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翰（1794—1857），字词溪，号竹吾。原籍章丘，其曾祖父时迁居历城南权府庄（今南全福庄）。其父马名锦，捐班出身，曾出任山西省汾州府经历，历署宁乡、武乡、天镇等县的知县。马国翰自幼跟着父亲在山西任上读书，曾师从金宝川、吕心源等学者。他16岁时，父亲病卒于太原任上，他返回济南。19岁时补郡考，为秀才。他入府学读书期间，阅读了大量古籍，这对他日后搜辑佚书不无裨益。因家道中落，他在此后的20年里一直以教书为业，直到道光十一年（1831）得中举人，第二年又考中进士，分发陕西任知县，步入仕途之路。历任陕西敷城、石泉、云阳知县，道光二十四年（1844）擢任陕西陇州知州，咸丰三年（1853）因病辞官归乡，四年后卒于家，葬于历城九里山南麓。
马国翰从在乡间教书时起，就对中国大量珍贵古籍的佚失深感痛惜，有了做一番古书辑佚工作的宏愿。据匡源《玉函山房辑佚书序》云：“竹吾先生家贫好学，自为秀才时，每见异书，手自抄录，及成进士为县令，廉俸所入，悉以购书，所积至五万七千余卷。簿书之暇，殚心搜讨，不遗余力。晚归林下，犹复矻矻孜孜，纂辑无暇日。”马国翰把唐代以前已经散亡、毁失的古书，从各种著作注释和引文里，从许多有关文献保留的片辞只字中别抉出来，加以考证，辨别真伪，尽可能保存亡佚古书的面貌，然后分门别类汇纂成册，故在此期间，其《玉函山房辑佚书》应有相当部分定稿。
道光十八年（1838），马国翰请假回籍，居家期间，更集中精力辑书。他与乡间有经验的老农交流，把流传民间的古今农事谚语收集起来，编成《农谚》。另外他还撰写了《月令七十二候诗自注》《夏小正诗自注》等有关农业农谚、季节、物候的著作。这期间他也和当地的一些诗人交游，并成立了名叫“鸥社”的诗社，多有唱和。
道光二十四年（1844），马国翰升任陕西陇州知州时，他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这部巨著已经基本完成。该书分为经、史、诸子三编，七百多卷，共辑佚古书594种，搜罗丰富，卷帙浩繁，为辑佚史上之创举，更为后世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清代有著名辑佚两大家，时人称为“南黄北马”，南指扬州的黄奭，北即指济南马国翰。但遗憾的是，此书在马国翰生前虽然就开始刊刻，但未能印行问世。直到同治九年（1870），济南泺源书院山长匡源在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桢协助下，从其亲属处借来《玉函山房辑佚书》书版，经过进一步整理，连同《目耕帖》一同印刷出版，分订100册行世。此书印行后，不久即被湖南书局翻印为袖珍本，又有琅环馆等依原版新刻本印行，引起海内学者的重视。此后，还有多家补刊本行世，如光绪九年（1883）长沙嫏嬛馆补校刊本、光绪十年（1884）章丘李氏据马氏刊版重印本（陈锦序本）、光绪十年（1884）楚南书局刊、光绪十五年（1889）章丘李氏重校刊本、光绪十八年（1892）长沙思贤书局印本等，故王绍曾、沙嘉孙在其所著《山东藏书家史略》一书中称：“自丁宝桢、匡源、章丘李氏昆仲以至蒋式理、孙葆田、王仁俊，均可为马氏之功臣。”
然而正当这部书在各地翻印引起学术界重视之时，孰料光绪十一年（1885）印行的《湖南试牍》中有胡元玉的《汉魏六朝为说文之学几家考》一文，其中有云：“若今世不传及经任大椿、章学（应是宗之误）源诸人所搜辑者。”下面自注云：“章氏所辑，即今《玉函山房辑佚书》也，马国翰购得其稿，因易以己名而刊布之耳。”此说一出，迷惑了不少人，如刘声木《苌楚斋续笔》、沈乾一《丛书书目汇编》、皮锡瑞《经学历史》、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都持类似说法。对于这种不实之词，光绪十二年（1886）蒋式瑆曾作《书玉函山房辑佚书后》三篇文字，为马国翰辩诬。1932年，著名学者王重民也详考史实，撰《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刊于《辅仁学志》，认为章宗源、马国翰二人各成体系，源流清晰，都在辑佚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尊称马国翰为“清代辑佚第一家”。
1995年在章丘发现《马竹吾先生全集》木刻雕版，均完好无损，其中有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目耕帖续补》《玉函山房续集》等。2000年，章丘学者李延启后人捐献出这批包括《玉函山房辑佚书》在内的家藏书版。这批藏版不仅对研究清代山东印刷技术、印刷史有着极重要的意义，更直接提供了马国翰作为辑佚大家的实物证据，至此马国翰《辑佚书》学术之冤案可得以尘埃落定。马国翰为搜集、保存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作出杰出贡献。除《玉函山房辑佚书》以外，马国翰留传后世的作品还有《竹如意》《海棠百咏》《红藕花轩泉品》《玉函山房诗文集》《红藕花轩课草》《红藕花轩赋草》《玉函山房藏书簿录》等。
（孙鹏 张玥明）
马国翰
马国翰（1794—1857），字词溪，号竹吾。原籍章丘，其曾祖父时迁居历城南权府庄（今南全福庄）。其父马名锦，捐班出身，曾出任山西省汾州府经历，历署宁乡、武乡、天镇等县的知县。马国翰自幼跟着父亲在山西任上读书，曾师从金宝川、吕心源等学者。他16岁时，父亲病卒于太原任上，他返回济南。19岁时补郡考，为秀才。他入府学读书期间，阅读了大量古籍，这对他日后搜辑佚书不无裨益。因家道中落，他在此后的20年里一直以教书为业，直到道光十一年（1831）得中举人，第二年又考中进士，分发陕西任知县，步入仕途之路。历任陕西敷城、石泉、云阳知县，道光二十四年（1844）擢任陕西陇州知州，咸丰三年（1853）因病辞官归乡，四年后卒于家，葬于历城九里山南麓。
马国翰从在乡间教书时起，就对中国大量珍贵古籍的佚失深感痛惜，有了做一番古书辑佚工作的宏愿。据匡源《玉函山房辑佚书序》云：“竹吾先生家贫好学，自为秀才时，每见异书，手自抄录，及成进士为县令，廉俸所入，悉以购书，所积至五万七千余卷。簿书之暇，殚心搜讨，不遗余力。晚归林下，犹复矻矻孜孜，纂辑无暇日。”马国翰把唐代以前已经散亡、毁失的古书，从各种著作注释和引文里，从许多有关文献保留的片辞只字中别抉出来，加以考证，辨别真伪，尽可能保存亡佚古书的面貌，然后分门别类汇纂成册，故在此期间，其《玉函山房辑佚书》应有相当部分定稿。
道光十八年（1838），马国翰请假回籍，居家期间，更集中精力辑书。他与乡间有经验的老农交流，把流传民间的古今农事谚语收集起来，编成《农谚》。另外他还撰写了《月令七十二候诗自注》《夏小正诗自注》等有关农业农谚、季节、物候的著作。这期间他也和当地的一些诗人交游，并成立了名叫“鸥社”的诗社，多有唱和。
道光二十四年（1844），马国翰升任陕西陇州知州时，他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这部巨著已经基本完成。该书分为经、史、诸子三编，七百多卷，共辑佚古书594种，搜罗丰富，卷帙浩繁，为辑佚史上之创举，更为后世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清代有著名辑佚两大家，时人称为“南黄北马”，南指扬州的黄奭，北即指济南马国翰。但遗憾的是，此书在马国翰生前虽然就开始刊刻，但未能印行问世。直到同治九年（1870），济南泺源书院山长匡源在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桢协助下，从其亲属处借来《玉函山房辑佚书》书版，经过进一步整理，连同《目耕帖》一同印刷出版，分订100册行世。此书印行后，不久即被湖南书局翻印为袖珍本，又有琅环馆等依原版新刻本印行，引起海内学者的重视。此后，还有多家补刊本行世，如光绪九年（1883）长沙嫏嬛馆补校刊本、光绪十年（1884）章丘李氏据马氏刊版重印本（陈锦序本）、光绪十年（1884）楚南书局刊、光绪十五年（1889）章丘李氏重校刊本、光绪十八年（1892）长沙思贤书局印本等，故王绍曾、沙嘉孙在其所著《山东藏书家史略》一书中称：“自丁宝桢、匡源、章丘李氏昆仲以至蒋式理、孙葆田、王仁俊，均可为马氏之功臣。”
然而正当这部书在各地翻印引起学术界重视之时，孰料光绪十一年（1885）印行的《湖南试牍》中有胡元玉的《汉魏六朝为说文之学几家考》一文，其中有云：“若今世不传及经任大椿、章学（应是宗之误）源诸人所搜辑者。”下面自注云：“章氏所辑，即今《玉函山房辑佚书》也，马国翰购得其稿，因易以己名而刊布之耳。”此说一出，迷惑了不少人，如刘声木《苌楚斋续笔》、沈乾一《丛书书目汇编》、皮锡瑞《经学历史》、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都持类似说法。对于这种不实之词，光绪十二年（1886）蒋式瑆曾作《书玉函山房辑佚书后》三篇文字，为马国翰辩诬。1932年，著名学者王重民也详考史实，撰《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刊于《辅仁学志》，认为章宗源、马国翰二人各成体系，源流清晰，都在辑佚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尊称马国翰为“清代辑佚第一家”。
1995年在章丘发现《马竹吾先生全集》木刻雕版，均完好无损，其中有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目耕帖续补》《玉函山房续集》等。2000年，章丘学者李延启后人捐献出这批包括《玉函山房辑佚书》在内的家藏书版。这批藏版不仅对研究清代山东印刷技术、印刷史有着极重要的意义，更直接提供了马国翰作为辑佚大家的实物证据，至此马国翰《辑佚书》学术之冤案可得以尘埃落定。马国翰为搜集、保存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作出杰出贡献。除《玉函山房辑佚书》以外，马国翰留传后世的作品还有《竹如意》《海棠百咏》《红藕花轩泉品》《玉函山房诗文集》《红藕花轩课草》《红藕花轩赋草》《玉函山房藏书簿录》等。
（孙鹏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