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以渐（1609—1665），字于磐，号星岩，聊城人。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著名史学家。后世学者尊称他为“星岩先生”。
傅以渐出身于聊城名门望族。傅氏远祖傅回，明宪宗成化年间曾任山东冠县县令。傅以渐之五世祖傅祥（傅回之子）定居聊城，虽靠经商起家，但却重视诗书传家，督责子孙攻读举子之业。傅以渐自幼聪敏，好学强记，悟性很高。他7岁入塾馆学习经史，又从师于当时名儒孙肇兴，习义理之学。再到聊城的东南书院，研读“四书”“五经”，希望通过科举光耀门楣。然青年时代的傅以渐正逢明清鼎革，故直到35岁仍未获得任何功名。
清朝建立后，为巩固政权，笼络人心，于顺治二年（1645）恢复科举，开科取士。傅以渐先参加乡试中举，翌年（顺治三年，1646）入京会试，得中贡士，殿试对策擢为一甲第一名，成为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位状元。初授内弘文院修纂，次年任会试同考官。顺治五年（1648），傅以渐以史学功底深厚，被任命为《明史》纂修官。顺治八年（1651）擢为国史院侍讲，次年迁左庶子。后累次升迁，历官秘书院侍讲学士、少詹士、国史院学士、教习庶吉士、国史院大学士，终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加封少保，进阶为光禄大夫，备受皇帝信任。
傅以渐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权谋私。他清廉简朴，任职勤勉，克己奉公，宽容大度。身居相位却从不张扬，其他官员上朝时都坐轿，而傅以渐却经常骑一头毛驴上朝。此事被顺治帝知道后，亲绘一幅《状元骑驴图》相赐，并题上宋代苏轼《题云龙山放鹤亭》诗，只是诗中最后一句“状元归去马如飞”改为“状元归去驴如飞”，傅以渐泰然接受。傅以渐又能宅厚待人，一次故里家人因宅基地而与邻居发生纠纷，家人提出诉讼。当地官员便将此种情况告知傅以渐请求裁决，傅以渐立即写信寄回家中，信中言道：“千里来书为堵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读后才恍然大悟，随即撤回诉讼，主动退让3尺，而邻居也因此很受感动，也主动退让3尺，于是留出了6尺宽的胡同。后来康熙帝出巡至此，知道此事后亲自命名该街为“仁义胡同”，一时间传为佳话。
傅以渐为官勤勉，能识大局。在任会试考官时，他曾极力建议朝廷准许考官带所需书籍入贡院以备参考，以便公平取士，顺治帝采纳他的意见。顺治十四年（1657），皇太后生病，顺治帝无心批阅奏章，于是命傅以渐代批。傅以渐日以继夜，3日内就处理完积压奏章，受到顺治帝嘉奖。他处政多为百姓着想，经常提醒皇帝吸取前朝灭亡教训，更好地治理国家，利国利民。顺治十五年（1658）他主持会试时，日夜操劳，殚精竭虑，生怕耽误举子们的前程，辜负皇帝信任。由于过度劳累，甚至咳血，遂上疏乞归，不允。而他也终不负重托，选拔贡生四百余名，顺治帝为此十分感动，称他“恪勤职业，股肱竭力”。
傅以渐为官“既清且慎，不争不党”，不染官场陋习，受众大臣称赞与钦佩。他不仅在政治上受到重用，也是文化重臣，他以渊博学识和严谨态度参与多部史书的编纂。顺治五年（1648），傅以渐被任命为《明史》纂修官。顺治九年（1652），奉诏与修《太宗文皇帝实录》。顺治十二年（1655），御定《资政要览》书成，诸大臣奉旨作序，傅以渐的后序语言朴实，平易近人，他没有浓墨歌颂皇帝英明，也没有表达自己对朝廷如何忠诚，而是用大量笔墨阐述他对“资政”的看法，因此其序得到皇帝肯定。顺治十二年（1655）四月，顺治帝下诏仿效《贞观政要》《洪武宝训》等书，分门别类，详加采辑，汇成一册，以供顺治帝及后世子孙参阅借鉴，并将之命名为《太祖圣训》《太宗圣训》，任命傅以渐担任总裁官。同年，顺治帝御纂《劝善要言》，卷后仍命傅以渐为之序。明万历年间开始修撰的《赋役全书》久未修订，顺治十一年（1654）户部对此书作部分修饰后，傅以渐再奉命重新审核定稿。顺治十三年（1656），顺治帝又下诏将前朝所修史书，广加搜求，删繁考订，汇为《通鉴全书》，傅以渐再充任《通鉴全书》编纂总裁官。
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是一位十分杰出的女政治家，她在清朝建立之初辅佐幼帝巩固清朝基业，功不可没。她曾令顺治帝把内治内教方面的典型事例编订成册，以达教化天下、稳固统治的目的。为此，顺治十二年（1655），傅以渐奉旨纂《内则衍义》。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书成，顺治帝撰写长篇序言。《内则衍义》凡16卷，以《礼记?内则篇》为本，援引经史诸书作为辅证推阐之。全书分为8纲，32子目：一为孝之道，下分事舅姑、事父母两个子目；二为敬之道，下分事夫、劝学、佐忠、赞廉、重贤5个子目；三为教之道，下分教子、勉学、训忠3个子目；四为礼之道，下分敬祭祀、肃家政、定变、守贞、殉节、端好尚、崇俭约、谨言、慎仪9个子目；五为让之道，下分崇谦退、和妯娌、睦宗族、待外戚4个子目；六为慈之道，下分逮下、慈幼、敦仁、爱民、宥过5个子目；七为勤之道，下分女工、饮食2个子目；八为学之道，下分好学、著书2个子目。分类详尽，对子女、妻子、母亲这些角色皆有标准和规定，是规范女性社会行为的理论准则，成为中国古代妇女教育的教科书。
顺治帝亲政后“崇儒重道”，尤注重强固思想文化统治，于顺治十四年二月下诏说：《易经》义理深邃，内容宏富，自魏王弼、唐孔颖达有《注》与《正义》，宋程颐有《传》，朱熹有《本义》，明永乐间命人将元以前各家之说汇编为《周易大全》，但其中同异繁简并存，可改正之处颇多，今需将其详加采择，辑成一编，务求能够融会贯通，析理精深，约而能该，详而不复，“以称朕阐明四圣作述至意”。为此，傅以渐与曹本荣奉命整理历代学者对《易经》的注疏，共同主持修撰《易经通注》。傅以渐、曹本荣两人谨遵顺治皇帝的旨意，广搜资料仔细编审，日以继夜不辞辛劳，不到一年的时间即编出《易经通注》9卷。每卷首列《易经》原文，然后再对原文一一进行阐释，书中着重突出两方面内容：一是经世致用思想。即统治者要注重加强自身修养，时刻自省，“体悉民隐”，由此才能“民必归之”。为君者还应“亲贤臣，远小人”，唯贤是从，这样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永保安宁。二是忧患思想。强调君主要戒骄戒躁，要有忧患意识，随时保持警惕，积极处理政务，体恤百姓，吸取前朝教训，防患于未然，才能稳固统治。故傅以渐遂贵为宰相，但他并不过多染指政治，而是主要发挥其文化顾问的作用，这也成为他深受顺治皇帝倚重的重要原因。
傅以渐于经史之外，在天文、地理、礼乐、法律、兵农、漕运、马政等方面均有研究。所著有《贞固斋诗集》《太史名篇》《中规篇》《诗经礼记春秋题说》《续义》，曾为康熙《聊城县志》作序。傅以渐治学严谨，精通经史，博览群书，学识渊博，道德文章为一时之冠。清大学士杜立德曾称颂他是哲人，是名贤，事功经济，著述可传。
（张晓静 张玥明）
傅以渐
傅以渐（1609—1665），字于磐，号星岩，聊城人。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著名史学家。后世学者尊称他为“星岩先生”。
傅以渐出身于聊城名门望族。傅氏远祖傅回，明宪宗成化年间曾任山东冠县县令。傅以渐之五世祖傅祥（傅回之子）定居聊城，虽靠经商起家，但却重视诗书传家，督责子孙攻读举子之业。傅以渐自幼聪敏，好学强记，悟性很高。他7岁入塾馆学习经史，又从师于当时名儒孙肇兴，习义理之学。再到聊城的东南书院，研读“四书”“五经”，希望通过科举光耀门楣。然青年时代的傅以渐正逢明清鼎革，故直到35岁仍未获得任何功名。
清朝建立后，为巩固政权，笼络人心，于顺治二年（1645）恢复科举，开科取士。傅以渐先参加乡试中举，翌年（顺治三年，1646）入京会试，得中贡士，殿试对策擢为一甲第一名，成为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位状元。初授内弘文院修纂，次年任会试同考官。顺治五年（1648），傅以渐以史学功底深厚，被任命为《明史》纂修官。顺治八年（1651）擢为国史院侍讲，次年迁左庶子。后累次升迁，历官秘书院侍讲学士、少詹士、国史院学士、教习庶吉士、国史院大学士，终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加封少保，进阶为光禄大夫，备受皇帝信任。
傅以渐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权谋私。他清廉简朴，任职勤勉，克己奉公，宽容大度。身居相位却从不张扬，其他官员上朝时都坐轿，而傅以渐却经常骑一头毛驴上朝。此事被顺治帝知道后，亲绘一幅《状元骑驴图》相赐，并题上宋代苏轼《题云龙山放鹤亭》诗，只是诗中最后一句“状元归去马如飞”改为“状元归去驴如飞”，傅以渐泰然接受。傅以渐又能宅厚待人，一次故里家人因宅基地而与邻居发生纠纷，家人提出诉讼。当地官员便将此种情况告知傅以渐请求裁决，傅以渐立即写信寄回家中，信中言道：“千里来书为堵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读后才恍然大悟，随即撤回诉讼，主动退让3尺，而邻居也因此很受感动，也主动退让3尺，于是留出了6尺宽的胡同。后来康熙帝出巡至此，知道此事后亲自命名该街为“仁义胡同”，一时间传为佳话。
傅以渐为官勤勉，能识大局。在任会试考官时，他曾极力建议朝廷准许考官带所需书籍入贡院以备参考，以便公平取士，顺治帝采纳他的意见。顺治十四年（1657），皇太后生病，顺治帝无心批阅奏章，于是命傅以渐代批。傅以渐日以继夜，3日内就处理完积压奏章，受到顺治帝嘉奖。他处政多为百姓着想，经常提醒皇帝吸取前朝灭亡教训，更好地治理国家，利国利民。顺治十五年（1658）他主持会试时，日夜操劳，殚精竭虑，生怕耽误举子们的前程，辜负皇帝信任。由于过度劳累，甚至咳血，遂上疏乞归，不允。而他也终不负重托，选拔贡生四百余名，顺治帝为此十分感动，称他“恪勤职业，股肱竭力”。
傅以渐为官“既清且慎，不争不党”，不染官场陋习，受众大臣称赞与钦佩。他不仅在政治上受到重用，也是文化重臣，他以渊博学识和严谨态度参与多部史书的编纂。顺治五年（1648），傅以渐被任命为《明史》纂修官。顺治九年（1652），奉诏与修《太宗文皇帝实录》。顺治十二年（1655），御定《资政要览》书成，诸大臣奉旨作序，傅以渐的后序语言朴实，平易近人，他没有浓墨歌颂皇帝英明，也没有表达自己对朝廷如何忠诚，而是用大量笔墨阐述他对“资政”的看法，因此其序得到皇帝肯定。顺治十二年（1655）四月，顺治帝下诏仿效《贞观政要》《洪武宝训》等书，分门别类，详加采辑，汇成一册，以供顺治帝及后世子孙参阅借鉴，并将之命名为《太祖圣训》《太宗圣训》，任命傅以渐担任总裁官。同年，顺治帝御纂《劝善要言》，卷后仍命傅以渐为之序。明万历年间开始修撰的《赋役全书》久未修订，顺治十一年（1654）户部对此书作部分修饰后，傅以渐再奉命重新审核定稿。顺治十三年（1656），顺治帝又下诏将前朝所修史书，广加搜求，删繁考订，汇为《通鉴全书》，傅以渐再充任《通鉴全书》编纂总裁官。
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是一位十分杰出的女政治家，她在清朝建立之初辅佐幼帝巩固清朝基业，功不可没。她曾令顺治帝把内治内教方面的典型事例编订成册，以达教化天下、稳固统治的目的。为此，顺治十二年（1655），傅以渐奉旨纂《内则衍义》。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书成，顺治帝撰写长篇序言。《内则衍义》凡16卷，以《礼记?内则篇》为本，援引经史诸书作为辅证推阐之。全书分为8纲，32子目：一为孝之道，下分事舅姑、事父母两个子目；二为敬之道，下分事夫、劝学、佐忠、赞廉、重贤5个子目；三为教之道，下分教子、勉学、训忠3个子目；四为礼之道，下分敬祭祀、肃家政、定变、守贞、殉节、端好尚、崇俭约、谨言、慎仪9个子目；五为让之道，下分崇谦退、和妯娌、睦宗族、待外戚4个子目；六为慈之道，下分逮下、慈幼、敦仁、爱民、宥过5个子目；七为勤之道，下分女工、饮食2个子目；八为学之道，下分好学、著书2个子目。分类详尽，对子女、妻子、母亲这些角色皆有标准和规定，是规范女性社会行为的理论准则，成为中国古代妇女教育的教科书。
顺治帝亲政后“崇儒重道”，尤注重强固思想文化统治，于顺治十四年二月下诏说：《易经》义理深邃，内容宏富，自魏王弼、唐孔颖达有《注》与《正义》，宋程颐有《传》，朱熹有《本义》，明永乐间命人将元以前各家之说汇编为《周易大全》，但其中同异繁简并存，可改正之处颇多，今需将其详加采择，辑成一编，务求能够融会贯通，析理精深，约而能该，详而不复，“以称朕阐明四圣作述至意”。为此，傅以渐与曹本荣奉命整理历代学者对《易经》的注疏，共同主持修撰《易经通注》。傅以渐、曹本荣两人谨遵顺治皇帝的旨意，广搜资料仔细编审，日以继夜不辞辛劳，不到一年的时间即编出《易经通注》9卷。每卷首列《易经》原文，然后再对原文一一进行阐释，书中着重突出两方面内容：一是经世致用思想。即统治者要注重加强自身修养，时刻自省，“体悉民隐”，由此才能“民必归之”。为君者还应“亲贤臣，远小人”，唯贤是从，这样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永保安宁。二是忧患思想。强调君主要戒骄戒躁，要有忧患意识，随时保持警惕，积极处理政务，体恤百姓，吸取前朝教训，防患于未然，才能稳固统治。故傅以渐遂贵为宰相，但他并不过多染指政治，而是主要发挥其文化顾问的作用，这也成为他深受顺治皇帝倚重的重要原因。
傅以渐于经史之外，在天文、地理、礼乐、法律、兵农、漕运、马政等方面均有研究。所著有《贞固斋诗集》《太史名篇》《中规篇》《诗经礼记春秋题说》《续义》，曾为康熙《聊城县志》作序。傅以渐治学严谨，精通经史，博览群书，学识渊博，道德文章为一时之冠。清大学士杜立德曾称颂他是哲人，是名贤，事功经济，著述可传。
（张晓静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