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生（前260—前161），济南人 ，《史记·儒林传》张晏注引《伏生碑》云其名为胜。据称伏生是伏羲氏的后代，又是孔子弟子虙（古同“伏”，或作宓）子贱的后裔。子贱曾任单父宰 。《颜氏家训集解·书证》提到兖州永昌郡郡城（旧单父）东门有子贱碑，此碑立于汉代，碑中提到：“济南伏生，即子贱之后。”
伏生生当田齐后期，早年可能接受过齐国稷下学风的熏陶。少年时代的伏生，聪颖好学，才思敏捷。明代张岱《夜航船?九流部》中有关于伏生刻苦读书的记载：“伏生以绳绕腰领一续一结，十寻（八尺为寻）之绳皆结矣。”秦统一六国后，重视任用儒生、方士，在全国选拔了70名博士，负责掌管古今史事及书籍典章。当时凡是为博士者，都是博古通今的名流大家。伏生因精通《尚书》、学识渊博，而被选任为儒学博士。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因儒生质疑秦始皇所实行的政令，丞相李斯认为这是儒生们有意非议现实政治，于是秦始皇接受其上书建言，遂有“焚书”之举。这次全国性的焚书运动，不仅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而且不属于博士官的《诗》《书》等“六艺”文献，皆遭毁灭，有敢于谈论《诗》《书》者也被处死，民间亦只准保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并禁止私学，是中国文献典籍史上的一次浩劫。《尚书》在被焚毁的 “六艺”之列，为拯救斯文于不坠，“五经之儒，抱经隐匿”，伏生冒着生命危险，将所习《尚书》秘密藏于故乡济南家中墙壁中 。次年，为躲避官府迫害，伏生成功逃离秦都咸阳，流亡他地。
秦亡汉兴，天下平定，伏生返回故里。此后思想文化环境日益宽松，蛰居多年的儒家和儒家思想逐渐复兴活跃起来。汉惠帝四年（前191），下令废除挟书律，恢复儒家经典的合法地位，并鼓励民间献书，在全国范围内搜集《诗》《书》等经典。直至此时，伏生才从墙壁中取出所藏《尚书》，发现已有数十篇遗失，仅存29篇。伏生把尚存的《尚书》进行整理，并传授于齐鲁之间，自此山东学者多对《尚书》有所涉猎，《尚书》由此得以流传，也就有了“汉兴，言《书》则济南伏生” 的说法。
汉文帝时期，向天下广求精通《尚书》之人，却总是不得其人。后来听闻济南伏生精通《尚书》，便召他至长安。然而，此时伏生已经九十有余，老迈不能远行，于是汉文帝令太常掌故晁错前往济南向伏生学习。由于年纪太大，伏生讲话口齿不清，晁错不能完全明白他说话的意思，无法笔录。无奈，伏生即让女儿羲娥把他讲述的内容转述给晁错。但晁错是颍川人（今河南禹县），对齐地语言仍不能完全听懂，所以对羲娥所传内容只是大概理解而已。就这样，晁错将羲娥转述解说的内容记录下来，用当时流行的汉字隶书记录下来，即为传于后世的《今文尚书》。晁错返回京师后，以其所学《尚书》大义向文帝讲授，被任命为太子舍人，后迁博士。汉武帝时，独尊儒术，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自此《尚书》成为官学。
《尚书》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史书和古代事迹的集成，主要记录了自尧舜禹至秦穆公时期的国家号令和王对臣下国民所说的话，是记叙古代历史政治的经典。相传由孔子编纂成书，共100篇，并为之作序，曾将其作为授业所用课本。由于《尚书》大多是统治者对众人所发布的诰令，所以很多语言没有经过润色文饰，十分口语化，令后人费解。而经过伏生的传述解释，就使得古文《尚书》的意思能够比较容易被理解。所以后世评价伏生说：“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
伏生在济南以教授《尚书》为业，他的弟子中有济南张生和欧阳生。伏生去世后，张生、欧阳生等根据伏生对《尚书》的讲述，将其对《尚书》的解释编成《尚书大传》一书，但也有人认为该书是由伏生本人所作。东汉经学家郑玄为《尚书大传》作注，他在序中说：“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大传》。刘子政校书，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
《尚书大传》是伏生治《书》思想的集中体现，但是至宋代时已无完本流传，现在所见《大传》是后世经学家辑录所得。尤其是清代考据学盛行，诸多经学家为求书经原貌，博采群书，使经典得以重现，陈寿祺所集《尚书大传定本》和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是《尚书大传》的辑本中较好的版本。
《尚书大传》通过训解《尚书》体现了晚周儒家的政治观念 。首先是以人为本的德治观，《大传》既讲仁又讲礼，认为古代统治是以义作为联系上下关系的纽带。关于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大传》就有这样的记载：古者圭必有冒，言下必有冒不敢专达也。天子执冒以朝诸侯，见则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与诸侯为瑞也。瑞也者，属也，无过行者得复其圭，以归其国；有过行者留其圭，能改过者，复其圭。三年圭不复，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复，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复，而地毕。此所谓诸侯朝于天子也，义则见属，不义则不见属。
天子与诸侯之间是以义为纽带连接的，“义则见属”，不义就要受到惩罚。天子会亲自视察来判断诸侯是否仁义，主要是通过对诸侯国礼乐制度、仁义孝悌的情况的考察，变异礼乐、不孝都被视为不仁义之举，要受到严厉的惩治，重视以仁治天下的政策，主张重民，要宽缓待民。
其次是贤人共治的人才保障，《大传》认为通行德治的古代是一个贤人共治的时代。为了保证贤人参政，古代天子要求诸侯三年一次为中央选拔人才，称为“贡士”。诸侯向天子推举贤人有功者，就会受到赏赐。当君主残虐无道时，可以采取战争的手段来推翻暴君，由有德才之人担起重担，所以反应了早期儒家对于尧舜禹禅让的高度赞扬，但对于汤武革命也持赞成的态度。
礼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直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大传》对于上古时代的礼制多有记载。如祭祀，就有关于烟祭、巡守祭、彤祭等祭祀仪制的记载，有些祭祀仪式后世已经亡失不传，赖此可以了解大概情况。《大传》中记载有许多古代统治者尊老养老的礼仪制度，如杖朝，即70岁的臣子可以持杖上朝，尔后与君主商议朝政时要为他们布席于堂上；80岁的人在行礼之后不用等朝事结束就可以退下。这些都成为了解上古三代礼制的重要史料。台湾学者对《尚书大传》的解经方式归纳总结为五种，主要是援史事以释经、藉训诂字义以解经、述古代礼制以解经、引儒家之言以解经和申四时五行学说以解经等。 伏生所释《尚书》展现了早期儒者的政治思想观念，是了解先秦政治的一部重要经典。
伏生所传《尚书》学后来形成两个主要学派，一派是张生所传授的大小夏侯氏学派，一派是欧阳生传授的欧阳氏学派。
张生后为博士，他将其学传东平夏侯都尉，夏侯都尉传族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又传族孙夏侯胜，夏侯胜官至长信少傅，著有《大夏侯尚书章句》，是为大夏侯之学；夏侯胜传侄子夏侯建，夏侯建官至太子太傅，著有《尚书章句》《尚书解诂》，是为小夏侯之学。大小夏侯氏学在宣帝时都被立于学官。
欧阳生（字和伯）还以《尚书》授倪宽，倪宽在《尚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并以此得汉武帝赏识。汉武帝本不喜欢《尚书》，但倪宽在为他讲“经学”之时，引经据典，把《尚书》讲解得颇为详尽，鞭辟入里，这让汉武帝十分高兴。倪宽教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其曾孙欧阳高为博士。欧阳高之孙欧阳地余教授太子，后亦为博士。元帝时，欧阳地余官至少府，其少子欧阳政为王莽讲学大夫。是为《尚书》有欧阳氏学。另，倪宽亦将其学传授孔子后世孔安国，孔安国也成为经学大家。
欧阳高还传济南弟子林尊（字长宾），林尊以精通《尚书》学为博士，历官少府、太子太傅。林尊传平陵平当、梁陈翁生，平当官至丞相，为一代名臣。陈翁生官至信都太傅，家世传业，由此《尚书》欧阳氏学派又有“平陈之学”。
鲁恭王刘余喜欢建造宫室，他毁坏孔子旧宅来扩建其宫殿，在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了《尚书》《礼》《论语》《孝经》等书，这些书都是以汉以前的文字书写，所以称为“古文经”。孔安国将这些书进行整理，通过对照今文《尚书》29篇，又多得16篇。由此也形成古今文《尚书》学。
伏生有始传《尚书》之功，去世后亦备受推崇，先被追封为乘氏伯，又被尊为圣人，并得建祠祭祀，享受和孔子一样的礼仪。济南伏氏经过秦、西汉、东汉，历时四百余年，世代传习经学。伏生八世孙伏理亦是名儒，以《诗》授成帝，为高密太傅；其子伏湛年少时就以教授《齐诗》，有弟子数百人，至光武帝时得到重用，以一介儒生得以封侯拜相；伏湛子隆、咸、翕，伏湛弟伏黯，伏黯子伏恭，等都习家学并且不乏显贵之人，在东州号为“伏不斗”，是山东著名的经学世家大族。唐代王维所画《伏生授经图》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美术院，明代杜堇《伏生授经图》描绘了伏生向汉朝廷派来的学者讲述《尚书》的情景，这幅画现藏于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近代画家谢闲鸥亦有《伏生授经图》。
（殷庆双）
伏生
伏生（前260—前161），济南人 ，《史记·儒林传》张晏注引《伏生碑》云其名为胜。据称伏生是伏羲氏的后代，又是孔子弟子虙（古同“伏”，或作宓）子贱的后裔。子贱曾任单父宰 。《颜氏家训集解·书证》提到兖州永昌郡郡城（旧单父）东门有子贱碑，此碑立于汉代，碑中提到：“济南伏生，即子贱之后。”
伏生生当田齐后期，早年可能接受过齐国稷下学风的熏陶。少年时代的伏生，聪颖好学，才思敏捷。明代张岱《夜航船?九流部》中有关于伏生刻苦读书的记载：“伏生以绳绕腰领一续一结，十寻（八尺为寻）之绳皆结矣。”秦统一六国后，重视任用儒生、方士，在全国选拔了70名博士，负责掌管古今史事及书籍典章。当时凡是为博士者，都是博古通今的名流大家。伏生因精通《尚书》、学识渊博，而被选任为儒学博士。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因儒生质疑秦始皇所实行的政令，丞相李斯认为这是儒生们有意非议现实政治，于是秦始皇接受其上书建言，遂有“焚书”之举。这次全国性的焚书运动，不仅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而且不属于博士官的《诗》《书》等“六艺”文献，皆遭毁灭，有敢于谈论《诗》《书》者也被处死，民间亦只准保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并禁止私学，是中国文献典籍史上的一次浩劫。《尚书》在被焚毁的 “六艺”之列，为拯救斯文于不坠，“五经之儒，抱经隐匿”，伏生冒着生命危险，将所习《尚书》秘密藏于故乡济南家中墙壁中 。次年，为躲避官府迫害，伏生成功逃离秦都咸阳，流亡他地。
秦亡汉兴，天下平定，伏生返回故里。此后思想文化环境日益宽松，蛰居多年的儒家和儒家思想逐渐复兴活跃起来。汉惠帝四年（前191），下令废除挟书律，恢复儒家经典的合法地位，并鼓励民间献书，在全国范围内搜集《诗》《书》等经典。直至此时，伏生才从墙壁中取出所藏《尚书》，发现已有数十篇遗失，仅存29篇。伏生把尚存的《尚书》进行整理，并传授于齐鲁之间，自此山东学者多对《尚书》有所涉猎，《尚书》由此得以流传，也就有了“汉兴，言《书》则济南伏生” 的说法。
汉文帝时期，向天下广求精通《尚书》之人，却总是不得其人。后来听闻济南伏生精通《尚书》，便召他至长安。然而，此时伏生已经九十有余，老迈不能远行，于是汉文帝令太常掌故晁错前往济南向伏生学习。由于年纪太大，伏生讲话口齿不清，晁错不能完全明白他说话的意思，无法笔录。无奈，伏生即让女儿羲娥把他讲述的内容转述给晁错。但晁错是颍川人（今河南禹县），对齐地语言仍不能完全听懂，所以对羲娥所传内容只是大概理解而已。就这样，晁错将羲娥转述解说的内容记录下来，用当时流行的汉字隶书记录下来，即为传于后世的《今文尚书》。晁错返回京师后，以其所学《尚书》大义向文帝讲授，被任命为太子舍人，后迁博士。汉武帝时，独尊儒术，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自此《尚书》成为官学。
《尚书》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史书和古代事迹的集成，主要记录了自尧舜禹至秦穆公时期的国家号令和王对臣下国民所说的话，是记叙古代历史政治的经典。相传由孔子编纂成书，共100篇，并为之作序，曾将其作为授业所用课本。由于《尚书》大多是统治者对众人所发布的诰令，所以很多语言没有经过润色文饰，十分口语化，令后人费解。而经过伏生的传述解释，就使得古文《尚书》的意思能够比较容易被理解。所以后世评价伏生说：“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
伏生在济南以教授《尚书》为业，他的弟子中有济南张生和欧阳生。伏生去世后，张生、欧阳生等根据伏生对《尚书》的讲述，将其对《尚书》的解释编成《尚书大传》一书，但也有人认为该书是由伏生本人所作。东汉经学家郑玄为《尚书大传》作注，他在序中说：“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大传》。刘子政校书，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
《尚书大传》是伏生治《书》思想的集中体现，但是至宋代时已无完本流传，现在所见《大传》是后世经学家辑录所得。尤其是清代考据学盛行，诸多经学家为求书经原貌，博采群书，使经典得以重现，陈寿祺所集《尚书大传定本》和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是《尚书大传》的辑本中较好的版本。
《尚书大传》通过训解《尚书》体现了晚周儒家的政治观念 。首先是以人为本的德治观，《大传》既讲仁又讲礼，认为古代统治是以义作为联系上下关系的纽带。关于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大传》就有这样的记载：古者圭必有冒，言下必有冒不敢专达也。天子执冒以朝诸侯，见则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与诸侯为瑞也。瑞也者，属也，无过行者得复其圭，以归其国；有过行者留其圭，能改过者，复其圭。三年圭不复，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复，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复，而地毕。此所谓诸侯朝于天子也，义则见属，不义则不见属。
天子与诸侯之间是以义为纽带连接的，“义则见属”，不义就要受到惩罚。天子会亲自视察来判断诸侯是否仁义，主要是通过对诸侯国礼乐制度、仁义孝悌的情况的考察，变异礼乐、不孝都被视为不仁义之举，要受到严厉的惩治，重视以仁治天下的政策，主张重民，要宽缓待民。
其次是贤人共治的人才保障，《大传》认为通行德治的古代是一个贤人共治的时代。为了保证贤人参政，古代天子要求诸侯三年一次为中央选拔人才，称为“贡士”。诸侯向天子推举贤人有功者，就会受到赏赐。当君主残虐无道时，可以采取战争的手段来推翻暴君，由有德才之人担起重担，所以反应了早期儒家对于尧舜禹禅让的高度赞扬，但对于汤武革命也持赞成的态度。
礼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直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大传》对于上古时代的礼制多有记载。如祭祀，就有关于烟祭、巡守祭、彤祭等祭祀仪制的记载，有些祭祀仪式后世已经亡失不传，赖此可以了解大概情况。《大传》中记载有许多古代统治者尊老养老的礼仪制度，如杖朝，即70岁的臣子可以持杖上朝，尔后与君主商议朝政时要为他们布席于堂上；80岁的人在行礼之后不用等朝事结束就可以退下。这些都成为了解上古三代礼制的重要史料。台湾学者对《尚书大传》的解经方式归纳总结为五种，主要是援史事以释经、藉训诂字义以解经、述古代礼制以解经、引儒家之言以解经和申四时五行学说以解经等。 伏生所释《尚书》展现了早期儒者的政治思想观念，是了解先秦政治的一部重要经典。
伏生所传《尚书》学后来形成两个主要学派，一派是张生所传授的大小夏侯氏学派，一派是欧阳生传授的欧阳氏学派。
张生后为博士，他将其学传东平夏侯都尉，夏侯都尉传族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又传族孙夏侯胜，夏侯胜官至长信少傅，著有《大夏侯尚书章句》，是为大夏侯之学；夏侯胜传侄子夏侯建，夏侯建官至太子太傅，著有《尚书章句》《尚书解诂》，是为小夏侯之学。大小夏侯氏学在宣帝时都被立于学官。
欧阳生（字和伯）还以《尚书》授倪宽，倪宽在《尚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并以此得汉武帝赏识。汉武帝本不喜欢《尚书》，但倪宽在为他讲“经学”之时，引经据典，把《尚书》讲解得颇为详尽，鞭辟入里，这让汉武帝十分高兴。倪宽教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其曾孙欧阳高为博士。欧阳高之孙欧阳地余教授太子，后亦为博士。元帝时，欧阳地余官至少府，其少子欧阳政为王莽讲学大夫。是为《尚书》有欧阳氏学。另，倪宽亦将其学传授孔子后世孔安国，孔安国也成为经学大家。
欧阳高还传济南弟子林尊（字长宾），林尊以精通《尚书》学为博士，历官少府、太子太傅。林尊传平陵平当、梁陈翁生，平当官至丞相，为一代名臣。陈翁生官至信都太傅，家世传业，由此《尚书》欧阳氏学派又有“平陈之学”。
鲁恭王刘余喜欢建造宫室，他毁坏孔子旧宅来扩建其宫殿，在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了《尚书》《礼》《论语》《孝经》等书，这些书都是以汉以前的文字书写，所以称为“古文经”。孔安国将这些书进行整理，通过对照今文《尚书》29篇，又多得16篇。由此也形成古今文《尚书》学。
伏生有始传《尚书》之功，去世后亦备受推崇，先被追封为乘氏伯，又被尊为圣人，并得建祠祭祀，享受和孔子一样的礼仪。济南伏氏经过秦、西汉、东汉，历时四百余年，世代传习经学。伏生八世孙伏理亦是名儒，以《诗》授成帝，为高密太傅；其子伏湛年少时就以教授《齐诗》，有弟子数百人，至光武帝时得到重用，以一介儒生得以封侯拜相；伏湛子隆、咸、翕，伏湛弟伏黯，伏黯子伏恭，等都习家学并且不乏显贵之人，在东州号为“伏不斗”，是山东著名的经学世家大族。唐代王维所画《伏生授经图》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美术院，明代杜堇《伏生授经图》描绘了伏生向汉朝廷派来的学者讲述《尚书》的情景，这幅画现藏于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近代画家谢闲鸥亦有《伏生授经图》。
（殷庆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