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梁赤（生卒年不详），复姓穀梁 ，名赤，史又载其异名为喜、嘉、寘、俶或淑，字元始，战国时鲁（今菏泽定陶）人 ，先秦著名经史学家。
关于穀梁赤的里籍名号，自汉代以来就有诸家说法。王充《论衡?案书篇》说穀梁子名“穀梁寘”。《汉书?艺文志》说“穀梁子，鲁人”。颜师古注曰：“名喜。”清钱大昭《汉书辩疑》据闽本《汉书》认为“喜”字应为“嘉”。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汉应劭《风俗通》曰：“穀梁亦子夏弟子，名赤”；引糜信说穀梁子为“秦孝公时人”；引阮孝绪《世录》说穀梁子“名俶，字元始”。杨士勋《穀梁传疏》说：“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其直系后裔曾散布在曲阜一带，到汉初刘邦过曲阜祭孔时，上书奏请迁回原曹国故里定居并获准，谷氏子孙遂繁衍以万数。
穀梁赤为人精明强干，思维敏捷。相传子夏晚年居家著书授业，离穀梁赤故里谷庄颇近，穀梁赤从学，为之弟子。穀梁赤学成，被推荐到鲁国官府为吏从政。之后大部分时间专注于对《春秋》等先秦典籍的研究，著书立说。穀梁赤以《春秋》残亡，多所遗失，乃为经作传，著《春秋穀梁传》。唐杨士勋《春秋穀梁传疏》对穀梁赤传经的过程有一个大概描述，认为穀梁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穀梁传》。穀梁氏之学传荀子，荀子传鲁人申培，申培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穀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雅好《穀梁》，擢千秋为郎，由是《穀梁》之传大行于世。故此学界认为，尽管《春秋穀梁传》可能作非一人，成非一时，但穀梁赤对于《春秋穀梁传》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春秋穀梁传》可能包含有后世学者的附益或补充，但穀梁赤无疑是《春秋穀梁传》的初始作者。
《穀梁》之传《春秋》，当在战国中期，经数世师传，大约在汉景帝时写定成帙，著于竹帛。对此《史记》《汉书》等史籍皆有明确记载。如《史记?儒林列传》说：“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汉书?艺文志》亦言：“《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又记：“《春秋》古经十二篇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明确表明在西汉时期《穀梁》与《公羊》并行于世。桓谭《新论》说：“《左氏传》遭战国寝藏，后百余年，鲁人穀梁赤作《春秋》，残略，多有遗文。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失本事。” 则似乎《穀梁》又早于《公羊》。只不过后来公羊学得公孙弘、董仲舒等大力提倡而荣显一时，而穀梁学在汉代仅有传人而已。
《春秋穀梁传》亦称《穀梁春秋》，简称《穀梁传》，为今文经学派著作，作为《春秋》三传之一，千百年来一直在儒家经典中占有重要地位。董仲舒作为西汉儒学大师，实重《公羊》而不轻《穀梁》，他在其著述中，就常常以《穀梁》文为《春秋》之义，其所著《春秋繁露》在讲论《春秋》之义时，即多引考不见今本《公羊传》而只见《穀梁传》者。郑玄《六艺论》曰：“《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可谓中的之言。或认为《穀梁传》与《公羊传》的学术特点，也恰恰反映了鲁学与齐学的不同学风。史即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汉代学者邹阳曾论述说：“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齐学尚权变，积极进取，故《公羊传》善于从细微处入手，探求大义；鲁学重经传，善于守成，所以《穀梁传》往往从大处着眼，阐发经义。《穀梁传》的学术色彩由此得到后世学者的肯定与赞誉。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便说：“《穀梁》清而婉。”唐啖助也说：“《穀梁》意深。”皆对《穀梁传》的学术特色及其深刻反映儒家思想的思想特点作出很高的评价。
《春秋穀梁传》全书11卷，正文2.3万余字，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体裁与《左传》不同而与《公羊传》相近，为对话语录体，以问答形式解经。《穀梁传》立足于传统儒家思想观念而传释《春秋》，侧重于对《春秋》“义理”的阐扬，与《公羊传》相同或相似的是皆主张大一统、尊王攘夷、仁义孝悌等，但持论比《公羊传》平正。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 “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穀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持论即与《公羊》有异。在政治思想上，《穀梁传》强调尊王敬周，王权至上，则较《公羊》又更为强烈。同时，《穀梁传》记事态度非常谨慎，“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广引诸说以解经，体现了追求真实的精神。对许多重要史实，能独释经义，简明扼要，被认为在“三传”中首屈一指。《穀梁传》在诠释《春秋》之义时，体现出开宗明义，正隐恶桓；倾向鲜明，手法婉曲；审慎周严，善于释经；表似训诂，正名尽辞；以历为例，以礼为理等特点。并表现出亲亲之义，尊尊之道；贵礼贱兵，尊王攘夷；贵义重民，援古正名等思想倾向。 特别是《穀梁传》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有多方面体现，其君臣观念、民本观念、战争观念以及夷夏观念等政治思想，即多与《左氏》《公羊》不同。《穀梁传》发扬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保民爱民之“大义”。或认为，其民本思想本质是在维护君权的前提之下的具有某些民本主义色彩的富民、裕民的小农经济思想，其“重民”思想和“民为君本”思想体现着《穀梁传》的时代精神。另，其文事武备思想主张为政以德，军事只是在不得已情况下对政治的补充；主张会盟，互不侵犯；国君要兴正义之师，反对战争中的非人道行为等等。 《穀梁传》维护以尊尊亲亲思想为核心、以“三纲”为基础的等级制度，但其主张“尊尊”，是维系天子、诸侯作为君主的地位与尊严，是以“亲亲”“君无忍亲之义”等观念来防范围绕君权争夺而可能产生的残杀，将政治差序原则与亲缘伦理原则熔铸在一起，塑造合理的社会秩序。《穀梁传》反对恶战，认为战争目的只能是惩戒不道义的行为，对于战争中伤害平民的行为以及国君为赢得战争而驱民赴死的行为表示严厉的谴责。
由于《穀梁传》主旨在阐明宣扬儒家思想，强调礼乐教化、宗法情谊和尊王思想等，力主仁德之治，因此受到皇朝统治者的重视。《穀梁传》在汉宣帝时，被立于学官，设专经博士，可公开讲学，招收弟子员，使《穀梁》之学成为官方学说，在当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官员们在上书或对策中，多引用《穀梁传》之文以为典据，加强权威性和说服力。汉昭帝时，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与贤良、文学讨论“盐铁”问题，他们在议论中均援据《穀梁传》作为论据。随着西汉衰亡，《穀梁传》自身式微，博士出缺，传人几至衰歇。东汉之初，东汉统治者按照西汉元成时期的规模设立14家今文博士，却取消了同源异流、同本异末的《穀梁》学而设立两家《公羊》博士。东晋渡江后，虽有人建议将《穀梁传》立于学官，但被晋元帝拒绝，而学界如范宁等学者却对《穀梁传》逐渐重视起来。范宁辑录自汉至魏晋诸家训释著《春秋穀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穀梁传集解》也成为现存《春秋穀梁传》最早的注本，与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并称，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开启唐宋学者舍传求经、自由研讨的学术风气，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期除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外，见之于史籍著录的还有十余家《穀梁注》，在穀梁学发展史上出现一个相对的高峰期，促进了穀梁学的研究与传播。
隋唐统一以后，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南北经学也得到统一，也完成了对“三传”的注疏，遂有杨士勋著《春秋穀梁传疏》一书，对此前穀梁学研究成果作了一次系统地整理。故今研读《穀梁传》，学术界向以杨士勋《春秋穀梁传疏》本为佳。《穀梁传疏》作为清嘉庆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重要典籍之一，也得其高度评价，他在《春秋穀梁传注疏校勘记序》中即说：“唐杨士勋杨《疏》分肌擘理，为《穀梁》学者未有能过之者也。”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整理说明》中说：“南宋以前，经与注、疏各单行。南渡之后，始有合刻本。其中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本，世称‘宋十行本’，为最古之版本。其版由元入明，递有修补。明嘉靖中，又据之重刻，称闽本；万历中，又有明监本，用闽本重刻；明崇祯中毛晋汲古阁又用明监本重刻，号毛本。清乾隆时有武英殿本。由于辗转翻刻，校勘疏略，误缪相沿，致使各经经文和注疏皆舛讹甚多，字迹也漫漶难辨。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乃据宋十行本十一经及《仪礼》《尔雅》二经的北宋单疏本重刊。又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以唐石经、宋经注本校宋注疏十行本，又以宋注疏十行本校明刻诸种注疏本，并以清卢文弨等所校本为蓝本，详列诸本异同，定其是非，附于各经各卷之下，以正明刻诸本之讹。阮刻本为《十三经注疏》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正本清源的工作，有功于经学甚大矣，故号为善本，流传颇广。自后，另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刻本，但皆不及阮刻本。1979年中华书局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阮刻《十三经注疏》进行了影印，并曾与清江西书局重修阮本及点石斋石印本核对，改正文字讹脱及剪贴错误三百余处。”故学术界研究认为，十三经注疏本《春秋穀梁传注疏》在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引书八十余种，尤为丰富，其中原书大部分已经失传，借《春秋穀梁传注疏》保存下来，故其保存文献之功极大。 特别是有清一代，注疏、考证、校勘、辑佚、评选《穀梁传》者，有五十余种之多。即如钟文烝所撰《穀梁补注》，就网罗前人遗说，为之考辑补注，贡献较多。这也说明了《穀梁传》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对中国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及其重要作用，显示其在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学术地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自两汉以来，《穀梁传》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要资料，被后世学者奉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且学界向以《公》《谷》并称，作为今文载籍，并无歧见。另，史籍中虽存在穀梁赤里籍名氏记载之不同，可是几乎没有人否认历史上有穀梁赤其人，也少有人否认《穀梁传》为穀梁赤所作，但近代以来却有学者认为《穀梁传》是一部汉人编造的伪古文文献，由此在学术界造成很大影响，使《穀梁传》的真伪形成为一聚讼纷纭的学术公案。如清末民初，今文学家崔适作《春秋复始》和《五经释要》，称《穀梁传》是西汉刘歆伪造的古文经，希图推翻成说。继崔适之后，张西堂再作《穀梁真伪考》，推波助澜，发挥扩张崔说，论定《穀梁传》为古文之学。这些翻案论说，无疑是近代疑古思潮下的产物，却在学术界受到推崇。如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即说：“《穀梁》昔人以为今文，近崔适考定亦为古文，其说甚确。”又，清末古文学大师刘师培也认为：“《公羊》由子夏至胡母生已经七传，而《穀梁》由子夏至江翁，仅历四传，此必无之理也”，从《穀梁传》一书的传承世系提出质疑。其实，秦汉以前的学术师承，多口耳相传，不仅后学多所增益，史载亦难免出现遗漏，若拘泥于几世几传，实难得其真相。刘逢禄即认为《穀梁传》盖如公羊家世相传，非一人也，此说就颇有见地，今人已有研究认为崔适等人的说法并没有文献根据。更有学者如唐晏便主张“三传”当以《穀梁》为主，他认为“《穀梁》出于鲁儒，其说最为有本”，在其所著《两汉三国学案》一书的《春秋》学部分就首列《穀梁》学者。其他也有一些人如山东学者柯劭忞即继续沿着汉学方法为《穀梁传》作注。迄今，国内穀梁学界在经学、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方面对《穀梁传》的深入研究，成果斐然，正形成深受学者关注的学术繁荣领域。
（张玥明）
穀梁赤
穀梁赤（生卒年不详），复姓穀梁 ，名赤，史又载其异名为喜、嘉、寘、俶或淑，字元始，战国时鲁（今菏泽定陶）人 ，先秦著名经史学家。
关于穀梁赤的里籍名号，自汉代以来就有诸家说法。王充《论衡?案书篇》说穀梁子名“穀梁寘”。《汉书?艺文志》说“穀梁子，鲁人”。颜师古注曰：“名喜。”清钱大昭《汉书辩疑》据闽本《汉书》认为“喜”字应为“嘉”。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汉应劭《风俗通》曰：“穀梁亦子夏弟子，名赤”；引糜信说穀梁子为“秦孝公时人”；引阮孝绪《世录》说穀梁子“名俶，字元始”。杨士勋《穀梁传疏》说：“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其直系后裔曾散布在曲阜一带，到汉初刘邦过曲阜祭孔时，上书奏请迁回原曹国故里定居并获准，谷氏子孙遂繁衍以万数。
穀梁赤为人精明强干，思维敏捷。相传子夏晚年居家著书授业，离穀梁赤故里谷庄颇近，穀梁赤从学，为之弟子。穀梁赤学成，被推荐到鲁国官府为吏从政。之后大部分时间专注于对《春秋》等先秦典籍的研究，著书立说。穀梁赤以《春秋》残亡，多所遗失，乃为经作传，著《春秋穀梁传》。唐杨士勋《春秋穀梁传疏》对穀梁赤传经的过程有一个大概描述，认为穀梁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穀梁传》。穀梁氏之学传荀子，荀子传鲁人申培，申培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穀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雅好《穀梁》，擢千秋为郎，由是《穀梁》之传大行于世。故此学界认为，尽管《春秋穀梁传》可能作非一人，成非一时，但穀梁赤对于《春秋穀梁传》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春秋穀梁传》可能包含有后世学者的附益或补充，但穀梁赤无疑是《春秋穀梁传》的初始作者。
《穀梁》之传《春秋》，当在战国中期，经数世师传，大约在汉景帝时写定成帙，著于竹帛。对此《史记》《汉书》等史籍皆有明确记载。如《史记?儒林列传》说：“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汉书?艺文志》亦言：“《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又记：“《春秋》古经十二篇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明确表明在西汉时期《穀梁》与《公羊》并行于世。桓谭《新论》说：“《左氏传》遭战国寝藏，后百余年，鲁人穀梁赤作《春秋》，残略，多有遗文。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失本事。” 则似乎《穀梁》又早于《公羊》。只不过后来公羊学得公孙弘、董仲舒等大力提倡而荣显一时，而穀梁学在汉代仅有传人而已。
《春秋穀梁传》亦称《穀梁春秋》，简称《穀梁传》，为今文经学派著作，作为《春秋》三传之一，千百年来一直在儒家经典中占有重要地位。董仲舒作为西汉儒学大师，实重《公羊》而不轻《穀梁》，他在其著述中，就常常以《穀梁》文为《春秋》之义，其所著《春秋繁露》在讲论《春秋》之义时，即多引考不见今本《公羊传》而只见《穀梁传》者。郑玄《六艺论》曰：“《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可谓中的之言。或认为《穀梁传》与《公羊传》的学术特点，也恰恰反映了鲁学与齐学的不同学风。史即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汉代学者邹阳曾论述说：“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齐学尚权变，积极进取，故《公羊传》善于从细微处入手，探求大义；鲁学重经传，善于守成，所以《穀梁传》往往从大处着眼，阐发经义。《穀梁传》的学术色彩由此得到后世学者的肯定与赞誉。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便说：“《穀梁》清而婉。”唐啖助也说：“《穀梁》意深。”皆对《穀梁传》的学术特色及其深刻反映儒家思想的思想特点作出很高的评价。
《春秋穀梁传》全书11卷，正文2.3万余字，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体裁与《左传》不同而与《公羊传》相近，为对话语录体，以问答形式解经。《穀梁传》立足于传统儒家思想观念而传释《春秋》，侧重于对《春秋》“义理”的阐扬，与《公羊传》相同或相似的是皆主张大一统、尊王攘夷、仁义孝悌等，但持论比《公羊传》平正。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 “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穀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持论即与《公羊》有异。在政治思想上，《穀梁传》强调尊王敬周，王权至上，则较《公羊》又更为强烈。同时，《穀梁传》记事态度非常谨慎，“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广引诸说以解经，体现了追求真实的精神。对许多重要史实，能独释经义，简明扼要，被认为在“三传”中首屈一指。《穀梁传》在诠释《春秋》之义时，体现出开宗明义，正隐恶桓；倾向鲜明，手法婉曲；审慎周严，善于释经；表似训诂，正名尽辞；以历为例，以礼为理等特点。并表现出亲亲之义，尊尊之道；贵礼贱兵，尊王攘夷；贵义重民，援古正名等思想倾向。 特别是《穀梁传》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有多方面体现，其君臣观念、民本观念、战争观念以及夷夏观念等政治思想，即多与《左氏》《公羊》不同。《穀梁传》发扬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保民爱民之“大义”。或认为，其民本思想本质是在维护君权的前提之下的具有某些民本主义色彩的富民、裕民的小农经济思想，其“重民”思想和“民为君本”思想体现着《穀梁传》的时代精神。另，其文事武备思想主张为政以德，军事只是在不得已情况下对政治的补充；主张会盟，互不侵犯；国君要兴正义之师，反对战争中的非人道行为等等。 《穀梁传》维护以尊尊亲亲思想为核心、以“三纲”为基础的等级制度，但其主张“尊尊”，是维系天子、诸侯作为君主的地位与尊严，是以“亲亲”“君无忍亲之义”等观念来防范围绕君权争夺而可能产生的残杀，将政治差序原则与亲缘伦理原则熔铸在一起，塑造合理的社会秩序。《穀梁传》反对恶战，认为战争目的只能是惩戒不道义的行为，对于战争中伤害平民的行为以及国君为赢得战争而驱民赴死的行为表示严厉的谴责。
由于《穀梁传》主旨在阐明宣扬儒家思想，强调礼乐教化、宗法情谊和尊王思想等，力主仁德之治，因此受到皇朝统治者的重视。《穀梁传》在汉宣帝时，被立于学官，设专经博士，可公开讲学，招收弟子员，使《穀梁》之学成为官方学说，在当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官员们在上书或对策中，多引用《穀梁传》之文以为典据，加强权威性和说服力。汉昭帝时，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与贤良、文学讨论“盐铁”问题，他们在议论中均援据《穀梁传》作为论据。随着西汉衰亡，《穀梁传》自身式微，博士出缺，传人几至衰歇。东汉之初，东汉统治者按照西汉元成时期的规模设立14家今文博士，却取消了同源异流、同本异末的《穀梁》学而设立两家《公羊》博士。东晋渡江后，虽有人建议将《穀梁传》立于学官，但被晋元帝拒绝，而学界如范宁等学者却对《穀梁传》逐渐重视起来。范宁辑录自汉至魏晋诸家训释著《春秋穀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穀梁传集解》也成为现存《春秋穀梁传》最早的注本，与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并称，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开启唐宋学者舍传求经、自由研讨的学术风气，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期除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外，见之于史籍著录的还有十余家《穀梁注》，在穀梁学发展史上出现一个相对的高峰期，促进了穀梁学的研究与传播。
隋唐统一以后，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南北经学也得到统一，也完成了对“三传”的注疏，遂有杨士勋著《春秋穀梁传疏》一书，对此前穀梁学研究成果作了一次系统地整理。故今研读《穀梁传》，学术界向以杨士勋《春秋穀梁传疏》本为佳。《穀梁传疏》作为清嘉庆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重要典籍之一，也得其高度评价，他在《春秋穀梁传注疏校勘记序》中即说：“唐杨士勋杨《疏》分肌擘理，为《穀梁》学者未有能过之者也。”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整理说明》中说：“南宋以前，经与注、疏各单行。南渡之后，始有合刻本。其中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本，世称‘宋十行本’，为最古之版本。其版由元入明，递有修补。明嘉靖中，又据之重刻，称闽本；万历中，又有明监本，用闽本重刻；明崇祯中毛晋汲古阁又用明监本重刻，号毛本。清乾隆时有武英殿本。由于辗转翻刻，校勘疏略，误缪相沿，致使各经经文和注疏皆舛讹甚多，字迹也漫漶难辨。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乃据宋十行本十一经及《仪礼》《尔雅》二经的北宋单疏本重刊。又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以唐石经、宋经注本校宋注疏十行本，又以宋注疏十行本校明刻诸种注疏本，并以清卢文弨等所校本为蓝本，详列诸本异同，定其是非，附于各经各卷之下，以正明刻诸本之讹。阮刻本为《十三经注疏》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正本清源的工作，有功于经学甚大矣，故号为善本，流传颇广。自后，另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刻本，但皆不及阮刻本。1979年中华书局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阮刻《十三经注疏》进行了影印，并曾与清江西书局重修阮本及点石斋石印本核对，改正文字讹脱及剪贴错误三百余处。”故学术界研究认为，十三经注疏本《春秋穀梁传注疏》在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引书八十余种，尤为丰富，其中原书大部分已经失传，借《春秋穀梁传注疏》保存下来，故其保存文献之功极大。 特别是有清一代，注疏、考证、校勘、辑佚、评选《穀梁传》者，有五十余种之多。即如钟文烝所撰《穀梁补注》，就网罗前人遗说，为之考辑补注，贡献较多。这也说明了《穀梁传》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对中国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及其重要作用，显示其在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学术地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自两汉以来，《穀梁传》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要资料，被后世学者奉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且学界向以《公》《谷》并称，作为今文载籍，并无歧见。另，史籍中虽存在穀梁赤里籍名氏记载之不同，可是几乎没有人否认历史上有穀梁赤其人，也少有人否认《穀梁传》为穀梁赤所作，但近代以来却有学者认为《穀梁传》是一部汉人编造的伪古文文献，由此在学术界造成很大影响，使《穀梁传》的真伪形成为一聚讼纷纭的学术公案。如清末民初，今文学家崔适作《春秋复始》和《五经释要》，称《穀梁传》是西汉刘歆伪造的古文经，希图推翻成说。继崔适之后，张西堂再作《穀梁真伪考》，推波助澜，发挥扩张崔说，论定《穀梁传》为古文之学。这些翻案论说，无疑是近代疑古思潮下的产物，却在学术界受到推崇。如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即说：“《穀梁》昔人以为今文，近崔适考定亦为古文，其说甚确。”又，清末古文学大师刘师培也认为：“《公羊》由子夏至胡母生已经七传，而《穀梁》由子夏至江翁，仅历四传，此必无之理也”，从《穀梁传》一书的传承世系提出质疑。其实，秦汉以前的学术师承，多口耳相传，不仅后学多所增益，史载亦难免出现遗漏，若拘泥于几世几传，实难得其真相。刘逢禄即认为《穀梁传》盖如公羊家世相传，非一人也，此说就颇有见地，今人已有研究认为崔适等人的说法并没有文献根据。更有学者如唐晏便主张“三传”当以《穀梁》为主，他认为“《穀梁》出于鲁儒，其说最为有本”，在其所著《两汉三国学案》一书的《春秋》学部分就首列《穀梁》学者。其他也有一些人如山东学者柯劭忞即继续沿着汉学方法为《穀梁传》作注。迄今，国内穀梁学界在经学、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方面对《穀梁传》的深入研究，成果斐然，正形成深受学者关注的学术繁荣领域。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