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又字书愚，因曾筑茅棚于林汲泉侧读书，故自号林汲山人，济南东流水街人，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校勘学家、目录学家。
周永年出生于普通商人家庭，父亲周堂经常往来于各地经商，视野开阔，因此非常重视对儿子的教育。他自幼聪明好学，而且记忆力超人，能过目成诵，于经、史、子、集无所不涉。同时，周永年还喜欢买书、藏书。据说在他四五岁时，有一次路过书店就掏遍口袋的钱买了《庄子》一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整天待在书店，看到有价值的或是未曾见过的书籍，便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如果钱不够哪怕是典当衣物也要把书买回。其父虽为人节俭，但见到儿子如此嗜书，也支持儿子买书，为儿子出资买书，从不吝啬。所以，在周永年20岁左右时，已藏有不少书籍，所住小楼有一半被书籍所占。而且为了改换门庭，光宗耀祖，周永年在弱冠之年，便被父亲送到学塾拜济南名士申士秀为师，学问大进。25岁时，周永年又到泺源书院师从当时经学大师沈起元学习。沈起元字子大，康熙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卿，著有《敬亭文稿》《诗草》《桂轩诗草》等，他对周永年非常欣赏，说他“其文矫然，其气凝然”。周永年离开泺源书院时，所藏四部及释道两家书已有数千卷之多，便将其藏书编成《水西书屋藏书目录》，沈起元为之作序，称誉他为齐鲁英才。
乾隆三十六年（1771），周永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同年，应历城县知县胡德琳之邀，与李文藻一起纂修《历城县志》。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馆正式开馆，周永年得刘统勋推荐入四库馆，参与《四库全书》纂修。乾隆四十四年（1779），出任贵州乡试副考官，五十六年（1791）因病致仕归养，七月病逝于济南，享年61岁。
周永年一生，无他好，独嗜书藏书，毕生所藏书多达十余万卷。他与乡贤李文藻相交最深，两人交往30年，无论是相聚还是通信，所谈论的几乎都是有关书的话题。他有感于古往今来私人藏书“藏之一地，不能藏之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之万世”，于是作《儒藏说》，有志于借鉴仿效佛教之《大藏经》、道教之《道藏》，倡导将古代以来的学术著作收集分类整理，纂修为《儒藏》。其实，早在明万历时期，孙羽侯、曹学佺都曾先后倡导纂修《儒藏》并付之实践。曹学佺认为儒学作为古代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在中国古代的三大主流思想儒、释、道中居于首位。但是，儒学的文献却没有像佛教和道教那样得到系统地整理，儒学也没有像佛、道两教那样有自己专门的藏书，因此儒家典籍也必须收集起来，加以分门别类，建立《儒藏》。但明朝灭亡，编纂《儒藏》一事也就中止。
周永年继承发展曹学佺思想，认为天下之物只要据为私有，必然不能长时间的保存，只有化私为公才能长久保存，儒家典籍也应该像佛教和道教一样，建立《儒藏》，并多置副本，藏于天下学宫、书院及名山古刹，即便某处偶有残缺，也可以借他处补足。他在《儒藏条约三则》中说得更加具体，主张先把常见版本书籍搜集起来，在数百里内选择胜地名区，建立义学、义田，凡有志于斯事者都可以为其做出贡献，或是将其家藏之书献出，或是捐资购买图书，然后用活版印刷刻一些秘而不传的善本书籍，这样既有利于善本的保存流传也有利于书籍的流通。他认为把儒藏地设在山林空旷之地或是附近寺观有佛藏、道藏之所，可以相互卫护，再把义学、义田收入作为儒藏基金，使其能够长久经营，并推选德高望重的老人来管理藏书之事和田租收入，这样筹办儒藏之事就变得人人可办，处处可行。一县之长官，可劝一县共为之；一方之巨族，可率一方共为之，积少成多，就可推广开来。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建议给前来读书的寒门子弟，提供住宿饮食。这样天下的读书人就都有机会看书，对他们的成长继续深造及传播儒家文化典籍都有益处。周永年的儒藏说得当时学者赞同，刘音撰《广儒藏说》为之张目。也正是周永年的儒藏思想，促进了《四库全书》的纂修及七阁之储。学界为此认为，清修《四库全书》周永年倡始之功诚不可没。
周永年不但积极倡导编纂儒藏，还身体力行地建立“借书园”。他与好友桂馥、李文藻一起，献出自己藏书，放在借书园内，供人阅读、借读或抄录。鉴于园中书籍太多，查阅不方便，周永年又对这些书籍进行整理编目，遂成《借书园目录》和《借书园藏书目》。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章学诚为之作序，称他“竭数十年博采旁搜之力，弃产营书，久而始萃。今编目所录，自经部以下，凡若干万卷，而旧藏古椠、缮抄希觏之本，亦略具焉” 。当代著名目录学家王绍曾认为周永年的借书园“实为18世纪我国公共图书馆之滥觞”，是明清时期藏书家所无法相比的。
乾隆三十八年（1773）周永年入四库馆后，还把自己所藏部分罕见书籍献给四库馆。其中《四库全书》著录本以周永年的家藏本做底本的就有4部，存目本有29部。当时修《四库全书》，首先是从《永乐大典》辑佚书入手的，这是因为当时参与纂修的学者认为，宋元书籍随岁月流逝，到清初已严重散佚，而残篇断简多保存在《永乐大典》之中，因此朱筠等提议开馆校书应先从《永乐大典》辑佚书开始。但辑佚是件苦差事，四库馆臣把较容易的书辑出之后，有些纂修官就敷衍塞职，急于求成，便宣称辑佚已经完成。周永年知道后，据理力争，坚持认为其中仍有不少有价值的书没有辑出。而馆内同事也就顺水推舟把整个辑佚校勘工作推给周永年一人来完成。周永年不畏艰难，寒冬酷暑，认真校勘，批阅《永乐大典》九千余册，辑出宋刘敞、刘攽兄弟的《公是集》《彭城集》以及十几家之前未曾见过的著作，后都收入《四库全书》。周永年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苏轼幼子苏过的《斜川集》三百五十余篇。而且，周永年在之后纂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过程中也发挥主要作用。当时《四库提要》的编写由诸位名家经手，其中戴震负责经部，邵晋涵负责史部，周永年负责子部，纪昀负责集部。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提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成书仓促，谬误本多，唯释家类著录13部、存目12部，谬误尚少，他认为一定出自精通佛学者之手，最后经考证，他认为这正是出自周永年之手。
《四库全书》将竣工之际，乾隆帝又诏命修《开国方略》《满洲源流》《河源考》《职官表》，以便著录于《四库全书》。当时各编修官都想方设法参与各书编纂以邀功请赏，而没有官位的进士、举人、贡生也想据此谋得一官半职，唯周永年淡泊名利，无意参加。在四库馆期间，周永年与邵晋涵、章学诚相交最深，之间学术交流最多。
周永年为人宽厚忠信，不善经营，毕生弃产购书，以致晚年生活陷于困境，其藏书也不断散失。周永年早年在德州书院讲学时，把随身携带书籍放在朋友处，但后来全被人偷走；在济宁的书又被水冲走；四川绵阳李调元为刻《函海》从周永年处借去抄本30部，后多次索要不归。凡此，使之苦心经营的图书最后大都付之流失。但他作为一代知名学者，在图书馆学、目录学、校勘学上的贡献却永垂史册。
（韦夏宁 张玥明）
周永年
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又字书愚，因曾筑茅棚于林汲泉侧读书，故自号林汲山人，济南东流水街人，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校勘学家、目录学家。
周永年出生于普通商人家庭，父亲周堂经常往来于各地经商，视野开阔，因此非常重视对儿子的教育。他自幼聪明好学，而且记忆力超人，能过目成诵，于经、史、子、集无所不涉。同时，周永年还喜欢买书、藏书。据说在他四五岁时，有一次路过书店就掏遍口袋的钱买了《庄子》一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整天待在书店，看到有价值的或是未曾见过的书籍，便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如果钱不够哪怕是典当衣物也要把书买回。其父虽为人节俭，但见到儿子如此嗜书，也支持儿子买书，为儿子出资买书，从不吝啬。所以，在周永年20岁左右时，已藏有不少书籍，所住小楼有一半被书籍所占。而且为了改换门庭，光宗耀祖，周永年在弱冠之年，便被父亲送到学塾拜济南名士申士秀为师，学问大进。25岁时，周永年又到泺源书院师从当时经学大师沈起元学习。沈起元字子大，康熙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卿，著有《敬亭文稿》《诗草》《桂轩诗草》等，他对周永年非常欣赏，说他“其文矫然，其气凝然”。周永年离开泺源书院时，所藏四部及释道两家书已有数千卷之多，便将其藏书编成《水西书屋藏书目录》，沈起元为之作序，称誉他为齐鲁英才。
乾隆三十六年（1771），周永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同年，应历城县知县胡德琳之邀，与李文藻一起纂修《历城县志》。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馆正式开馆，周永年得刘统勋推荐入四库馆，参与《四库全书》纂修。乾隆四十四年（1779），出任贵州乡试副考官，五十六年（1791）因病致仕归养，七月病逝于济南，享年61岁。
周永年一生，无他好，独嗜书藏书，毕生所藏书多达十余万卷。他与乡贤李文藻相交最深，两人交往30年，无论是相聚还是通信，所谈论的几乎都是有关书的话题。他有感于古往今来私人藏书“藏之一地，不能藏之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之万世”，于是作《儒藏说》，有志于借鉴仿效佛教之《大藏经》、道教之《道藏》，倡导将古代以来的学术著作收集分类整理，纂修为《儒藏》。其实，早在明万历时期，孙羽侯、曹学佺都曾先后倡导纂修《儒藏》并付之实践。曹学佺认为儒学作为古代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在中国古代的三大主流思想儒、释、道中居于首位。但是，儒学的文献却没有像佛教和道教那样得到系统地整理，儒学也没有像佛、道两教那样有自己专门的藏书，因此儒家典籍也必须收集起来，加以分门别类，建立《儒藏》。但明朝灭亡，编纂《儒藏》一事也就中止。
周永年继承发展曹学佺思想，认为天下之物只要据为私有，必然不能长时间的保存，只有化私为公才能长久保存，儒家典籍也应该像佛教和道教一样，建立《儒藏》，并多置副本，藏于天下学宫、书院及名山古刹，即便某处偶有残缺，也可以借他处补足。他在《儒藏条约三则》中说得更加具体，主张先把常见版本书籍搜集起来，在数百里内选择胜地名区，建立义学、义田，凡有志于斯事者都可以为其做出贡献，或是将其家藏之书献出，或是捐资购买图书，然后用活版印刷刻一些秘而不传的善本书籍，这样既有利于善本的保存流传也有利于书籍的流通。他认为把儒藏地设在山林空旷之地或是附近寺观有佛藏、道藏之所，可以相互卫护，再把义学、义田收入作为儒藏基金，使其能够长久经营，并推选德高望重的老人来管理藏书之事和田租收入，这样筹办儒藏之事就变得人人可办，处处可行。一县之长官，可劝一县共为之；一方之巨族，可率一方共为之，积少成多，就可推广开来。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建议给前来读书的寒门子弟，提供住宿饮食。这样天下的读书人就都有机会看书，对他们的成长继续深造及传播儒家文化典籍都有益处。周永年的儒藏说得当时学者赞同，刘音撰《广儒藏说》为之张目。也正是周永年的儒藏思想，促进了《四库全书》的纂修及七阁之储。学界为此认为，清修《四库全书》周永年倡始之功诚不可没。
周永年不但积极倡导编纂儒藏，还身体力行地建立“借书园”。他与好友桂馥、李文藻一起，献出自己藏书，放在借书园内，供人阅读、借读或抄录。鉴于园中书籍太多，查阅不方便，周永年又对这些书籍进行整理编目，遂成《借书园目录》和《借书园藏书目》。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章学诚为之作序，称他“竭数十年博采旁搜之力，弃产营书，久而始萃。今编目所录，自经部以下，凡若干万卷，而旧藏古椠、缮抄希觏之本，亦略具焉” 。当代著名目录学家王绍曾认为周永年的借书园“实为18世纪我国公共图书馆之滥觞”，是明清时期藏书家所无法相比的。
乾隆三十八年（1773）周永年入四库馆后，还把自己所藏部分罕见书籍献给四库馆。其中《四库全书》著录本以周永年的家藏本做底本的就有4部，存目本有29部。当时修《四库全书》，首先是从《永乐大典》辑佚书入手的，这是因为当时参与纂修的学者认为，宋元书籍随岁月流逝，到清初已严重散佚，而残篇断简多保存在《永乐大典》之中，因此朱筠等提议开馆校书应先从《永乐大典》辑佚书开始。但辑佚是件苦差事，四库馆臣把较容易的书辑出之后，有些纂修官就敷衍塞职，急于求成，便宣称辑佚已经完成。周永年知道后，据理力争，坚持认为其中仍有不少有价值的书没有辑出。而馆内同事也就顺水推舟把整个辑佚校勘工作推给周永年一人来完成。周永年不畏艰难，寒冬酷暑，认真校勘，批阅《永乐大典》九千余册，辑出宋刘敞、刘攽兄弟的《公是集》《彭城集》以及十几家之前未曾见过的著作，后都收入《四库全书》。周永年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苏轼幼子苏过的《斜川集》三百五十余篇。而且，周永年在之后纂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过程中也发挥主要作用。当时《四库提要》的编写由诸位名家经手，其中戴震负责经部，邵晋涵负责史部，周永年负责子部，纪昀负责集部。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提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成书仓促，谬误本多，唯释家类著录13部、存目12部，谬误尚少，他认为一定出自精通佛学者之手，最后经考证，他认为这正是出自周永年之手。
《四库全书》将竣工之际，乾隆帝又诏命修《开国方略》《满洲源流》《河源考》《职官表》，以便著录于《四库全书》。当时各编修官都想方设法参与各书编纂以邀功请赏，而没有官位的进士、举人、贡生也想据此谋得一官半职，唯周永年淡泊名利，无意参加。在四库馆期间，周永年与邵晋涵、章学诚相交最深，之间学术交流最多。
周永年为人宽厚忠信，不善经营，毕生弃产购书，以致晚年生活陷于困境，其藏书也不断散失。周永年早年在德州书院讲学时，把随身携带书籍放在朋友处，但后来全被人偷走；在济宁的书又被水冲走；四川绵阳李调元为刻《函海》从周永年处借去抄本30部，后多次索要不归。凡此，使之苦心经营的图书最后大都付之流失。但他作为一代知名学者，在图书馆学、目录学、校勘学上的贡献却永垂史册。
（韦夏宁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