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馥（1736—1805），字冬卉，又字天香，号未谷、云门，别号肃然山外史，晚号老菭，又号渎井复民，曲阜人。清代著名经学家、小学家和书法家。
桂馥从小聪颖过人，才思敏捷，受家学熏陶，自幼于书无所不涉，至乾隆十五年（1750）束发从师，乾隆二十一年（1756）考取诸生，乾隆三十三年（1768）以优贡身份入国子监学，并结识了当时著名金石学家、书画家翁方纲，学业大进，尤其是在书法艺术方面造诣颇深。
由于桂馥自幼对八股文章不感兴趣，所以便抛开帖括经书而博览群书，除吟诗、绘画、书写外，于诸史、历法、方言、声韵等几乎无所不涉，好友周永年曾劝他不要因为不喜帖括遂不治经，但是，当时桂馥对这一劝告并没有听进去。直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八月，桂馥得以与戴震等交流学问，从其所劝，弃读群书，专治经学。是年，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周永年充文渊阁校理，协助纪昀编著《四库全书》。时桂馥在周永年幕下，周永年把书借给他，他便“佣书工十人，日钞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会禁借官书遂罢” 。
乾隆五十年（1785），桂馥教习期满，出任长山县儒学训导。任职期间，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与好友周永年为振兴文教，合力在历下林汲泉边出资购田筑成“借书园”。周氏将所藏之书尽置园中，桂馥亦将在外所得之书倾囊献出，再加上历城县令胡林延、青州李文藻所捐书籍，使得借书园的藏书量显得颇为壮观。桂馥建立借书园的目的是为了让一些无钱买书的青年人有一个读书学习的机会，并且建立了汉朝经学家的祠堂，均是为了引导后生刻苦学习。桂馥创办的借书园，作为一个民间办置的图书馆，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创举。
乾隆五十四年（1789）二月，桂馥与颜崇椝、汪应望等人聚集于济南五龙潭谋建潭西精舍，在凿池时，地下忽涌出清泉，因此泉不在金代《名泉碑》记载的72名泉之内，桂馥遂取名为“七十三泉”。乾隆五十八年（1793），桂馥撰写《潭西精舍记》，立于潭旁，以示纪念。自此，潭西精舍成了济南文人“以文会友”之地。同年，他考中举人，次年，成进士。为此，桂馥非常高兴，作《五十五岁登第》以为庆贺，也表示了他出仕做官的愿望。但是，过了6年，直至嘉庆元年（1796），他才补授离家数千里之外的云南永平县知县。时同年挚友都纷纷作诗赠别，为他年迈官小、路途遥远表示同情。前往云南途中，桂馥路过杭州，丁小雅以梁玉绳《汉书人表考》赠送之。嘉庆二年（1797）四月，桂馥终于抵达滇池。举目四望，不禁感慨“仆来云南，求友无人，借书不得，日与蛮獠杂处，发一言谁赏，举一事谁赏，此中郁郁，惟酒能销之耳” 。嘉庆四年（1799），妻子乔氏病逝。嘉庆十年（1805），桂馥卒于官，享年69岁，归葬故里。
桂馥一生，博学多才，能诗善画，尤潜心于文字训诂，精通声义，爱好戏剧，所著有《说文解字义证》《说文统系图》《札朴》《缪篆分韵》《晚学集》《历代石经略》《未谷诗集》《续三十五举》《后四声猿》等。
《说文解字义证》凡50卷，是桂馥自入县学为诸生以来，用了四十多年时间专研许慎《说文解字》而完成的著作。桂馥之所以沉迷于《说文》研究，是因为他认为：“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 因此，他想通过对《说文》的训诂达到“通经”的目的，对经史子集各家相互疏证，广征博引，甚至有为一字而征引数十上百条，必达其原委乃止。征引之宏博，考据之精深，一时无出其右者。但是，该书在桂馥生前并未得以刊行，道光六年（1826），李璋煜才开始请许瀚、王筠等人根据抄本整理该书。道光二十年（1840），从桂馥孙子桂显忱处得到原本，但是是一个脱稿而尚未校勘的书，于是杨以增出资请许瀚进行校勘，但是没有完成就停止了，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杨尚文出资再次请许瀚进行校勘，并聘请薛寿、田普实为分校。但仅刻成一卷，错误百出，因而停止刊刻。直至道光三十年（1850），许瀚一人重新进行刊刻，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在咸丰二年（1852）完成。但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的捻军之乱中，许瀚家藏《说文解字义证》被毁，而此前此书也仅印了数十部。后来，同治九年（1870），崇文书局翻刻了这部书，但其校勘和刻印均不如原刻本，直至20世纪80年代，齐鲁书社根据许瀚原刻本影印，并附以其他多种相关史料，使用起来比较方便。《说文解字义证》是一部研究《说文解字》的扛鼎之作，学术价值极高，与同时代的江南学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并称于世。桂馥与段玉裁两人所居异地，终生未能相识，也没有读过彼此的书，但都在《说文》学领域取得极高成就，后世学者因此感到惊奇，也喜欢拿段、桂两人相比，褒贬不一。张之洞对两书学术价值，曾有一比较公允评价云：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身；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博于义。段式钩索比傅，自以为能合许君之旨，勇于自信，欲以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敷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指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夫语得其于心，则段胜矣；语其便于人，则段或未之先也。
梁启超也对段、桂两人的著述作过比较研究，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认为对《说文》“通释之书最著者”，当首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他说：桂书与段书不同之处：段书勇于自信，往往破字创义，然其精处卓然自成一家言；桂书恪守许旧，无敢出入，惟博引他书作旁证，又皆案而不断。桂之识力不及段，自无待言，但每字罗列群说（颇似《经籍纂诂》），触类旁通，令学者索而自得（不为著者意见所束缚）。所以我常觉桂书比段书更为适用。
实际上，桂馥致力于《说文解字》研究越四十年，其精治许学及撰成专著均在段氏之前，其学问自不在段氏之下。桂氏殁后10年，段注始有传本，因此从学术角度看，段、桂两书体例不同，各有侧重，并有千秋，正可互为补充，不可互相替代，两书对后世小学研究都产生深远影响。
除《说文解字义证》之外，桂馥在金石文字、摹印及文学方面皆有所建树。他幼时即喜爱古铜印，凡听闻谁收有此物，他都不远千里求而观之，后来便博采秦汉以下官私符印及宋元诸家印谱，仿《汉隶字原》，依《广韵》次第，编著成《缪篆分韵》。“缪篆”即“摹印”，秦书八体之一，用于印玺。此前没有“缪篆”方面的专门书籍，《缪篆分韵》之书一出，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之后，桂馥又作补遗五篇，收集更加齐全。金石学家陈鳝在为该书作序时称赞其“收罗及其博，考据及其精” 。桂馥在摹印方面的另一部著作是《续三十五举》，元代吾邱衍在其篆刻印章方面的专著《学古编》中，首次应用“三十五举”，详细论述了书体正变及篆写摹刻的方法。桂馥认为摹印变于唐，晦于宋，到吾邱衍作“三十五举”时始从汉法。桂馥把元代以后及吾邱衍没有看见的古印，结合新出现的摹印，著成《续三十五举》，对摹印学术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桂馥的《历代石经略》2卷，是在顾炎武《石经考》《金石文字记》及朱彝尊《经义考》等研究的基础上，对汉上下七代石经文字进行详细考述的一部力作，内容详备精核，对研究石经文字演变具有很高学术价值。
《晚学集》是桂馥单篇文章之结集。他自谓所见者晚，未能治全经，成一家之言，故名。全书分为8卷，内容包含论考、说辨、题跋、书后、书、序、记、传、志铭、墓表及祭文之类。该书在经史、文字方面皆有发明，从中可见桂馥治学之精神和学问之根柢。集后所附《未谷诗集》又可见其文学风采。当代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对桂馥治学功夫大为赞赏，说“观馥研精许学，所以大过人者有二。一曰，读群经至熟也……二曰，用《玉篇》《广韵》校许书至仔细也。清儒致力许学者，不下数百家，论其功力之深，尊信之笃，吾必推馥为首最。” 而且《晚学集》中还包含了桂馥为人处世、治学的观点。如《惜才论》中认为：“今之才人好词章者，好击辨者，好淹博者，好编录者，皆无当于治经，胸中无主，误用其才也。”这都是有感而发，也可用于引导后世学者治学。《与友人书》中说：“有名满海内，叩之空空者；有名不出里巷而敦实精核者。”可窥见其在学问上不求空名只求有所成就的为学精神。
桂馥在云南做官期间，读经考史写成的治学札记《札朴》10卷，则是他考订经义、文字等体会心得，其中多发前人所未发，亦可见其学术功力。书中还批评了那些只知物命训诂而不能统其大义之鄙儒，指出“近日学者风尚六书，动成习气，偶涉名物，自负仓、雅，略讲点画，妄议斯、冰，叩以经典大义，茫乎未之闻也。” 其见解可谓标新立异，为时人所不及。
《后四声猿》是桂馥晚年在戏剧方面的创作。《后四声猿》包括《放杨枝》《题园壁》《谒帅府》和《投溷中》四种杂剧，每剧一折。四剧分别取材于白居易、陆游、苏轼和李贺的故事，题材极为隽永美妙。而且桂馥在写此四剧时已年近七十岁，而《放杨枝》《题园壁》遣词措句之缠绵悱恻，若不胜情，婉妮多姿，盖有过于少年作家。现代文学史家郑振铎对桂馥《后四声猿》作出高度评价，称其“无一剧不富于情趣，风格之遒逸，辞藻之绚丽，盖高出自号才士名流之作甚远。似此隽永短剧，不仅近代所少有，即求之元、明诸大家，亦不易二三遇也。” 足见桂馥在文学戏剧方面的成就。
此外，桂馥在书法方面亦造诣颇深，人称其“诗才隶笔”，同时兼备。清代书法在朱彝尊、郑簠、桂馥及邓石如、陈鸿寿等人的推广下，得以发扬光大，影响至今。桂馥何时学习隶书书法没有明确的年代记载，但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桂馥将颜氏所摹金农双钩藏《延熹华岳碑》以示翁方纲，翁方纲认为桂馥敢“按前摹本阙处补全字一百有六，补阙笔及半字者一十有六，于是碑字所缺无几矣” ，说明桂馥隶书已经深得《延熹华岳碑》三昧，否则不敢擅自落笔补全所阙碑文文字。桂馥隶书主要以平正通达、醇厚朴茂、恬静端庄、遒劲有力为特色，20世纪书坛泰斗沙孟海在评价明末傅山、王铎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书法家时，认为“桂馥的隶书，写得很方整，有些近朱彝尊，但比朱彝尊来的平实，来的雄厚。逸气少一些，但所吸收的汉碑的气味，比朱多了一些了。” 可见桂馥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韦夏宁 张玥明）
桂馥
桂馥（1736—1805），字冬卉，又字天香，号未谷、云门，别号肃然山外史，晚号老菭，又号渎井复民，曲阜人。清代著名经学家、小学家和书法家。
桂馥从小聪颖过人，才思敏捷，受家学熏陶，自幼于书无所不涉，至乾隆十五年（1750）束发从师，乾隆二十一年（1756）考取诸生，乾隆三十三年（1768）以优贡身份入国子监学，并结识了当时著名金石学家、书画家翁方纲，学业大进，尤其是在书法艺术方面造诣颇深。
由于桂馥自幼对八股文章不感兴趣，所以便抛开帖括经书而博览群书，除吟诗、绘画、书写外，于诸史、历法、方言、声韵等几乎无所不涉，好友周永年曾劝他不要因为不喜帖括遂不治经，但是，当时桂馥对这一劝告并没有听进去。直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八月，桂馥得以与戴震等交流学问，从其所劝，弃读群书，专治经学。是年，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周永年充文渊阁校理，协助纪昀编著《四库全书》。时桂馥在周永年幕下，周永年把书借给他，他便“佣书工十人，日钞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会禁借官书遂罢” 。
乾隆五十年（1785），桂馥教习期满，出任长山县儒学训导。任职期间，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与好友周永年为振兴文教，合力在历下林汲泉边出资购田筑成“借书园”。周氏将所藏之书尽置园中，桂馥亦将在外所得之书倾囊献出，再加上历城县令胡林延、青州李文藻所捐书籍，使得借书园的藏书量显得颇为壮观。桂馥建立借书园的目的是为了让一些无钱买书的青年人有一个读书学习的机会，并且建立了汉朝经学家的祠堂，均是为了引导后生刻苦学习。桂馥创办的借书园，作为一个民间办置的图书馆，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创举。
乾隆五十四年（1789）二月，桂馥与颜崇椝、汪应望等人聚集于济南五龙潭谋建潭西精舍，在凿池时，地下忽涌出清泉，因此泉不在金代《名泉碑》记载的72名泉之内，桂馥遂取名为“七十三泉”。乾隆五十八年（1793），桂馥撰写《潭西精舍记》，立于潭旁，以示纪念。自此，潭西精舍成了济南文人“以文会友”之地。同年，他考中举人，次年，成进士。为此，桂馥非常高兴，作《五十五岁登第》以为庆贺，也表示了他出仕做官的愿望。但是，过了6年，直至嘉庆元年（1796），他才补授离家数千里之外的云南永平县知县。时同年挚友都纷纷作诗赠别，为他年迈官小、路途遥远表示同情。前往云南途中，桂馥路过杭州，丁小雅以梁玉绳《汉书人表考》赠送之。嘉庆二年（1797）四月，桂馥终于抵达滇池。举目四望，不禁感慨“仆来云南，求友无人，借书不得，日与蛮獠杂处，发一言谁赏，举一事谁赏，此中郁郁，惟酒能销之耳” 。嘉庆四年（1799），妻子乔氏病逝。嘉庆十年（1805），桂馥卒于官，享年69岁，归葬故里。
桂馥一生，博学多才，能诗善画，尤潜心于文字训诂，精通声义，爱好戏剧，所著有《说文解字义证》《说文统系图》《札朴》《缪篆分韵》《晚学集》《历代石经略》《未谷诗集》《续三十五举》《后四声猿》等。
《说文解字义证》凡50卷，是桂馥自入县学为诸生以来，用了四十多年时间专研许慎《说文解字》而完成的著作。桂馥之所以沉迷于《说文》研究，是因为他认为：“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 因此，他想通过对《说文》的训诂达到“通经”的目的，对经史子集各家相互疏证，广征博引，甚至有为一字而征引数十上百条，必达其原委乃止。征引之宏博，考据之精深，一时无出其右者。但是，该书在桂馥生前并未得以刊行，道光六年（1826），李璋煜才开始请许瀚、王筠等人根据抄本整理该书。道光二十年（1840），从桂馥孙子桂显忱处得到原本，但是是一个脱稿而尚未校勘的书，于是杨以增出资请许瀚进行校勘，但是没有完成就停止了，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杨尚文出资再次请许瀚进行校勘，并聘请薛寿、田普实为分校。但仅刻成一卷，错误百出，因而停止刊刻。直至道光三十年（1850），许瀚一人重新进行刊刻，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在咸丰二年（1852）完成。但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的捻军之乱中，许瀚家藏《说文解字义证》被毁，而此前此书也仅印了数十部。后来，同治九年（1870），崇文书局翻刻了这部书，但其校勘和刻印均不如原刻本，直至20世纪80年代，齐鲁书社根据许瀚原刻本影印，并附以其他多种相关史料，使用起来比较方便。《说文解字义证》是一部研究《说文解字》的扛鼎之作，学术价值极高，与同时代的江南学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并称于世。桂馥与段玉裁两人所居异地，终生未能相识，也没有读过彼此的书，但都在《说文》学领域取得极高成就，后世学者因此感到惊奇，也喜欢拿段、桂两人相比，褒贬不一。张之洞对两书学术价值，曾有一比较公允评价云：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身；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博于义。段式钩索比傅，自以为能合许君之旨，勇于自信，欲以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敷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指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夫语得其于心，则段胜矣；语其便于人，则段或未之先也。
梁启超也对段、桂两人的著述作过比较研究，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认为对《说文》“通释之书最著者”，当首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他说：桂书与段书不同之处：段书勇于自信，往往破字创义，然其精处卓然自成一家言；桂书恪守许旧，无敢出入，惟博引他书作旁证，又皆案而不断。桂之识力不及段，自无待言，但每字罗列群说（颇似《经籍纂诂》），触类旁通，令学者索而自得（不为著者意见所束缚）。所以我常觉桂书比段书更为适用。
实际上，桂馥致力于《说文解字》研究越四十年，其精治许学及撰成专著均在段氏之前，其学问自不在段氏之下。桂氏殁后10年，段注始有传本，因此从学术角度看，段、桂两书体例不同，各有侧重，并有千秋，正可互为补充，不可互相替代，两书对后世小学研究都产生深远影响。
除《说文解字义证》之外，桂馥在金石文字、摹印及文学方面皆有所建树。他幼时即喜爱古铜印，凡听闻谁收有此物，他都不远千里求而观之，后来便博采秦汉以下官私符印及宋元诸家印谱，仿《汉隶字原》，依《广韵》次第，编著成《缪篆分韵》。“缪篆”即“摹印”，秦书八体之一，用于印玺。此前没有“缪篆”方面的专门书籍，《缪篆分韵》之书一出，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之后，桂馥又作补遗五篇，收集更加齐全。金石学家陈鳝在为该书作序时称赞其“收罗及其博，考据及其精” 。桂馥在摹印方面的另一部著作是《续三十五举》，元代吾邱衍在其篆刻印章方面的专著《学古编》中，首次应用“三十五举”，详细论述了书体正变及篆写摹刻的方法。桂馥认为摹印变于唐，晦于宋，到吾邱衍作“三十五举”时始从汉法。桂馥把元代以后及吾邱衍没有看见的古印，结合新出现的摹印，著成《续三十五举》，对摹印学术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桂馥的《历代石经略》2卷，是在顾炎武《石经考》《金石文字记》及朱彝尊《经义考》等研究的基础上，对汉上下七代石经文字进行详细考述的一部力作，内容详备精核，对研究石经文字演变具有很高学术价值。
《晚学集》是桂馥单篇文章之结集。他自谓所见者晚，未能治全经，成一家之言，故名。全书分为8卷，内容包含论考、说辨、题跋、书后、书、序、记、传、志铭、墓表及祭文之类。该书在经史、文字方面皆有发明，从中可见桂馥治学之精神和学问之根柢。集后所附《未谷诗集》又可见其文学风采。当代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对桂馥治学功夫大为赞赏，说“观馥研精许学，所以大过人者有二。一曰，读群经至熟也……二曰，用《玉篇》《广韵》校许书至仔细也。清儒致力许学者，不下数百家，论其功力之深，尊信之笃，吾必推馥为首最。” 而且《晚学集》中还包含了桂馥为人处世、治学的观点。如《惜才论》中认为：“今之才人好词章者，好击辨者，好淹博者，好编录者，皆无当于治经，胸中无主，误用其才也。”这都是有感而发，也可用于引导后世学者治学。《与友人书》中说：“有名满海内，叩之空空者；有名不出里巷而敦实精核者。”可窥见其在学问上不求空名只求有所成就的为学精神。
桂馥在云南做官期间，读经考史写成的治学札记《札朴》10卷，则是他考订经义、文字等体会心得，其中多发前人所未发，亦可见其学术功力。书中还批评了那些只知物命训诂而不能统其大义之鄙儒，指出“近日学者风尚六书，动成习气，偶涉名物，自负仓、雅，略讲点画，妄议斯、冰，叩以经典大义，茫乎未之闻也。” 其见解可谓标新立异，为时人所不及。
《后四声猿》是桂馥晚年在戏剧方面的创作。《后四声猿》包括《放杨枝》《题园壁》《谒帅府》和《投溷中》四种杂剧，每剧一折。四剧分别取材于白居易、陆游、苏轼和李贺的故事，题材极为隽永美妙。而且桂馥在写此四剧时已年近七十岁，而《放杨枝》《题园壁》遣词措句之缠绵悱恻，若不胜情，婉妮多姿，盖有过于少年作家。现代文学史家郑振铎对桂馥《后四声猿》作出高度评价，称其“无一剧不富于情趣，风格之遒逸，辞藻之绚丽，盖高出自号才士名流之作甚远。似此隽永短剧，不仅近代所少有，即求之元、明诸大家，亦不易二三遇也。” 足见桂馥在文学戏剧方面的成就。
此外，桂馥在书法方面亦造诣颇深，人称其“诗才隶笔”，同时兼备。清代书法在朱彝尊、郑簠、桂馥及邓石如、陈鸿寿等人的推广下，得以发扬光大，影响至今。桂馥何时学习隶书书法没有明确的年代记载，但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桂馥将颜氏所摹金农双钩藏《延熹华岳碑》以示翁方纲，翁方纲认为桂馥敢“按前摹本阙处补全字一百有六，补阙笔及半字者一十有六，于是碑字所缺无几矣” ，说明桂馥隶书已经深得《延熹华岳碑》三昧，否则不敢擅自落笔补全所阙碑文文字。桂馥隶书主要以平正通达、醇厚朴茂、恬静端庄、遒劲有力为特色，20世纪书坛泰斗沙孟海在评价明末傅山、王铎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书法家时，认为“桂馥的隶书，写得很方整，有些近朱彝尊，但比朱彝尊来的平实，来的雄厚。逸气少一些，但所吸收的汉碑的气味，比朱多了一些了。” 可见桂馥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韦夏宁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