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广森（1752—1786），字众仲，一字撝约，号巽轩，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八世孙，衍圣公孔传铎之孙，户部主事孔继汾之次子。清代著名经学家、音韵学家和数学家。
孔广森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聪敏绝人，勤奋好学，又继承家学，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习诗书，过目不忘。少时与伯兄孔广林一起研习书法，搜集金石文字，切磋琢磨郑玄经学。乾隆三十三年（1768），孔广森赴济南乡试，与叔叔孔继涑同时考中举人，当时主考官为姚鼐，孔广森作为其门生受其影响颇深。次年，赴京师会试不第，但结识了崔述等学界名流。乾隆三十五年（1771），乾隆皇帝南巡至曲阜，适逢皇太后80岁生日庆典，孔广森奉命作祝寿诗一组献呈，获得乾隆皇帝的称赞。这年，孔广森赴礼部试年仅19岁。孔广森中进士后，以三甲第十名的身份选授翰林庶吉士，散馆授翰林检讨。他“年少入宫，翩翩华胄，一时争与交之”。然孔广森为人“性恬淡，耽著述，裹足不与要人通谒。” 因此，孔广森本应仕途大展，孰料对仕途名利不感兴趣，后来干脆辞官回家，闭门读书，潜心治学。归家后，孔广森潜心研治儒家经典，并且在家中特修建了一座书斋，以为治学之所。因仰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遂为其书斋取名为“仪郑堂”。此后，他与卢文弨、钱大昕、戴震、胡士震、姚鼐等学者多有交游论学。乾隆五十年（1785），父亲孔继汾作《孔氏家仪》涉嫌违碍字样而被族人举报遭遇官司，要被充军伊犁，孔广森变卖田产，扶病奔走于江淮河洛间，最后好不容易才救出父亲。这对他打击颇重。乾隆五十一年（1786），孔广森的祖母和父亲相继去世，更促使孔广森心力交瘁，不久便因哀伤过度而卒。
孔广森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在经学、音韵学、数学等领域却取得了不凡成就，他精于学术研究，勤于著述，笔耕不辍，所著有《春秋公羊经传通义》11卷、《大戴礼记补注》14卷、《礼学卮言》6卷、《经学卮言》6卷、《诗声类》12卷附《诗声分例》1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6卷、《仪郑堂骈俪文》3卷以及《仪郑堂诗稿》《仪郑堂文集》等。
孔广森父亲孔继汾与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学者戴震为挚友，孔广森在年少时便结识了来他家避难的戴震，并拜戴震为师，从其学习经学，尽得其思想精髓，故孔广森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受戴震影响颇深。孔广森精于“三礼”，认为经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明晓儒家经典大义，自宋以来，理学家治经或以释杂儒，或以儒入释，以己之见却称是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致使六经经典原貌尽失，孔孟本义湮没殆亡。他认为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时代较晚，并非汉学博士的传人，但自宋至清，汉学废弃，宋学兴盛，他们废弃了东汉郑玄的注释，刻意追求新奇诡辩的新注释，创立先天八卦说，朱熹删改了《大学》《孝经》，王柏删改《诗经》《尚书》，俞廷椿作《复古篇》删改《周礼》，吴澄删改《礼记》，他们的注释只是能让迂腐的儒生感到惊奇，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迷惑人。而一般人学习儒家经典，只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只会遵守官府的标准答案，而谁又去继承汉学呢？因此，他特别推崇戴震之学，认为“敏而好学，信而好古，惟成于戴君见之已”。 戴震认为要达到由字通其词、由词通其道的学术境界，必须对六书、九数、制度、名物等方面知识有深刻了解和认识，孔广森治学便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思路去做的，因之成为皖派朴学的重要传承者。姚鼐称其“将以孔子之裔传孔子之学，虽郑康成犹不足以限之” 。
清代学者大力弘扬汉代经学，而且试图以“礼学”代替“理学”，因此礼学研究在清代曾风靡一时，《大戴礼记》研究也逐渐受到学术界重视，对此书的校勘、注释日趋繁富。但在清代之前，只有北周时期学者卢辩为《大戴礼记》做过注，但孔广森认为卢氏所注，“经记绵褫，词旨简略，大义虽举，微言仍隐” 。于是孔广森博览群书，参会众说，在卢辩未注或虽注而意犹未尽之处，予以补充撰成《大戴礼记补注》14卷。他广泛收集先秦及秦汉时征引《大戴礼记》的零散资料对之进行校勘，分析字、词用意，讲解篇章结构，力图阐释其深广思想内涵，使《大戴礼记补注》成为清代第一部研究《大戴礼记》的力作。
孔广森尤擅长公羊学，代表著作为《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之一，但在历代研究《春秋》三传的学者中以对《左传》的研究最多，而较少研究《穀梁传》和《公羊传》。特别是《公羊传》，自魏晋以来，几成绝学。孔广森在研治《公羊传》时，便发现前人在研究《公羊传》时，错误不少，有违《公羊传》本义，于是不拘家法门派，非以正统今文经学公羊学派为本，而是博采众家之所长，凡与《公羊传》义理相通者，皆兼收并取，以致吸收《左传》《穀梁传》之优长。两汉以来胡母生、董仲舒、何休在研治《公羊传》方面主要致力于“微言大义”，注重其义理阐释发挥，而孔广森以朴学方法研究《公羊》学，认为“《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春秋》重义不重事” ，指出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垂范后世，对何休等学者提出的“三科九旨”之说，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认为“《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 孔广森的新“三科九旨”说，构成了他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一书的基本脉络，少了主观臆测想象成分，更接近《春秋》及《公羊传》本义。特别是他在解释《公羊》大义时，认为治理天下不仅要本之以德，还要辅之以刑，二者同时兼备则天下治，二者中稍有一方偏颇，则天下败乱沦亡。历代学者虽然对孔广森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褒贬不一，如刘逢禄、皮锡瑞等认为孔广森虽主公羊，却不守公羊家法，算不上专门之学。即如梁启超虽也认为“巽轩并不通公羊家法，其书违失传旨甚多” ，但他也同时也承认“清儒头一位治《公羊传》者为孔巽轩，著有《公羊通义》，当时称为绝学”。 亦诚如阮元所说，读孔广森的书，才知道圣志之所在。孔广森能在魏晋之后《公羊》几成绝学的情况下，将《公羊》学研究重新振起，成为清代《公羊》学研究第一人，其学术贡献无论如何是不可泯灭的。
孔广森在音韵学方面也成就非凡，所著《诗声类》《诗声分例》即是研究以《诗经》韵类为代表的上古音韵学之杰出著作。他广泛吸收陈第、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等人的研究成果，把上古韵分为18部，再把《诗经》的韵字分别归入这18部，并以每部所列韵字的第一字作为该部的韵目，分别形成阳阴声韵各9部，把上古韵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孔广森指出，这18部之间相互有一定的关系，阳声韵和阴声韵之间可以两两相配，而相配韵之间分别可以相互对转。孔广森对上古韵学研究，主要有两方面创新，一是将东冬分韵，二是提出阴阳对转说。自秦汉以来，研究《诗》学者，都认同东冬合韵的观点，孔广森在《诗声类》中首次将东冬分立而成为两个韵部，这得到后世学者如江有诰、章太炎、黄侃、王力等大力推崇赞许。而阴阳对转说则是孔广森对上古韵研究的最精到之处。所谓阴阳对转，是指主要元音相同的阴声韵和阳声韵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其实，开阴阳对转说之先河的应是戴震，他的九类二十五部以阴阳入相配就有对转说的痕迹。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提出“异平同入”，也认识到了阴阳对转说现象。但他们还都没有像孔广森如此明确系统地提出阴阳对转说概念。因此，阴阳对转说概念的确立，丰富了中国传统语音学理论，对中国语音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孔广森的《诗声类》也存在不足，孔广森认为古代没有入声，便被现代学者所否认。之后，他又作《诗声分例》，专门对《诗经》用韵加以分门归类。《诗声分例》虽写在江永《诗韵举例》之后，但比江永所作更缜密详尽，有助于了解和掌握《诗经》读韵规律。
此外，孔广森在数学方面也造诣很深。《清史稿?戴震传》认为，“震卒后，测算之学则曲阜孔广森传之”，强调了孔广森在数学方面的成就。他将秦氏方斜求圆术及《算经?商功章》求方天术加以引申推衍，发前人所未发，对古代数学中的“方田”“粟米”“差分”“少广”“方程”等原理做了详尽阐发，著成《少广正负术内外篇》6卷，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另在文学领域，孔广森的骈体文最工，所著《仪郑堂骈俪文》3卷，《清史稿》称其有汉魏六朝初唐气象之胜。汪中读后，叹为绝手。其中《戴氏遗书总序》一文，洋洋数千言，议论风发，文辞雅丽，被视为是概括戴震学术精华的最佳文笔。当代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中说：广森之学，出于戴震，而发皇推衍，自为家法。所著书如《公羊通义》《大戴礼记补注》，谨严简洁，不愧专门；《礼学卮言》尤精奥通博，多出神解；《诗声类》但分阴阳声各九类，又区别东、冬为二，实发前人所未发。当乾隆盛时，大师迭起，以少壮之年，具渊邃之学，而卓然可传者，盖必推广森为最上矣。
可谓是对孔广森学术成就较全面中肯的评价。
（韦夏宁）
孔广森
孔广森（1752—1786），字众仲，一字撝约，号巽轩，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八世孙，衍圣公孔传铎之孙，户部主事孔继汾之次子。清代著名经学家、音韵学家和数学家。
孔广森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聪敏绝人，勤奋好学，又继承家学，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习诗书，过目不忘。少时与伯兄孔广林一起研习书法，搜集金石文字，切磋琢磨郑玄经学。乾隆三十三年（1768），孔广森赴济南乡试，与叔叔孔继涑同时考中举人，当时主考官为姚鼐，孔广森作为其门生受其影响颇深。次年，赴京师会试不第，但结识了崔述等学界名流。乾隆三十五年（1771），乾隆皇帝南巡至曲阜，适逢皇太后80岁生日庆典，孔广森奉命作祝寿诗一组献呈，获得乾隆皇帝的称赞。这年，孔广森赴礼部试年仅19岁。孔广森中进士后，以三甲第十名的身份选授翰林庶吉士，散馆授翰林检讨。他“年少入宫，翩翩华胄，一时争与交之”。然孔广森为人“性恬淡，耽著述，裹足不与要人通谒。” 因此，孔广森本应仕途大展，孰料对仕途名利不感兴趣，后来干脆辞官回家，闭门读书，潜心治学。归家后，孔广森潜心研治儒家经典，并且在家中特修建了一座书斋，以为治学之所。因仰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遂为其书斋取名为“仪郑堂”。此后，他与卢文弨、钱大昕、戴震、胡士震、姚鼐等学者多有交游论学。乾隆五十年（1785），父亲孔继汾作《孔氏家仪》涉嫌违碍字样而被族人举报遭遇官司，要被充军伊犁，孔广森变卖田产，扶病奔走于江淮河洛间，最后好不容易才救出父亲。这对他打击颇重。乾隆五十一年（1786），孔广森的祖母和父亲相继去世，更促使孔广森心力交瘁，不久便因哀伤过度而卒。
孔广森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在经学、音韵学、数学等领域却取得了不凡成就，他精于学术研究，勤于著述，笔耕不辍，所著有《春秋公羊经传通义》11卷、《大戴礼记补注》14卷、《礼学卮言》6卷、《经学卮言》6卷、《诗声类》12卷附《诗声分例》1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6卷、《仪郑堂骈俪文》3卷以及《仪郑堂诗稿》《仪郑堂文集》等。
孔广森父亲孔继汾与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学者戴震为挚友，孔广森在年少时便结识了来他家避难的戴震，并拜戴震为师，从其学习经学，尽得其思想精髓，故孔广森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受戴震影响颇深。孔广森精于“三礼”，认为经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明晓儒家经典大义，自宋以来，理学家治经或以释杂儒，或以儒入释，以己之见却称是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致使六经经典原貌尽失，孔孟本义湮没殆亡。他认为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时代较晚，并非汉学博士的传人，但自宋至清，汉学废弃，宋学兴盛，他们废弃了东汉郑玄的注释，刻意追求新奇诡辩的新注释，创立先天八卦说，朱熹删改了《大学》《孝经》，王柏删改《诗经》《尚书》，俞廷椿作《复古篇》删改《周礼》，吴澄删改《礼记》，他们的注释只是能让迂腐的儒生感到惊奇，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迷惑人。而一般人学习儒家经典，只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只会遵守官府的标准答案，而谁又去继承汉学呢？因此，他特别推崇戴震之学，认为“敏而好学，信而好古，惟成于戴君见之已”。 戴震认为要达到由字通其词、由词通其道的学术境界，必须对六书、九数、制度、名物等方面知识有深刻了解和认识，孔广森治学便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思路去做的，因之成为皖派朴学的重要传承者。姚鼐称其“将以孔子之裔传孔子之学，虽郑康成犹不足以限之” 。
清代学者大力弘扬汉代经学，而且试图以“礼学”代替“理学”，因此礼学研究在清代曾风靡一时，《大戴礼记》研究也逐渐受到学术界重视，对此书的校勘、注释日趋繁富。但在清代之前，只有北周时期学者卢辩为《大戴礼记》做过注，但孔广森认为卢氏所注，“经记绵褫，词旨简略，大义虽举，微言仍隐” 。于是孔广森博览群书，参会众说，在卢辩未注或虽注而意犹未尽之处，予以补充撰成《大戴礼记补注》14卷。他广泛收集先秦及秦汉时征引《大戴礼记》的零散资料对之进行校勘，分析字、词用意，讲解篇章结构，力图阐释其深广思想内涵，使《大戴礼记补注》成为清代第一部研究《大戴礼记》的力作。
孔广森尤擅长公羊学，代表著作为《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之一，但在历代研究《春秋》三传的学者中以对《左传》的研究最多，而较少研究《穀梁传》和《公羊传》。特别是《公羊传》，自魏晋以来，几成绝学。孔广森在研治《公羊传》时，便发现前人在研究《公羊传》时，错误不少，有违《公羊传》本义，于是不拘家法门派，非以正统今文经学公羊学派为本，而是博采众家之所长，凡与《公羊传》义理相通者，皆兼收并取，以致吸收《左传》《穀梁传》之优长。两汉以来胡母生、董仲舒、何休在研治《公羊传》方面主要致力于“微言大义”，注重其义理阐释发挥，而孔广森以朴学方法研究《公羊》学，认为“《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春秋》重义不重事” ，指出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垂范后世，对何休等学者提出的“三科九旨”之说，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认为“《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 孔广森的新“三科九旨”说，构成了他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一书的基本脉络，少了主观臆测想象成分，更接近《春秋》及《公羊传》本义。特别是他在解释《公羊》大义时，认为治理天下不仅要本之以德，还要辅之以刑，二者同时兼备则天下治，二者中稍有一方偏颇，则天下败乱沦亡。历代学者虽然对孔广森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褒贬不一，如刘逢禄、皮锡瑞等认为孔广森虽主公羊，却不守公羊家法，算不上专门之学。即如梁启超虽也认为“巽轩并不通公羊家法，其书违失传旨甚多” ，但他也同时也承认“清儒头一位治《公羊传》者为孔巽轩，著有《公羊通义》，当时称为绝学”。 亦诚如阮元所说，读孔广森的书，才知道圣志之所在。孔广森能在魏晋之后《公羊》几成绝学的情况下，将《公羊》学研究重新振起，成为清代《公羊》学研究第一人，其学术贡献无论如何是不可泯灭的。
孔广森在音韵学方面也成就非凡，所著《诗声类》《诗声分例》即是研究以《诗经》韵类为代表的上古音韵学之杰出著作。他广泛吸收陈第、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等人的研究成果，把上古韵分为18部，再把《诗经》的韵字分别归入这18部，并以每部所列韵字的第一字作为该部的韵目，分别形成阳阴声韵各9部，把上古韵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孔广森指出，这18部之间相互有一定的关系，阳声韵和阴声韵之间可以两两相配，而相配韵之间分别可以相互对转。孔广森对上古韵学研究，主要有两方面创新，一是将东冬分韵，二是提出阴阳对转说。自秦汉以来，研究《诗》学者，都认同东冬合韵的观点，孔广森在《诗声类》中首次将东冬分立而成为两个韵部，这得到后世学者如江有诰、章太炎、黄侃、王力等大力推崇赞许。而阴阳对转说则是孔广森对上古韵研究的最精到之处。所谓阴阳对转，是指主要元音相同的阴声韵和阳声韵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其实，开阴阳对转说之先河的应是戴震，他的九类二十五部以阴阳入相配就有对转说的痕迹。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提出“异平同入”，也认识到了阴阳对转说现象。但他们还都没有像孔广森如此明确系统地提出阴阳对转说概念。因此，阴阳对转说概念的确立，丰富了中国传统语音学理论，对中国语音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孔广森的《诗声类》也存在不足，孔广森认为古代没有入声，便被现代学者所否认。之后，他又作《诗声分例》，专门对《诗经》用韵加以分门归类。《诗声分例》虽写在江永《诗韵举例》之后，但比江永所作更缜密详尽，有助于了解和掌握《诗经》读韵规律。
此外，孔广森在数学方面也造诣很深。《清史稿?戴震传》认为，“震卒后，测算之学则曲阜孔广森传之”，强调了孔广森在数学方面的成就。他将秦氏方斜求圆术及《算经?商功章》求方天术加以引申推衍，发前人所未发，对古代数学中的“方田”“粟米”“差分”“少广”“方程”等原理做了详尽阐发，著成《少广正负术内外篇》6卷，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另在文学领域，孔广森的骈体文最工，所著《仪郑堂骈俪文》3卷，《清史稿》称其有汉魏六朝初唐气象之胜。汪中读后，叹为绝手。其中《戴氏遗书总序》一文，洋洋数千言，议论风发，文辞雅丽，被视为是概括戴震学术精华的最佳文笔。当代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中说：广森之学，出于戴震，而发皇推衍，自为家法。所著书如《公羊通义》《大戴礼记补注》，谨严简洁，不愧专门；《礼学卮言》尤精奥通博，多出神解；《诗声类》但分阴阳声各九类，又区别东、冬为二，实发前人所未发。当乾隆盛时，大师迭起，以少壮之年，具渊邃之学，而卓然可传者，盖必推广森为最上矣。
可谓是对孔广森学术成就较全面中肯的评价。
（韦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