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和（1830—1875），字彦合，一字念徽，号勰卿，又号筠岩，聊城人。清代著名藏书家杨以增次子。受父亲影响，杨绍和从小致力于图书收藏工作，而且善于经史辞章，对于古籍的版本鉴定深有研究，是清末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聊城海源阁藏书楼第二代主人。
杨绍和从小受到良好家庭教育，7岁时能赋诗而受到林则徐的赏识，遂拜其门下执弟子礼，后来又跟从文苑名流包世臣学习经学，师梅曾亮学习古文辞。他对经学尤感兴趣，于《毛诗》《公羊春秋》有深入研究。其父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时，正值海源阁收购江浙珍善本图书的鼎盛时期，杨绍和耳濡目染，收藏古籍渐成癖好，故终生收集典籍、金石、书画，不遗余力。
咸丰二年（1852），杨绍和乡试中举，初授内阁中书，后改户部候补郎中。咸丰三年（1853），他购得金本《新刊韵略》5卷3册。咸丰五年（1855），以父亲杨以增去世，加之母亲年事已高，不愿到外地为官，便请假居家三年。咸丰末年，他在山东帮助操办团练、辅佐军务，平息山东莘县、堂邑、郓城、单县等地农民抗粮事件，带兵平定柳林、莘县、堂邑、冠县等地农民起义，遂以军功擢升道员。这一时期，他因长期忙于庶务，无暇学问，因此在同治二年（1863）整理书籍时发出“自丙辰奉讳归里，于兹七载，从未一睹旧籍，恒用是悒悒” 的感慨。但仍忙里偷闲，将海源阁珍藏善本书目进行整理编目，记其款式、印章、评跋，考证图书版本。此间，他购得梁清标家藏书《罗昭谏甲乙集》。咸丰九年（1859），又在京购得宋本淳熙十四年（1187）鄂州公使库刻印《花间集》10卷2册。
咸丰十一年（1861）捻军之乱，海源阁遭遇劫难。据杨绍和在《楹书隅录·宋本毛诗》记载此事说：“辛酉（1861）皖寇扰及齐鲁之交，烽火亘千里，所过之区悉成焦土。二月初，犯肥城西境，据予华跗庄陶南山馆者一昼夜，自分珍藏图籍必已尽付劫灰，及寇退，收拾烬余，幸尚什存五六，而宋元旧椠所焚独多，且经部尤甚。” 这次捻军之乱，焚毁陶南山馆藏书十分之四五，约占杨氏全部藏书的四分之一左右，总卷数当以数万计，且孤本珍籍焚毁较多，损失之大可见。同治元年（1862），杨绍和送弟弟杨绍程参加山东布政司考试，于书肆购得宋刻《晋书详节》（此书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定为元刻本），后又在济南购得宋本《脉经》，但实为明嘉靖刻本，是被书商染纸作旧，冒充宋本。同治二年，杨绍和有事进京，在北京琉璃厂书肆见到宋咸淳元年（1265）吴革刻本《周易本义》，纸墨精良，刻印精绝，古香古色，曾为周亮工、季振宜、徐乾学等大家所收藏，是难得秘笈。杨绍和虽对此爱不释手，但因书商要价太高，经过再三讨价还价，终未购得。回到聊城后，他仍久久不能释怀，于是写信给北京的朋友，请代为买下。书得手后，杨绍和盖上父亲杨以增的印章，以表示对父亲的思念，并希望子孙好好保存。
同治四年（1865），杨绍和进士及第，选任翰林院庶吉士，后任翰林院编修。他在回答同治帝所问山东时务时，能对答如流，富有见地，受到同治皇帝赏识，擢升为右赞善。他还针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外形势，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宜“慎求才、改兵制、节财用、谨海防”，得同治皇帝认同，遂被擢升为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官，文渊阁校理。
还在咸丰十一年（1861），慈禧联合恭亲王奕?发动宫廷政变，怡亲王载垣等顾命八大臣均被杀。怡亲王府藏书丰富，在清朝各王府中位居之首。其藏书之所即有乐善堂、安乐堂、明善堂、似太古斋、冰玉山庄等，专门庋藏贵重图书，《怡府书目》即著录4500种，精善书七百余种，其中多宋元本，源自季振宜、徐乾学所藏，而季、徐二人藏书又来自毛氏汲古阁、钱氏述古堂等，故而为上品。载垣事发后，怡亲王府书散播开来，在京藏书家翁同龢、朱学勤、潘祖荫和杨绍和纷纷争相抢购。因杨绍和精于古籍鉴定，其所得典籍之精，自不待言。据杨绍和自己介绍，这次购书，共得到明刻本宋元人文集及诸子百家书一百多种，还有宋本《证类本草》、宋本《韩集》《柳集》、元本《尔雅》等。而从杨绍和《楹书隅录》《楹书隅录续编》及《楹书隅录补遗》（王绍曾辑）等可知，他从安乐堂、明善堂所得珍贵图书还有金本《道德宝章》（曾为元袁桷、明焦竑所藏）、宋本《愧郯录》、宋本《后村居士集》、宋刻《兰亭续考》、元本《梅花字字香》、元至正刻《复古编》、残元本《资治通鉴》（项元汴、周亮工、怡府递藏）、明修金本《丹渊集》及《拾遗》和《附录》、元宪宗三年（1253）平阳张宅晦明轩刻《增节标目音注精义资治通鉴》（毛氏汲古阁、季振宜旧藏）、元本《注心赋》，还有清初精抄本《汗简》（钱谦益、钱曾曾藏）《沈下贤文集》《乐全先生文集》《演山文集》《庆湖遗老诗集》及《拾遗》等抄本。这些书中，有《四库全书》未收者，可见其文献价值之高。这次购书，也弥补了海源阁因捻军之乱所造成的损失。
同治五年（1866）秋，杨绍和在北京购得成亲王永瑆诒晋斋藏北宋本《邵康节先生击壤集》、宋本《宝晋山林集拾遗》和宋本《咸淳临安志》，宋本《宝晋山林集拾遗》为米芾之孙米宪编刻米芾诗文著作集，世所罕见，《四库全书》亦未收。且此书原为明代无锡著名收藏家华夏之藏书，嘉靖二十八年（1549）藏书家、书法家丰坊到华家拜访时，在书末著有题记，此本显得愈加珍贵。宋本《咸淳临安志》原为季振宜、徐乾学旧藏，书中盖有“珊瑚阁珍藏印”，杨绍和考证认为这是清宗室百龄的印章。同治十年（1871），朱学勤、鲍源深、潘祖荫到杨绍和住所观赏此书时，还在书中留下题记。
同治九年（1870），杨绍和又从琉璃厂书市购得元孤本《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在怡亲王府书散出后，该书先为韩泰华玉雨堂所得，至此归杨绍和，著名文献学家王重民认为此书乃明清两代“仅此一线之传”，显示其版本珍贵。同治十年（1871），杨绍和又得《范德机诗集》。可以说，海源阁藏书规模到杨绍和时期再次得到扩充并基本定型。正如著名藏书家王献唐所说：“知其（杨氏）得于乐善堂者，正不亚于艺芸书舍……综上两支，可知杨氏藏书，半得于南，半得于北。吸取两地精帙，萃于山左一隅，其关于藏书史上地域之变迁，最为重要。以前江浙藏书中心之格局，已岌岌为之冲破矣。” 著名历史学家柯劭忞也赞扬说：“杨氏以藏书为业，宋椠元抄，集诸家之大成。故藏弆之富，鉴别之审，海内推先生第一。”
除了广泛收集历代藏书，杨绍和还对所藏图书，爬梳钩沉，编目整理。同治二年，杨绍和先编成《海源阁书目》，同治八年（1869）又编成《楹书隅录》，同治十年（1871）再编成《楹书隅录续编》。之后，杨绍和复开始编辑《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正是杨绍和的整理、编辑、保藏，才使得海源阁典籍能够厚累和流传。在杨绍和编撰的几种书目中，要数《楹书隅录》及《续编》最为重要。这两部书都按经、史、子、集进行编次，是海源阁珍善本的题解目录，杨绍和对每种图书都细致地考核其异同、检校其得失，再详再行款、题跋、收藏印记，因而赢得学者的认同。但是，海源阁所藏孤本秘笈并未全部载入其中，所脱漏者甚多。杨绍和在《楹书隅录续编》序言里曾言：“予年来嗜痂所在，不乏珍笈，手校诸籍，亦颇罕秘，《三编》之纂，拟俟诸他日。” 可见，他是有撰写《楹书隅录三编》的打算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杨绍和在完成《续编》后不到三年，就于光绪元年（1875）去世了，撰写《三编》的愿望只能成为泡影。后来，为了弥补杨绍和的缺憾，著名文献学家王绍曾广泛搜集海源阁藏书散出后海内名家傅增湘、王重民、赵万里、王献唐、周叔弢、王文进等人亲眼所见及所作的题跋批注，把《楹书隅录》和《续编》没有收入的，汇编成册，按照《楹书隅录》体例，编成《楹书隅录补遗》，共收书目113种。这从该书性质和内容上来讲，实相当于杨氏《三编》。至此，杨氏收藏善本书有题跋者已多达399种。
杨绍和晚年所编善本书目定本《宋存书宋元秘本书目》，共著录397种图书，著录项包括版本、书名、卷数、册数、函数等。而在此之前流传的江标刻《海源阁藏书目》，据考证乃是以孙传凤抄本为底本，故不如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精整。
此外，杨绍和尤好收藏印章，仅自己的印章就有《杨绍和印》《协卿真赏》《东郡杨绍和字彦合藏书之印》等37方藏书印。他一生为收藏保存典籍而奔走，为保存保护大量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韦夏宁）
杨绍和
杨绍和（1830—1875），字彦合，一字念徽，号勰卿，又号筠岩，聊城人。清代著名藏书家杨以增次子。受父亲影响，杨绍和从小致力于图书收藏工作，而且善于经史辞章，对于古籍的版本鉴定深有研究，是清末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聊城海源阁藏书楼第二代主人。
杨绍和从小受到良好家庭教育，7岁时能赋诗而受到林则徐的赏识，遂拜其门下执弟子礼，后来又跟从文苑名流包世臣学习经学，师梅曾亮学习古文辞。他对经学尤感兴趣，于《毛诗》《公羊春秋》有深入研究。其父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时，正值海源阁收购江浙珍善本图书的鼎盛时期，杨绍和耳濡目染，收藏古籍渐成癖好，故终生收集典籍、金石、书画，不遗余力。
咸丰二年（1852），杨绍和乡试中举，初授内阁中书，后改户部候补郎中。咸丰三年（1853），他购得金本《新刊韵略》5卷3册。咸丰五年（1855），以父亲杨以增去世，加之母亲年事已高，不愿到外地为官，便请假居家三年。咸丰末年，他在山东帮助操办团练、辅佐军务，平息山东莘县、堂邑、郓城、单县等地农民抗粮事件，带兵平定柳林、莘县、堂邑、冠县等地农民起义，遂以军功擢升道员。这一时期，他因长期忙于庶务，无暇学问，因此在同治二年（1863）整理书籍时发出“自丙辰奉讳归里，于兹七载，从未一睹旧籍，恒用是悒悒” 的感慨。但仍忙里偷闲，将海源阁珍藏善本书目进行整理编目，记其款式、印章、评跋，考证图书版本。此间，他购得梁清标家藏书《罗昭谏甲乙集》。咸丰九年（1859），又在京购得宋本淳熙十四年（1187）鄂州公使库刻印《花间集》10卷2册。
咸丰十一年（1861）捻军之乱，海源阁遭遇劫难。据杨绍和在《楹书隅录·宋本毛诗》记载此事说：“辛酉（1861）皖寇扰及齐鲁之交，烽火亘千里，所过之区悉成焦土。二月初，犯肥城西境，据予华跗庄陶南山馆者一昼夜，自分珍藏图籍必已尽付劫灰，及寇退，收拾烬余，幸尚什存五六，而宋元旧椠所焚独多，且经部尤甚。” 这次捻军之乱，焚毁陶南山馆藏书十分之四五，约占杨氏全部藏书的四分之一左右，总卷数当以数万计，且孤本珍籍焚毁较多，损失之大可见。同治元年（1862），杨绍和送弟弟杨绍程参加山东布政司考试，于书肆购得宋刻《晋书详节》（此书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定为元刻本），后又在济南购得宋本《脉经》，但实为明嘉靖刻本，是被书商染纸作旧，冒充宋本。同治二年，杨绍和有事进京，在北京琉璃厂书肆见到宋咸淳元年（1265）吴革刻本《周易本义》，纸墨精良，刻印精绝，古香古色，曾为周亮工、季振宜、徐乾学等大家所收藏，是难得秘笈。杨绍和虽对此爱不释手，但因书商要价太高，经过再三讨价还价，终未购得。回到聊城后，他仍久久不能释怀，于是写信给北京的朋友，请代为买下。书得手后，杨绍和盖上父亲杨以增的印章，以表示对父亲的思念，并希望子孙好好保存。
同治四年（1865），杨绍和进士及第，选任翰林院庶吉士，后任翰林院编修。他在回答同治帝所问山东时务时，能对答如流，富有见地，受到同治皇帝赏识，擢升为右赞善。他还针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外形势，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宜“慎求才、改兵制、节财用、谨海防”，得同治皇帝认同，遂被擢升为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官，文渊阁校理。
还在咸丰十一年（1861），慈禧联合恭亲王奕?发动宫廷政变，怡亲王载垣等顾命八大臣均被杀。怡亲王府藏书丰富，在清朝各王府中位居之首。其藏书之所即有乐善堂、安乐堂、明善堂、似太古斋、冰玉山庄等，专门庋藏贵重图书，《怡府书目》即著录4500种，精善书七百余种，其中多宋元本，源自季振宜、徐乾学所藏，而季、徐二人藏书又来自毛氏汲古阁、钱氏述古堂等，故而为上品。载垣事发后，怡亲王府书散播开来，在京藏书家翁同龢、朱学勤、潘祖荫和杨绍和纷纷争相抢购。因杨绍和精于古籍鉴定，其所得典籍之精，自不待言。据杨绍和自己介绍，这次购书，共得到明刻本宋元人文集及诸子百家书一百多种，还有宋本《证类本草》、宋本《韩集》《柳集》、元本《尔雅》等。而从杨绍和《楹书隅录》《楹书隅录续编》及《楹书隅录补遗》（王绍曾辑）等可知，他从安乐堂、明善堂所得珍贵图书还有金本《道德宝章》（曾为元袁桷、明焦竑所藏）、宋本《愧郯录》、宋本《后村居士集》、宋刻《兰亭续考》、元本《梅花字字香》、元至正刻《复古编》、残元本《资治通鉴》（项元汴、周亮工、怡府递藏）、明修金本《丹渊集》及《拾遗》和《附录》、元宪宗三年（1253）平阳张宅晦明轩刻《增节标目音注精义资治通鉴》（毛氏汲古阁、季振宜旧藏）、元本《注心赋》，还有清初精抄本《汗简》（钱谦益、钱曾曾藏）《沈下贤文集》《乐全先生文集》《演山文集》《庆湖遗老诗集》及《拾遗》等抄本。这些书中，有《四库全书》未收者，可见其文献价值之高。这次购书，也弥补了海源阁因捻军之乱所造成的损失。
同治五年（1866）秋，杨绍和在北京购得成亲王永瑆诒晋斋藏北宋本《邵康节先生击壤集》、宋本《宝晋山林集拾遗》和宋本《咸淳临安志》，宋本《宝晋山林集拾遗》为米芾之孙米宪编刻米芾诗文著作集，世所罕见，《四库全书》亦未收。且此书原为明代无锡著名收藏家华夏之藏书，嘉靖二十八年（1549）藏书家、书法家丰坊到华家拜访时，在书末著有题记，此本显得愈加珍贵。宋本《咸淳临安志》原为季振宜、徐乾学旧藏，书中盖有“珊瑚阁珍藏印”，杨绍和考证认为这是清宗室百龄的印章。同治十年（1871），朱学勤、鲍源深、潘祖荫到杨绍和住所观赏此书时，还在书中留下题记。
同治九年（1870），杨绍和又从琉璃厂书市购得元孤本《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在怡亲王府书散出后，该书先为韩泰华玉雨堂所得，至此归杨绍和，著名文献学家王重民认为此书乃明清两代“仅此一线之传”，显示其版本珍贵。同治十年（1871），杨绍和又得《范德机诗集》。可以说，海源阁藏书规模到杨绍和时期再次得到扩充并基本定型。正如著名藏书家王献唐所说：“知其（杨氏）得于乐善堂者，正不亚于艺芸书舍……综上两支，可知杨氏藏书，半得于南，半得于北。吸取两地精帙，萃于山左一隅，其关于藏书史上地域之变迁，最为重要。以前江浙藏书中心之格局，已岌岌为之冲破矣。” 著名历史学家柯劭忞也赞扬说：“杨氏以藏书为业，宋椠元抄，集诸家之大成。故藏弆之富，鉴别之审，海内推先生第一。”
除了广泛收集历代藏书，杨绍和还对所藏图书，爬梳钩沉，编目整理。同治二年，杨绍和先编成《海源阁书目》，同治八年（1869）又编成《楹书隅录》，同治十年（1871）再编成《楹书隅录续编》。之后，杨绍和复开始编辑《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正是杨绍和的整理、编辑、保藏，才使得海源阁典籍能够厚累和流传。在杨绍和编撰的几种书目中，要数《楹书隅录》及《续编》最为重要。这两部书都按经、史、子、集进行编次，是海源阁珍善本的题解目录，杨绍和对每种图书都细致地考核其异同、检校其得失，再详再行款、题跋、收藏印记，因而赢得学者的认同。但是，海源阁所藏孤本秘笈并未全部载入其中，所脱漏者甚多。杨绍和在《楹书隅录续编》序言里曾言：“予年来嗜痂所在，不乏珍笈，手校诸籍，亦颇罕秘，《三编》之纂，拟俟诸他日。” 可见，他是有撰写《楹书隅录三编》的打算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杨绍和在完成《续编》后不到三年，就于光绪元年（1875）去世了，撰写《三编》的愿望只能成为泡影。后来，为了弥补杨绍和的缺憾，著名文献学家王绍曾广泛搜集海源阁藏书散出后海内名家傅增湘、王重民、赵万里、王献唐、周叔弢、王文进等人亲眼所见及所作的题跋批注，把《楹书隅录》和《续编》没有收入的，汇编成册，按照《楹书隅录》体例，编成《楹书隅录补遗》，共收书目113种。这从该书性质和内容上来讲，实相当于杨氏《三编》。至此，杨氏收藏善本书有题跋者已多达399种。
杨绍和晚年所编善本书目定本《宋存书宋元秘本书目》，共著录397种图书，著录项包括版本、书名、卷数、册数、函数等。而在此之前流传的江标刻《海源阁藏书目》，据考证乃是以孙传凤抄本为底本，故不如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精整。
此外，杨绍和尤好收藏印章，仅自己的印章就有《杨绍和印》《协卿真赏》《东郡杨绍和字彦合藏书之印》等37方藏书印。他一生为收藏保存典籍而奔走，为保存保护大量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韦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