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骕（1621—1673），字宛斯，一字骢御，邹平人。博学好古，精研经史，以研究夏、商、周三代历史成就非凡，被时人称誉为“马三代”。他的著作《左传事纬》和《绎史》对清代史学发展影响尤巨，为清初颇有成就的古史学家。
一、为政勤谨廉能
马骕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其先祖由直隶枣强迁居长山城西南之马庄（今邹平西董街道马庄）。其祖父马九功（字惟叙，号肖南）乐善好施，赢得乡邻称赞，后授两淮盐运副使，乡里称其家为“忠义门”。其父马献明好读书，中秀才，但不幸早逝。马骕对母亲非常孝顺，经常帮助母亲料理一些家务，分担日常生活忧劳。马骕的妻子“俭勤恪顺，妇职具宜”，但不幸早马骕25年而去世。
马骕在伯父接济下入私塾读书，他勤奋好学，认真刻苦。经常是废寝忘食，手不离书。遇经史内容晦涩难懂之处，也从未言放弃，而是认真思考，还创造了为弄懂文章含义而“辄仿古为图画”的读书法。
马骕生长于明后期，此时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明天启元年（1621）后金不断入关骚扰，天启七年（1627）又爆发农民起义，起义烽火燃遍北方。山东地区更是战火频仍，民不聊生。目睹这一切的马骕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于是更加发愤读书，四书五经、百家之言无不博览。
入清以后，清政府为强固统治基础，也为笼络读书人，选拔治国人才，遂于顺治二年（1645）恢复科举制度，于是马骕决意参加科考，以谋出路。顺治十五年（1658）恩科乡试中举人，次年成进士。初“谒选居京邸，用才望，与顺天乡试同考官”。直到康熙六年（1667）才被任命为淮安府推官。在职仅3个月便因朝廷裁撤推官而赋闲在家。但任推官的这3个月，马骕尽职尽责，清正廉洁，平反了数起冤假错案。
康熙八年（1669），马骕复任安徽灵璧知县。马骕到任时，灵璧县不仅正值荒年，而且因各项苛捐杂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目睹百姓食不果腹、土地荒芜的情况，马骕走访民情，采取招抚流民、蠲免赋税等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他处处替百姓着想，“为灵璧蠲荒灾，除陋弊，刻石县门，岁省民力亡算，流亡复业者数千家。” 因此深受百姓爱戴。马骕任灵璧县令4年，卒于任。他为官清廉，颇有政绩，时人称其“廉能”。灵璧百姓为怀念他，联名上书朝廷愿世世祭祀，得到朝廷批准，马骕遂入灵璧县名宦祠。
二、《左传事纬》及其学术价值
马骕自幼“颖敏强记”，博览群书，“于《左氏春秋》为尤癖”。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也说他“生而清羸，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学。”但编年体裁的《左传》，因诸事杂陈，一历史事件自酝酿、发生至结束，往往延及数月乃至数年，使人难以稽其首尾，不容易了解其全貌，于是马骕便“易编年为叙事”，采用纪事本末体著成《左传事纬》一书，详述鲁隐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间的春秋史。全书共计20卷，108篇，其中《事纬》12卷，附录8卷，凡数万言。该书按事类立目，再按时间先后编排史料，将《左传》所记史实重新剪裁，每篇首尾完整，眉目清楚，使读者能“一览即解”，可读性强。如书中所记“齐桓霸业”“晋王建霸”“楚庄争霸”“郑子产相国”“越勾践灭吴”等重大历史事件，便于读者了解其来龙去脉。马骕在完整记述一件事后，篇末多附有史评性文字，阐发自己的见解。附录有杜预、孔颖达序与《左丘明小传》、辩例、图说、览古随笔、名氏谱、左传字音等内容，其中图说考证尤为详明。
《左传事纬》能够以史解经，以史事“发明经传”，不论是在史料运用、对整个历史事件把握以及体裁综合运用上都有独到见解和贡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骕于左氏，实能融会贯通，故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亦考证精详，可知专门之学与涉猎者相去远矣。” 《左传事纬》也是影响后世的一部力作。今人朱东润认为《左传事纬》是研究《左氏春秋》不可不读的一部书，他说其《左传选》在选材时基本靠的就是《左传事纬》。
三、《绎史》及其学术价值
《绎史》是马骕一生中用力最勤、费时最长的一部史学巨著。他从顺治十四年（1657）开始编纂此书，直至康熙八年（1669）完成，前后长达十余年。该书取材宏富，旁征博引，在《左传事纬》的基础上，内容时间上限扩展到太古，下至秦亡，全书共160篇，每篇一卷，约一百八十万字。该书首为《征言》，详细说明编纂绎史的原因、宗旨及全书的结构和取材的标准。书的正文则划分为5部分，一为太古，记三皇五帝时期的传说与史事，共10篇；二为三代，记夏商周三代传说与史事，共20篇；三为春秋，记鲁十二公史实，共70篇；四为战国，记三家分晋至秦朝灭亡，共50篇；五为外录，记天官书、地理志、名物训诂、制度等，共10篇。前四部分是分篇记载人物或者事件，后一部分是对前四部分的补充说明。在《征言》之后，每部分之前都列有世系图和年表，此外，书中某些篇章如“周官之制”后附图8幅，在外录部分也配有相关图表，以方便读者理解。马骕还借用《汉书?五行志》之法，篇幅大内容多的或分为上下两篇，或分为四五篇。
《征言》论述《绎史》编纂的宗旨是：“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 马骕所言的十二代是指三皇五帝和夏商周秦时代。他记述了很多关于远古时期的传说，并从中探讨治乱兴衰的原因，认为三皇五帝时期都是传位于至德至贤之人，而不是传位于至亲。并且对于商周两代的兴替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周是“世德日积”，而商是“恶德日增”。他还详细分析了名、法、儒、墨等诸子百家学说及其理论，书中主要篇目就列有“管子著书”“老子道教”“孔子类记”“子思、孟子言行”“列庄之学”“荀子著书”等，还记述了当时各国政治关系和分合形势。
《绎史》在体裁上更是“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创造了集记事、记人、图表、书志于一体的综合体编纂体例。书的前四部分，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武王克殷”“齐桓公霸业”“晋文公霸业”等内容，都是采用纪事本末体，详述整个事件，以便读者能够了解整个事件的始终本末。书中所记诸子百家学说与事迹，所列“韩非刑名之学”“杨朱墨翟之言”诸目不仅富有纪传体特色，而且又具学案体特点。而外录部分，如“天官书”“地理志”“食货志”“名物训诂”等，考证叙述典章制度、名物训诂及天文地理等内容，则具有典制体的意蕴。故全书实际综合运用了纪事本末体、纪传体、学案体、典制体等，首开综合体史书之先例。清初史家章学诚在探讨史书编纂该采用何种体例时，亦曾设想一种能够具备各个体例之长的综合体例，这与马骕的史学实践可谓不谋而合。梁启超曾对《绎史》的编纂体例予以充分肯定，称道“其体例之别创，却有足多者，盖彼稍具文化史雏形，视魏晋以后史家专详朝廷政令者盖有间矣”。
《绎史》取材宏富，仅《征言》就征引文献约两百种。同时，马骕并非盲目选取资料，而是按书的内容作为取材标准。如一是除了列为学官的四子书（《论语》《大学》《中庸》等）不录外，“经史子集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有的是选取其中所记事件，有的摘录其中所录文章，有的全部选用，有的则选取一部分；二是对“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不遗漏，如《神农本草》《黄帝内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等；三是对“真赝错杂者”则“取其强半”，如《鬼谷子》《尉缭子》《鹖冠子》等；四是对“附托全伪者”则“仅存要略”，如《六韬》《亢仓子》《子华子》等；五是对“汉魏以前称述古事者”则“兼为采缀，以观异同”，如《史记》《后汉书》《淮南子》《白虎通》《华阳国志》等；六是对“全书阙佚，其名仅见”的书则“取诸笺注之类萃之帙”，如《黄帝内传》《出军诀》《十三经注疏》《汉书注》等。对此，《四库全书总目》给予高度评价，称其“搜罗繁复，词必有征，实非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所可及”。 书前李清序称其“邈思闳览”，能够把众家学术思想搜罗包括。时人也把《绎史》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并称为清初“三大奇书”。顾炎武读《绎史》后赞其为“必传之作也”。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皇帝特命大学士张玉书专程赴邹平购得《绎史》原版，藏入内府。
除了《左传事纬》和《绎史》之外，马骕还辑成一部卷帙浩繁的丛书《十三代瑰书》，此书收集了自周秦以下十三朝的经史子集各类著作数百部。但遗憾的是这部书在马骕生前一直没有刻版，马骕逝世后，原稿被辗转典卖，逐渐散佚。此外，马骕亦参与纂修主编《邹平县志》8卷，该书由顾炎武校订、施闰章作序，传世顺治十七年版《邹平县志》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及“经名儒精心结撰”之清代方志时，即首列马骕之《邹平县志》。
（张晓静 张熙惟）
马骕
马骕（1621—1673），字宛斯，一字骢御，邹平人。博学好古，精研经史，以研究夏、商、周三代历史成就非凡，被时人称誉为“马三代”。他的著作《左传事纬》和《绎史》对清代史学发展影响尤巨，为清初颇有成就的古史学家。
一、为政勤谨廉能
马骕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其先祖由直隶枣强迁居长山城西南之马庄（今邹平西董街道马庄）。其祖父马九功（字惟叙，号肖南）乐善好施，赢得乡邻称赞，后授两淮盐运副使，乡里称其家为“忠义门”。其父马献明好读书，中秀才，但不幸早逝。马骕对母亲非常孝顺，经常帮助母亲料理一些家务，分担日常生活忧劳。马骕的妻子“俭勤恪顺，妇职具宜”，但不幸早马骕25年而去世。
马骕在伯父接济下入私塾读书，他勤奋好学，认真刻苦。经常是废寝忘食，手不离书。遇经史内容晦涩难懂之处，也从未言放弃，而是认真思考，还创造了为弄懂文章含义而“辄仿古为图画”的读书法。
马骕生长于明后期，此时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明天启元年（1621）后金不断入关骚扰，天启七年（1627）又爆发农民起义，起义烽火燃遍北方。山东地区更是战火频仍，民不聊生。目睹这一切的马骕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于是更加发愤读书，四书五经、百家之言无不博览。
入清以后，清政府为强固统治基础，也为笼络读书人，选拔治国人才，遂于顺治二年（1645）恢复科举制度，于是马骕决意参加科考，以谋出路。顺治十五年（1658）恩科乡试中举人，次年成进士。初“谒选居京邸，用才望，与顺天乡试同考官”。直到康熙六年（1667）才被任命为淮安府推官。在职仅3个月便因朝廷裁撤推官而赋闲在家。但任推官的这3个月，马骕尽职尽责，清正廉洁，平反了数起冤假错案。
康熙八年（1669），马骕复任安徽灵璧知县。马骕到任时，灵璧县不仅正值荒年，而且因各项苛捐杂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目睹百姓食不果腹、土地荒芜的情况，马骕走访民情，采取招抚流民、蠲免赋税等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他处处替百姓着想，“为灵璧蠲荒灾，除陋弊，刻石县门，岁省民力亡算，流亡复业者数千家。” 因此深受百姓爱戴。马骕任灵璧县令4年，卒于任。他为官清廉，颇有政绩，时人称其“廉能”。灵璧百姓为怀念他，联名上书朝廷愿世世祭祀，得到朝廷批准，马骕遂入灵璧县名宦祠。
二、《左传事纬》及其学术价值
马骕自幼“颖敏强记”，博览群书，“于《左氏春秋》为尤癖”。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也说他“生而清羸，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学。”但编年体裁的《左传》，因诸事杂陈，一历史事件自酝酿、发生至结束，往往延及数月乃至数年，使人难以稽其首尾，不容易了解其全貌，于是马骕便“易编年为叙事”，采用纪事本末体著成《左传事纬》一书，详述鲁隐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间的春秋史。全书共计20卷，108篇，其中《事纬》12卷，附录8卷，凡数万言。该书按事类立目，再按时间先后编排史料，将《左传》所记史实重新剪裁，每篇首尾完整，眉目清楚，使读者能“一览即解”，可读性强。如书中所记“齐桓霸业”“晋王建霸”“楚庄争霸”“郑子产相国”“越勾践灭吴”等重大历史事件，便于读者了解其来龙去脉。马骕在完整记述一件事后，篇末多附有史评性文字，阐发自己的见解。附录有杜预、孔颖达序与《左丘明小传》、辩例、图说、览古随笔、名氏谱、左传字音等内容，其中图说考证尤为详明。
《左传事纬》能够以史解经，以史事“发明经传”，不论是在史料运用、对整个历史事件把握以及体裁综合运用上都有独到见解和贡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骕于左氏，实能融会贯通，故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亦考证精详，可知专门之学与涉猎者相去远矣。” 《左传事纬》也是影响后世的一部力作。今人朱东润认为《左传事纬》是研究《左氏春秋》不可不读的一部书，他说其《左传选》在选材时基本靠的就是《左传事纬》。
三、《绎史》及其学术价值
《绎史》是马骕一生中用力最勤、费时最长的一部史学巨著。他从顺治十四年（1657）开始编纂此书，直至康熙八年（1669）完成，前后长达十余年。该书取材宏富，旁征博引，在《左传事纬》的基础上，内容时间上限扩展到太古，下至秦亡，全书共160篇，每篇一卷，约一百八十万字。该书首为《征言》，详细说明编纂绎史的原因、宗旨及全书的结构和取材的标准。书的正文则划分为5部分，一为太古，记三皇五帝时期的传说与史事，共10篇；二为三代，记夏商周三代传说与史事，共20篇；三为春秋，记鲁十二公史实，共70篇；四为战国，记三家分晋至秦朝灭亡，共50篇；五为外录，记天官书、地理志、名物训诂、制度等，共10篇。前四部分是分篇记载人物或者事件，后一部分是对前四部分的补充说明。在《征言》之后，每部分之前都列有世系图和年表，此外，书中某些篇章如“周官之制”后附图8幅，在外录部分也配有相关图表，以方便读者理解。马骕还借用《汉书?五行志》之法，篇幅大内容多的或分为上下两篇，或分为四五篇。
《征言》论述《绎史》编纂的宗旨是：“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 马骕所言的十二代是指三皇五帝和夏商周秦时代。他记述了很多关于远古时期的传说，并从中探讨治乱兴衰的原因，认为三皇五帝时期都是传位于至德至贤之人，而不是传位于至亲。并且对于商周两代的兴替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周是“世德日积”，而商是“恶德日增”。他还详细分析了名、法、儒、墨等诸子百家学说及其理论，书中主要篇目就列有“管子著书”“老子道教”“孔子类记”“子思、孟子言行”“列庄之学”“荀子著书”等，还记述了当时各国政治关系和分合形势。
《绎史》在体裁上更是“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创造了集记事、记人、图表、书志于一体的综合体编纂体例。书的前四部分，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武王克殷”“齐桓公霸业”“晋文公霸业”等内容，都是采用纪事本末体，详述整个事件，以便读者能够了解整个事件的始终本末。书中所记诸子百家学说与事迹，所列“韩非刑名之学”“杨朱墨翟之言”诸目不仅富有纪传体特色，而且又具学案体特点。而外录部分，如“天官书”“地理志”“食货志”“名物训诂”等，考证叙述典章制度、名物训诂及天文地理等内容，则具有典制体的意蕴。故全书实际综合运用了纪事本末体、纪传体、学案体、典制体等，首开综合体史书之先例。清初史家章学诚在探讨史书编纂该采用何种体例时，亦曾设想一种能够具备各个体例之长的综合体例，这与马骕的史学实践可谓不谋而合。梁启超曾对《绎史》的编纂体例予以充分肯定，称道“其体例之别创，却有足多者，盖彼稍具文化史雏形，视魏晋以后史家专详朝廷政令者盖有间矣”。
《绎史》取材宏富，仅《征言》就征引文献约两百种。同时，马骕并非盲目选取资料，而是按书的内容作为取材标准。如一是除了列为学官的四子书（《论语》《大学》《中庸》等）不录外，“经史子集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有的是选取其中所记事件，有的摘录其中所录文章，有的全部选用，有的则选取一部分；二是对“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不遗漏，如《神农本草》《黄帝内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等；三是对“真赝错杂者”则“取其强半”，如《鬼谷子》《尉缭子》《鹖冠子》等；四是对“附托全伪者”则“仅存要略”，如《六韬》《亢仓子》《子华子》等；五是对“汉魏以前称述古事者”则“兼为采缀，以观异同”，如《史记》《后汉书》《淮南子》《白虎通》《华阳国志》等；六是对“全书阙佚，其名仅见”的书则“取诸笺注之类萃之帙”，如《黄帝内传》《出军诀》《十三经注疏》《汉书注》等。对此，《四库全书总目》给予高度评价，称其“搜罗繁复，词必有征，实非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所可及”。 书前李清序称其“邈思闳览”，能够把众家学术思想搜罗包括。时人也把《绎史》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并称为清初“三大奇书”。顾炎武读《绎史》后赞其为“必传之作也”。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皇帝特命大学士张玉书专程赴邹平购得《绎史》原版，藏入内府。
除了《左传事纬》和《绎史》之外，马骕还辑成一部卷帙浩繁的丛书《十三代瑰书》，此书收集了自周秦以下十三朝的经史子集各类著作数百部。但遗憾的是这部书在马骕生前一直没有刻版，马骕逝世后，原稿被辗转典卖，逐渐散佚。此外，马骕亦参与纂修主编《邹平县志》8卷，该书由顾炎武校订、施闰章作序，传世顺治十七年版《邹平县志》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及“经名儒精心结撰”之清代方志时，即首列马骕之《邹平县志》。
（张晓静 张熙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