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自严（1569—1638），字景曾，号白阳，淄川西埔村（今属周村）人。明末大臣，著名藏书家。
毕氏先祖毕敬贤于明初洪武初年自颜神镇石塘坞村迁居西埔村，世代耕织为业。据毕木《初修淄西毕氏世谱遗记》载，至其第五世祖毕格，贞厚节义“以德行著闻”。自第六世祖毕忠臣始“用经术拓家声”。毕忠臣学自有得，著《黄发集》，虽未博得一第，却严于教子，他的8个儿子中，俩中进士，一中举人，一为贡生。毕自严为其第四子，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户部尚书。
毕自严天资聪颖，才华横溢。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后，授为松江府推官。复以年少有才干，又征授为刑部主事，历任工部员外郎中、淮徐道参议，再改河东副使，因疾归。起复为洮岷兵备参政，改陕西右布政使。泰昌元年（1620），召为太仆寺卿。天启元年（1621）四月，辽阳被清军攻破，京师大震。廷议设天津巡抚，专门整顿海防，授命毕自严为右佥都御史前往天津。到任后，毕自严“置水军，缮战舰，备戎器”。 及熊廷弼经略辽东建“三方布置策”，天津居其一。毕自严为整饬海防，增设镇海诸营，招募水、陆兵6万人，安排客兵万人，设置战马千匹。他还采用戚继光练兵遗法，令水军先习陆战，军队因此战斗力增强，成为辽东前线的坚强后盾和京师屏障。魏忠贤命锦衣千户刘侨逮天津旧将，毕自严以无刑科签发的捕人公文疏论之，并向皇帝呈报。当时从全国各地所招募的兵士每天都有逃亡者，朝廷采用毕自严的建议，让逃亡的兵士亲属补充队伍的空缺。兵部主事来斯行很有武略，毕自严便疏请选拔他充当监军。当时正值山东白莲教起义，复命来斯行率军5000人前往镇压起义，论功居多。
还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左用兵之初，朝议打通登、莱海运，为此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一月，特命李长庚为户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专督辽饷，等到李长庚后来升迁后，毕自严受命代之，遂以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衔，出督辽饷。时议裁撤天津巡抚，由督饷侍郎兼管其事，于是朝廷又将此重任委任给毕自严。直至天启五年（1625），毕自严一直尽职尽责，为保卫京师作出了贡献。
当时朝议又欲征讨朝鲜，毕自严认为不能急于其事，“当俟请贡输诚，东征效力，徐许其封耳”。恰又赶上京城数次地震，毕自严遂上疏力谏“内批宜慎，恩泽宜节，人才宜惜，内操宜罢。” 所上谏言恳切严正直。毕自严在任数年，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公私赖之。
天启五年（1625），毕自严调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次年正月改任户部尚书。天启年间正值魏忠贤专权乱政，东林党人受到打击，党派斗争从未停止。毕自严虽然在党争中没有明显偏向，但是思想上却是倾向于东林党，由此而遭到魏忠贤的嫉恨。次年，魏忠贤建议卖掉南太仆寺牧马草场，以助宫中三殿修筑。但草场卖掉将会严重影响军马与役马的供应，毕自严从顾全大局出发，坚决反对，此举倍使魏忠贤恼火。由于有皇帝撑腰，魏忠贤将毕自严大骂一顿，草场也终究被卖掉，毕自严由此愤而称病归家。
崇祯元年（1628），魏忠贤一党被清除，毕自严起复为户部尚书。由于天启年间魏党专权乱政，掏空国库，加上战争不断，至崇祯即位后，国库空虚，财力匮乏。毕自严擅长治理财政，在经济方面有所专长。他采用治本之策，建议先从裁汰冗兵、督察屯田开始，核实逋负，严格考成，考核地方官吏以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高低为准，停缴蓟、密、昌、永四镇新增盐菜银22万。他的建议得到崇祯帝的充分肯定。后又广泛征求朝廷老臣的意见，提出十余条解决财政困难的措施，俱得允许。为了杜绝地方官侵吞赋税，他亲自主持编订赋役清册，并严格监督审察，使得侵吞现象大大减少。针对豪强侵吞官地的现象，毕自严不畏艰难，亲自主持清丈田亩，增加财政收入。在其不懈努力下，国家赋税收入大幅提高，财政复苏，毕自严亦更受朝廷信任。
崇祯二年（1629），清军包围京师，天下勤王兵马40万云集京师四周保卫京城，粮草军饷供应不上，圣旨一夜数发。毕自严数夜无寝接答无滞，终于及时供应粮草，挫败清军，暂时保住京师不被侵犯。清军退兵后，毕自严“头目臃肿”，毫无怨言，更不邀功。崇祯帝感念其勤，升他为太子太保。但明末财政穷途末路，兵部尚书熊廷弼请求增收天下田赋，在之前已增加至520万的基础之上，又新增饷165万，崇祯帝无奈批准。毕自严知此情况后条陈10事，提出补救措施，希望崇祯帝能够注意到百姓的艰难处境，为民着想，崇祯帝采纳其建议。但因军饷日益增加，而兵部及督抚大臣把军饷扣而不发，毕自严再次上疏乞求裁汰无用之兵，崇祯皇帝再下令严厉整顿，但因各方利益，最终这些措施不能全部落实实行。
当时有御史余应桂弹劾毕自严殿试首先推荐陈于泰，而陈于泰与辅臣周延儒有姻亲关系，由此认定毕自严徇私。毕自严于是四次上疏辩明，并以病乞休，未被允许。当时有规定，县令要报请吏部升用时，户部应先核查其所治县赋税征收状况。而此时的华亭知县郑友元已升为御史，他在青浦县令任上时，欠纳金华银两千九百余两。崇祯帝向户部问及此事，毕自严回答郑友元已征收十分之七入太仓，但崇祯帝核查后发现毕自严说法不实，遂下旨诘责。毕自严上书为己辩护，更激怒崇祯帝，加上有人从中挑拨，遂被削官入狱。经多位大臣求情，最后才将他释放，遣返回籍。崇祯八年（1635）五月，崇祯帝念其在此之前平定四川农民起义有功，遂官复原职，后致仕归家。崇祯十一年（1638）卒于家。
毕自严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做事干练，为国为民，采取一系列措施摆脱明末财政窘境，颇有经济头脑，有“干才”之誉，世称“卓异”。
毕自严于政事之暇，不忘读书，且喜欢藏书，是蜚声于时的毕氏藏书楼的核心人物。他勤奋刻苦，“公每入署，舆后置书两寸余。中旨日数十下，公即刻奏成手中。僚友倦退，公方危坐，一灯荧荧，必读尽所挟书，漏下数刻乃归，以为常。”他擅长诗文，“为文曲折条达，不染钩棘之习。”同乡著名学者高珩称其诗“铿锵金石，可分华泉、沧溟之座”， 认为毕自严是一位政绩卓异，且文学兼优的全才。
毕自严不仅自己喜欢读书，还精心教导他的3个儿子读书，时时“教以孝悌，勉以力学。”在他65岁入狱时，狱中写下《课子歌》，同时又作《式毂歌》表达对其3个儿子的殷切希望。其3个儿子中，长子毕际壮（1615—1642），字履礼，恩荫庠生，年28岁早卒。仲子毕际有（1623—1693），字载积，号存吾，拔贡，国子监生，入仕官至通州知州。季子毕际孚（1632—？），恩荫官生，入清以后以拔贡考授州同知，未赴任而卒。
毕自严平生勤奋砥砺，勤于著述。据毕自严之孙毕盛钜在其所撰写的 “毕氏家祠碑”中载，毕自严著有《石隐园藏稿》《抚津疏草》《督钠疏草》《度支奏议堂稿》《炯抚疏草》《留宪疏草》《留计疏草》《各司》，俱刊刻行于世。此外他还编写、镌刻了大量著作，根据《毕自严年谱》记载，有《尚友编》《书腆》《云间雅奏》《四时绝句》《西征记》《西征纪略》《四友二老诗赞》《友玄考选处分始末》《解网录》《古文隽》《拔萃》《遗珠》《考误》等。
毕自严不慕金钱名利，独爱藏书，任官期间，每次返乡时，都载几车书籍，藏于家中。同僚之间，互赠礼品时，有赠书者，则高兴至极。每遇新奇好书，不计价格高低，悉购之。因此家中积书万卷，他晚年曾在家乡修建“石隐园”，并先后建成“绰然堂”和“振衣阁”等建筑，与藏书阁同在一处。
万卷藏书楼始自毕自严，但毕氏藏书自其先祖便有之，毕自严的后代又将其继承下来。毕氏藏书楼兴盛时藏书达五万余卷，藏书种类齐全，质量较高，是明末至清中期淄博境内规模最大、品质最高、内容最丰富的私家藏书楼之一。而毕自严留下的著作和所藏书籍不仅是研究明代经济史、制度史的珍贵史料，而且其出力较多的毕氏藏书楼也为后来的著名小说家蒲松龄提供了便利的读书条件。毕自严的儿子毕际有罢官后，延请蒲松龄为家塾先生。蒲松龄在毕家教书30年，可以说是毕氏藏书的最大受益者，甚至有研究者称“石隐园哺育了鬼聊斋，万卷楼造就了蒲文化。”可见毕自严及其毕氏藏书楼对后世文化的巨大影响。
（张晓静）
毕自严
毕自严（1569—1638），字景曾，号白阳，淄川西埔村（今属周村）人。明末大臣，著名藏书家。
毕氏先祖毕敬贤于明初洪武初年自颜神镇石塘坞村迁居西埔村，世代耕织为业。据毕木《初修淄西毕氏世谱遗记》载，至其第五世祖毕格，贞厚节义“以德行著闻”。自第六世祖毕忠臣始“用经术拓家声”。毕忠臣学自有得，著《黄发集》，虽未博得一第，却严于教子，他的8个儿子中，俩中进士，一中举人，一为贡生。毕自严为其第四子，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户部尚书。
毕自严天资聪颖，才华横溢。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后，授为松江府推官。复以年少有才干，又征授为刑部主事，历任工部员外郎中、淮徐道参议，再改河东副使，因疾归。起复为洮岷兵备参政，改陕西右布政使。泰昌元年（1620），召为太仆寺卿。天启元年（1621）四月，辽阳被清军攻破，京师大震。廷议设天津巡抚，专门整顿海防，授命毕自严为右佥都御史前往天津。到任后，毕自严“置水军，缮战舰，备戎器”。 及熊廷弼经略辽东建“三方布置策”，天津居其一。毕自严为整饬海防，增设镇海诸营，招募水、陆兵6万人，安排客兵万人，设置战马千匹。他还采用戚继光练兵遗法，令水军先习陆战，军队因此战斗力增强，成为辽东前线的坚强后盾和京师屏障。魏忠贤命锦衣千户刘侨逮天津旧将，毕自严以无刑科签发的捕人公文疏论之，并向皇帝呈报。当时从全国各地所招募的兵士每天都有逃亡者，朝廷采用毕自严的建议，让逃亡的兵士亲属补充队伍的空缺。兵部主事来斯行很有武略，毕自严便疏请选拔他充当监军。当时正值山东白莲教起义，复命来斯行率军5000人前往镇压起义，论功居多。
还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左用兵之初，朝议打通登、莱海运，为此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一月，特命李长庚为户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专督辽饷，等到李长庚后来升迁后，毕自严受命代之，遂以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衔，出督辽饷。时议裁撤天津巡抚，由督饷侍郎兼管其事，于是朝廷又将此重任委任给毕自严。直至天启五年（1625），毕自严一直尽职尽责，为保卫京师作出了贡献。
当时朝议又欲征讨朝鲜，毕自严认为不能急于其事，“当俟请贡输诚，东征效力，徐许其封耳”。恰又赶上京城数次地震，毕自严遂上疏力谏“内批宜慎，恩泽宜节，人才宜惜，内操宜罢。” 所上谏言恳切严正直。毕自严在任数年，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公私赖之。
天启五年（1625），毕自严调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次年正月改任户部尚书。天启年间正值魏忠贤专权乱政，东林党人受到打击，党派斗争从未停止。毕自严虽然在党争中没有明显偏向，但是思想上却是倾向于东林党，由此而遭到魏忠贤的嫉恨。次年，魏忠贤建议卖掉南太仆寺牧马草场，以助宫中三殿修筑。但草场卖掉将会严重影响军马与役马的供应，毕自严从顾全大局出发，坚决反对，此举倍使魏忠贤恼火。由于有皇帝撑腰，魏忠贤将毕自严大骂一顿，草场也终究被卖掉，毕自严由此愤而称病归家。
崇祯元年（1628），魏忠贤一党被清除，毕自严起复为户部尚书。由于天启年间魏党专权乱政，掏空国库，加上战争不断，至崇祯即位后，国库空虚，财力匮乏。毕自严擅长治理财政，在经济方面有所专长。他采用治本之策，建议先从裁汰冗兵、督察屯田开始，核实逋负，严格考成，考核地方官吏以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高低为准，停缴蓟、密、昌、永四镇新增盐菜银22万。他的建议得到崇祯帝的充分肯定。后又广泛征求朝廷老臣的意见，提出十余条解决财政困难的措施，俱得允许。为了杜绝地方官侵吞赋税，他亲自主持编订赋役清册，并严格监督审察，使得侵吞现象大大减少。针对豪强侵吞官地的现象，毕自严不畏艰难，亲自主持清丈田亩，增加财政收入。在其不懈努力下，国家赋税收入大幅提高，财政复苏，毕自严亦更受朝廷信任。
崇祯二年（1629），清军包围京师，天下勤王兵马40万云集京师四周保卫京城，粮草军饷供应不上，圣旨一夜数发。毕自严数夜无寝接答无滞，终于及时供应粮草，挫败清军，暂时保住京师不被侵犯。清军退兵后，毕自严“头目臃肿”，毫无怨言，更不邀功。崇祯帝感念其勤，升他为太子太保。但明末财政穷途末路，兵部尚书熊廷弼请求增收天下田赋，在之前已增加至520万的基础之上，又新增饷165万，崇祯帝无奈批准。毕自严知此情况后条陈10事，提出补救措施，希望崇祯帝能够注意到百姓的艰难处境，为民着想，崇祯帝采纳其建议。但因军饷日益增加，而兵部及督抚大臣把军饷扣而不发，毕自严再次上疏乞求裁汰无用之兵，崇祯皇帝再下令严厉整顿，但因各方利益，最终这些措施不能全部落实实行。
当时有御史余应桂弹劾毕自严殿试首先推荐陈于泰，而陈于泰与辅臣周延儒有姻亲关系，由此认定毕自严徇私。毕自严于是四次上疏辩明，并以病乞休，未被允许。当时有规定，县令要报请吏部升用时，户部应先核查其所治县赋税征收状况。而此时的华亭知县郑友元已升为御史，他在青浦县令任上时，欠纳金华银两千九百余两。崇祯帝向户部问及此事，毕自严回答郑友元已征收十分之七入太仓，但崇祯帝核查后发现毕自严说法不实，遂下旨诘责。毕自严上书为己辩护，更激怒崇祯帝，加上有人从中挑拨，遂被削官入狱。经多位大臣求情，最后才将他释放，遣返回籍。崇祯八年（1635）五月，崇祯帝念其在此之前平定四川农民起义有功，遂官复原职，后致仕归家。崇祯十一年（1638）卒于家。
毕自严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做事干练，为国为民，采取一系列措施摆脱明末财政窘境，颇有经济头脑，有“干才”之誉，世称“卓异”。
毕自严于政事之暇，不忘读书，且喜欢藏书，是蜚声于时的毕氏藏书楼的核心人物。他勤奋刻苦，“公每入署，舆后置书两寸余。中旨日数十下，公即刻奏成手中。僚友倦退，公方危坐，一灯荧荧，必读尽所挟书，漏下数刻乃归，以为常。”他擅长诗文，“为文曲折条达，不染钩棘之习。”同乡著名学者高珩称其诗“铿锵金石，可分华泉、沧溟之座”， 认为毕自严是一位政绩卓异，且文学兼优的全才。
毕自严不仅自己喜欢读书，还精心教导他的3个儿子读书，时时“教以孝悌，勉以力学。”在他65岁入狱时，狱中写下《课子歌》，同时又作《式毂歌》表达对其3个儿子的殷切希望。其3个儿子中，长子毕际壮（1615—1642），字履礼，恩荫庠生，年28岁早卒。仲子毕际有（1623—1693），字载积，号存吾，拔贡，国子监生，入仕官至通州知州。季子毕际孚（1632—？），恩荫官生，入清以后以拔贡考授州同知，未赴任而卒。
毕自严平生勤奋砥砺，勤于著述。据毕自严之孙毕盛钜在其所撰写的 “毕氏家祠碑”中载，毕自严著有《石隐园藏稿》《抚津疏草》《督钠疏草》《度支奏议堂稿》《炯抚疏草》《留宪疏草》《留计疏草》《各司》，俱刊刻行于世。此外他还编写、镌刻了大量著作，根据《毕自严年谱》记载，有《尚友编》《书腆》《云间雅奏》《四时绝句》《西征记》《西征纪略》《四友二老诗赞》《友玄考选处分始末》《解网录》《古文隽》《拔萃》《遗珠》《考误》等。
毕自严不慕金钱名利，独爱藏书，任官期间，每次返乡时，都载几车书籍，藏于家中。同僚之间，互赠礼品时，有赠书者，则高兴至极。每遇新奇好书，不计价格高低，悉购之。因此家中积书万卷，他晚年曾在家乡修建“石隐园”，并先后建成“绰然堂”和“振衣阁”等建筑，与藏书阁同在一处。
万卷藏书楼始自毕自严，但毕氏藏书自其先祖便有之，毕自严的后代又将其继承下来。毕氏藏书楼兴盛时藏书达五万余卷，藏书种类齐全，质量较高，是明末至清中期淄博境内规模最大、品质最高、内容最丰富的私家藏书楼之一。而毕自严留下的著作和所藏书籍不仅是研究明代经济史、制度史的珍贵史料，而且其出力较多的毕氏藏书楼也为后来的著名小说家蒲松龄提供了便利的读书条件。毕自严的儿子毕际有罢官后，延请蒲松龄为家塾先生。蒲松龄在毕家教书30年，可以说是毕氏藏书的最大受益者，甚至有研究者称“石隐园哺育了鬼聊斋，万卷楼造就了蒲文化。”可见毕自严及其毕氏藏书楼对后世文化的巨大影响。
（张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