而节益介”的高贵品质。他多年专意讲学，并以其博学多识和德高望重而桃李满天下，时人奉为大师。
四、编纂方志
孙葆田作为清末著名学者，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对编纂方志的贡献，即修订《南阳县志》和总纂《山东通志》。
承康熙雍正之治，乾嘉时期进入我国编修史志的鼎盛时期。但当时山东地区的修志事业却因自然灾害和兵荒马乱，未有起色。特别是自雍正修《山东通志》之后，百多年间没有一部新的山东史志出现。光绪十六年（1890），山东巡抚张曜奏请开设通志局，聘孙葆田为总纂，计划重修《山东通志》。孙葆田深知任务艰巨，为系统清理百余年来的历史史实，弥补前志不足，他积极为搜集资料和人员聘请出谋划策，但期间因巡抚张曜卒于任所，此次修志之事便暂时停辍。
光绪二十五年（1899），河南南阳县令潘守廉主持纂修该县县志时，特邀孙葆田监修《南阳县志》，为之确定编纂凡例。孙葆田接受邀请，以其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编志经验，纂定体例，统筹书稿，精心指导，历时6年，四易其稿，新修县志于光绪三十年（1904）成书并刊刻问世，孙葆田特为之作序。《新修南阳县志》13卷，三十余万字，书稿呈报时任河南巡抚陈夔龙，陈氏披览全书，叹其深稽详考、用力宏深、文章尔雅、斐然可观，欣然为之序。据考，光绪三十四年间河南全省新修县志不足十五部，南阳县志是其中之一，因其编纂质量较高，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评价：《新修南阳县志》以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为标准，全书大抵集故书而成，一一注明来历，极合著述之法，堪称苦心经营之作。故也被学界称之为近代方志史上的佳作。
光绪三十三年（1907）杨士骧继任山东巡抚，决心重整山东通志局，继续之前《山东通志》的纂写，再次邀请孙葆田担任主纂，当时一起担任总纂的还有法伟堂。孙葆田为与法伟堂共同“商订略例，访求通才相助”，携带幼孙从潍县赴济南，并对其他各项事务多亲力亲为。不久，法伟堂病逝，总纂重任落到孙葆田一人肩上，他“独为其难”，以“凡各志有表有考有记载，皆先为长编，稽之正史，以溯本原，考之国朝官书以昭法守，再参之杂史别集以及私家撰述，乃定著于册，皆注其所出于下”为修志原则，即先将所搜集到的资料编成史料长编，然后仔细商酌删减以成史志。作为此志的总纂，孙葆田还四处筹措资金，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不仅自己分文不取还要倾其所有以聘请饱学之士。他以身作则，日夜读书不辍。可是当其阅书六载，书稿初成之际却因劳累而卒，此书也成为其遗著。
《山东通志》凡200卷，约六百二十万字，仅从字数上来讲就有旧志的几倍之多。该志内容完备，卷帙浩繁，其体例颇异前志。内容包括舆图、通纪、疆域志、职官志、田赋志、学校志、典礼志、河防志、艺文志、人物志、杂志等。其中舆图和疆域志是该志的亮点。舆图系用会典馆开馆时山东舆图总局测绘之本，山川按其脉络，道路则按其迂直，有故址的古城、有近驿路村庄和大市镇都附有图，每图皆附有说明，对于府、县、名山大川皆表明其方位，至于幅员广袤、四至八到以及所领属的乡镇市集铺驿数量等，皆以记证图，使得无论是地形险夷，还是山川道路都有实际参考，使人一看便能了然于心。疆域志中含沿革表、城池、山川、形胜、古迹、风俗、产物等子目。沿革门考据精核，引证确凿；山川门以当时地理文献为主，而参稽以古籍，一一辨别异同，考证源流，亦多精核之处。该志《艺文志》还专列《金石志》，是旧志所没有的。该志以卷帙浩繁、内容翔实、体例完备、著录详备，有集大成之意而受到当时学术界极高关注和极佳评价，《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赡博精审，以视前志之疏陋，相差殊不可以道里计”。这部志书对研究山东地方史以及齐鲁历史文化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作为该志总纂的孙葆田因此也以方志名家而闻名于世。
五、藏书治经
孙葆田一生嗜读好学，治学严谨，精通经学。他认为近世学者的通病有二，一是剽窃，二是驳杂。面对此弊端他提出：“欲救斯失，莫若以通经学礼为教。孟子言经正则庶民兴，其意盖谓此耳。”因此他在其师单伯平的启蒙下，博览群经，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并且提倡“实事求是，不薄宋儒”。其平生经学杂著颇多，可是大多散佚，如今所能见到的仅《岁余偶录》1册，《孟志编略》6卷。《岁余偶录》包括《汉人经解辑存序目》1卷、《汉儒传经记》1卷和《国朝经学师承记》1卷。《孟志编略》一书则是在孟子后裔孟广均《孟子志略》基础上编纂而成的。时人以《孟子志略》文辞太简，且错误太多，故孙葆田立志重加纂定。他尽心搜集旧闻，与老友柯劭忞共同研讨而终成《孟志编略》。
除上述编刻外，孙葆田在长期研读经书的过程中还主持刊刻了诸多经籍，如《周易本义》《春秋会义》《周易古本》《古文尚书》《孟子音义》《孝经郑注附音》《孝经章句》《读易自考录》等。他在经学上的学术成就，与宋书升、郑杲共同形成清末经学流派之一的东甫学派，成为弘扬儒家朴学的经学大家。
孙葆田曾师事张裕钊，学习古文法，最得其真传，他也是有清一代山东颇有影响的古文家。孙葆田为文修辞立诚，朴实而有理；文章重义理、法度；其熟悉方苞文，任随举一文便可琅琅诵其旨趣；且与马其昶为至交，为姚永朴、姚永概的好友。姚永朴还曾作《孙佩南大令》记其人其事，可见其实出于桐城一派。然而孙葆田对是非曲直的辨析总能呈现于文字内外，尤其擅长叙事说理，且始终遵循其“经世致用”的原则，并未被桐城派的理论所拘束，也没有陷入桐城派古文内容空疏之弊端。孙葆田视古文爱好为精神依托，从不因自己精于古文而换取物质充裕。所有请他为文之人确有可称道之处，他自然会欣然动笔为其撰文，如若不然，即便奉上千金，也绝然不会动心，其“工古文辞，而不受谀墓之金”的精神为时人所敬佩。
孙葆田所作古文，主要收录在《校经室文集》一书中，包括序、跋、志、表、传、记等文体总计八十余篇，内容多属为清末山东名人所作序、传、志、铭之类，大致可以展现孙葆田为文的风格，其史料价值较高，多被用于史志研究。现在可以见到的版本是吴兴刘承的《求恕斋丛书》刊本6卷。孙葆田还通过刻书来倡导古文，为此他选刊了《孙明复小集》《明文正气集》《望溪文集补遗》《奉萓草堂文续集》等。除此之外，孙葆田还刻了其父《之游唾余录》《不夜书屋试律偶存》、其弟《孝经郑注附音》、其友《泽雅堂文集》包括自己的《乡试朱卷》《会试朱卷》等文献。
孙葆田不仅嗜经学，好古文，而且喜藏书。据《中国藏书家通典》记载，其喜好藏书是有家学传统的，其先祖就具有藏书数万卷，可是到孙葆田时已经散佚过半，孙葆田又在平日留心搜集。其任通志局总纂时，搜集了不少古籍，藏于“山渊阁”、“问经精舍”、“山对斋”中。而且自己在读书刊刻经书和古文时也辑存了不少书籍，都被精心保存收藏起来。山东藏书家徐坊曾观看过他的藏书，对其藏书称赞不已，并赠送古籍《皇甫持正文集》一部。孙葆田热心搜集图书文物，并在1909年山东省图书馆初创之际作《山东创建图书馆记》一文，后来成为了山东省图书馆建馆的初始文献。而他所撰《汉人经解辑存序目》《孙氏家藏书目》《山东通志?艺文志》等，则是其在中国目录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许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