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以癸酉年出生，又字酉生，号伯潜。后以收藏西周青铜器“曾伯黎簠”，遂以“簠斋'为号，称其居为“宝簠斋”。复因收藏有“邢人妄”“虢叔旅”“兮冲”等十钟，更立斋号为“十钟山房”。一生所集古印近万钮，故又颜其居为“万印楼”，自号“万印楼主人”。还以其所藏三代陶器数百件，自称“齐东陶父”；以籍处齐地海滨，自号“海滨病史”等。潍县（今山东潍坊）人。他治学严谨，藏著宏富，一专多能，奖掖后学，为金石学、文物收藏学的发展，也为保存、整理和研究祖国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清末著名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文物收藏家。
陈介祺出身一个官宦之家。其父陈官俊（1782—1849），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悫。陈介祺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博闻强记。他青少年时代，侍随父亲在京都生活和学习，十几岁时便小有声名，“以诗文名都下”。道光十五年（1835），陈介祺赴乡试中举人，考授内阁中书。道光二十五年（1845），再赴礼部试，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方略馆分校。咸丰三年（1853），因捐巨款资助镇压太平军起义，被赏戴花翎，加侍讲学士衔。但陈介祺久居京师，身处宦海，见时事变化，深感清廷外丧权辱国，内吏治腐败，遂鄙视厌倦仕途，而对金石考据之学显出浓厚兴趣。咸丰四年（1854），他以奔母丧守制为由，返归故里。从此弃官居家，一心治学，再不复出。光绪十年（1884）卒于家中。这其间，陈介祺还两次获得朝廷赏赐，一次是同治年间因抵抗太平军，保卫城防，赏加三品衔。另一次是光绪二年（1876）以施舍救济饥民，加二品顶戴。
在中国金石学史上，陈介祺被公认为最负盛名的收藏大家。他居京期间，就已收藏了汉代以前包括毛公鼎在内的青铜器一百三十余件，古印玺两千余方，并出版了印谱《簠斋印集》。回到故乡以后，更勤于搜访，只要是认为有价值的藏器，不惜花费重金，四处购求。清代金石学家鲍康说：“寿卿所藏古器无一不精且多，允推当代第一。”《清史稿》称其“绩学好古，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 鲁迅也说：“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王献唐也认为：“国内收藏金石，多而且精，要推潍县陈簠斋，坐第一把交椅了。不但同县人比不上他，全国任何人，都比不上他。” 其收藏中多稀世珍品，仅三代秦汉古玺就有近万方，内中有“淮阳王玺”“婕妤妾赵印”等珍品。还收藏古钱、陶瓷、砖瓦、碑碣、造像、书画等精品总数在万余件。道光三十年（1850），陈介祺在家乡故里建“万印楼”，以珍藏其所得印玺和一万多件其他文物珍品，从此“万印楼”声名大振。他曾赋诗联曰：“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尤其是其所收藏毛公鼎，历来为人津津乐道。毛公鼎为西周宣王时期所铸，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围145厘米，重34.7公斤，立耳、深腹、圆底、三蹄足，口沿下饰重环纹一周，下加一道弦纹，造型深沉，庄重大方。腹内铭文32行497字，遒丽劲美，雅拙古朴，结体和谐，气势磅礴，俨然一篇《尚书》典诰文字，对了解西周相关历史，有着重要参考价值。此鼎出土于道光末年陕西岐山，咸丰二年（1852）陈介祺以千两黄金从苏亿年手中购得，成为其藏品中最为珍贵的稀世之宝。得此鼎后，陈介祺对此进行详尽考释，认为“此鼎较小，而文之多几五百，盖自宋以来未之有也。典诰之重，篆籀之美，真有观止之叹。数千年之奇于今日遇之，良有厚幸已” 。他也因收藏和考释此鼎而享誉学界。
陈介祺不仅重视金石文物收藏，而且更注重对金石文物的研究。每得一器一物，常常爱不释手，日揣夜摩，必深究其渊源，考证其价值，探微察妙，诠奇释疑。为此，入仕后即与金石学家吴云、潘祖荫、吴大澂等交往颇多，互相切磋，并多方拜师，曾向当时著名学者阮元等人求教问难。归籍后，复与舅父李璋煜、海丰吴式芬、利津李佐贤等金石学家同好，赏鉴析疑三十余年。曾将与金石学同道间的往来书函辑成《秦前文字之语》一书。
陈介祺平生治学严谨，反复探究分析，反对不求甚解。同治十三年（1874）他在与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论学时，曾特别强调说：“学问之事，全在分析，而不笼统，笼统只是不分析，分析得十条路出，方知此一条是，九条皆不及，而知之愈真，行之弥笃，此皆能分析之力也。”故多有建树。他热衷于印谱整理，经过30年筹备，又经多位金石至友的协助，费时十载，终于编成印谱巨著《十钟山房印举》，成为其呕心沥血完成的一部力作。此书是他继咸丰二年（1852）以所藏古玺印辑成《簠斋印集》12册之后，复以搜访所得潘有为、何昆玉、叶志诜所藏古玺印，加上李璋煜、吴云、吴式芬、吴大澂、李佐贤、鲍康诸家藏印，于同治十一年（1872）汇辑成《十钟山房印举》50册本，再于光绪九年（1883）辑成191册本，首开集各家藏印为一谱之先例。在该书编辑过程中，陈介祺用自己所藏印玺并汇集吴云、吴式芬、吴大澂、李佐贤等诸家所藏，精选慎收，去伪去近，逐枚考释。正如他在《十钟山房印举序》中所说：“余谓古印皆庐山真面目，是古人手迹。学者用心读之，自能得师，何须后人揣耳，何敢谓吾丘氏恨不见桂氏，桂氏恨不见余耶？” 陈介祺总结了以往印谱杂乱无章，不便查阅的弊病，科学地分类编排，按印式、印材分类，在十余位金石学家的鼎力相助下终于在有生之年完成了这部巨著。该书共分30卷194册，共收印玺10402方，规模之大实属空前。书成后，轰动了整个金石学界和印学界，被誉为“印谱之冠，印学之宗”，成为篆刻学家的必备之书。即如陈敬第（1876—1966）《十钟山房印举》题记云：“潍县陈氏簠斋藏印最富，世所称万印楼是也。道、咸之际，尝醵资（集资也），属海盐陈粟园畯成《簠斋印集》十部，部十二册，日照许瀚印林、海丰吴式芬子苾、道州何绍基子贞同审定。同治壬申，高要何昆玉伯瑜携其吉金斋所藏，又以潘氏看篆楼、叶氏平安馆粤署烬余各印，约二千七百余事来归簠斋，即主其家。簠斋出万印楼旧藏，去其六朝以后者，得七千余事，益以东武李氏爱吾鼎斋、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归安吴氏二百兰亭斋、吴县吴氏十六金符斋、利津李氏石泉书屋、歙县鲍氏臆园藏印，督其次子厚滋与伯瑜同事编次，博收约取，师吾丘子行《三十五举》之意，名曰《十钟山房印举》，初稿十部，用粤纸，成于壬申，是为簠斋六十岁所作，式沿《印集》之旧。又十年，得印益多，吴愙斋时为太常，移书敦促，乃复自改稿，亦成十部，岁在光绪癸未，簠斋已七十一矣。纸用吴中六吉棉连，一印一叶，都三十举，分若干 册，有一印互见数举合为一册者。每册中又往往间以素纸，率未董理就绪，故不能尽明其旨，美犹有憾。阅今仅三十有九年，流传已鲜，涵芬楼觅取改稿本影印行世，岂惟与字学、印学有关，抑亦考古之资也。”
而陈介祺对陶文的发现与研究，则是其在金石学界被誉为“开创之功”的又一贡献。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陈介祺即在家乡发现带有文字的陶片，后经鉴定为战国时期齐国的陶器文字。这一发现使之激动不已，他写道：“三代古陶文字，不意于祺发之，三代有文字完瓦器，不意至祺获之。殆祺好古之诚，有以格今契古而天实为之耶。” 于是他奔走于齐鲁大地，多方搜集，尤其是齐都临淄，更是获益良多。陈介祺在得到大量陶文后，墨拓成册，寄发金石好友，共同考释研究。他寄书其好友说：“二千年来古文字未发之藏，祺之世及见之，祺之友能读之，真至幸矣。”吴大澂亦高度评价其所获说：“古陶残字与金石同寿，奇文逸体，可补鼎彝款识所不及。簠斋前辈搜访至七十余种，为从来金石家未见未闻，可喜亦可异也。” 在陈介祺的带动下，许多金石学家也纷纷搜集陶文从事研究，蔚成风气。光绪四年（1878），陈介祺所著《陶文考释》一书问世，此书共收录陶文3000片，他总结说：“古陶文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事其数。”这为后人对陶文进行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金石学研究新领域。
陈介祺潜心于学，勤于著述，著作等身，据统计不下三十余种。已刊行的有《十钟山房印举》《簠斋吉金录》《簠斋藏古录》《簠斋金文考释》《簠斋藏镜》《簠斋藏陶》《簠斋传古别录》《簠斋尺牍》《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著）等。未刊行的则有《玉印合编》《簠斋所辑金文》《秦权秦量诏版诗记》不下二十余种。
陈介祺又是著名的书法家，他工于书法，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功力不凡。特别是他在整理考证金石文物的过程中，深得古文字之精妙，遂以隶书笔法，融入金石篆籀书风，独创一种古朴苍劲的“簠斋体”，为人所喜爱、推重并竞相摹仿。此种书体，既古劲，又易识，豪放而不险怪，自成一家。陈介祺晚年，其书法用墨浓重，行笔沉着，笔道平实，古朴而清新，为书法界所推崇。清代金石学家鲍康认为其书“不特古雅可诵，其学识尤卓有可传。”书法名流何绍基亦赞誉其书“与逸绝伦”。
陈介祺“集藏古、鉴古、释古、传古于一身，悉所不凡，可谓是收藏最富、鉴别最精、传拓最佳，而于古器物及铭文考释又多有创见的晚清金石学领域的杰出代表” ，堪称一代金石学大师。其嫡传子孙陈厚滋、陈阜、陈文会、陈善举、陈继揆等也能继承其事业，声类相感，志趣相谐，专心于金石学，形成文脉源深的金石世家。而享誉海内外的“万印楼”，现已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孙鹏 张玥明）
陈介祺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以癸酉年出生，又字酉生，号伯潜。后以收藏西周青铜器“曾伯黎簠”，遂以“簠斋'为号，称其居为“宝簠斋”。复因收藏有“邢人妄”“虢叔旅”“兮冲”等十钟，更立斋号为“十钟山房”。一生所集古印近万钮，故又颜其居为“万印楼”，自号“万印楼主人”。还以其所藏三代陶器数百件，自称“齐东陶父”；以籍处齐地海滨，自号“海滨病史”等。潍县（今山东潍坊）人。他治学严谨，藏著宏富，一专多能，奖掖后学，为金石学、文物收藏学的发展，也为保存、整理和研究祖国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清末著名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文物收藏家。
陈介祺出身一个官宦之家。其父陈官俊（1782—1849），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悫。陈介祺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博闻强记。他青少年时代，侍随父亲在京都生活和学习，十几岁时便小有声名，“以诗文名都下”。道光十五年（1835），陈介祺赴乡试中举人，考授内阁中书。道光二十五年（1845），再赴礼部试，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方略馆分校。咸丰三年（1853），因捐巨款资助镇压太平军起义，被赏戴花翎，加侍讲学士衔。但陈介祺久居京师，身处宦海，见时事变化，深感清廷外丧权辱国，内吏治腐败，遂鄙视厌倦仕途，而对金石考据之学显出浓厚兴趣。咸丰四年（1854），他以奔母丧守制为由，返归故里。从此弃官居家，一心治学，再不复出。光绪十年（1884）卒于家中。这其间，陈介祺还两次获得朝廷赏赐，一次是同治年间因抵抗太平军，保卫城防，赏加三品衔。另一次是光绪二年（1876）以施舍救济饥民，加二品顶戴。
在中国金石学史上，陈介祺被公认为最负盛名的收藏大家。他居京期间，就已收藏了汉代以前包括毛公鼎在内的青铜器一百三十余件，古印玺两千余方，并出版了印谱《簠斋印集》。回到故乡以后，更勤于搜访，只要是认为有价值的藏器，不惜花费重金，四处购求。清代金石学家鲍康说：“寿卿所藏古器无一不精且多，允推当代第一。”《清史稿》称其“绩学好古，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 鲁迅也说：“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王献唐也认为：“国内收藏金石，多而且精，要推潍县陈簠斋，坐第一把交椅了。不但同县人比不上他，全国任何人，都比不上他。” 其收藏中多稀世珍品，仅三代秦汉古玺就有近万方，内中有“淮阳王玺”“婕妤妾赵印”等珍品。还收藏古钱、陶瓷、砖瓦、碑碣、造像、书画等精品总数在万余件。道光三十年（1850），陈介祺在家乡故里建“万印楼”，以珍藏其所得印玺和一万多件其他文物珍品，从此“万印楼”声名大振。他曾赋诗联曰：“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尤其是其所收藏毛公鼎，历来为人津津乐道。毛公鼎为西周宣王时期所铸，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围145厘米，重34.7公斤，立耳、深腹、圆底、三蹄足，口沿下饰重环纹一周，下加一道弦纹，造型深沉，庄重大方。腹内铭文32行497字，遒丽劲美，雅拙古朴，结体和谐，气势磅礴，俨然一篇《尚书》典诰文字，对了解西周相关历史，有着重要参考价值。此鼎出土于道光末年陕西岐山，咸丰二年（1852）陈介祺以千两黄金从苏亿年手中购得，成为其藏品中最为珍贵的稀世之宝。得此鼎后，陈介祺对此进行详尽考释，认为“此鼎较小，而文之多几五百，盖自宋以来未之有也。典诰之重，篆籀之美，真有观止之叹。数千年之奇于今日遇之，良有厚幸已” 。他也因收藏和考释此鼎而享誉学界。
陈介祺不仅重视金石文物收藏，而且更注重对金石文物的研究。每得一器一物，常常爱不释手，日揣夜摩，必深究其渊源，考证其价值，探微察妙，诠奇释疑。为此，入仕后即与金石学家吴云、潘祖荫、吴大澂等交往颇多，互相切磋，并多方拜师，曾向当时著名学者阮元等人求教问难。归籍后，复与舅父李璋煜、海丰吴式芬、利津李佐贤等金石学家同好，赏鉴析疑三十余年。曾将与金石学同道间的往来书函辑成《秦前文字之语》一书。
陈介祺平生治学严谨，反复探究分析，反对不求甚解。同治十三年（1874）他在与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论学时，曾特别强调说：“学问之事，全在分析，而不笼统，笼统只是不分析，分析得十条路出，方知此一条是，九条皆不及，而知之愈真，行之弥笃，此皆能分析之力也。”故多有建树。他热衷于印谱整理，经过30年筹备，又经多位金石至友的协助，费时十载，终于编成印谱巨著《十钟山房印举》，成为其呕心沥血完成的一部力作。此书是他继咸丰二年（1852）以所藏古玺印辑成《簠斋印集》12册之后，复以搜访所得潘有为、何昆玉、叶志诜所藏古玺印，加上李璋煜、吴云、吴式芬、吴大澂、李佐贤、鲍康诸家藏印，于同治十一年（1872）汇辑成《十钟山房印举》50册本，再于光绪九年（1883）辑成191册本，首开集各家藏印为一谱之先例。在该书编辑过程中，陈介祺用自己所藏印玺并汇集吴云、吴式芬、吴大澂、李佐贤等诸家所藏，精选慎收，去伪去近，逐枚考释。正如他在《十钟山房印举序》中所说：“余谓古印皆庐山真面目，是古人手迹。学者用心读之，自能得师，何须后人揣耳，何敢谓吾丘氏恨不见桂氏，桂氏恨不见余耶？” 陈介祺总结了以往印谱杂乱无章，不便查阅的弊病，科学地分类编排，按印式、印材分类，在十余位金石学家的鼎力相助下终于在有生之年完成了这部巨著。该书共分30卷194册，共收印玺10402方，规模之大实属空前。书成后，轰动了整个金石学界和印学界，被誉为“印谱之冠，印学之宗”，成为篆刻学家的必备之书。即如陈敬第（1876—1966）《十钟山房印举》题记云：“潍县陈氏簠斋藏印最富，世所称万印楼是也。道、咸之际，尝醵资（集资也），属海盐陈粟园畯成《簠斋印集》十部，部十二册，日照许瀚印林、海丰吴式芬子苾、道州何绍基子贞同审定。同治壬申，高要何昆玉伯瑜携其吉金斋所藏，又以潘氏看篆楼、叶氏平安馆粤署烬余各印，约二千七百余事来归簠斋，即主其家。簠斋出万印楼旧藏，去其六朝以后者，得七千余事，益以东武李氏爱吾鼎斋、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归安吴氏二百兰亭斋、吴县吴氏十六金符斋、利津李氏石泉书屋、歙县鲍氏臆园藏印，督其次子厚滋与伯瑜同事编次，博收约取，师吾丘子行《三十五举》之意，名曰《十钟山房印举》，初稿十部，用粤纸，成于壬申，是为簠斋六十岁所作，式沿《印集》之旧。又十年，得印益多，吴愙斋时为太常，移书敦促，乃复自改稿，亦成十部，岁在光绪癸未，簠斋已七十一矣。纸用吴中六吉棉连，一印一叶，都三十举，分若干 册，有一印互见数举合为一册者。每册中又往往间以素纸，率未董理就绪，故不能尽明其旨，美犹有憾。阅今仅三十有九年，流传已鲜，涵芬楼觅取改稿本影印行世，岂惟与字学、印学有关，抑亦考古之资也。”
而陈介祺对陶文的发现与研究，则是其在金石学界被誉为“开创之功”的又一贡献。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陈介祺即在家乡发现带有文字的陶片，后经鉴定为战国时期齐国的陶器文字。这一发现使之激动不已，他写道：“三代古陶文字，不意于祺发之，三代有文字完瓦器，不意至祺获之。殆祺好古之诚，有以格今契古而天实为之耶。” 于是他奔走于齐鲁大地，多方搜集，尤其是齐都临淄，更是获益良多。陈介祺在得到大量陶文后，墨拓成册，寄发金石好友，共同考释研究。他寄书其好友说：“二千年来古文字未发之藏，祺之世及见之，祺之友能读之，真至幸矣。”吴大澂亦高度评价其所获说：“古陶残字与金石同寿，奇文逸体，可补鼎彝款识所不及。簠斋前辈搜访至七十余种，为从来金石家未见未闻，可喜亦可异也。” 在陈介祺的带动下，许多金石学家也纷纷搜集陶文从事研究，蔚成风气。光绪四年（1878），陈介祺所著《陶文考释》一书问世，此书共收录陶文3000片，他总结说：“古陶文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事其数。”这为后人对陶文进行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金石学研究新领域。
陈介祺潜心于学，勤于著述，著作等身，据统计不下三十余种。已刊行的有《十钟山房印举》《簠斋吉金录》《簠斋藏古录》《簠斋金文考释》《簠斋藏镜》《簠斋藏陶》《簠斋传古别录》《簠斋尺牍》《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著）等。未刊行的则有《玉印合编》《簠斋所辑金文》《秦权秦量诏版诗记》不下二十余种。
陈介祺又是著名的书法家，他工于书法，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功力不凡。特别是他在整理考证金石文物的过程中，深得古文字之精妙，遂以隶书笔法，融入金石篆籀书风，独创一种古朴苍劲的“簠斋体”，为人所喜爱、推重并竞相摹仿。此种书体，既古劲，又易识，豪放而不险怪，自成一家。陈介祺晚年，其书法用墨浓重，行笔沉着，笔道平实，古朴而清新，为书法界所推崇。清代金石学家鲍康认为其书“不特古雅可诵，其学识尤卓有可传。”书法名流何绍基亦赞誉其书“与逸绝伦”。
陈介祺“集藏古、鉴古、释古、传古于一身，悉所不凡，可谓是收藏最富、鉴别最精、传拓最佳，而于古器物及铭文考释又多有创见的晚清金石学领域的杰出代表” ，堪称一代金石学大师。其嫡传子孙陈厚滋、陈阜、陈文会、陈善举、陈继揆等也能继承其事业，声类相感，志趣相谐，专心于金石学，形成文脉源深的金石世家。而享誉海内外的“万印楼”，现已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孙鹏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