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瀚（1797—1866），字印林，一字元翰，号兰若，又号培西，室名攀古小庐，日照人。清代杰出的训诂学家、金石学家、校勘学家和书法家，是被称为“北方学者第一”的著名学者。
许瀚出身于一个清贫的士人家庭，曾祖父许重行，为太学生。祖父许贲，为庠生。其父许致和亦廪于庠，因养病亲计遂废科举业，以教书为生计，在经学上颇有造诣，著有《说诗循序》《大学讲义》等。许瀚从7岁起随父在外游学，受到严格庭训。嘉庆十八年（1813）入县学，两年后补州学生员。以专精许、郑之学，受知于山东学政王引之。道光五年（1825），以出色的诗词古文，被时任山东学政的何凌汉选拔为贡生，同年到了北京，在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就读。他客居于何凌汉寓邸，同何凌汉之子何绍基、何绍业兄弟朝夕过从。又与王筠、龚自珍等著名学者相交友，切磋学问。
道光七年（1827年），许瀚受李璋煜邀请，与王筠、许木连、袁练、陈宗彝等一起校勘桂馥名作《说文解字义证》，并校魏源的《诗古微》。同年七月，著名学者王引之被清廷任命为武英殿总裁，负责重修《康熙字典》。许瀚被引荐考充校录。历时四年，《康熙字典》修成。许瀚以学养湛深，工作勤奋，叙议六品“州同”的官衔，其父亦得赠封修职郎，母成氏、孙氏赠封孺人。特别是许瀚在京期间，受业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复与王筠、苗夔、汪喜孙、龚自珍、张穆、俞正燮、吴式芬、刘喜海、丁晏等一班学者相友善，师友濡渐，讲求学问，渐有声名，公卿间多有知者。他俸资虽薄，仍广收四部要籍，并得亲眼目睹当时著名金石学家叶志诜、徐松、刘喜海、李璋煜、吴式芬等人金石藏器，开阔了眼界，为其日后治学奠定了深厚基础。
但为生计所迫，许瀚后来接受恩师、已为浙江学政的何凌汉之邀请，南到杭州入其官署，帮助校勘书籍及批阅试卷，开始其幕僚生涯。其后，许瀚又先后追随学政陈用光、吴文镕、潘锡恩等，在各地帮助勘校文献，足迹遍及江苏、山东、河北等地。他在杭州官署曾勘校影宋本《说文解字》，抄校《说文校本》《五音韵校本》等，还助严可均校《全上古三国秦汉三国文》等。他在吴文镕顺天官署校勘《晏子春秋》等文，又应潘锡恩之邀往保定府校书。他与龚自珍、陈介祺、汪喜孙等友人研讨金石拓本，撰成《周格伯簋考释》《齐侯罍铭考释》《古今字诂疏证》等文。助王筠《说文释例》成书，所撰《说文答问》《与王菉友论说文或体俗体》《与王菉友论说文异部重文》等篇，其说多为王筠采入《说文释例》。
道光二十年（1840），许瀚应济宁知州徐宗幹邀请，主讲渔山书院。他重视书院教学内容，新增大课，依仿乡会试例，主持模拟考试。并编《齐鲁课士录》，采辑历任各郡邑今昔耆儒未达者，并后学新进诗文及古近杂体，大课外兼课论、史论、策论、考辨诸体，佳者选而刊之，供学子阅读。凡经许瀚等评定为优异者，其应试必获佳绩。其间，许瀚还任《济宁直隶州志》总纂，任分纂者有冯集轩、杨铎、李联榜等人，皆好金石之学。道光二十三年（1843），修成《济宁直隶州志》10卷，助徐宗幹编成《济州金石志》8卷。道光二十四年（1844），又主讲沂州琅邪书院，暇时在境内访碑，所获碑铭拓本甚多，均作考证研究，著有《沂州石刻题跋》30种。道光二十六年（1846），再应南河总督潘锡恩邀请，往清江浦主持增订章学诚《史籍考》。他撰《拟史籍考校例》，于章学诚原稿繁冗、重复、漏略、舛误之处，多所订正。
幕僚的生活虽然比较清苦，但使之能有机会观览大量图籍文物，增长见闻，且时间比较充裕，利于其潜心学术。在杭州时，他与何绍基何绍业兄弟、沈垚、吴廷康、戴熙、俞正燮、苗夔等同署，校艺之暇，常一起购访秘镌，搜拓石墨，每有所获，互相矜赏。如何绍基跋《影宋本说文解字》，云：“余尝与印林兄言，安得未经李、徐手之《说文》而读之乎？是诚诞想也。孙刻远胜毛刻，行款悉仍之。余读叶石君钞本，因合毛本以校孙本，又恨不即相见周漪堂所藏宋本也。”许瀚跋云：“明汲古阁毛刻《说文》及孙氏此刻，皆出宋小字本，毛变为大字耳，而异同甚多。毛本经斧季剜改，又非其旧。道光壬辰（1832）何子贞得毛氏未剜本于武林，携如京师，校其异同，于孙本甚备。又得龚定庵所藏明叶氏抄本覆校之，叶本亦出宋小字本，惜未校毕而旋浙。癸巳二月，瀚偶见之，辄度一过。子贞行复入都，其假叶氏本而卒业焉。他日聚首，瀚将补录于斯。清明之夕许瀚印林识。” 则知许瀚与何绍基等此时共砚西湖，晨夕欣对，非作放浪形骸之游者可比。又，浙江当时为东南文物荟萃所在，公私藏书丰富。杭州有文澜阁，宁波有范氏天一阁等。如能亲登范氏天一阁阅书，实为学者私心倾慕之举。而许瀚此时即得随学政何凌汉亲登范氏天一阁阅书。即如其跋《汉圉命赵君碑拓本》云：“赵圉令碑真本，予襄观书鄞县范氏天一阁，见有数本，虽亦半就模粘，而精神浑穆，有蕴蓄于字画之中而郁勃于楮墨之外者。” 许瀚正是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勤奋治学，到40岁时，在学界已独树一帜，赢得同道赞同。其好友龚自珍便在《己亥杂诗》中云：“北方学者君第一，江左所闻君毕闻。土厚水深词气重，烦君他日定吾文。” 龚自珍为学不轻许于人，但他对自己的好友许瀚却非常尊敬，称赞他的学问和文才，并希望日后能为自己编定文集。“北方学者君第一”虽不免过誉，但对许瀚如此期望，可谓推挹至矣。
咸丰元年（1851）八月，许瀚以当年“大挑”二等资格，膺选授任山东滕县训导。他于咸丰二年（1852）十月到任，咸丰三年（1853）正月即因湿疾旧症复发，于四月辞职返回日照老家，为官不足半年。咸丰五年（1855）八月，复应浙江学政吴式芬邀请，再赴杭州随署校文，助吴式芬编成《攈古录金文》3卷。未几，吴式芬因病引退，许瀚于次年亦自杭州返居沂州。这年十月吴式芬病卒，吴式芬次子、许瀚及门弟子吴重熹至沂州，亲邀其师校订父亲遗书。许瀚遂抵海丰，校勘遗书吴式芬所著《攈古录金文》《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攈古录》《金石汇目分编》等著述。咸丰八年（1858）正月，许瀚因中风而患左偏痹症，便由海丰返归日照。咸丰十年（1860），困于家计，许瀚再主讲日照奎峰书院，课余仍力疾校正吴式芬《攈古录》《金石汇目分编》等书。此时，捻军兵起，家中所藏经籍金石尤其是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等书板，皆毁于兵火。后辗转度日，惨目伤心，同治五年（1866），遂抑郁而卒，享年70岁。同治十一年（1872），入祀乡贤祠。
许瀚平生勤奋治学，著述丰富。但生前仅于咸丰七年（1857）高均儒刊行《攀古小庐文》1册，其余从未整理。后杨铎搜辑其遗稿，于光绪元年（1875）刊行，名《攀古小庐杂著》。另，许瀚生前嘱遗稿交陈介祺，后由吴重喜延请丁艮善校定刊板，名《攀古小庐文补遗》，全书未及刻竣，印本无多，版旋焚毁。许瀚其他批校书册，单篇零稿，金石跋尾，散佚尤甚。1985年齐鲁书社刊行袁行云编校之《攀古小庐全集》，拟分三册出版，唯仅刊行上册即中止。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崔巍整理《许瀚日记》，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本《别雅订》和《攀古小庐杂著》，从2006年起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山东文献集成》第一、二辑，收入王献唐所辑《许印林遗书》21种以及《古今字诂疏证》《攀古小庐经均》《拟史籍考校例》《许印林手稿》等。
许瀚一生虽仕途坎坷，穷困潦倒，但在讲学、著述、校勘等学术研究方面仍取得重大成就，成为当时北方学术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著名古文学家、诗人鲁一同在《许肃斋先生八十寿叙》文中称之为“山左许氏之学”。许瀚以乾嘉学派严谨笃实的治学态度，师承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训诂声韵求义理，再由古文字以求本义及通假的治学方法，因形求义，因声求义，文化求义，对文求义，解决了训诂学上的许多难题，取得了突出成就。近代学者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著录清代著名学者三百七十余人，其中就包括许瀚。故《清史稿》本传称其“博综经史及金石文字，于训诂尤深。至校勘宋、元、明本书籍，精审不减黄丕烈、顾广圻。”
许瀚“一生笃好许、郑之学”，经学、小学淹贯赅洽，于《说文解字》，精研覃思，“足以发许学之蕴”。在音韵学方面，他以高邮王氏隶分二十一部为宗，考订群籍精密得当，为清代北方仅有的几位音韵学名家之一。其所著《别雅订》，为清代训诂学的重要著作。他精于校勘，是颇有成就的校勘学家。《清史稿》把他与清代一流校勘学家相比，足见其在校勘学上之地位。许瀚一生所校之书，既多且精。虽然他的手校本很多已经亡佚，但今天能看到的仍有四五十种之多。在这些校本中，既有对先贤文献的校勘整理，也有对同时代人著述所进行的校勘整理，如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吴玉晋的《别雅》等。在校勘整理过程中，对宋、元、明本等稀见文本，他能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储各种版本，互相对照，择善而从。又能娴熟运用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通过校讹文、校脱文、校衍文、校倒文、校错简等匡正补缀，使这些文献均成一代典籍。
许瀚平生笃嗜金石，节衣缩食求购金石文物。每得一件珍品或其拓片，就进行详细研究，为此写下了大量金文考释和题跋之类的文字，虽然这些题跋有的已经散失了，但存世者就有两百余篇。其所著《攀古小庐杂著》12卷，其中第六卷直至第十卷，便集中反映其金石学成就。尤其是他对铜镜铭文的搜辑和整理，尤为出色，其所著《攀古小庐收藏镜铭》即收录仿唐元卿镜、唐宜佳人镜、汉见日镜、风日镜、汉内清镜、宋淳化县镜、汉尚方御镜、汉袁氏镜、唐准提咒镜、唐玉篆镜、唐点妆镜、宋河中府镜、宋长春镜、汉尚方镜、汉长宜子孙镜、汉长生宜子镜等铜镜22面，大多是许瀚收购得来的铜镜精品。在学术研究中，许瀚也多以金石材料为立论根据。如，《攀古小庐杂著》卷八《金石说?周丰伯车父??》云：“右??铭二十七字，济宁运河同知孙公翰清藏器，瀚在渔山书院借拓，《济宁州金石志》著录。丰字上体已泐，以笔势定为丰字，志载杨石卿跋。据《射礼注》，古丰国之君云云，谓丰为国伯爵车父字。瀚案：周有丰邑，郑有丰氏。此丰为国、为邑、为氏，无由确定。丰为伯爵，他书亦无征。古器铭上称伯仲叔季，下称某父者，多矣。说详季投??姒鼎铭跋。此伯，盖亦伯仲叔季之伯，而非爵也。丰伯车父与鲁伯愈父，鲁□□父、召申考父、蒯中奠父、鬲叔兴父、郑叔蒦父、遣叔吉父、铸叔皮父、殳季良父，书法正同。弟十九字志常谛、审篆文，乃是尚字，尚，上也，见《一切经音义》廿五，引《仓颉训诂》及《广雅释诂话》，一经史子注多有之。尚，崇也，见《汉书?杨王孙传注》。尚，奉也，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张耳陈余传注》。薛书《召仲考父壶铭》云：‘子子孙孙，永宝是尚。’与此同义。尚，古读如常。而非即常字。”如此把金石材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学术研究，虽非许瀚首创，却是其治学的成功经验。许瀚也是一位方志学家，他主持编修的《济宁直隶州志》，结构完整，叙事明晰，历来颇受好评。即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所评价云：“卷数虽较前志为少，然内容丰富。书中于山川、人物，均考据精详，而尤注意于水利、赋役、兵事、农林等有关民生之事，洵为卓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即称其为清代名志，表明了他在方志学的成就。
许瀚在文字音韵学方面亦造诣精深，他曾师从高邮王念孙习古音、与前辈滕州学者张耕论《古韵发明》、与挚友王筠共研音韵之学、与好友苗夔共商《经韵》之韵部、与友人张穆互帮互助探古音、与宿老耆学黄式三议古韵、与至交李联榜辩古音，《经韵》则是许瀚研究音韵的代表作。许瀚平生尤笃嗜《说文解字》，精研覃思，“足以发许学之蕴”。他对《说文解字》的解释，往往出人意表而又合乎情理。如他认为，在许慎的学术思想中，“文”和“字”是有区别的，“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以篆为义，解说为字”。《说文解字》中的“说”和“解”也是有区别的，“文”是独体，所以需要“说”；“字”是合体，因而可以“解”。许瀚的见解使人注意到《说文解字》之书名，“说文”与“解字”不是无意义的重复，而是包含着该书的基本体例。对“六书”相互关系他也提出新的解释。他以指事、象形、谐声、会意四者为“经”，以转注、假借二者为“纬”。认为六书之中分“经”与“纬”，其实就是认同其之间的主从关系。许瀚认为许慎有感于今、古文经学的纷争旷日持久，把转注、假借放在次要的地位，意在使人不去过分夸大经传中古今字在意义上的差别，许慎也就成为融合今古文经学的宗师。
许瀚还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即受到时人好评。《滕县志》称其“尤善书法。”《日照县志》记其“工书翰，士林珍之”。史载道光年间，许瀚考进士落第而困居京师期间，“索字者日塞其门”。与他同时代的何绍基号称清代书法第一，但他对许瀚的书法却十分赏识。许瀚的书法尊奉颜体，丰肥端庄，通劲道健；其行书则隽秀端庄，用笔洒脱，格调雅逸，锋颖与风神俱见，这可从其所题《说文解字义证》封面、孟子洗砚池碑以及现今仍保存在日照磴山西峰上许瀚所书明朝杨继盛诗碑等，尤能窥见其书法特色。
许瀚平生历尽坎坷，有志难遂，其好友杨铎在光绪元年（1875）刊行《攀古小庐文补遗》所附《许印林先生传》尾中曾评论说：“先生学有根柢，实事求是，若以临民，举春秋以决狱，刑罚中，礼乐兴，何愧古良吏与？惜未得设施，惟祭酒之家学，推阐其旨趣，以研摩经籍。著述且多散失，传者仅是编而已。悲夫!”迄今，杨铎的可叹可悲早已成为历史，今天随着许瀚著述的大部刊行及学界对许瀚的研究，已充分肯定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孙鹏 张玥明）
许瀚
许瀚（1797—1866），字印林，一字元翰，号兰若，又号培西，室名攀古小庐，日照人。清代杰出的训诂学家、金石学家、校勘学家和书法家，是被称为“北方学者第一”的著名学者。
许瀚出身于一个清贫的士人家庭，曾祖父许重行，为太学生。祖父许贲，为庠生。其父许致和亦廪于庠，因养病亲计遂废科举业，以教书为生计，在经学上颇有造诣，著有《说诗循序》《大学讲义》等。许瀚从7岁起随父在外游学，受到严格庭训。嘉庆十八年（1813）入县学，两年后补州学生员。以专精许、郑之学，受知于山东学政王引之。道光五年（1825），以出色的诗词古文，被时任山东学政的何凌汉选拔为贡生，同年到了北京，在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就读。他客居于何凌汉寓邸，同何凌汉之子何绍基、何绍业兄弟朝夕过从。又与王筠、龚自珍等著名学者相交友，切磋学问。
道光七年（1827年），许瀚受李璋煜邀请，与王筠、许木连、袁练、陈宗彝等一起校勘桂馥名作《说文解字义证》，并校魏源的《诗古微》。同年七月，著名学者王引之被清廷任命为武英殿总裁，负责重修《康熙字典》。许瀚被引荐考充校录。历时四年，《康熙字典》修成。许瀚以学养湛深，工作勤奋，叙议六品“州同”的官衔，其父亦得赠封修职郎，母成氏、孙氏赠封孺人。特别是许瀚在京期间，受业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复与王筠、苗夔、汪喜孙、龚自珍、张穆、俞正燮、吴式芬、刘喜海、丁晏等一班学者相友善，师友濡渐，讲求学问，渐有声名，公卿间多有知者。他俸资虽薄，仍广收四部要籍，并得亲眼目睹当时著名金石学家叶志诜、徐松、刘喜海、李璋煜、吴式芬等人金石藏器，开阔了眼界，为其日后治学奠定了深厚基础。
但为生计所迫，许瀚后来接受恩师、已为浙江学政的何凌汉之邀请，南到杭州入其官署，帮助校勘书籍及批阅试卷，开始其幕僚生涯。其后，许瀚又先后追随学政陈用光、吴文镕、潘锡恩等，在各地帮助勘校文献，足迹遍及江苏、山东、河北等地。他在杭州官署曾勘校影宋本《说文解字》，抄校《说文校本》《五音韵校本》等，还助严可均校《全上古三国秦汉三国文》等。他在吴文镕顺天官署校勘《晏子春秋》等文，又应潘锡恩之邀往保定府校书。他与龚自珍、陈介祺、汪喜孙等友人研讨金石拓本，撰成《周格伯簋考释》《齐侯罍铭考释》《古今字诂疏证》等文。助王筠《说文释例》成书，所撰《说文答问》《与王菉友论说文或体俗体》《与王菉友论说文异部重文》等篇，其说多为王筠采入《说文释例》。
道光二十年（1840），许瀚应济宁知州徐宗幹邀请，主讲渔山书院。他重视书院教学内容，新增大课，依仿乡会试例，主持模拟考试。并编《齐鲁课士录》，采辑历任各郡邑今昔耆儒未达者，并后学新进诗文及古近杂体，大课外兼课论、史论、策论、考辨诸体，佳者选而刊之，供学子阅读。凡经许瀚等评定为优异者，其应试必获佳绩。其间，许瀚还任《济宁直隶州志》总纂，任分纂者有冯集轩、杨铎、李联榜等人，皆好金石之学。道光二十三年（1843），修成《济宁直隶州志》10卷，助徐宗幹编成《济州金石志》8卷。道光二十四年（1844），又主讲沂州琅邪书院，暇时在境内访碑，所获碑铭拓本甚多，均作考证研究，著有《沂州石刻题跋》30种。道光二十六年（1846），再应南河总督潘锡恩邀请，往清江浦主持增订章学诚《史籍考》。他撰《拟史籍考校例》，于章学诚原稿繁冗、重复、漏略、舛误之处，多所订正。
幕僚的生活虽然比较清苦，但使之能有机会观览大量图籍文物，增长见闻，且时间比较充裕，利于其潜心学术。在杭州时，他与何绍基何绍业兄弟、沈垚、吴廷康、戴熙、俞正燮、苗夔等同署，校艺之暇，常一起购访秘镌，搜拓石墨，每有所获，互相矜赏。如何绍基跋《影宋本说文解字》，云：“余尝与印林兄言，安得未经李、徐手之《说文》而读之乎？是诚诞想也。孙刻远胜毛刻，行款悉仍之。余读叶石君钞本，因合毛本以校孙本，又恨不即相见周漪堂所藏宋本也。”许瀚跋云：“明汲古阁毛刻《说文》及孙氏此刻，皆出宋小字本，毛变为大字耳，而异同甚多。毛本经斧季剜改，又非其旧。道光壬辰（1832）何子贞得毛氏未剜本于武林，携如京师，校其异同，于孙本甚备。又得龚定庵所藏明叶氏抄本覆校之，叶本亦出宋小字本，惜未校毕而旋浙。癸巳二月，瀚偶见之，辄度一过。子贞行复入都，其假叶氏本而卒业焉。他日聚首，瀚将补录于斯。清明之夕许瀚印林识。” 则知许瀚与何绍基等此时共砚西湖，晨夕欣对，非作放浪形骸之游者可比。又，浙江当时为东南文物荟萃所在，公私藏书丰富。杭州有文澜阁，宁波有范氏天一阁等。如能亲登范氏天一阁阅书，实为学者私心倾慕之举。而许瀚此时即得随学政何凌汉亲登范氏天一阁阅书。即如其跋《汉圉命赵君碑拓本》云：“赵圉令碑真本，予襄观书鄞县范氏天一阁，见有数本，虽亦半就模粘，而精神浑穆，有蕴蓄于字画之中而郁勃于楮墨之外者。” 许瀚正是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勤奋治学，到40岁时，在学界已独树一帜，赢得同道赞同。其好友龚自珍便在《己亥杂诗》中云：“北方学者君第一，江左所闻君毕闻。土厚水深词气重，烦君他日定吾文。” 龚自珍为学不轻许于人，但他对自己的好友许瀚却非常尊敬，称赞他的学问和文才，并希望日后能为自己编定文集。“北方学者君第一”虽不免过誉，但对许瀚如此期望，可谓推挹至矣。
咸丰元年（1851）八月，许瀚以当年“大挑”二等资格，膺选授任山东滕县训导。他于咸丰二年（1852）十月到任，咸丰三年（1853）正月即因湿疾旧症复发，于四月辞职返回日照老家，为官不足半年。咸丰五年（1855）八月，复应浙江学政吴式芬邀请，再赴杭州随署校文，助吴式芬编成《攈古录金文》3卷。未几，吴式芬因病引退，许瀚于次年亦自杭州返居沂州。这年十月吴式芬病卒，吴式芬次子、许瀚及门弟子吴重熹至沂州，亲邀其师校订父亲遗书。许瀚遂抵海丰，校勘遗书吴式芬所著《攈古录金文》《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攈古录》《金石汇目分编》等著述。咸丰八年（1858）正月，许瀚因中风而患左偏痹症，便由海丰返归日照。咸丰十年（1860），困于家计，许瀚再主讲日照奎峰书院，课余仍力疾校正吴式芬《攈古录》《金石汇目分编》等书。此时，捻军兵起，家中所藏经籍金石尤其是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等书板，皆毁于兵火。后辗转度日，惨目伤心，同治五年（1866），遂抑郁而卒，享年70岁。同治十一年（1872），入祀乡贤祠。
许瀚平生勤奋治学，著述丰富。但生前仅于咸丰七年（1857）高均儒刊行《攀古小庐文》1册，其余从未整理。后杨铎搜辑其遗稿，于光绪元年（1875）刊行，名《攀古小庐杂著》。另，许瀚生前嘱遗稿交陈介祺，后由吴重喜延请丁艮善校定刊板，名《攀古小庐文补遗》，全书未及刻竣，印本无多，版旋焚毁。许瀚其他批校书册，单篇零稿，金石跋尾，散佚尤甚。1985年齐鲁书社刊行袁行云编校之《攀古小庐全集》，拟分三册出版，唯仅刊行上册即中止。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崔巍整理《许瀚日记》，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本《别雅订》和《攀古小庐杂著》，从2006年起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山东文献集成》第一、二辑，收入王献唐所辑《许印林遗书》21种以及《古今字诂疏证》《攀古小庐经均》《拟史籍考校例》《许印林手稿》等。
许瀚一生虽仕途坎坷，穷困潦倒，但在讲学、著述、校勘等学术研究方面仍取得重大成就，成为当时北方学术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著名古文学家、诗人鲁一同在《许肃斋先生八十寿叙》文中称之为“山左许氏之学”。许瀚以乾嘉学派严谨笃实的治学态度，师承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训诂声韵求义理，再由古文字以求本义及通假的治学方法，因形求义，因声求义，文化求义，对文求义，解决了训诂学上的许多难题，取得了突出成就。近代学者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著录清代著名学者三百七十余人，其中就包括许瀚。故《清史稿》本传称其“博综经史及金石文字，于训诂尤深。至校勘宋、元、明本书籍，精审不减黄丕烈、顾广圻。”
许瀚“一生笃好许、郑之学”，经学、小学淹贯赅洽，于《说文解字》，精研覃思，“足以发许学之蕴”。在音韵学方面，他以高邮王氏隶分二十一部为宗，考订群籍精密得当，为清代北方仅有的几位音韵学名家之一。其所著《别雅订》，为清代训诂学的重要著作。他精于校勘，是颇有成就的校勘学家。《清史稿》把他与清代一流校勘学家相比，足见其在校勘学上之地位。许瀚一生所校之书，既多且精。虽然他的手校本很多已经亡佚，但今天能看到的仍有四五十种之多。在这些校本中，既有对先贤文献的校勘整理，也有对同时代人著述所进行的校勘整理，如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吴玉晋的《别雅》等。在校勘整理过程中，对宋、元、明本等稀见文本，他能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储各种版本，互相对照，择善而从。又能娴熟运用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通过校讹文、校脱文、校衍文、校倒文、校错简等匡正补缀，使这些文献均成一代典籍。
许瀚平生笃嗜金石，节衣缩食求购金石文物。每得一件珍品或其拓片，就进行详细研究，为此写下了大量金文考释和题跋之类的文字，虽然这些题跋有的已经散失了，但存世者就有两百余篇。其所著《攀古小庐杂著》12卷，其中第六卷直至第十卷，便集中反映其金石学成就。尤其是他对铜镜铭文的搜辑和整理，尤为出色，其所著《攀古小庐收藏镜铭》即收录仿唐元卿镜、唐宜佳人镜、汉见日镜、风日镜、汉内清镜、宋淳化县镜、汉尚方御镜、汉袁氏镜、唐准提咒镜、唐玉篆镜、唐点妆镜、宋河中府镜、宋长春镜、汉尚方镜、汉长宜子孙镜、汉长生宜子镜等铜镜22面，大多是许瀚收购得来的铜镜精品。在学术研究中，许瀚也多以金石材料为立论根据。如，《攀古小庐杂著》卷八《金石说?周丰伯车父??》云：“右??铭二十七字，济宁运河同知孙公翰清藏器，瀚在渔山书院借拓，《济宁州金石志》著录。丰字上体已泐，以笔势定为丰字，志载杨石卿跋。据《射礼注》，古丰国之君云云，谓丰为国伯爵车父字。瀚案：周有丰邑，郑有丰氏。此丰为国、为邑、为氏，无由确定。丰为伯爵，他书亦无征。古器铭上称伯仲叔季，下称某父者，多矣。说详季投??姒鼎铭跋。此伯，盖亦伯仲叔季之伯，而非爵也。丰伯车父与鲁伯愈父，鲁□□父、召申考父、蒯中奠父、鬲叔兴父、郑叔蒦父、遣叔吉父、铸叔皮父、殳季良父，书法正同。弟十九字志常谛、审篆文，乃是尚字，尚，上也，见《一切经音义》廿五，引《仓颉训诂》及《广雅释诂话》，一经史子注多有之。尚，崇也，见《汉书?杨王孙传注》。尚，奉也，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张耳陈余传注》。薛书《召仲考父壶铭》云：‘子子孙孙，永宝是尚。’与此同义。尚，古读如常。而非即常字。”如此把金石材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学术研究，虽非许瀚首创，却是其治学的成功经验。许瀚也是一位方志学家，他主持编修的《济宁直隶州志》，结构完整，叙事明晰，历来颇受好评。即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所评价云：“卷数虽较前志为少，然内容丰富。书中于山川、人物，均考据精详，而尤注意于水利、赋役、兵事、农林等有关民生之事，洵为卓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即称其为清代名志，表明了他在方志学的成就。
许瀚在文字音韵学方面亦造诣精深，他曾师从高邮王念孙习古音、与前辈滕州学者张耕论《古韵发明》、与挚友王筠共研音韵之学、与好友苗夔共商《经韵》之韵部、与友人张穆互帮互助探古音、与宿老耆学黄式三议古韵、与至交李联榜辩古音，《经韵》则是许瀚研究音韵的代表作。许瀚平生尤笃嗜《说文解字》，精研覃思，“足以发许学之蕴”。他对《说文解字》的解释，往往出人意表而又合乎情理。如他认为，在许慎的学术思想中，“文”和“字”是有区别的，“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以篆为义，解说为字”。《说文解字》中的“说”和“解”也是有区别的，“文”是独体，所以需要“说”；“字”是合体，因而可以“解”。许瀚的见解使人注意到《说文解字》之书名，“说文”与“解字”不是无意义的重复，而是包含着该书的基本体例。对“六书”相互关系他也提出新的解释。他以指事、象形、谐声、会意四者为“经”，以转注、假借二者为“纬”。认为六书之中分“经”与“纬”，其实就是认同其之间的主从关系。许瀚认为许慎有感于今、古文经学的纷争旷日持久，把转注、假借放在次要的地位，意在使人不去过分夸大经传中古今字在意义上的差别，许慎也就成为融合今古文经学的宗师。
许瀚还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即受到时人好评。《滕县志》称其“尤善书法。”《日照县志》记其“工书翰，士林珍之”。史载道光年间，许瀚考进士落第而困居京师期间，“索字者日塞其门”。与他同时代的何绍基号称清代书法第一，但他对许瀚的书法却十分赏识。许瀚的书法尊奉颜体，丰肥端庄，通劲道健；其行书则隽秀端庄，用笔洒脱，格调雅逸，锋颖与风神俱见，这可从其所题《说文解字义证》封面、孟子洗砚池碑以及现今仍保存在日照磴山西峰上许瀚所书明朝杨继盛诗碑等，尤能窥见其书法特色。
许瀚平生历尽坎坷，有志难遂，其好友杨铎在光绪元年（1875）刊行《攀古小庐文补遗》所附《许印林先生传》尾中曾评论说：“先生学有根柢，实事求是，若以临民，举春秋以决狱，刑罚中，礼乐兴，何愧古良吏与？惜未得设施，惟祭酒之家学，推阐其旨趣，以研摩经籍。著述且多散失，传者仅是编而已。悲夫!”迄今，杨铎的可叹可悲早已成为历史，今天随着许瀚著述的大部刊行及学界对许瀚的研究，已充分肯定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孙鹏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