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1545—1608），字可远，一字无垢，号穀山，世称于阁老，祖籍山东文登，明初迁至东阿杨柳渡，后定居东阿（今属济南平阴），明代后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
于慎行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于玭官至庆阳府知府，好读书，工古文词，落笔万言，以节廉著于乡。母亲刘太淑端庄贤惠，娴于书史。兄长于慎思、于慎言也博雅多才，善于诗文。于慎行自幼聪颖绝人，加上勤奋好学，10岁通《诗经》，13岁补博士弟子员第一，14岁试童子科，府县皆第一。嘉靖三十八年（1559），山东布政使朱衡将于慎行招之馆下，使之与其子朱维京一起学习。在济南三年，于慎行曾先后师从郑日休、张天衢、黄应麟等人学习，已崭露头角。嘉靖四十年（1561）乡试中举，年仅17岁。发榜次日，按例举行乡饮之礼，宴请考官和中式举人，谓之鹿鸣宴。主考官非常器重于慎行的才俊，提出要在鹿鸣宴上同时为他举行冠礼（即成人之礼），于慎行以未奉父命而婉辞，一时传为美谈。
隆庆二年（1568）二月，于慎行考中进士，赐进士出身。又以殿试成绩优异，且文笔出色，备受赏识，遂改翰林院庶吉士。在馆学习期间，于慎行深得殷士瞻、赵贞吉等器重，并以表现出色于隆庆四年（1570）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撰《肃皇帝实录》。后因官俸微薄，不能保朝夕，加之体弱多病，隆庆五年（1571）于慎行便致仕养疾。次年起复，奉诏与修《穆皇帝实录》 。万历二年（1574），充会试同考官，同年《穆宗实录》修成，于慎行擢任翰林院修撰，编撰《六曹奏章》。万历四年（1576）重修《明会典》，于慎行被选为纂修官，并被推选为日讲官。按当时惯例，只有知识渊博、资深年长的翰林院学者才能充任皇帝日讲官，而于慎行能以史官身份获此殊荣，可见其学识功底深厚。
于慎行为皇帝讲经史，不拘泥于章句，“每至成败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论说，上辄为竦听” ，得神宗皇帝的赞赏。有一次于慎行讲完经书后，神宗拿出御府图画让近侍官员欣赏并令分别题诗。于慎行不善书法，诗成之后只好请别人代写，并将实情禀报，神宗欣赏他的真诚坦诚，当即写了“责难陈善”四字赐之，一时在词林传为佳话。于慎行前后为神宗讲读经史达14年之久，后来他把历年讲稿整理成《经筵讲稿》，刻印成书。
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推行改革，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明后期严重的社会问题，成效显著。但他擅权独断，引起朝中百官不满。御史刘台上书弹劾张居正而被捕下狱后，同僚皆避之不及，唯恐引火烧身，而于慎行独往视之。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病故，按当时官员丁忧之制，张居正须解职回家守孝。但张居正担心自己的改革半途而废，更担心从此大权旁落，便让其门生故吏以“夺情”之制为由上书朝廷留任张居正。这在“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社会，张居正的做法遭到群臣反对。于慎行亦偕同其他官员以“乱纲常大义”、“贪位忘亲”多次上疏谏止。张居正他日见到于慎行后，便诘责问：“子吾所厚，亦为此耶？”于慎行从容回答正是因为深交之故才会如此。不久，于慎行因疾归隐。
于慎行赋闲居家期间，应东阿知县朱应毂之邀，与同里孟一脉重修《东阿县志》。而泰山离东阿不远，于慎行多次携友登临泰山，并写下了《登泰山记》《同朱可大廷平登岱八首》等诗文，除吟诵故乡山水佳色外，还表达了其仕途失意之情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感。
万历十年（1582），于慎行被重新起用，擢任左谕德，日讲如故。于慎行为人诚实敦厚，笃于行谊。张居正去世后，其生前异己多落井下石，极尽诋毁之事。当刑部侍郎丘橓奉旨籍没张居正家产时，不计前嫌的于慎行特致书丘橓，劝其念及同僚之情，替皇帝宽大施恩，照顾张居正八十多岁的老母及其未成年的孩子，情词恳切真挚，为时人颂扬。
万历十三年（1585），于慎行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复以充明年廷试读卷官而擢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再迁左侍郎。万历十五年（1587），续修《明会典》修成，于慎行等主修官员得增俸一级的奖赏，同时也为于慎行赢得“一代良史”之美誉，时人称誉他“在词林中最号有史材”。万历十七年（1589）复为会试知举官，考满改吏部，再迁任礼部尚书，为朝廷重臣。于慎行熟谙典章之制，诸多大礼制多由他裁定。
万历时期，国本问题备受朝野关注。当时神宗皇后无子，王恭妃、郑贵妃先后生下皇子朱常洛和朱常洵。朱常洛虽贵为皇长子，但郑贵妃恃宠想为儿子朱常洵谋得太子之位，万历皇帝也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故朱常洛迟迟不能被立为皇太子。身为礼部尚书又熟悉典章制度的于慎行遂连连上疏，要求早建东宫以定国本，因此大怫帝意，遭神宗诘责。恰逢山东乡试发生泄题事件，谏官以此弹劾礼部官员，作为礼部尚书的于慎行于是引咎辞职，乞休归养。
于慎行归隐居家十几年，万历三十三年（1605）被重新起用为詹事府詹事。两年后，廷臣推举内阁大臣，于慎行列首位，于是诏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于慎行当时身体抱恙，数日后即去世。神宗得知于慎行去世的消息后，特命刑部郎中金继震护丧归乡，工部侍郎刘元森奉旨遣通政司右通政王允光亲自到东阿洪范督建墓地。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于慎行平生勤于读书，贯穿经史，求为有用，所著有《谷城山馆文集》《谷城山馆诗集》《读史漫录》《谷山笔麈》等，时人评价颇高。如史评专著《读史漫录》14卷，按时代编次，通过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评价，探究历代兴衰治乱的原因，以借古鉴今，振奋朝纲，复兴朝政。又《谷山笔麈》18卷，采用笔记体形式论述明代万历以前的典章、礼乐、人物、兵刑、边塞、边事、释道、财富等，包括明代内阁、封藩、宦官、职官、勋戚、科举、刑法、财赋、边备、朝仪以及内阁互相倾轧、官场腐败、士大夫寡廉鲜耻等，皆有详细记载，是一部著名的笔记文献，对研究明代和明代以前的社会历史，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而《兖州府志》的编纂，则是于慎行其史学成就最为人所称道者。《兖州府志》52卷，历时3年修成，体例严谨，内容翔实，所记兖州所辖4州23县沿革、建置、山川、风土、帝迹、圣里、国纪、天潢、职官、选举、田赋、户役、学校、兵戎、驿传、河渠、盐法、马政、古迹、陵墓、祠庙、寺观、宦迹、人物、典籍、艺文、灾祥、丛谈等颇为详尽，其中以记人物、圣里、艺文及社会经济最著，堪称明代方志之杰作。他还编纂有《东阿县志》12卷。
于慎行为学，实集经学、史学、文学于一身。当时文苑中便认为于慎行与冯琦为文学一时之冠，与冯琦、公鼐并称山左三大家。于慎行为文舂容宏富，典雅和平，被推为“大手笔”。其《谷城山馆文集》42卷和《谷城山馆诗集》20卷，收录其大部诗文之作。当时“后七子”文学复古之风盛行山左，而于慎行虽与后七子代表人物李攀龙为同乡，却能够对“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进行批判总结。因此，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称其诗文“夫惟大雅，卓尔不群”。《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在明代复古氛围中，“其诗典雅和平，自饶清韵，又不似竟陵、公安之学，务反前规，横开旁径，逞聪明而偭古法。其矫枉而不过直，抑尤难也。” 因此，于慎行在诗歌文学上反对复古的主张，既是其正直人格的鲜明写照，也是时代文学思潮的深刻反映，对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国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韦夏宁）
于慎行
于慎行（1545—1608），字可远，一字无垢，号穀山，世称于阁老，祖籍山东文登，明初迁至东阿杨柳渡，后定居东阿（今属济南平阴），明代后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
于慎行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于玭官至庆阳府知府，好读书，工古文词，落笔万言，以节廉著于乡。母亲刘太淑端庄贤惠，娴于书史。兄长于慎思、于慎言也博雅多才，善于诗文。于慎行自幼聪颖绝人，加上勤奋好学，10岁通《诗经》，13岁补博士弟子员第一，14岁试童子科，府县皆第一。嘉靖三十八年（1559），山东布政使朱衡将于慎行招之馆下，使之与其子朱维京一起学习。在济南三年，于慎行曾先后师从郑日休、张天衢、黄应麟等人学习，已崭露头角。嘉靖四十年（1561）乡试中举，年仅17岁。发榜次日，按例举行乡饮之礼，宴请考官和中式举人，谓之鹿鸣宴。主考官非常器重于慎行的才俊，提出要在鹿鸣宴上同时为他举行冠礼（即成人之礼），于慎行以未奉父命而婉辞，一时传为美谈。
隆庆二年（1568）二月，于慎行考中进士，赐进士出身。又以殿试成绩优异，且文笔出色，备受赏识，遂改翰林院庶吉士。在馆学习期间，于慎行深得殷士瞻、赵贞吉等器重，并以表现出色于隆庆四年（1570）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撰《肃皇帝实录》。后因官俸微薄，不能保朝夕，加之体弱多病，隆庆五年（1571）于慎行便致仕养疾。次年起复，奉诏与修《穆皇帝实录》 。万历二年（1574），充会试同考官，同年《穆宗实录》修成，于慎行擢任翰林院修撰，编撰《六曹奏章》。万历四年（1576）重修《明会典》，于慎行被选为纂修官，并被推选为日讲官。按当时惯例，只有知识渊博、资深年长的翰林院学者才能充任皇帝日讲官，而于慎行能以史官身份获此殊荣，可见其学识功底深厚。
于慎行为皇帝讲经史，不拘泥于章句，“每至成败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论说，上辄为竦听” ，得神宗皇帝的赞赏。有一次于慎行讲完经书后，神宗拿出御府图画让近侍官员欣赏并令分别题诗。于慎行不善书法，诗成之后只好请别人代写，并将实情禀报，神宗欣赏他的真诚坦诚，当即写了“责难陈善”四字赐之，一时在词林传为佳话。于慎行前后为神宗讲读经史达14年之久，后来他把历年讲稿整理成《经筵讲稿》，刻印成书。
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推行改革，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明后期严重的社会问题，成效显著。但他擅权独断，引起朝中百官不满。御史刘台上书弹劾张居正而被捕下狱后，同僚皆避之不及，唯恐引火烧身，而于慎行独往视之。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病故，按当时官员丁忧之制，张居正须解职回家守孝。但张居正担心自己的改革半途而废，更担心从此大权旁落，便让其门生故吏以“夺情”之制为由上书朝廷留任张居正。这在“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社会，张居正的做法遭到群臣反对。于慎行亦偕同其他官员以“乱纲常大义”、“贪位忘亲”多次上疏谏止。张居正他日见到于慎行后，便诘责问：“子吾所厚，亦为此耶？”于慎行从容回答正是因为深交之故才会如此。不久，于慎行因疾归隐。
于慎行赋闲居家期间，应东阿知县朱应毂之邀，与同里孟一脉重修《东阿县志》。而泰山离东阿不远，于慎行多次携友登临泰山，并写下了《登泰山记》《同朱可大廷平登岱八首》等诗文，除吟诵故乡山水佳色外，还表达了其仕途失意之情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感。
万历十年（1582），于慎行被重新起用，擢任左谕德，日讲如故。于慎行为人诚实敦厚，笃于行谊。张居正去世后，其生前异己多落井下石，极尽诋毁之事。当刑部侍郎丘橓奉旨籍没张居正家产时，不计前嫌的于慎行特致书丘橓，劝其念及同僚之情，替皇帝宽大施恩，照顾张居正八十多岁的老母及其未成年的孩子，情词恳切真挚，为时人颂扬。
万历十三年（1585），于慎行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复以充明年廷试读卷官而擢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再迁左侍郎。万历十五年（1587），续修《明会典》修成，于慎行等主修官员得增俸一级的奖赏，同时也为于慎行赢得“一代良史”之美誉，时人称誉他“在词林中最号有史材”。万历十七年（1589）复为会试知举官，考满改吏部，再迁任礼部尚书，为朝廷重臣。于慎行熟谙典章之制，诸多大礼制多由他裁定。
万历时期，国本问题备受朝野关注。当时神宗皇后无子，王恭妃、郑贵妃先后生下皇子朱常洛和朱常洵。朱常洛虽贵为皇长子，但郑贵妃恃宠想为儿子朱常洵谋得太子之位，万历皇帝也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故朱常洛迟迟不能被立为皇太子。身为礼部尚书又熟悉典章制度的于慎行遂连连上疏，要求早建东宫以定国本，因此大怫帝意，遭神宗诘责。恰逢山东乡试发生泄题事件，谏官以此弹劾礼部官员，作为礼部尚书的于慎行于是引咎辞职，乞休归养。
于慎行归隐居家十几年，万历三十三年（1605）被重新起用为詹事府詹事。两年后，廷臣推举内阁大臣，于慎行列首位，于是诏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于慎行当时身体抱恙，数日后即去世。神宗得知于慎行去世的消息后，特命刑部郎中金继震护丧归乡，工部侍郎刘元森奉旨遣通政司右通政王允光亲自到东阿洪范督建墓地。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于慎行平生勤于读书，贯穿经史，求为有用，所著有《谷城山馆文集》《谷城山馆诗集》《读史漫录》《谷山笔麈》等，时人评价颇高。如史评专著《读史漫录》14卷，按时代编次，通过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评价，探究历代兴衰治乱的原因，以借古鉴今，振奋朝纲，复兴朝政。又《谷山笔麈》18卷，采用笔记体形式论述明代万历以前的典章、礼乐、人物、兵刑、边塞、边事、释道、财富等，包括明代内阁、封藩、宦官、职官、勋戚、科举、刑法、财赋、边备、朝仪以及内阁互相倾轧、官场腐败、士大夫寡廉鲜耻等，皆有详细记载，是一部著名的笔记文献，对研究明代和明代以前的社会历史，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而《兖州府志》的编纂，则是于慎行其史学成就最为人所称道者。《兖州府志》52卷，历时3年修成，体例严谨，内容翔实，所记兖州所辖4州23县沿革、建置、山川、风土、帝迹、圣里、国纪、天潢、职官、选举、田赋、户役、学校、兵戎、驿传、河渠、盐法、马政、古迹、陵墓、祠庙、寺观、宦迹、人物、典籍、艺文、灾祥、丛谈等颇为详尽，其中以记人物、圣里、艺文及社会经济最著，堪称明代方志之杰作。他还编纂有《东阿县志》12卷。
于慎行为学，实集经学、史学、文学于一身。当时文苑中便认为于慎行与冯琦为文学一时之冠，与冯琦、公鼐并称山左三大家。于慎行为文舂容宏富，典雅和平，被推为“大手笔”。其《谷城山馆文集》42卷和《谷城山馆诗集》20卷，收录其大部诗文之作。当时“后七子”文学复古之风盛行山左，而于慎行虽与后七子代表人物李攀龙为同乡，却能够对“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进行批判总结。因此，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称其诗文“夫惟大雅，卓尔不群”。《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在明代复古氛围中，“其诗典雅和平，自饶清韵，又不似竟陵、公安之学，务反前规，横开旁径，逞聪明而偭古法。其矫枉而不过直，抑尤难也。” 因此，于慎行在诗歌文学上反对复古的主张，既是其正直人格的鲜明写照，也是时代文学思潮的深刻反映，对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国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韦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