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以增（1787—1855），字益之，又字至堂，别号东樵，又号退思老人，聊城东昌府人，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其藏书楼“海源阁”与瞿启甲的“铁琴铜剑楼”、陆心源的“皕宋楼”、丁丙的“八千卷楼”并称清末四大藏书楼。其中海源阁的藏书量非常丰富，是北方第一大私人藏书楼，与江苏铁琴铜剑楼并峙，故时人又以“南瞿北杨”并称。
杨以增父亲杨兆煜少时好读书，嘉庆三年（1798）乡试中举，选任山东即墨县教谕，为人正直而宽恕，自号“实夫”，人称“孝直先生”。杨兆煜生平嗜好藏书，收藏有众多经典要籍，遂建“袖海庐”藏书斋，这为杨以增日后藏书奠定了基础。
受父亲影响，杨以增自幼聪颖异常，勤奋好学，于书无所不窥，尤擅长经学。嘉庆八年（1803）杨以增入学就读，嘉庆二十四年（1819）考中举人，道光二年（1822），中恩科进士。寻分发贵州任权长寨同知。道光四年（1824）补荔波知县。次年，任贵州乡试同考官。道光八年（1828）经巡抚吴荣光推荐，升贵筑知县。次年，擢松桃直隶厅同知。道光十二年（1832）再擢任兴义府知府。杨以增为官，本着先教化后刑政的原则，依靠教化治理社会。刚上任权长寨时，杨以增就遇到一桩离婚案。他听完离婚夫妇双方诉词后，便予以劝解，夫妇双方最终有所感悟，拜泣而去。杨以增的这种为官风范受到下属钦佩，衙门老吏也对杨以增所断表示赞许。道光十三年（1833），杨以增调任贵阳知府，在任期间，断案神明，洞察秋毫，往往最终把真正凶手缉获。贵阳地区，为多民族杂居之地，素号难治，而杨以增却能“扶字心劳，无操切术，轻徭役，免追呼，日与邑中诸生说经习文，专以德化”，治理也相对容易很多，同僚对此都大为折服。而当地百姓对他也非常爱戴，当他离任之时，百姓纷纷相送。
道光十四年（1834）杨以增升任广西左江道。不久，调任湖北安襄郧荆道，并把父亲杨兆煜接到襄阳官署侍养。时湖北安襄郧荆道辖区处于秦、楚、豫边界地区，民风彪悍，为盗者多。当时枣阳县有一民妇夜间被盗，污蔑为本村中一个无赖所为，将其告上公堂，而该无赖又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只能认罪。杨以增为了查明真相，乔装打扮，暗中侦查，获得真相，为其平反。在任湖北安襄郧荆道时，杨以增和当时著名的提军罗思举一起破了不少盗匪案，盗贼匿迹，社会安定。同年，林则徐被任命湖广总督，杨以增与之官场相逢，知之甚切，投分最密，遂为莫逆之交。
道光十八年（1838），杨以增丁父母忧归家。道光二十二年（1842），丁忧期满，正逢黄河在河南祥符决口，杨以增遂被任命为河南开归陈许道员，监督两坝修复。他坚持每天从早到晚站立在黄河岸上，监督工事，直至河事竣工。道光二十三年（1843）杨以增升两淮盐运使，还未到任，又擢升为甘肃按察使。在任期间，恰逢藩司邓廷桢查办开垦土地以征税赋。杨以增认为，甘肃地处西部边陲，土地贫瘠，气候严寒，经常有耕无获，如再加征，则民不堪命，于是以“欲筹国计，先恤民生”为由，上书力争为民请命。最终升科复停，减轻课税级别，百姓负担有所减轻。当时，甘肃秦安县有个夫死告妇谋杀案，办案人员经过多次审问，该妇都没有招供认罪。杨以增亲自严加审问，该妇也没有招供，杨以增知非妇罪，便把她放了。更有中卫县贞女案，家人逼迫童养媳为娼，媳不从，家人便诬说其违背家人意愿，遂将她打死。杨以增明察秋毫，发现事情并非家人所述，遂为贞女昭雪平反。杨以增弭患于无形，办事切实。在听闻皋兰县夏长春、毛智远等聚徒练习白莲教，急忙将其捕捉。而对于隶属于四川的首犯李一元、居于陕西的萧刚，教徒遍布十几个省份，杨以增则密函送达总督宝兴和巡抚李星沅，并告知其他省份，将其教徒捕获。道光二十六年（1846），杨以增擢任陕西布政使。
这时陕西大旱，陕西巡抚林则徐以年迈多病告假，于是便举荐杨以增代替自己，称他“诚正清勤，明敏练达，实为臣所不能及” ，表达了对杨以增的信任和钦佩。杨以增接任巡抚后，继续办理林则徐没有办完的事情，积极建立保甲制度，慎重选择赈灾官绅，并且相互考察；同时奏请朝廷，以关中地区大灾过后，元气尚未恢复，务使休养生息，不要以苛捐杂税烦扰于民；而且命令各地开仓平粜，收养饥民，要求当地地主豪绅设局赈救，还动员其他地方向灾区捐钱献粮。此外，杨以增还和林则徐一起商议兴修关中水利，引水灌溉，缓解旱情。到这年底，瑞雪纷纷，旱情得以缓解，第二年麦大熟，百姓皆感诵之。
道光二十七年（1847）八月，杨以增署理陕甘总督。次年，任江南河道总督。接到任命后，有好友以这是一份苦差事，劝他力辞。但对于河政弊端及治河之难，杨以增看得清楚明白，他本性朴厚疏阔，感念皇恩，以国家大局为重，明知河事艰难却依然毅然赴任。到任后，他裁汰冗员，力除浮费，崇尚节俭，率下以廉，革除旧习，使清江浦风气为之一变，得到皇帝嘉奖。但此时黄河屡屡决口，虽然他尽力尽力，但仍无济于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入夏后，阴雨连绵，河水肆虐，河道危急，杨以增和淮扬道查文经、淮安知府王梦龄等反复商议，权其利害轻重，决定从之前洪泽湖泄清水涮黄河的旧地段，挑堤泄洪，将黄河之水泄入洪泽湖，一夜之间使黄河水位下降了四五尺，上下游险峻堤段都得保全，七堡溃堤之段得以放手抢修，清江淮安各处人心安定。
咸丰元年（1851），黄河丰北三堡决口，主河道断流，数股河水在苏北、鲁东、豫东一带横溢。杨以增尽力修复河堤，但由于钱粮支绌，到次年四月，丰北决口久不能修复，杨以增被革职留任。咸丰三年（1853）春，太平军相继攻下了南京、扬州，清江浦处于南北交通要道，地势平坦，又无城池，守卫极难。杨以增招募士兵，保一方平安。并且受命兼理盐务，呕心沥血，以筹备军饷。
咸丰五年（1855），六月，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发生数百年罕见大溃决，黄河夺大清河道入海，京杭大运河被截断，无法全线通航，运河漕运迅速衰败。这一重大变故，使杨以增感受到巨大压力，积劳成疾，十二月十八日卒于任上。咸丰帝深感痛惜，同治八年（1869）赐谥号端勤， 并赠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
杨以增辗转南北为官期间，除了公事，尤嗜藏书。杨以增族孙杨敬夫在《藏书三期》一文中叙述了其祖杨以增的藏书概况，说：端勤公任湖北安襄郧荆道员时开始正式收集书籍，以普通及精刻本为主，可谓初期；任陕西总督时以精刻本、善本为主，兼收并蓄，对我家藏书之总卷来说，以此时所购为最多，宜为中期，亦称盛期；任河督时，不仅以珍本为主并见精刻本付之，善本以此时所得最多，可谓末期。
认为杨以增在湖北任职为其藏书初期。但其实在这之前，杨以增在贵州为官时已经有所收购。杨以增自道光二年中进士后到贵州，道光十四年任广西左江道，一共在贵州待了12年。这一时期究竟收购了哪些图书，虽没有相关文字记载以印证，但《海源阁书目》之《史部?都会郡县之属》中著录的7种贵州方志，极有可能为此时所收。道光十四年（1834）九月至道光十八年（1838）杨以增在湖北这段时间，收藏的湖北方志就有14种，河渠类乾隆刻本《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安》也在这一时期购得。道光十五年（1835）夏，杨以增在襄阳得《源雅堂集》59卷。道光十七年（1837）三月，又得《古文赏奇》22卷及《续古文赏奇》34卷。可见，这一时期，杨以增除收了一些方志外，集部书籍也收藏不少。道光二十年（1840），杨以增在收藏了相当数量图书后，为完成其父杨兆煜生前遗愿，实现其大规模藏书的规划，杨以增仿宁波范式“天一阁”藏书楼样式，在其父“袖海庐”书斋和“厚遗堂”藏书处的基础上，在聊城建立私人藏书楼，取《学记》“先河后海”语，为藏书楼取名为“海源阁”。在海源阁建成后，杨以增在廊柱楹联写下一副对联，上联是“食荐四时新俎豆”，下联是“书藏万卷小琅嬛”。因此，海源阁具有家庙和藏书楼的功能。此外，杨以增还在“杨家林”修筑“弘农丙舍”，以示追忆祖先，怀念先辈之意，并且在“弘农丙舍”内设“退思庐”书斋。后来，“弘农丙舍”成为杨氏另外一个收藏读书的地方，主要收藏明清书籍和海源阁刻书的全部板片。道光二十四年（1844），杨以增还在肥城陶山之阳建立陶南山庄作为另一藏书处。有了固定的藏书楼后，杨以增便开始大规模购书。
道光二十二年（1842）杨以增任河南开归陈许道员，官署开封。开封作为中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素有“七朝古都”之称，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底蕴。杨以增虽在此地仅为官两年，但却结交了钱仪吉、汪喜孙等著名学者和收藏家，从而获得很多善本。如道光二十一年，汪喜孙把其父汪中所藏宋本《说文解字》赠给杨以增，这是有文字记载杨氏所得的第一种宋本。次年，河南中河通判王葵初赠他元刻本《集千家注批杜工部诗集》20卷。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中旬，杨以增于梁园（今商丘古城东南）购得父亲生前所未得乾隆刻本《笏山诗集》10卷2册，并为之序。道光二十三年，杨以增进京述职时，在北京购得《文选》60卷和元刻本《文选》（实为明嘉靖汪谅刻本），但原书已经残破不堪，后来在陕西任巡抚时又请人重新修补装订。在陕西任职时，杨以增在陇西收到叶东卿从京师寄赠的宋嘉定刻本《通鉴总类》20卷40册。道光二十七年（1847），杨以增经不懈搜求终于得到“四经四史”之一的宋蔡琪家塾刻本《汉书》120卷。道光二十八年，杨以增又得宋本唐集《莆阳居士蔡公文集》36卷。是年秋，又购得宋本《孙可之文集》10卷。是年冬，杨以增擢江南河道总督，进京朝见皇帝时又获得宋蜀刻本《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杨以增在河南、陕甘的6年里，收购有不少宋元善本。而且因广泛交游，不少精善本都是朋友寄赠。此外，杨以增还利用两次进京述职的机会购买了不少书籍。这一时期，所得方志达66种之多。道光二十八年（1848）冬，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官署在江苏清江浦（今江苏淮安市）。清江浦处于南北交通要道，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运河带动了经济的繁荣，经济的繁荣又带来了文化的昌盛。有清一代，顾炎武、阎若璩、袁枚、王士祯、龚自珍、程晋芳等学者都曾在此从事过文化活动，而且书院林立，出版业也发展迅速。清江浦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书籍流通事业迅速发展繁荣。这为杨以增大规模收藏奠定了良好基础。道光二十九年至三十年这两年，运河畅通，书商将江南散出善本沿河运至清江浦，杨以增购书极多。道光二十九年（1849），杨以增以重金购得汪士钟藏宋建本《三国志》，吴枚庵藏《白云集》《明王文恪公手写文集》《玉山名胜集》3种。朋友许乃普寄赠朱锡庚藏宋绍兴十年（1140）荆湖北路安抚使司刻递修本《通鉴纪事本末》。这一年，杨以增还经常沿河南下访购书。在扬州从汪喜孙儿子汪延熙处购得“四经四史”之一宋本《毛诗故训传》20卷和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郑玄 注《周礼》、宋巾箱本《春秋经传集解》等书。从书商处购得黄丕烈家藏《东南进取舆地通鉴》。杨以增还在苏州购得“四经四史”之一的毛晋汲古阁、季振宜、徐乾学传是楼递藏珍本—宋淳熙三年张杅桐川郡斋刻、淳熙八年耿秉重修本《史记》，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次年又购得宋刻本《陶渊明集》。道光三十年（1833），著名金石学家许瀚从苏州为杨以增购得宋本《山谷老人刀笔》。咸丰元年至二年这两年（1851—1852），是杨以增督河期间得书最多的两年，所得主要源于苏州大藏书家汪士钟。汪士钟，字春霆，号阆源，父亲汪文琛时家中就有大量藏书。嘉道时，江南四大藏书家黄丕烈、周锡瓒、顾之逵、袁廷梼藏书以精博著称，后大都归入汪士钟门下，其藏书楼名为“艺芸书舍”。在咸丰元年至二年，汪氏藏书大量散出，当时各大藏书家争相抢购，杨以增得最多。有宋淳熙七年（1180）池阳郡斋刻本《山海经》、宋本《韦苏州集》、宋本《孟东野诗集》、北宋本《淮南鸿烈解》、元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和宋乾道七年（1171）蔡梦弼刻《史记集解索隐》等。因《史记集解索隐》原书已破损，次年杨以增又购得同一版本残卷，并让儿子杨绍和把两个本子重新对照，抽换成清晰的全本，又请人重新装订，共30本6函。这一时期，杨以增还收有徐乾学藏宋庆元六年（1200）罗田县庠刻本《离骚草木疏》、元本《陆宣公奏议》，还从苏州得南宋王叔边刻本《后汉书》等。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因此，一些古籍善本流散到那里比较多，但杨以增由于官事繁忙购书不如以前多。是年冬，为保全自己的藏书杨以增将大批善本藏书带回聊城藏于陶南山庄。咸丰四年，刘喜海把宋本《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送给杨以增。直至杨以增去世时，海源阁藏书已达十数万卷。后经其子孙数代人的努力，藏书最多时达四千余部，二十余万卷。
杨以增除收藏图书外，还收藏了大量金石书画珍品，其中有的已经为今故宫博物院收藏。此外，杨以增校书、刻书，现存《海源阁丛书》即是杨以增生前所校刻的一部著名丛刊。而在刻书、校书过程中，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则请人帮忙校勘。道光二十二年（1842），杨以增即专门请许瀚为海源阁校刊刻书。其同年好友梅曾亮、幕客包世臣、高均儒等，都曾在他帐下担任过刻书工作。遂使其所藏所刻多为精善之本。杨氏刻本主要有《蔡中郎集》《蔡中郎集外纪》《蔡中郎集外集》（附《列传》《年表》）《三续千字文注》《六艺纲目》（并《附录》）《助字辨略》《九水山房文存》《惜抱先生尺牍》等。
杨以增为官，能勤恳敬业，尽职尽责。于学术，藏书刻书校书，所建海源阁藏书楼保存了大量古籍善本文献，对保护弘扬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功不可没。
（韦夏宁）
杨以增
杨以增（1787—1855），字益之，又字至堂，别号东樵，又号退思老人，聊城东昌府人，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其藏书楼“海源阁”与瞿启甲的“铁琴铜剑楼”、陆心源的“皕宋楼”、丁丙的“八千卷楼”并称清末四大藏书楼。其中海源阁的藏书量非常丰富，是北方第一大私人藏书楼，与江苏铁琴铜剑楼并峙，故时人又以“南瞿北杨”并称。
杨以增父亲杨兆煜少时好读书，嘉庆三年（1798）乡试中举，选任山东即墨县教谕，为人正直而宽恕，自号“实夫”，人称“孝直先生”。杨兆煜生平嗜好藏书，收藏有众多经典要籍，遂建“袖海庐”藏书斋，这为杨以增日后藏书奠定了基础。
受父亲影响，杨以增自幼聪颖异常，勤奋好学，于书无所不窥，尤擅长经学。嘉庆八年（1803）杨以增入学就读，嘉庆二十四年（1819）考中举人，道光二年（1822），中恩科进士。寻分发贵州任权长寨同知。道光四年（1824）补荔波知县。次年，任贵州乡试同考官。道光八年（1828）经巡抚吴荣光推荐，升贵筑知县。次年，擢松桃直隶厅同知。道光十二年（1832）再擢任兴义府知府。杨以增为官，本着先教化后刑政的原则，依靠教化治理社会。刚上任权长寨时，杨以增就遇到一桩离婚案。他听完离婚夫妇双方诉词后，便予以劝解，夫妇双方最终有所感悟，拜泣而去。杨以增的这种为官风范受到下属钦佩，衙门老吏也对杨以增所断表示赞许。道光十三年（1833），杨以增调任贵阳知府，在任期间，断案神明，洞察秋毫，往往最终把真正凶手缉获。贵阳地区，为多民族杂居之地，素号难治，而杨以增却能“扶字心劳，无操切术，轻徭役，免追呼，日与邑中诸生说经习文，专以德化”，治理也相对容易很多，同僚对此都大为折服。而当地百姓对他也非常爱戴，当他离任之时，百姓纷纷相送。
道光十四年（1834）杨以增升任广西左江道。不久，调任湖北安襄郧荆道，并把父亲杨兆煜接到襄阳官署侍养。时湖北安襄郧荆道辖区处于秦、楚、豫边界地区，民风彪悍，为盗者多。当时枣阳县有一民妇夜间被盗，污蔑为本村中一个无赖所为，将其告上公堂，而该无赖又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只能认罪。杨以增为了查明真相，乔装打扮，暗中侦查，获得真相，为其平反。在任湖北安襄郧荆道时，杨以增和当时著名的提军罗思举一起破了不少盗匪案，盗贼匿迹，社会安定。同年，林则徐被任命湖广总督，杨以增与之官场相逢，知之甚切，投分最密，遂为莫逆之交。
道光十八年（1838），杨以增丁父母忧归家。道光二十二年（1842），丁忧期满，正逢黄河在河南祥符决口，杨以增遂被任命为河南开归陈许道员，监督两坝修复。他坚持每天从早到晚站立在黄河岸上，监督工事，直至河事竣工。道光二十三年（1843）杨以增升两淮盐运使，还未到任，又擢升为甘肃按察使。在任期间，恰逢藩司邓廷桢查办开垦土地以征税赋。杨以增认为，甘肃地处西部边陲，土地贫瘠，气候严寒，经常有耕无获，如再加征，则民不堪命，于是以“欲筹国计，先恤民生”为由，上书力争为民请命。最终升科复停，减轻课税级别，百姓负担有所减轻。当时，甘肃秦安县有个夫死告妇谋杀案，办案人员经过多次审问，该妇都没有招供认罪。杨以增亲自严加审问，该妇也没有招供，杨以增知非妇罪，便把她放了。更有中卫县贞女案，家人逼迫童养媳为娼，媳不从，家人便诬说其违背家人意愿，遂将她打死。杨以增明察秋毫，发现事情并非家人所述，遂为贞女昭雪平反。杨以增弭患于无形，办事切实。在听闻皋兰县夏长春、毛智远等聚徒练习白莲教，急忙将其捕捉。而对于隶属于四川的首犯李一元、居于陕西的萧刚，教徒遍布十几个省份，杨以增则密函送达总督宝兴和巡抚李星沅，并告知其他省份，将其教徒捕获。道光二十六年（1846），杨以增擢任陕西布政使。
这时陕西大旱，陕西巡抚林则徐以年迈多病告假，于是便举荐杨以增代替自己，称他“诚正清勤，明敏练达，实为臣所不能及” ，表达了对杨以增的信任和钦佩。杨以增接任巡抚后，继续办理林则徐没有办完的事情，积极建立保甲制度，慎重选择赈灾官绅，并且相互考察；同时奏请朝廷，以关中地区大灾过后，元气尚未恢复，务使休养生息，不要以苛捐杂税烦扰于民；而且命令各地开仓平粜，收养饥民，要求当地地主豪绅设局赈救，还动员其他地方向灾区捐钱献粮。此外，杨以增还和林则徐一起商议兴修关中水利，引水灌溉，缓解旱情。到这年底，瑞雪纷纷，旱情得以缓解，第二年麦大熟，百姓皆感诵之。
道光二十七年（1847）八月，杨以增署理陕甘总督。次年，任江南河道总督。接到任命后，有好友以这是一份苦差事，劝他力辞。但对于河政弊端及治河之难，杨以增看得清楚明白，他本性朴厚疏阔，感念皇恩，以国家大局为重，明知河事艰难却依然毅然赴任。到任后，他裁汰冗员，力除浮费，崇尚节俭，率下以廉，革除旧习，使清江浦风气为之一变，得到皇帝嘉奖。但此时黄河屡屡决口，虽然他尽力尽力，但仍无济于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入夏后，阴雨连绵，河水肆虐，河道危急，杨以增和淮扬道查文经、淮安知府王梦龄等反复商议，权其利害轻重，决定从之前洪泽湖泄清水涮黄河的旧地段，挑堤泄洪，将黄河之水泄入洪泽湖，一夜之间使黄河水位下降了四五尺，上下游险峻堤段都得保全，七堡溃堤之段得以放手抢修，清江淮安各处人心安定。
咸丰元年（1851），黄河丰北三堡决口，主河道断流，数股河水在苏北、鲁东、豫东一带横溢。杨以增尽力修复河堤，但由于钱粮支绌，到次年四月，丰北决口久不能修复，杨以增被革职留任。咸丰三年（1853）春，太平军相继攻下了南京、扬州，清江浦处于南北交通要道，地势平坦，又无城池，守卫极难。杨以增招募士兵，保一方平安。并且受命兼理盐务，呕心沥血，以筹备军饷。
咸丰五年（1855），六月，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发生数百年罕见大溃决，黄河夺大清河道入海，京杭大运河被截断，无法全线通航，运河漕运迅速衰败。这一重大变故，使杨以增感受到巨大压力，积劳成疾，十二月十八日卒于任上。咸丰帝深感痛惜，同治八年（1869）赐谥号端勤， 并赠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
杨以增辗转南北为官期间，除了公事，尤嗜藏书。杨以增族孙杨敬夫在《藏书三期》一文中叙述了其祖杨以增的藏书概况，说：端勤公任湖北安襄郧荆道员时开始正式收集书籍，以普通及精刻本为主，可谓初期；任陕西总督时以精刻本、善本为主，兼收并蓄，对我家藏书之总卷来说，以此时所购为最多，宜为中期，亦称盛期；任河督时，不仅以珍本为主并见精刻本付之，善本以此时所得最多，可谓末期。
认为杨以增在湖北任职为其藏书初期。但其实在这之前，杨以增在贵州为官时已经有所收购。杨以增自道光二年中进士后到贵州，道光十四年任广西左江道，一共在贵州待了12年。这一时期究竟收购了哪些图书，虽没有相关文字记载以印证，但《海源阁书目》之《史部?都会郡县之属》中著录的7种贵州方志，极有可能为此时所收。道光十四年（1834）九月至道光十八年（1838）杨以增在湖北这段时间，收藏的湖北方志就有14种，河渠类乾隆刻本《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安》也在这一时期购得。道光十五年（1835）夏，杨以增在襄阳得《源雅堂集》59卷。道光十七年（1837）三月，又得《古文赏奇》22卷及《续古文赏奇》34卷。可见，这一时期，杨以增除收了一些方志外，集部书籍也收藏不少。道光二十年（1840），杨以增在收藏了相当数量图书后，为完成其父杨兆煜生前遗愿，实现其大规模藏书的规划，杨以增仿宁波范式“天一阁”藏书楼样式，在其父“袖海庐”书斋和“厚遗堂”藏书处的基础上，在聊城建立私人藏书楼，取《学记》“先河后海”语，为藏书楼取名为“海源阁”。在海源阁建成后，杨以增在廊柱楹联写下一副对联，上联是“食荐四时新俎豆”，下联是“书藏万卷小琅嬛”。因此，海源阁具有家庙和藏书楼的功能。此外，杨以增还在“杨家林”修筑“弘农丙舍”，以示追忆祖先，怀念先辈之意，并且在“弘农丙舍”内设“退思庐”书斋。后来，“弘农丙舍”成为杨氏另外一个收藏读书的地方，主要收藏明清书籍和海源阁刻书的全部板片。道光二十四年（1844），杨以增还在肥城陶山之阳建立陶南山庄作为另一藏书处。有了固定的藏书楼后，杨以增便开始大规模购书。
道光二十二年（1842）杨以增任河南开归陈许道员，官署开封。开封作为中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素有“七朝古都”之称，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底蕴。杨以增虽在此地仅为官两年，但却结交了钱仪吉、汪喜孙等著名学者和收藏家，从而获得很多善本。如道光二十一年，汪喜孙把其父汪中所藏宋本《说文解字》赠给杨以增，这是有文字记载杨氏所得的第一种宋本。次年，河南中河通判王葵初赠他元刻本《集千家注批杜工部诗集》20卷。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中旬，杨以增于梁园（今商丘古城东南）购得父亲生前所未得乾隆刻本《笏山诗集》10卷2册，并为之序。道光二十三年，杨以增进京述职时，在北京购得《文选》60卷和元刻本《文选》（实为明嘉靖汪谅刻本），但原书已经残破不堪，后来在陕西任巡抚时又请人重新修补装订。在陕西任职时，杨以增在陇西收到叶东卿从京师寄赠的宋嘉定刻本《通鉴总类》20卷40册。道光二十七年（1847），杨以增经不懈搜求终于得到“四经四史”之一的宋蔡琪家塾刻本《汉书》120卷。道光二十八年，杨以增又得宋本唐集《莆阳居士蔡公文集》36卷。是年秋，又购得宋本《孙可之文集》10卷。是年冬，杨以增擢江南河道总督，进京朝见皇帝时又获得宋蜀刻本《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杨以增在河南、陕甘的6年里，收购有不少宋元善本。而且因广泛交游，不少精善本都是朋友寄赠。此外，杨以增还利用两次进京述职的机会购买了不少书籍。这一时期，所得方志达66种之多。道光二十八年（1848）冬，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官署在江苏清江浦（今江苏淮安市）。清江浦处于南北交通要道，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运河带动了经济的繁荣，经济的繁荣又带来了文化的昌盛。有清一代，顾炎武、阎若璩、袁枚、王士祯、龚自珍、程晋芳等学者都曾在此从事过文化活动，而且书院林立，出版业也发展迅速。清江浦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书籍流通事业迅速发展繁荣。这为杨以增大规模收藏奠定了良好基础。道光二十九年至三十年这两年，运河畅通，书商将江南散出善本沿河运至清江浦，杨以增购书极多。道光二十九年（1849），杨以增以重金购得汪士钟藏宋建本《三国志》，吴枚庵藏《白云集》《明王文恪公手写文集》《玉山名胜集》3种。朋友许乃普寄赠朱锡庚藏宋绍兴十年（1140）荆湖北路安抚使司刻递修本《通鉴纪事本末》。这一年，杨以增还经常沿河南下访购书。在扬州从汪喜孙儿子汪延熙处购得“四经四史”之一宋本《毛诗故训传》20卷和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郑玄 注《周礼》、宋巾箱本《春秋经传集解》等书。从书商处购得黄丕烈家藏《东南进取舆地通鉴》。杨以增还在苏州购得“四经四史”之一的毛晋汲古阁、季振宜、徐乾学传是楼递藏珍本—宋淳熙三年张杅桐川郡斋刻、淳熙八年耿秉重修本《史记》，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次年又购得宋刻本《陶渊明集》。道光三十年（1833），著名金石学家许瀚从苏州为杨以增购得宋本《山谷老人刀笔》。咸丰元年至二年这两年（1851—1852），是杨以增督河期间得书最多的两年，所得主要源于苏州大藏书家汪士钟。汪士钟，字春霆，号阆源，父亲汪文琛时家中就有大量藏书。嘉道时，江南四大藏书家黄丕烈、周锡瓒、顾之逵、袁廷梼藏书以精博著称，后大都归入汪士钟门下，其藏书楼名为“艺芸书舍”。在咸丰元年至二年，汪氏藏书大量散出，当时各大藏书家争相抢购，杨以增得最多。有宋淳熙七年（1180）池阳郡斋刻本《山海经》、宋本《韦苏州集》、宋本《孟东野诗集》、北宋本《淮南鸿烈解》、元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和宋乾道七年（1171）蔡梦弼刻《史记集解索隐》等。因《史记集解索隐》原书已破损，次年杨以增又购得同一版本残卷，并让儿子杨绍和把两个本子重新对照，抽换成清晰的全本，又请人重新装订，共30本6函。这一时期，杨以增还收有徐乾学藏宋庆元六年（1200）罗田县庠刻本《离骚草木疏》、元本《陆宣公奏议》，还从苏州得南宋王叔边刻本《后汉书》等。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因此，一些古籍善本流散到那里比较多，但杨以增由于官事繁忙购书不如以前多。是年冬，为保全自己的藏书杨以增将大批善本藏书带回聊城藏于陶南山庄。咸丰四年，刘喜海把宋本《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送给杨以增。直至杨以增去世时，海源阁藏书已达十数万卷。后经其子孙数代人的努力，藏书最多时达四千余部，二十余万卷。
杨以增除收藏图书外，还收藏了大量金石书画珍品，其中有的已经为今故宫博物院收藏。此外，杨以增校书、刻书，现存《海源阁丛书》即是杨以增生前所校刻的一部著名丛刊。而在刻书、校书过程中，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则请人帮忙校勘。道光二十二年（1842），杨以增即专门请许瀚为海源阁校刊刻书。其同年好友梅曾亮、幕客包世臣、高均儒等，都曾在他帐下担任过刻书工作。遂使其所藏所刻多为精善之本。杨氏刻本主要有《蔡中郎集》《蔡中郎集外纪》《蔡中郎集外集》（附《列传》《年表》）《三续千字文注》《六艺纲目》（并《附录》）《助字辨略》《九水山房文存》《惜抱先生尺牍》等。
杨以增为官，能勤恳敬业，尽职尽责。于学术，藏书刻书校书，所建海源阁藏书楼保存了大量古籍善本文献，对保护弘扬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功不可没。
（韦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