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筠（1784—1854），字贯山，号箓友，山东安丘县宋官疃人，清代语言学家、文字学家。
王筠出身于安丘书香世族、官宦之家。父亲王驭超，乾隆五十二年（1786）举人，考取咸安宫教习，历任遂宁、潜山、霍邱、阜阳知县，升寿州知州，为当时名宦。曾编撰《海岱史略》140卷。王筠兄弟均有科举功名。王筠道光元年（1821）举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以国史馆誊录议叙选山西乡宁知县，并曾权知曲沃、徐沟二县。二弟王简，为嘉庆二十四年（1819）、二十五年（1820）联捷进士。三弟王篖，道光十九年（1839）副榜。四弟王范，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
王筠一生治学，在小学、朴学、训诂学、校勘学、汉字学理论等领域均有建树，其对《说文解字》一书的研究成就斐然，所著《说文释例》《文字蒙求》《说文句读》《说文韵谱校》《说文属》等，多有开拓性和突破性成就。其中《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是其朴学、文字训诂学的经典性代表巨著，由此也在学界与段玉裁、杜馥、朱骏声被称誉为“说文四大家”。
王筠少而好学，喜爱研究小篆与大篆文字。他自幼以《四书》《五经》开蒙，10岁师从王朝辂读书，17岁时又师从孙药亭学习词章。年纪稍长，即博览群书，研读经史，尤其喜爱《说文》。青年时代的王筠进京游学，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游学生涯中，与当时著名学者如日照许瀚、诸城刘喜海、汉阳叶芝冼、道州何绍基、潍县陈介祺、海丰吴式芬，以及内阁学士翁心存、体仁阁学士阮三，朝鲜大儒金善臣、朝鲜副使申在植等多有交往，相互间交流切磋，学问日益精进，学术声誉与日俱增。
王筠治学严谨勤奋，即便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任山西乡宁知县，以及知曲沃、徐沟二县的任期内，仍然利用公务闲暇读书著述，笔耕不辍。“县在万山中，民朴事简，讼至立判，暇则把一篇不去手” 。王筠博学多能，一生著书五十多种，勘订文献六十余部，计数百卷，可谓著作等身。其中主要著作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文字蒙求》《说文系传考异》《说文广训》《说文校义覆勘》《说文钞》《说文属》《说文韵谱校》《说文新附考校正》《校正蒋氏说文字原表》《订正桂氏说文部首读》《说文汇字》《四述说略》《正字略》《韵汇校》《教童子法》《周易详解》《鄂宰四稿》《禹贡正字》《仪礼读》《仪礼郑注句读刊误》《周礼读》《礼记读》《礼记读剩稿存》《礼记一得录》《四书说略》《周虢季子百盘释文》《刻鹄轩集古录》《十六国史略》《史记校》《北史论略》《顾亭林年谱校》《马首农言校勘记》《箓友杂著》《箓友蛾术编》《徐沟笔记》《潜游小草》《帖括》《试帖》《赋》《清诒楼草》《清诒堂灯谜》《清诒堂零稿》《清诒堂文集》《覆瓿集》《覆瓿社谜》《文选诗摘句》《集腋集》《石破天惊》《图文说》等。
从上述著作可以看出，王筠治学涉猎广博，但其学问重心则在于对《说文》的研读。《清史稿?王筠传》中说：“筠治《说文》之学，垂三十年。其独辟门径，折衷一是，不依傍人，论者以为许氏之功臣，段、桂之劲敌。”对于《说文》的究心研究，王筠在《说文释例序》一文中总结了其学术旨趣，说：“筠少喜篆籀，不辨正俗。年近三十，读《说文》而乐之，每见一本必读一过，即俗刻《五音韵谱》亦必读也。羊枣脍炙，积二十年，然后于古人制作之意，许君著书之体，千余年传写变乱之故，鼎臣以私意窜改之缪，犁然辨晰，具于胸中。爰始条分缕析，为之疏通其意。体例所拘，无由沿袭前人，为吾一家之言而已。”王筠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对于文字之学的观点，认为“文字之奥，无过于形、音、义三端。而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义为本，而音从之，于是乎有形。后人之识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义，而文字之说备。乃往往不能识者，何也？则以其即字求字，且牵连他字以求此字，于古人制作之意隔，而字遂不可识矣。六书以指事、象形为首，而文字之枢机，即在乎此。其字之为事而作者，即据事以审字，勿由字以生事；其字之为物而作者，即据物以察字，勿泥字以造物。且勿假他事以成此事之意，勿假他物以为此物之形，而后可与仓颉籀斯，相质与一堂也”。
王筠所处的时代，正值清朝中后期，当时对《说文》的研究作为乾嘉显学之一已经取得了不少的硕果，尤其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两部巨著，更是为学界所推重，世称“桂、段”。王筠对前人的学术成果虽十分推崇，但也清楚地看到了各家之弊端。如他认为：“桂氏书征引虽富，脉络贯通，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辨正之。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足，达许说而止，故专胪古籍，不下己意也。读者乃视为类书，不亦眯乎？惟是引据之典，时代失于限断，且泛及藻缋之词，而又未尽加校改，不皆如其初旨，则其蔽也。段氏书体大思精，所谓通例，又前人所未知，惟是武断支离，时或不免，则其蔽也。” 由此奠定了他穷治《说文》的学术信念并终有大的收获。
对王筠的《说文》研究成果，梁启超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为“斯学最宏通之著作”。清同治四年（1865），王筠嗣子王彦侗表上《说文句读》和《说文释例》二书，由礼部进呈同治皇帝留览，同治帝旨下南书房诸臣复阅。太子太傅潘祖荫阅毕，跋其书后，亦备极推崇，认为在《说文》研究上“君书晚出，乃集厥成，补弊救偏，为臣尤巨”。由是海内之士争先快读“王氏说文”。
《说文句读》30卷，是初学《说文》者较为便利的一本书，之所以名为“句读”，是因为王筠认为“汉人经说，率名章句，而张蒿庵《仪礼郑注句读》独立此名者，谦也。然《仪礼》经有章句，注但有句读而已，则其名亦所以纪实也。余纂此书，则疏解许说，无章句可言，是以窃比蒿庵”。 可见王筠作此书只是疏解《说文解字》，力求简约易读，只是在停顿之处就句中字词进行疏解，无章可言，所以叫做“句读”。实际上，这部书对《说文》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进行了翔实的订补，订补内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删录，将确定是由其他书籍窜入《说文》者，无论是正文还是重文，一律删削。二是一贯，即按照先说其义，继说其形，末说其音的方式，将《说文》里的字不合此例或穿凿附会者 一一改正。三是反经，即对《说文》中所引经典字句进行考证，将错讹加以纠正。四是正雅，即以《说文》订正《尔雅》。五是特识，即将后起之字特别标识出来。尽管从体例上来说，《说文句读》与大部分同类专著一样，仍旧是依循《说文》一书的次序结构，在训诂的基础上考证字义，但由于其考证精准，使该书大大便利了后学对《说文》的学习和研究。
与《说文句读》不同，《说文释例》一书并不着眼于对文字的训诂，而是一部文字学理论方面的专著。《说文释例》20卷，贯穿通达，博大精深，辞尚体要，为研究许书开辟了新途径，使阅读《说文》者能够提纲挈领，登堂入室。其主要内容大致包括四方面，一是对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种造字方式也就是“六书”体例的解释。二是解释关于收字和列字次第的义例。三是解释释字的义例。四是解释对《说文》版本的校勘与疑点。《说文释例》全面系统地阐释了《说文》的体例及其汉语文学现象，总结出汉语语词孳生、演变的一些规律，提出“分别文”和“累增字”的概念，从而对文字孳乳的基本方式作出了较为科学的分类。更可贵的是，王筠还针对当时以用古字为雅，将分别文和累增字视为俗字的潮流，充分肯定了两者在文字学上的重要历史地位的价值，指出语言词语的指事是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特征的。总体说来，这部书系统阐述的汉字理论中，尤其以字形学方面高屋建瓴，对于造字规律的把握总结，对今天的文字学理论建设贡献颇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筠晚年所做的《文字蒙求》，书名取《周易》“蒙童求我”之语，表示适合儿童的要求。王筠在《文字蒙求·又记》中说：“雪堂两孙已读书，小者尤慧。促我做此教之识字，遂不日成之。”这部书按照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分卷，从《说文》中拾取2036字，书以楷书和篆文，根据《说文》里的解释加以申说，语言通俗易懂，是一部学习文字学的入门书籍，对于《说文》的普及与推广意义重大。
王筠一生致力于文字学的研究，直至晚年仍是好学不倦，殁前一年，仍作《句读补正》至第6卷。咸丰四年（1854），王筠上疏乞病还乡，却未及归乡便猝然去世，终年70岁。生前未及刊行的著述，日后多由其子王彦侗校订付梓。
（孙鹏 张玥明）
王筠
王筠（1784—1854），字贯山，号箓友，山东安丘县宋官疃人，清代语言学家、文字学家。
王筠出身于安丘书香世族、官宦之家。父亲王驭超，乾隆五十二年（1786）举人，考取咸安宫教习，历任遂宁、潜山、霍邱、阜阳知县，升寿州知州，为当时名宦。曾编撰《海岱史略》140卷。王筠兄弟均有科举功名。王筠道光元年（1821）举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以国史馆誊录议叙选山西乡宁知县，并曾权知曲沃、徐沟二县。二弟王简，为嘉庆二十四年（1819）、二十五年（1820）联捷进士。三弟王篖，道光十九年（1839）副榜。四弟王范，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
王筠一生治学，在小学、朴学、训诂学、校勘学、汉字学理论等领域均有建树，其对《说文解字》一书的研究成就斐然，所著《说文释例》《文字蒙求》《说文句读》《说文韵谱校》《说文属》等，多有开拓性和突破性成就。其中《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是其朴学、文字训诂学的经典性代表巨著，由此也在学界与段玉裁、杜馥、朱骏声被称誉为“说文四大家”。
王筠少而好学，喜爱研究小篆与大篆文字。他自幼以《四书》《五经》开蒙，10岁师从王朝辂读书，17岁时又师从孙药亭学习词章。年纪稍长，即博览群书，研读经史，尤其喜爱《说文》。青年时代的王筠进京游学，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游学生涯中，与当时著名学者如日照许瀚、诸城刘喜海、汉阳叶芝冼、道州何绍基、潍县陈介祺、海丰吴式芬，以及内阁学士翁心存、体仁阁学士阮三，朝鲜大儒金善臣、朝鲜副使申在植等多有交往，相互间交流切磋，学问日益精进，学术声誉与日俱增。
王筠治学严谨勤奋，即便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任山西乡宁知县，以及知曲沃、徐沟二县的任期内，仍然利用公务闲暇读书著述，笔耕不辍。“县在万山中，民朴事简，讼至立判，暇则把一篇不去手” 。王筠博学多能，一生著书五十多种，勘订文献六十余部，计数百卷，可谓著作等身。其中主要著作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文字蒙求》《说文系传考异》《说文广训》《说文校义覆勘》《说文钞》《说文属》《说文韵谱校》《说文新附考校正》《校正蒋氏说文字原表》《订正桂氏说文部首读》《说文汇字》《四述说略》《正字略》《韵汇校》《教童子法》《周易详解》《鄂宰四稿》《禹贡正字》《仪礼读》《仪礼郑注句读刊误》《周礼读》《礼记读》《礼记读剩稿存》《礼记一得录》《四书说略》《周虢季子百盘释文》《刻鹄轩集古录》《十六国史略》《史记校》《北史论略》《顾亭林年谱校》《马首农言校勘记》《箓友杂著》《箓友蛾术编》《徐沟笔记》《潜游小草》《帖括》《试帖》《赋》《清诒楼草》《清诒堂灯谜》《清诒堂零稿》《清诒堂文集》《覆瓿集》《覆瓿社谜》《文选诗摘句》《集腋集》《石破天惊》《图文说》等。
从上述著作可以看出，王筠治学涉猎广博，但其学问重心则在于对《说文》的研读。《清史稿?王筠传》中说：“筠治《说文》之学，垂三十年。其独辟门径，折衷一是，不依傍人，论者以为许氏之功臣，段、桂之劲敌。”对于《说文》的究心研究，王筠在《说文释例序》一文中总结了其学术旨趣，说：“筠少喜篆籀，不辨正俗。年近三十，读《说文》而乐之，每见一本必读一过，即俗刻《五音韵谱》亦必读也。羊枣脍炙，积二十年，然后于古人制作之意，许君著书之体，千余年传写变乱之故，鼎臣以私意窜改之缪，犁然辨晰，具于胸中。爰始条分缕析，为之疏通其意。体例所拘，无由沿袭前人，为吾一家之言而已。”王筠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对于文字之学的观点，认为“文字之奥，无过于形、音、义三端。而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义为本，而音从之，于是乎有形。后人之识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义，而文字之说备。乃往往不能识者，何也？则以其即字求字，且牵连他字以求此字，于古人制作之意隔，而字遂不可识矣。六书以指事、象形为首，而文字之枢机，即在乎此。其字之为事而作者，即据事以审字，勿由字以生事；其字之为物而作者，即据物以察字，勿泥字以造物。且勿假他事以成此事之意，勿假他物以为此物之形，而后可与仓颉籀斯，相质与一堂也”。
王筠所处的时代，正值清朝中后期，当时对《说文》的研究作为乾嘉显学之一已经取得了不少的硕果，尤其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两部巨著，更是为学界所推重，世称“桂、段”。王筠对前人的学术成果虽十分推崇，但也清楚地看到了各家之弊端。如他认为：“桂氏书征引虽富，脉络贯通，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辨正之。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足，达许说而止，故专胪古籍，不下己意也。读者乃视为类书，不亦眯乎？惟是引据之典，时代失于限断，且泛及藻缋之词，而又未尽加校改，不皆如其初旨，则其蔽也。段氏书体大思精，所谓通例，又前人所未知，惟是武断支离，时或不免，则其蔽也。” 由此奠定了他穷治《说文》的学术信念并终有大的收获。
对王筠的《说文》研究成果，梁启超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为“斯学最宏通之著作”。清同治四年（1865），王筠嗣子王彦侗表上《说文句读》和《说文释例》二书，由礼部进呈同治皇帝留览，同治帝旨下南书房诸臣复阅。太子太傅潘祖荫阅毕，跋其书后，亦备极推崇，认为在《说文》研究上“君书晚出，乃集厥成，补弊救偏，为臣尤巨”。由是海内之士争先快读“王氏说文”。
《说文句读》30卷，是初学《说文》者较为便利的一本书，之所以名为“句读”，是因为王筠认为“汉人经说，率名章句，而张蒿庵《仪礼郑注句读》独立此名者，谦也。然《仪礼》经有章句，注但有句读而已，则其名亦所以纪实也。余纂此书，则疏解许说，无章句可言，是以窃比蒿庵”。 可见王筠作此书只是疏解《说文解字》，力求简约易读，只是在停顿之处就句中字词进行疏解，无章可言，所以叫做“句读”。实际上，这部书对《说文》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进行了翔实的订补，订补内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删录，将确定是由其他书籍窜入《说文》者，无论是正文还是重文，一律删削。二是一贯，即按照先说其义，继说其形，末说其音的方式，将《说文》里的字不合此例或穿凿附会者 一一改正。三是反经，即对《说文》中所引经典字句进行考证，将错讹加以纠正。四是正雅，即以《说文》订正《尔雅》。五是特识，即将后起之字特别标识出来。尽管从体例上来说，《说文句读》与大部分同类专著一样，仍旧是依循《说文》一书的次序结构，在训诂的基础上考证字义，但由于其考证精准，使该书大大便利了后学对《说文》的学习和研究。
与《说文句读》不同，《说文释例》一书并不着眼于对文字的训诂，而是一部文字学理论方面的专著。《说文释例》20卷，贯穿通达，博大精深，辞尚体要，为研究许书开辟了新途径，使阅读《说文》者能够提纲挈领，登堂入室。其主要内容大致包括四方面，一是对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种造字方式也就是“六书”体例的解释。二是解释关于收字和列字次第的义例。三是解释释字的义例。四是解释对《说文》版本的校勘与疑点。《说文释例》全面系统地阐释了《说文》的体例及其汉语文学现象，总结出汉语语词孳生、演变的一些规律，提出“分别文”和“累增字”的概念，从而对文字孳乳的基本方式作出了较为科学的分类。更可贵的是，王筠还针对当时以用古字为雅，将分别文和累增字视为俗字的潮流，充分肯定了两者在文字学上的重要历史地位的价值，指出语言词语的指事是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特征的。总体说来，这部书系统阐述的汉字理论中，尤其以字形学方面高屋建瓴，对于造字规律的把握总结，对今天的文字学理论建设贡献颇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筠晚年所做的《文字蒙求》，书名取《周易》“蒙童求我”之语，表示适合儿童的要求。王筠在《文字蒙求·又记》中说：“雪堂两孙已读书，小者尤慧。促我做此教之识字，遂不日成之。”这部书按照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分卷，从《说文》中拾取2036字，书以楷书和篆文，根据《说文》里的解释加以申说，语言通俗易懂，是一部学习文字学的入门书籍，对于《说文》的普及与推广意义重大。
王筠一生致力于文字学的研究，直至晚年仍是好学不倦，殁前一年，仍作《句读补正》至第6卷。咸丰四年（1854），王筠上疏乞病还乡，却未及归乡便猝然去世，终年70岁。生前未及刊行的著述，日后多由其子王彦侗校订付梓。
（孙鹏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