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喜海（1794—1853），字吉甫，号燕庭（一作燕亭或砚庭），诸城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古泉学家和藏书家。
刘喜海出身于“海岱高门第”诸城刘氏名宦之家，其曾祖父是清代乾隆时期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刘统勋，其伯祖刘墉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父刘镮之，字佩循，号信芳，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累官吏部尚书，克绍家声，廉洁清正，为官三十余年，门可罗雀，刘喜海即其长子。
嘉庆二十一年（1816），刘喜海中举人后，以父荫初任兵部员外郎，后调户部，授为郎中。道光十三年（1833）外放汀州府（治今福建长汀）知府。道光十八年（1838），署兴泉永道（今福建境）道员，旋授巩秦阶道（今甘肃境）。道光二十一年（1841），调延榆绥道（今陕西境），之后改署潼商道（亦在今陕西境）。道光二十六年（1846）升任四川按察使，次年晋浙江布政使。在任两年后，改为署理浙江巡抚。道光二十九年（1849）奉诏入京。数月后，浙江巡抚吴文溶奏称该省帑银27年累计亏空数百万两，刘喜海虽任浙江布政使不到三年，然而被指与此案亦有关，并参奏他终日耽于考古，而荒废职守。就这样，刘喜海被夺官，其仕宦生涯也就此结束。刘喜海为官清正，颇孚众望。他在汀州任时，百姓感激其德政，特地为之立生祠。
诸城是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的故里，延至清代，更涌现出众多知名金石学家，刘喜海即其中之一。刘喜海为人“嗜古”，淡泊功名利禄，肆情于金石艺术。但金石鉴藏也是一门特殊学问，绝少能无师自通。刘喜海之致力于金石学研究，即有特定学术渊源。早在乾隆年间，著名史学家钱大昕在金石学方面即颇有成就，他的外甥浙江桐乡人金锡鬯，治学勤奋，深得钱大昕器重，在金石学方面得到钱氏指点，著有金石学专著《古泉述记》12卷。而刘喜海作为金锡鬯的外甥，故得其指点而通金石学。另著名学者阮元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为江南收藏大家，其藏品也为刘喜海所过目，故在名流前辈提携下，刘喜海穷搜广济，精鉴深研，在金石学领域取得不凡成就。
刘喜海在陕西做官期间，曾获得关中所出的周代铜器、秦诏版、汉封泥、新莽十布、唐善业泥等文物。在四川等地又收集到多种宋代铜钱和保存于巴蜀的历代碑刻、拓本，其中有些为前人所未见。居官之余，刘喜海曾打算利用丰富藏品中的五千余件金石拓片来编集一部金石学著作，但卷帙浩繁，未能毕功，只将其中一小部分编为一部《金石苑》6卷。该书著录四川地区的汉、唐、宋碑刻等物，凡著录碑刻、器物多绘出缩小图形，刻文按原来款式、书体摹写。该书的编撰，还多得其姻亲金氏大力协助。他还将自己的收藏编目造册，称《嘉荫簃藏器目》。其中部分器物铭文的摹本，以《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为题刊出。
刘喜海有一部专录朝鲜古代碑刻铭文的《海东金石苑》8卷。《海东金石苑》前4卷刊于光绪七年（1881），全书直至1922年才由藏书家刘承干附“补遗”两部刊出。《海东金石苑》是海内第一部著录朝鲜金石碑志总集，直到现在仍是学者了解朝鲜金石碑志文的入门之作。他还写过一部考释朝鲜古代铭文的《海东金石存考》，于光绪十二年（1886）收入《木犀轩丛书》印行。
刘喜海收集的金石类文物多属精品。他的《长安获古编》2卷，初刊由其本人所梓，光绪三十一年（1905）刘锷增补1卷重刊。书中著录古器物品位极高，如该书卷一所载盖公钟、鱼父癸鼎等数十件彝器，为先秦礼器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佐证。卷二所载录的秦权诏版和秦二世诏版三件，是研究秦朝政治文化的珍稀资料。卷三所载录的吉祥文镜、上方镜、愿长相思镜二面，在古铜镜中允称珍品。
刘喜海所藏古泉币量大质优，其藏品上起周秦，下迄明季，包括外藩杂品，为此，他有赏玩古钱的诗作《嘉荫簃论泉绝句》2卷，道光十八年（1838）刻印，首开论泉著作之先河。又有古钱拓本汇编《古泉苑》多达十余函上百卷，还有《泉币图释》《泉苑菁华》等，凡此，皆为编订中国钱币史为益尤巨，学界也公认他是中国钱币学的奠基人。王献唐即在《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古泉汇考跋》一文中评价说：“大兴翁氏（翁树培）《古泉汇考》与刘氏《古泉苑》、李氏（李佐贤）《古泉汇》并为泉学巨制。”此外，刘喜海还有研究河南、陕西、四川等地金石文物的专著《洛阳存古录》《龙门造像录》《昭陵碑考》《四川访碑录》《三巴子金石苑》等，其中《三巴子金石苑》是巴蜀地区历代金石图文并茂之第一部著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道咸以后日益盛，名家者有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潘祖荫、吴大徵、罗振玉”。首列刘喜海，充分显示其在金石学领域的开拓性贡献。
（孙鹏 张玥明）
刘喜海
刘喜海（1794—1853），字吉甫，号燕庭（一作燕亭或砚庭），诸城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古泉学家和藏书家。
刘喜海出身于“海岱高门第”诸城刘氏名宦之家，其曾祖父是清代乾隆时期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刘统勋，其伯祖刘墉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父刘镮之，字佩循，号信芳，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累官吏部尚书，克绍家声，廉洁清正，为官三十余年，门可罗雀，刘喜海即其长子。
嘉庆二十一年（1816），刘喜海中举人后，以父荫初任兵部员外郎，后调户部，授为郎中。道光十三年（1833）外放汀州府（治今福建长汀）知府。道光十八年（1838），署兴泉永道（今福建境）道员，旋授巩秦阶道（今甘肃境）。道光二十一年（1841），调延榆绥道（今陕西境），之后改署潼商道（亦在今陕西境）。道光二十六年（1846）升任四川按察使，次年晋浙江布政使。在任两年后，改为署理浙江巡抚。道光二十九年（1849）奉诏入京。数月后，浙江巡抚吴文溶奏称该省帑银27年累计亏空数百万两，刘喜海虽任浙江布政使不到三年，然而被指与此案亦有关，并参奏他终日耽于考古，而荒废职守。就这样，刘喜海被夺官，其仕宦生涯也就此结束。刘喜海为官清正，颇孚众望。他在汀州任时，百姓感激其德政，特地为之立生祠。
诸城是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的故里，延至清代，更涌现出众多知名金石学家，刘喜海即其中之一。刘喜海为人“嗜古”，淡泊功名利禄，肆情于金石艺术。但金石鉴藏也是一门特殊学问，绝少能无师自通。刘喜海之致力于金石学研究，即有特定学术渊源。早在乾隆年间，著名史学家钱大昕在金石学方面即颇有成就，他的外甥浙江桐乡人金锡鬯，治学勤奋，深得钱大昕器重，在金石学方面得到钱氏指点，著有金石学专著《古泉述记》12卷。而刘喜海作为金锡鬯的外甥，故得其指点而通金石学。另著名学者阮元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为江南收藏大家，其藏品也为刘喜海所过目，故在名流前辈提携下，刘喜海穷搜广济，精鉴深研，在金石学领域取得不凡成就。
刘喜海在陕西做官期间，曾获得关中所出的周代铜器、秦诏版、汉封泥、新莽十布、唐善业泥等文物。在四川等地又收集到多种宋代铜钱和保存于巴蜀的历代碑刻、拓本，其中有些为前人所未见。居官之余，刘喜海曾打算利用丰富藏品中的五千余件金石拓片来编集一部金石学著作，但卷帙浩繁，未能毕功，只将其中一小部分编为一部《金石苑》6卷。该书著录四川地区的汉、唐、宋碑刻等物，凡著录碑刻、器物多绘出缩小图形，刻文按原来款式、书体摹写。该书的编撰，还多得其姻亲金氏大力协助。他还将自己的收藏编目造册，称《嘉荫簃藏器目》。其中部分器物铭文的摹本，以《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为题刊出。
刘喜海有一部专录朝鲜古代碑刻铭文的《海东金石苑》8卷。《海东金石苑》前4卷刊于光绪七年（1881），全书直至1922年才由藏书家刘承干附“补遗”两部刊出。《海东金石苑》是海内第一部著录朝鲜金石碑志总集，直到现在仍是学者了解朝鲜金石碑志文的入门之作。他还写过一部考释朝鲜古代铭文的《海东金石存考》，于光绪十二年（1886）收入《木犀轩丛书》印行。
刘喜海收集的金石类文物多属精品。他的《长安获古编》2卷，初刊由其本人所梓，光绪三十一年（1905）刘锷增补1卷重刊。书中著录古器物品位极高，如该书卷一所载盖公钟、鱼父癸鼎等数十件彝器，为先秦礼器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佐证。卷二所载录的秦权诏版和秦二世诏版三件，是研究秦朝政治文化的珍稀资料。卷三所载录的吉祥文镜、上方镜、愿长相思镜二面，在古铜镜中允称珍品。
刘喜海所藏古泉币量大质优，其藏品上起周秦，下迄明季，包括外藩杂品，为此，他有赏玩古钱的诗作《嘉荫簃论泉绝句》2卷，道光十八年（1838）刻印，首开论泉著作之先河。又有古钱拓本汇编《古泉苑》多达十余函上百卷，还有《泉币图释》《泉苑菁华》等，凡此，皆为编订中国钱币史为益尤巨，学界也公认他是中国钱币学的奠基人。王献唐即在《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古泉汇考跋》一文中评价说：“大兴翁氏（翁树培）《古泉汇考》与刘氏《古泉苑》、李氏（李佐贤）《古泉汇》并为泉学巨制。”此外，刘喜海还有研究河南、陕西、四川等地金石文物的专著《洛阳存古录》《龙门造像录》《昭陵碑考》《四川访碑录》《三巴子金石苑》等，其中《三巴子金石苑》是巴蜀地区历代金石图文并茂之第一部著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道咸以后日益盛，名家者有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潘祖荫、吴大徵、罗振玉”。首列刘喜海，充分显示其在金石学领域的开拓性贡献。
（孙鹏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