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藻（1730—1778），字素伯，又字茞畹，号南涧，藏书处名竹西书屋、大云山房，益都（今青州市）东关春牛街人，清代著名学者和藏书家。
一、为政清廉
李文藻自幼聪颖好学，13岁时随父亲游曹家亭子，即能模仿苏轼的《赤壁赋》作《曹家亭记》，乡人称赞其为“神童”。15岁时，李文藻已经通读《尚书》《春秋》等经典书籍，而且工诗文，21岁时补县学生。
乾隆二十四年（1759），李文藻参加山东乡试，并以第二名的成绩中举人，当时的主考官钱大昕叹其为天下之英才，对其十分赏识。填榜之日，山东按察使沈廷芳在座，也起身恭贺钱大昕慧眼识人。李文藻亦不负众望，次年会试中贡士，又次年殿试以二甲第九名中进士，而且在会试时受到房师纪昀的称赞，一时名声大噪。通过进士走上仕途之路，是很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但是，考中进士之后的李文藻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他只得了个候补知县缺，就回乡待命。临别时，纪昀送他三首诗，予以勉励。
归家期间，李文藻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应诸城知县宫懋让之邀，主持修纂《诸城县志》，经不懈努力，两年告功。《诸城县志》共计46卷，以“体裁之雅饬，搜罗之精详，文字之风华古健，其超出近今邑乘，亦几如《史》《汉》之超出诸史矣。” 王桂云《山东方志汇要》也赞其“内容丰富，详略得体，行文流畅，记事简括，力循史笔，严于考据”“为清代纂辑体之代表作，向称名志” 。可见李文藻对方志体例、编纂方法等有独到见解。此后几年，他以教书为业，先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赴德州书院授教，复于乾隆三十年（1765）到濮州丹陵书院执教鞭，直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五月至京谒选，此时距他考中进士已过了8年。
乾隆三十五年（1770）三月，李文藻授任广东恩平县知县，开始其仕宦生涯。后历新安县、潮阳县知县，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升广西桂林府同知。为疏通春安粮道，他曾三次徒步考察灵渠。由于长年累月奔走于崇山峻岭之间，“浸之以雾瘴，中之以毒岚”，李文藻染上了瘴气，到任不到一年，因痈不治，乾隆四十三年（1778）卒于任上，年仅48岁。
李文藻为官以清白强干、体恤民情著称。他署理新安县期间，抱着“若除教养非为政，敢把空言润太平” 的决心，把“阡陌巡行吾不厌”作为自己的言行准则，事必躬亲，走乡串户，调查民情，办理政务。他“拳拳语农父，看尔插秧针”，能够不顾官位威仪，亲自到田间与农民促膝交谈。在遇到民事诉讼或断案时，亦亲自下乡验尸，多次微服访察，以明真相，常为百余字的判决书，斟酌继日，耗尽心血，须发变白，查实解决了许多疑难讼案。此时县境常发生盗牛事件，由于牛的毛色相近，难以区分，因此，即便丢牛者找到自己的牛，将盗牛者抓获，但盗牛者多抵赖不认账，官府对他们也无可奈何。于是李文藻令有牛人家在各自的牛角上烙上印记，凡赶圩卖牛者，牙侩需把烙印登记在簿，并将印记交付买主。如果再有丢牛的，先把印记呈送官府，官府再派人查验市场的登记簿，牛的去向也就基本知道了，盗牛者再也无法抵赖，盗牛事件得以抑制。他的上司认为李文藻的这个办法很好，下令各县效仿。
同属肇庆府阳江县刘继邦因母病重，便请道士来“作法驱祟”，向邻居借了十几把刀绑在梯子上驱祟，恰好被一个县吏看见并起了歹心想乘机对其敲诈勒索，刘继邦拿不出钱财。县吏便取刀送到县衙，诬告其持刀造反。李文藻奉上司之命到阳江县调查此事，弄清真相后，无罪释放了刘继邦。之后，阳江县吏因其他事被弹劾，便认为是李文藻从中作梗，就派遣亲信到恩平县，暗中调查李文藻两个月，图谋进行报复，结果一无所获，沮丧而回。
乾隆三十七年（1772）李文藻调任潮阳知县。潮阳民风彪悍，时有械斗，多有伤亡。为此，李文藻命人在县衙大堂上悬挂一钲。哪里有械斗发生，地保便立即入县衙击钲，县府衙役听到钲响前往拘治械斗者，由此很快制止了械斗。潮阳东山书院年久失修，李文藻便拿出俸禄将其修葺，并聘请乡贤到书院教学，同时还购买数十部书籍作为教学之用，促进了此地的向学之风。
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文藻由潮阳知县擢广西桂林府同知。当时在潮阳、海阳、揭阳（俗称三阳）任官者，均致富以归。而李文藻离开潮阳时却囊橐萧然。
二、嗜书苦读
李文藻嗜书如命，聚书数万卷。每入肆，发现未曾见过的图书常不惜典当衣物以购买。而且他还喜欢抄书，其几万卷藏书中有不少是借师友及书商藏书抄成。
乾隆十七年（1752），李文藻打听到书商刘雪友收有自己倾慕已久但始终无法寻得的明代山东学者冯琦所编诗歌总集《海岱会集》，但刘雪友对此书不卖也不借，于是李文藻大费周折买了一件皮衣送给刘雪友，才得以允准抄录。费时近一个月，终于把书抄完。幸赖其借抄，《海岱会集》才得以流传至今。
李文藻不仅喜欢藏书，还致力于刻书。他在益都居家期间，凡是乡贤有诗文可传者，必撰次表彰或访其遗书并刊行之。宋弼纂辑《山左明诗抄》编定后，将全稿交于卢见曾刊行。孰料乾隆三十三年卢见曾得罪被抄家，数十万卷书籍尽入官府。李文藻闻讯后，立刻赶到德州官府，救出文稿，并带到广东恩平县将之刻印，《山左明诗抄》得以流传。李开先、王士禛藏书散出后，李文藻亦到处寻访，一有消息，慷慨购求。
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文藻进京谒选期间，几无日不至琉璃厂书肆以购书和借抄书。后来他专门把自己在京琉璃厂的所见所闻撰写成《琉璃厂书肆记》一文。也是在同年，他发现了惠栋的《周易述》《易汉学》《周易本义辩证》《左传补注》《古文尚书考》等书稿，便借来抄录。当时正值炎夏，但他仍能自以为乐。
乾隆三十八年（1773），李文藻应历城县知县胡德琳之邀，与周永年一起纂修《历城县志》。志修成后，得方志学家章学诚赞誉，认为该志“考核之精，皆有非他志所能及者” 。
李文藻一生孜孜不倦地抄书、购书、读书，他的好友周永年曾感慨其与李文藻交友三十年，不管是相聚还是书信往来，所谈话题几乎全围绕书籍。经过多年收集，李文藻藏书达数万卷之多，并建有藏书处竹西书屋、大云山房和训厚堂。其所藏书籍，大都予以认真校雠，留下他的墨迹。乾隆三十三年（1768），李文藻寄居济南，从胡书巢处借来《隶释》抄录一副本。乾隆三十四年五月他带着这部书进京谒选，并与钱大昕所藏抄本纪昀底本进行校对，发现胡书巢藏本与纪昀藏本都源于明万历年间王云鹭刻本。他还将朱彝尊和曹寅两人所藏《隶续》进行校对，并写《补遗》一篇。
李文藻把经过整理后的平生所藏、所见、所闻的书籍编辑成《所藏书目》《所见书目》和《所闻书目》，并详细记录每部书的作者、版本、卷次及提要。后代著名藏书家王献唐认为，“近三百年来山左的目录学大家，首推李南涧与周林汲” 。有感于得书之艰难，李文藻还刻印了许多重要书籍，包括惠栋的《九经古义》《易例》《左传补注》，江永的《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戴震的《声韵考》，钱大昕的《凤墅残帖释文》，张尔岐的《蒿庵闲话》，赵执信的《谈龙录》以及张养浩的《三事忠告》等。后周永年汇印为《贷园丛书》，流传颇广。
李文藻藏书，并没有将书束之高阁，而是让书为读书人所用。他离京赴任时，随身携带的书籍多是难以购求的抄本。在潮阳任知县时，东山书院山长郑安道借阅《说文解字》，当时李文藻手边无此书，便寄信到济南给好友周永年，同时向卸任回家的郑运使请其代为购买寄来。不久，郑运使即从扬州购得寄到，周永年也寄来一部盖有“藉圃主人”“麦谿张氏”印记的《说文解字》。到广州后，李文藻特意把周永年所寄《说文解字》送予正在教学而急需《说文解字》的冯敏昌。乾隆三十八年（1773），李文藻更把自己刊刻的书籍献给四库馆，以修《四库全书》所用。
三、尤好金石
李文藻不仅好读书、藏书，还酷爱金石。所到之处，无论学宫、寺观、岩崖、壁洞等，只要有古碑石刻，必停车周览，搜求拓印。为此他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善于拓印的仆人刘福，时刻携带纸墨跟随，以备拓印。《清史列传》称其“嗜金石，崖洞寺观，搜罗必尽” 。他自己也以“官居之贫，山水之奇，金石文字之富，天下未有也” 夸耀于人。
在岭南任职期间，他有一次奉命乘舟出迎总督，中途在南海庙中小憩时发现许多碑刻，便命仆人秉烛拓碑。等到天明，总督的船早已驶过多时。南海庙旁浴日亭有两块碑，分别刻着陈献章和苏轼的诗。凭著录，当时著名学者翁方纲认为陈献章诗是刻在苏轼诗的碑阴，但学者冯敏昌对此表示怀疑，便请教李文藻。李文藻亦不能断定，便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亲到南海庙去考察，结果发现两碑中间原来有一堵墙，把两碑连在了一起而看不到每块碑的碑阴，两碑实则是各自独立的两块碑。由此实地考察，不仅使冯敏昌的疑惑冰释涣然，翁方纲的错误也得以纠正。
广东番禺（今广州）光孝寺有李文藻寻了六七年没找到的贯休画的四个罗汉，分别为写经、伏虎、渡海和面壁。李文藻知道后，马上命人摹写下来，现藏于山东省图书馆。广西历代石刻丰富，李文藻任桂林府同知伊始，跋山涉水于桂林城内外的各个山崖洞府，对历代石刻进行详细调查，并全部拓摹，登记编目，本欲按照存、缺、佚、未见体例编辑成书，先录碑，再录古人题跋，但还没来得及付梓便病逝。其草稿残本经后人整理，刻印成《粤西金石刻记》。
李文藻经过多年搜集，整理编写了《泰山金石考》《益都金石考》《金石书录》《山东元碑录》《云门碑目》《尧陵考》等金石学著作。
（韦夏宁 张玥明）
李文藻
李文藻（1730—1778），字素伯，又字茞畹，号南涧，藏书处名竹西书屋、大云山房，益都（今青州市）东关春牛街人，清代著名学者和藏书家。
一、为政清廉
李文藻自幼聪颖好学，13岁时随父亲游曹家亭子，即能模仿苏轼的《赤壁赋》作《曹家亭记》，乡人称赞其为“神童”。15岁时，李文藻已经通读《尚书》《春秋》等经典书籍，而且工诗文，21岁时补县学生。
乾隆二十四年（1759），李文藻参加山东乡试，并以第二名的成绩中举人，当时的主考官钱大昕叹其为天下之英才，对其十分赏识。填榜之日，山东按察使沈廷芳在座，也起身恭贺钱大昕慧眼识人。李文藻亦不负众望，次年会试中贡士，又次年殿试以二甲第九名中进士，而且在会试时受到房师纪昀的称赞，一时名声大噪。通过进士走上仕途之路，是很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但是，考中进士之后的李文藻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他只得了个候补知县缺，就回乡待命。临别时，纪昀送他三首诗，予以勉励。
归家期间，李文藻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应诸城知县宫懋让之邀，主持修纂《诸城县志》，经不懈努力，两年告功。《诸城县志》共计46卷，以“体裁之雅饬，搜罗之精详，文字之风华古健，其超出近今邑乘，亦几如《史》《汉》之超出诸史矣。” 王桂云《山东方志汇要》也赞其“内容丰富，详略得体，行文流畅，记事简括，力循史笔，严于考据”“为清代纂辑体之代表作，向称名志” 。可见李文藻对方志体例、编纂方法等有独到见解。此后几年，他以教书为业，先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赴德州书院授教，复于乾隆三十年（1765）到濮州丹陵书院执教鞭，直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五月至京谒选，此时距他考中进士已过了8年。
乾隆三十五年（1770）三月，李文藻授任广东恩平县知县，开始其仕宦生涯。后历新安县、潮阳县知县，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升广西桂林府同知。为疏通春安粮道，他曾三次徒步考察灵渠。由于长年累月奔走于崇山峻岭之间，“浸之以雾瘴，中之以毒岚”，李文藻染上了瘴气，到任不到一年，因痈不治，乾隆四十三年（1778）卒于任上，年仅48岁。
李文藻为官以清白强干、体恤民情著称。他署理新安县期间，抱着“若除教养非为政，敢把空言润太平” 的决心，把“阡陌巡行吾不厌”作为自己的言行准则，事必躬亲，走乡串户，调查民情，办理政务。他“拳拳语农父，看尔插秧针”，能够不顾官位威仪，亲自到田间与农民促膝交谈。在遇到民事诉讼或断案时，亦亲自下乡验尸，多次微服访察，以明真相，常为百余字的判决书，斟酌继日，耗尽心血，须发变白，查实解决了许多疑难讼案。此时县境常发生盗牛事件，由于牛的毛色相近，难以区分，因此，即便丢牛者找到自己的牛，将盗牛者抓获，但盗牛者多抵赖不认账，官府对他们也无可奈何。于是李文藻令有牛人家在各自的牛角上烙上印记，凡赶圩卖牛者，牙侩需把烙印登记在簿，并将印记交付买主。如果再有丢牛的，先把印记呈送官府，官府再派人查验市场的登记簿，牛的去向也就基本知道了，盗牛者再也无法抵赖，盗牛事件得以抑制。他的上司认为李文藻的这个办法很好，下令各县效仿。
同属肇庆府阳江县刘继邦因母病重，便请道士来“作法驱祟”，向邻居借了十几把刀绑在梯子上驱祟，恰好被一个县吏看见并起了歹心想乘机对其敲诈勒索，刘继邦拿不出钱财。县吏便取刀送到县衙，诬告其持刀造反。李文藻奉上司之命到阳江县调查此事，弄清真相后，无罪释放了刘继邦。之后，阳江县吏因其他事被弹劾，便认为是李文藻从中作梗，就派遣亲信到恩平县，暗中调查李文藻两个月，图谋进行报复，结果一无所获，沮丧而回。
乾隆三十七年（1772）李文藻调任潮阳知县。潮阳民风彪悍，时有械斗，多有伤亡。为此，李文藻命人在县衙大堂上悬挂一钲。哪里有械斗发生，地保便立即入县衙击钲，县府衙役听到钲响前往拘治械斗者，由此很快制止了械斗。潮阳东山书院年久失修，李文藻便拿出俸禄将其修葺，并聘请乡贤到书院教学，同时还购买数十部书籍作为教学之用，促进了此地的向学之风。
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文藻由潮阳知县擢广西桂林府同知。当时在潮阳、海阳、揭阳（俗称三阳）任官者，均致富以归。而李文藻离开潮阳时却囊橐萧然。
二、嗜书苦读
李文藻嗜书如命，聚书数万卷。每入肆，发现未曾见过的图书常不惜典当衣物以购买。而且他还喜欢抄书，其几万卷藏书中有不少是借师友及书商藏书抄成。
乾隆十七年（1752），李文藻打听到书商刘雪友收有自己倾慕已久但始终无法寻得的明代山东学者冯琦所编诗歌总集《海岱会集》，但刘雪友对此书不卖也不借，于是李文藻大费周折买了一件皮衣送给刘雪友，才得以允准抄录。费时近一个月，终于把书抄完。幸赖其借抄，《海岱会集》才得以流传至今。
李文藻不仅喜欢藏书，还致力于刻书。他在益都居家期间，凡是乡贤有诗文可传者，必撰次表彰或访其遗书并刊行之。宋弼纂辑《山左明诗抄》编定后，将全稿交于卢见曾刊行。孰料乾隆三十三年卢见曾得罪被抄家，数十万卷书籍尽入官府。李文藻闻讯后，立刻赶到德州官府，救出文稿，并带到广东恩平县将之刻印，《山左明诗抄》得以流传。李开先、王士禛藏书散出后，李文藻亦到处寻访，一有消息，慷慨购求。
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文藻进京谒选期间，几无日不至琉璃厂书肆以购书和借抄书。后来他专门把自己在京琉璃厂的所见所闻撰写成《琉璃厂书肆记》一文。也是在同年，他发现了惠栋的《周易述》《易汉学》《周易本义辩证》《左传补注》《古文尚书考》等书稿，便借来抄录。当时正值炎夏，但他仍能自以为乐。
乾隆三十八年（1773），李文藻应历城县知县胡德琳之邀，与周永年一起纂修《历城县志》。志修成后，得方志学家章学诚赞誉，认为该志“考核之精，皆有非他志所能及者” 。
李文藻一生孜孜不倦地抄书、购书、读书，他的好友周永年曾感慨其与李文藻交友三十年，不管是相聚还是书信往来，所谈话题几乎全围绕书籍。经过多年收集，李文藻藏书达数万卷之多，并建有藏书处竹西书屋、大云山房和训厚堂。其所藏书籍，大都予以认真校雠，留下他的墨迹。乾隆三十三年（1768），李文藻寄居济南，从胡书巢处借来《隶释》抄录一副本。乾隆三十四年五月他带着这部书进京谒选，并与钱大昕所藏抄本纪昀底本进行校对，发现胡书巢藏本与纪昀藏本都源于明万历年间王云鹭刻本。他还将朱彝尊和曹寅两人所藏《隶续》进行校对，并写《补遗》一篇。
李文藻把经过整理后的平生所藏、所见、所闻的书籍编辑成《所藏书目》《所见书目》和《所闻书目》，并详细记录每部书的作者、版本、卷次及提要。后代著名藏书家王献唐认为，“近三百年来山左的目录学大家，首推李南涧与周林汲” 。有感于得书之艰难，李文藻还刻印了许多重要书籍，包括惠栋的《九经古义》《易例》《左传补注》，江永的《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戴震的《声韵考》，钱大昕的《凤墅残帖释文》，张尔岐的《蒿庵闲话》，赵执信的《谈龙录》以及张养浩的《三事忠告》等。后周永年汇印为《贷园丛书》，流传颇广。
李文藻藏书，并没有将书束之高阁，而是让书为读书人所用。他离京赴任时，随身携带的书籍多是难以购求的抄本。在潮阳任知县时，东山书院山长郑安道借阅《说文解字》，当时李文藻手边无此书，便寄信到济南给好友周永年，同时向卸任回家的郑运使请其代为购买寄来。不久，郑运使即从扬州购得寄到，周永年也寄来一部盖有“藉圃主人”“麦谿张氏”印记的《说文解字》。到广州后，李文藻特意把周永年所寄《说文解字》送予正在教学而急需《说文解字》的冯敏昌。乾隆三十八年（1773），李文藻更把自己刊刻的书籍献给四库馆，以修《四库全书》所用。
三、尤好金石
李文藻不仅好读书、藏书，还酷爱金石。所到之处，无论学宫、寺观、岩崖、壁洞等，只要有古碑石刻，必停车周览，搜求拓印。为此他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善于拓印的仆人刘福，时刻携带纸墨跟随，以备拓印。《清史列传》称其“嗜金石，崖洞寺观，搜罗必尽” 。他自己也以“官居之贫，山水之奇，金石文字之富，天下未有也” 夸耀于人。
在岭南任职期间，他有一次奉命乘舟出迎总督，中途在南海庙中小憩时发现许多碑刻，便命仆人秉烛拓碑。等到天明，总督的船早已驶过多时。南海庙旁浴日亭有两块碑，分别刻着陈献章和苏轼的诗。凭著录，当时著名学者翁方纲认为陈献章诗是刻在苏轼诗的碑阴，但学者冯敏昌对此表示怀疑，便请教李文藻。李文藻亦不能断定，便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亲到南海庙去考察，结果发现两碑中间原来有一堵墙，把两碑连在了一起而看不到每块碑的碑阴，两碑实则是各自独立的两块碑。由此实地考察，不仅使冯敏昌的疑惑冰释涣然，翁方纲的错误也得以纠正。
广东番禺（今广州）光孝寺有李文藻寻了六七年没找到的贯休画的四个罗汉，分别为写经、伏虎、渡海和面壁。李文藻知道后，马上命人摹写下来，现藏于山东省图书馆。广西历代石刻丰富，李文藻任桂林府同知伊始，跋山涉水于桂林城内外的各个山崖洞府，对历代石刻进行详细调查，并全部拓摹，登记编目，本欲按照存、缺、佚、未见体例编辑成书，先录碑，再录古人题跋，但还没来得及付梓便病逝。其草稿残本经后人整理，刻印成《粤西金石刻记》。
李文藻经过多年搜集，整理编写了《泰山金石考》《益都金石考》《金石书录》《山东元碑录》《云门碑目》《尧陵考》等金石学著作。
（韦夏宁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