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庭（1759—1832），原名廷相，字陌人，号默人。栖霞人。清代著名经史学家。
牟庭出身于清代栖霞名门望族牟氏。有“耕读世业，勤俭家风”家训的牟氏家族一向重视读书，其七世祖牟时俊曾为8个儿子专在家开办私塾，教导其儿子说：“邻舍日演一台戏，儿曹每课三篇文”。自此之后，牟氏后人多勤奋好学，通过读书入仕提高家族社会地位，耀祖光宗。牟庭的祖父牟之仪曾在其家乡古镇都村专门建一处名为“小澥草堂”的家塾，请先生为子孙授学。牟庭的叔父牟绥以德行和文章闻名乡里，牟绥之子牟愿相是远近闻名的古文家。牟庭自幼即就读于“小澥草堂”，他聪颖好学，领悟能力强，涉猎于经、字、方术、算数之学。后师从于提学使赵佑，成绩优异，有“山左第一秀才”之称。
但牟庭的科举仕途却并不顺利，他多次应试不第，遂放弃谋取官职而专治经史。著名学者阮元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任山东学政时，闻听牟庭才名，赏识其经学造诣，遂亲笔为之书斋题名“横经精舍”，以为激励。乾隆六十年（1795）牟庭以优贡生，授观城县（今山东莘县）训导。
牟庭为人沉静内向，不事张扬，毕生除在外短暂供职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埋首于读书著述，潜心于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他勤奋笃学，博涉群籍，笔耕不辍，几十年如一日，著作甚富，所著有《诗切》《同文尚书》《周易注》《周公年表》《名士年谱》《古今年表》《楚辞述芳》《礼记投壶算草》《两句和与两股弦较算草》《春秋算草》《算学定本》《学易录》《左传评注》《国语评注》《秦官考》《更定汉书王莽传》《删定唐人试律说》《明史论》《绎老》《道德经释文》《方雅福书》《释参同契》《校正崔氏易林》《校正韩诗外传》《校正晏子春秋》《校正墨子》《校正吕氏春秋》《校正韩非子》《校正淮南子》《校正荀子》《校正山海经》《校正大戴礼记》《校正说文》《校正前汉书》《校正颜氏家训》《雪泥书屋文稿》《雪泥书屋杂文》《雪泥屋杂志》《雪泥书屋古文》《雪泥书屋文存》《雪泥书屋赋存》等，共计五十余种，可谓著作等身。但这些著作在牟庭生前却多未付梓，仅刻行《楚辞述芳》1种，余则或遗失，或难得，故鲜有知者。牟庭去世后由其子牟房搜集其遗著，辑为《雪泥屋遗书目录》介绍其遗著。
《诗切》50卷，为牟庭平生治学下气力最多的代表作之一。作为儒家经典的《诗经》，自两汉以后就形成了齐、鲁、韩三家今文诗学与毛公古文诗学两大派，两派各家对《诗经》的篇次内容，词旨读义及名物词语的说解，各持一词，颇存异议。至清代中期，在《诗经》研究领域，“由宋明朱传一统，经清初学者汉宋兼采，到乾嘉年间形成了‘人人毛、郑’的局面。由康熙年间的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朱鹤龄《诗经通义》开启，到嘉庆年间的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的发扬，恪守毛、郑，专崇古义的《毛诗》派研究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与此同时，受南宋王应麟《诗考》的影响，三家《诗》的辑佚也全面展开，范家相《三家诗拾遗》、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的《三家诗遗说考》成果卓著，再由辑佚大家王谟、马国翰、王仁俊等辑佚，使得三家《诗》遗说搜寻殆尽。而这一时期，有一《诗经》专著的问世，它既不同于考据派的专崇毛、郑，也不同于辑佚派的专事三家《诗》，但其气魄胸襟，却能卓绝千古，这就是山东栖霞牟庭的五十卷《诗切》”。
牟庭集数十年之功，数易其稿而成编的《诗切》一书，具有鲜明特色。他取荀子“《诗》《书》故而不切”一语名书，意谓依经为说，案循文义，如切脉然。他在《自序》中言：“居今日而学诗，古法尽湮，遗经仅在，法当就毛氏经文，校群书，考异闻，劾郑笺，黜卫序，略法辕、韩，推诗人之意，博征浮丘、申培之坠义，以质三百篇作者之本怀。如有所合，试诵其篇，即闻诗人叹息之声，又观其俯仰之情，音辞婀娜，枯槎春生，能如是者，诗人所诺，未能如是者，诗人所否。” 他以扎实的朴学功底，涵咏细究文理词义，博考经典古籍，明古今音变，以俗言证古，校讹求正，于《诗》所关涉史实、地理、名物、制度等多所考证。王献唐《诗切序》即评价云：“虽以姚氏《诗经通论》之恣放，用校此书，亦平衍无奇，他更可知……若就本书一一绎其事证，皆理实俱在，铁案不移，但见其确，不见其僻也。犹清儒说经，多崇尚作证，汇引传注，再四伸卷，不知义之所归。此书诂字切义，文笔简畅，深入浅出，妙绪纷披，如匡鼎说诗，使人解颐忘食，尤为朔有。《诗》学至先生，殆于汉唐宋清诸家之外别开新领域，亦清代株守传笺、陈陈相因之风气有以激迫使然。沉霾数百年，举而出之，使震旦虚伪，焕发异彩，亦一快事也。” 当乾嘉时期，古文《诗》学盛行，虔奉毛、郑，道统森严，而牟庭能不遵旧说，敢于创新，不仅于《诗经》语言文字考证训诂多有创获，而且在解说词旨诗义方面亦多获新意。他既熔汉宋学于一炉，而又别开一途，从考证入手，借助大量三家《诗》遗说资料，以考订毛、郑之非，并在其基础上提出己见，力求真正贴近《诗》之本原并立足当代。特别是他考据精详，既摆脱对毛、郑的依傍，上承汉代今文学派的三家诗说，又不拘泥于旧说，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史学为基础，细探文理词义，博考古籍，力求从《诗经》本身探求诗旨。在研究中，也不仅仅是从文献典籍中引用考证《诗经》词语，而且多从现实生活中方言、俗字、俗语中寻找材料，先广证其音，再详考其义，每篇结尾还以韵文形式畅论诗旨。此外，他还从古制度、古地理、古礼俗、古事物等多方面入手考证史实，训释词句。更以“喻”“刺”之术辨析词旨，揭示诗义。所得凿凿有据，别具新识。故今人研究认为，《诗切》出现于清代中叶乾嘉考据学的鼎盛时期，既不同于考据派的专崇毛、郑和辑佚派的专事三家《诗》，也不同于姚际恒、方玉润的“独立思辨”，而是辨毛郑，事三家，创己见，立己论，是清中叶《诗经》学研究领域的别样奇葩。
《同文尚书》是牟庭致力于经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著作，他耗四十多年心血所著成的《同文尚书》，既是一部富有新见的《尚书》注本，也是一个对古代文献进行全面整理研究的光辉范例。而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尚书》被认为是存在问题最多和最复杂的一部经典，既有今文经、古文经及伪古文经的真伪问题，也有各篇成书年代及各家不同训释问题，以至于对《尚书》文本的考订训释，不同学派的不同注释存在较大争议。王国维曾认为：“《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 清乾嘉时期汉学鼎盛，治《尚书》者多以古文经为宗，仍不脱汉人“家法”局限。而牟庭治《尚书》，则尽量摆脱任何“家法”成见，大胆质疑前人并提出个人观点，气象雄伟，胆识过人，可谓独树一帜，有别于清代诸家《尚书》学派，自成“牟氏尚书学”。《同文尚书》之所以名之为“同文”，正在于其不仅在经文选择上不依家法，而且在训词释义上也不拘泥于今文说或古文说。他为了恢复《尚书》原貌，把一部完整的《尚书》原本呈现给读者，敢于打破前人注释体式，开创性地把注释工作推广到《尚书》整理研究的各个环节，使《同文尚书》既为《尚书》注本，同时也是对《尚书》全面整理研究的成果。他在书中，通过对《尚书》序文和各篇进行辨伪，校勘篇名、篇章次序和经文，释词、释句和小节翻译等步骤，对《尚书》进行了全新解读，也充分展现了他在辨伪、校勘、注释等方面的学术功力。
牟庭虽处偏僻乡村，读书条件有限，但是他却以其渊博学识，勤于搜访，在注释经文时能对众多资料驾轻就熟，每训解一字，必广征博引，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据统计，《同文尚书》所参考的书籍多达四十余种。由于牟庭身处乾嘉学术重训诂考据的学术氛围内，其《尚书》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浓厚的考据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他所采用考证资料数量丰富和来源广泛两个方面，无论在校勘经文还是在词义训诂时，牟庭总是尽可能收集相关资料，广征博引，以致达到“无征不信”的程度。实际上，学术研究离不开文献，更离不开文献校勘，乾嘉学术即把校勘视之为文献整理注释的基础。因此牟庭在其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视文献校勘，经他校过的古籍很多，仅据《雪泥屋遗书目录》所载，就有《校正龙文》《校正晏子春秋》《校正说文》《校正韩诗外传》《校正山海经》《校正前汉书》《校正后汉书》《校正淮南子》《校正颜氏家训》《校正崔士易林》等等，故其“随读随校，随校随记，书的天头、地脚等空白处，常是细字参错其间。” 他在校勘或注释字词方面，除了采用书本资料，还多利用姓氏人名、方言俗语、实地观察等多方面证据。由于受当时客观条件限制，《同文尚书》自成书以后却鲜为人知。当代学者王献唐是对该书进行研究评价第一人，他抄录《同文尚书》原本，为该书整理出版做出了艰辛努力，并对该书学术价值做出高度评价，认为：“这部《同文尚书》较之旧有的那些注本，有许多优点，是一部比较可供人利用的好书……（牟庭）推翻了《尚书》学上的许多成案，提出了许多的新奇见解，由汉到清的‘家法’以及在‘家法’以外的各家注说，他都不受局限，而自成为牟氏一家的尚书学……他消耗了数十年的精力，最后所得的成果，是使后世读《尚书》的人节省许多时间，可以比较方便地利用这些史料来做新的历史研究。”
《周易注》也是牟庭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他注《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部分按《上经》《下经》专释六十四卦卦辞和爻辞。《易传》部分按《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传》《系辞上传》《系辞下传》《大传》《说卦》《序卦》《杂卦》予以注释。其中所谓《象传》上下指的是传统所说的《大象传》上下，而《系辞上传》和《系辞下传》指的是传统《小象传》上下，《大传》是把传统的《系辞传》上下合并成一篇。牟庭认为：“爻下者谓之系辞。释爻辞者谓之《系辞传》，不言象也。《大传》则统论大例，并包图象彖爻，不专在系辞。故《大传》必不是《系辞传》，《系辞传》必不是《象传》。”在注释方式方面，他综合条录各家经典讨论，间杂己意。凡引用他家之说的，在每条释文末尾均予明确标出，如“胡”“述义”“折述”“弼折”“朱”“杨折”“折”“虞”等。他虽然认为《文言传》以后非圣人之言，但也不否认其有一定参考价值，他说：“欧阳子曰：《文言》《大传》《说卦》《序卦》《杂卦》皆非圣人之作，亦非一人之书也。三代之末，去圣未远，老师名家之论，杂于其间，学者舍其非而取其是，优于《诗》《礼》之传远矣!” 因此，“牟庭《周易注》一书，既体现了清人尊崇汉易，以“象数”治《易》的学风，同时又因牟氏通融的智慧，使得注释整体上清晰明了，于理通融，在清代学者中有自己的特色，具有较高的参考和研究价值”。
牟庭毕生虽深居简出，交友不广，但在学术圈内，却无人不晓，其才名更是广传至江南一带，“一时名士若江南汪中辈，多有书往来辩难”“海内禀仰如鲁之灵光”。 他与著名朴学家郝懿行即交往颇多，两人在学术上互相切磋，声气相投，成为至交和知音，史称“懿行每有著述，辄与商榷”。今人研究认为：“有宋以降，辨伪之学日趋昌盛。宋之郑樵，明之宋濂、胡应麟，清之阎若璩、崔东壁辈，皆有辨伪专书，通行于世，不烦重论。而牟氏处身寒微，遁居僻壤，与乾嘉今文学家，鲜通声闻，顾治学旨归，无不暗合。其识见卓越，可思过半矣。”
牟庭不仅专注于对经书、史书和诸子书的整理和研究，他在文学方面也颇有成就，所著有诗词集《神仙集》《雪泥屋赋存》等。另外他在数学领域也卓有建树，所著《礼记投壶算草》《两句和与两股弦较算草》《春秋算草》《算学定本》等算学著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受到学界关注与好评。其他著述如《周公年表》就被梁启超列为300年来学术名著之一，尤其是其治学严谨，既不株守一家之言，又博采众家之长的治学态度，是值得肯定和学习效仿的。
（孙鹏 张玥明）
牟庭
牟庭（1759—1832），原名廷相，字陌人，号默人。栖霞人。清代著名经史学家。
牟庭出身于清代栖霞名门望族牟氏。有“耕读世业，勤俭家风”家训的牟氏家族一向重视读书，其七世祖牟时俊曾为8个儿子专在家开办私塾，教导其儿子说：“邻舍日演一台戏，儿曹每课三篇文”。自此之后，牟氏后人多勤奋好学，通过读书入仕提高家族社会地位，耀祖光宗。牟庭的祖父牟之仪曾在其家乡古镇都村专门建一处名为“小澥草堂”的家塾，请先生为子孙授学。牟庭的叔父牟绥以德行和文章闻名乡里，牟绥之子牟愿相是远近闻名的古文家。牟庭自幼即就读于“小澥草堂”，他聪颖好学，领悟能力强，涉猎于经、字、方术、算数之学。后师从于提学使赵佑，成绩优异，有“山左第一秀才”之称。
但牟庭的科举仕途却并不顺利，他多次应试不第，遂放弃谋取官职而专治经史。著名学者阮元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任山东学政时，闻听牟庭才名，赏识其经学造诣，遂亲笔为之书斋题名“横经精舍”，以为激励。乾隆六十年（1795）牟庭以优贡生，授观城县（今山东莘县）训导。
牟庭为人沉静内向，不事张扬，毕生除在外短暂供职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埋首于读书著述，潜心于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他勤奋笃学，博涉群籍，笔耕不辍，几十年如一日，著作甚富，所著有《诗切》《同文尚书》《周易注》《周公年表》《名士年谱》《古今年表》《楚辞述芳》《礼记投壶算草》《两句和与两股弦较算草》《春秋算草》《算学定本》《学易录》《左传评注》《国语评注》《秦官考》《更定汉书王莽传》《删定唐人试律说》《明史论》《绎老》《道德经释文》《方雅福书》《释参同契》《校正崔氏易林》《校正韩诗外传》《校正晏子春秋》《校正墨子》《校正吕氏春秋》《校正韩非子》《校正淮南子》《校正荀子》《校正山海经》《校正大戴礼记》《校正说文》《校正前汉书》《校正颜氏家训》《雪泥书屋文稿》《雪泥书屋杂文》《雪泥屋杂志》《雪泥书屋古文》《雪泥书屋文存》《雪泥书屋赋存》等，共计五十余种，可谓著作等身。但这些著作在牟庭生前却多未付梓，仅刻行《楚辞述芳》1种，余则或遗失，或难得，故鲜有知者。牟庭去世后由其子牟房搜集其遗著，辑为《雪泥屋遗书目录》介绍其遗著。
《诗切》50卷，为牟庭平生治学下气力最多的代表作之一。作为儒家经典的《诗经》，自两汉以后就形成了齐、鲁、韩三家今文诗学与毛公古文诗学两大派，两派各家对《诗经》的篇次内容，词旨读义及名物词语的说解，各持一词，颇存异议。至清代中期，在《诗经》研究领域，“由宋明朱传一统，经清初学者汉宋兼采，到乾嘉年间形成了‘人人毛、郑’的局面。由康熙年间的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朱鹤龄《诗经通义》开启，到嘉庆年间的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的发扬，恪守毛、郑，专崇古义的《毛诗》派研究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与此同时，受南宋王应麟《诗考》的影响，三家《诗》的辑佚也全面展开，范家相《三家诗拾遗》、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的《三家诗遗说考》成果卓著，再由辑佚大家王谟、马国翰、王仁俊等辑佚，使得三家《诗》遗说搜寻殆尽。而这一时期，有一《诗经》专著的问世，它既不同于考据派的专崇毛、郑，也不同于辑佚派的专事三家《诗》，但其气魄胸襟，却能卓绝千古，这就是山东栖霞牟庭的五十卷《诗切》”。
牟庭集数十年之功，数易其稿而成编的《诗切》一书，具有鲜明特色。他取荀子“《诗》《书》故而不切”一语名书，意谓依经为说，案循文义，如切脉然。他在《自序》中言：“居今日而学诗，古法尽湮，遗经仅在，法当就毛氏经文，校群书，考异闻，劾郑笺，黜卫序，略法辕、韩，推诗人之意，博征浮丘、申培之坠义，以质三百篇作者之本怀。如有所合，试诵其篇，即闻诗人叹息之声，又观其俯仰之情，音辞婀娜，枯槎春生，能如是者，诗人所诺，未能如是者，诗人所否。” 他以扎实的朴学功底，涵咏细究文理词义，博考经典古籍，明古今音变，以俗言证古，校讹求正，于《诗》所关涉史实、地理、名物、制度等多所考证。王献唐《诗切序》即评价云：“虽以姚氏《诗经通论》之恣放，用校此书，亦平衍无奇，他更可知……若就本书一一绎其事证，皆理实俱在，铁案不移，但见其确，不见其僻也。犹清儒说经，多崇尚作证，汇引传注，再四伸卷，不知义之所归。此书诂字切义，文笔简畅，深入浅出，妙绪纷披，如匡鼎说诗，使人解颐忘食，尤为朔有。《诗》学至先生，殆于汉唐宋清诸家之外别开新领域，亦清代株守传笺、陈陈相因之风气有以激迫使然。沉霾数百年，举而出之，使震旦虚伪，焕发异彩，亦一快事也。” 当乾嘉时期，古文《诗》学盛行，虔奉毛、郑，道统森严，而牟庭能不遵旧说，敢于创新，不仅于《诗经》语言文字考证训诂多有创获，而且在解说词旨诗义方面亦多获新意。他既熔汉宋学于一炉，而又别开一途，从考证入手，借助大量三家《诗》遗说资料，以考订毛、郑之非，并在其基础上提出己见，力求真正贴近《诗》之本原并立足当代。特别是他考据精详，既摆脱对毛、郑的依傍，上承汉代今文学派的三家诗说，又不拘泥于旧说，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史学为基础，细探文理词义，博考古籍，力求从《诗经》本身探求诗旨。在研究中，也不仅仅是从文献典籍中引用考证《诗经》词语，而且多从现实生活中方言、俗字、俗语中寻找材料，先广证其音，再详考其义，每篇结尾还以韵文形式畅论诗旨。此外，他还从古制度、古地理、古礼俗、古事物等多方面入手考证史实，训释词句。更以“喻”“刺”之术辨析词旨，揭示诗义。所得凿凿有据，别具新识。故今人研究认为，《诗切》出现于清代中叶乾嘉考据学的鼎盛时期，既不同于考据派的专崇毛、郑和辑佚派的专事三家《诗》，也不同于姚际恒、方玉润的“独立思辨”，而是辨毛郑，事三家，创己见，立己论，是清中叶《诗经》学研究领域的别样奇葩。
《同文尚书》是牟庭致力于经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著作，他耗四十多年心血所著成的《同文尚书》，既是一部富有新见的《尚书》注本，也是一个对古代文献进行全面整理研究的光辉范例。而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尚书》被认为是存在问题最多和最复杂的一部经典，既有今文经、古文经及伪古文经的真伪问题，也有各篇成书年代及各家不同训释问题，以至于对《尚书》文本的考订训释，不同学派的不同注释存在较大争议。王国维曾认为：“《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 清乾嘉时期汉学鼎盛，治《尚书》者多以古文经为宗，仍不脱汉人“家法”局限。而牟庭治《尚书》，则尽量摆脱任何“家法”成见，大胆质疑前人并提出个人观点，气象雄伟，胆识过人，可谓独树一帜，有别于清代诸家《尚书》学派，自成“牟氏尚书学”。《同文尚书》之所以名之为“同文”，正在于其不仅在经文选择上不依家法，而且在训词释义上也不拘泥于今文说或古文说。他为了恢复《尚书》原貌，把一部完整的《尚书》原本呈现给读者，敢于打破前人注释体式，开创性地把注释工作推广到《尚书》整理研究的各个环节，使《同文尚书》既为《尚书》注本，同时也是对《尚书》全面整理研究的成果。他在书中，通过对《尚书》序文和各篇进行辨伪，校勘篇名、篇章次序和经文，释词、释句和小节翻译等步骤，对《尚书》进行了全新解读，也充分展现了他在辨伪、校勘、注释等方面的学术功力。
牟庭虽处偏僻乡村，读书条件有限，但是他却以其渊博学识，勤于搜访，在注释经文时能对众多资料驾轻就熟，每训解一字，必广征博引，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据统计，《同文尚书》所参考的书籍多达四十余种。由于牟庭身处乾嘉学术重训诂考据的学术氛围内，其《尚书》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浓厚的考据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他所采用考证资料数量丰富和来源广泛两个方面，无论在校勘经文还是在词义训诂时，牟庭总是尽可能收集相关资料，广征博引，以致达到“无征不信”的程度。实际上，学术研究离不开文献，更离不开文献校勘，乾嘉学术即把校勘视之为文献整理注释的基础。因此牟庭在其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视文献校勘，经他校过的古籍很多，仅据《雪泥屋遗书目录》所载，就有《校正龙文》《校正晏子春秋》《校正说文》《校正韩诗外传》《校正山海经》《校正前汉书》《校正后汉书》《校正淮南子》《校正颜氏家训》《校正崔士易林》等等，故其“随读随校，随校随记，书的天头、地脚等空白处，常是细字参错其间。” 他在校勘或注释字词方面，除了采用书本资料，还多利用姓氏人名、方言俗语、实地观察等多方面证据。由于受当时客观条件限制，《同文尚书》自成书以后却鲜为人知。当代学者王献唐是对该书进行研究评价第一人，他抄录《同文尚书》原本，为该书整理出版做出了艰辛努力，并对该书学术价值做出高度评价，认为：“这部《同文尚书》较之旧有的那些注本，有许多优点，是一部比较可供人利用的好书……（牟庭）推翻了《尚书》学上的许多成案，提出了许多的新奇见解，由汉到清的‘家法’以及在‘家法’以外的各家注说，他都不受局限，而自成为牟氏一家的尚书学……他消耗了数十年的精力，最后所得的成果，是使后世读《尚书》的人节省许多时间，可以比较方便地利用这些史料来做新的历史研究。”
《周易注》也是牟庭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他注《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部分按《上经》《下经》专释六十四卦卦辞和爻辞。《易传》部分按《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传》《系辞上传》《系辞下传》《大传》《说卦》《序卦》《杂卦》予以注释。其中所谓《象传》上下指的是传统所说的《大象传》上下，而《系辞上传》和《系辞下传》指的是传统《小象传》上下，《大传》是把传统的《系辞传》上下合并成一篇。牟庭认为：“爻下者谓之系辞。释爻辞者谓之《系辞传》，不言象也。《大传》则统论大例，并包图象彖爻，不专在系辞。故《大传》必不是《系辞传》，《系辞传》必不是《象传》。”在注释方式方面，他综合条录各家经典讨论，间杂己意。凡引用他家之说的，在每条释文末尾均予明确标出，如“胡”“述义”“折述”“弼折”“朱”“杨折”“折”“虞”等。他虽然认为《文言传》以后非圣人之言，但也不否认其有一定参考价值，他说：“欧阳子曰：《文言》《大传》《说卦》《序卦》《杂卦》皆非圣人之作，亦非一人之书也。三代之末，去圣未远，老师名家之论，杂于其间，学者舍其非而取其是，优于《诗》《礼》之传远矣!” 因此，“牟庭《周易注》一书，既体现了清人尊崇汉易，以“象数”治《易》的学风，同时又因牟氏通融的智慧，使得注释整体上清晰明了，于理通融，在清代学者中有自己的特色，具有较高的参考和研究价值”。
牟庭毕生虽深居简出，交友不广，但在学术圈内，却无人不晓，其才名更是广传至江南一带，“一时名士若江南汪中辈，多有书往来辩难”“海内禀仰如鲁之灵光”。 他与著名朴学家郝懿行即交往颇多，两人在学术上互相切磋，声气相投，成为至交和知音，史称“懿行每有著述，辄与商榷”。今人研究认为：“有宋以降，辨伪之学日趋昌盛。宋之郑樵，明之宋濂、胡应麟，清之阎若璩、崔东壁辈，皆有辨伪专书，通行于世，不烦重论。而牟氏处身寒微，遁居僻壤，与乾嘉今文学家，鲜通声闻，顾治学旨归，无不暗合。其识见卓越，可思过半矣。”
牟庭不仅专注于对经书、史书和诸子书的整理和研究，他在文学方面也颇有成就，所著有诗词集《神仙集》《雪泥屋赋存》等。另外他在数学领域也卓有建树，所著《礼记投壶算草》《两句和与两股弦较算草》《春秋算草》《算学定本》等算学著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受到学界关注与好评。其他著述如《周公年表》就被梁启超列为300年来学术名著之一，尤其是其治学严谨，既不株守一家之言，又博采众家之长的治学态度，是值得肯定和学习效仿的。
（孙鹏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