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琦（1558—1603），字用韫，号朐南，又因其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其叔父冯惟敏以他日后必成大器，遂取“玉不琢不成器”之意，为其改号琢庵，临朐人。明代著名政治家、学者。他出生于书香世家，自曾祖冯裕以下，祖父惟重、父亲子履四代都是进士，是名副其实的“北海世家”。
冯琦自幼受家学的熏陶，于书无所不窥，于学无所不治。万历五年（1577），年仅19岁的冯琦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同时入馆阁学习的有22人，而冯琦年纪最少，故深受馆阁先生的赏识。当时张居正任首辅，平时很少称赞人，但见到冯琦，也认为他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作为，以后必定为栋梁之才。三年散馆，冯琦以优秀成绩授翰林院编修官。
万历九年（1581），冯琦擢翰林院修撰，旋再进为经筵展书官。复以知识渊博，熟悉典章制度，奉命参与编纂《大明会典》。万历十五年（1587），《大明会典》告成，冯琦因修书之功升迁为翰林侍讲，成为年轻的帝王师。
万历十六年（1588），冯琦出任湖广乡试主考官。数千份试卷，他都一一复审，结果在废卷中发现了黄化这名才子，并录为解元，未辱没人才。万历十九年（1591），冯琦再为顺天乡试主考官后，晋为少詹事。此时，其父冯子履由河南参政入贺至京师，决意致仕并获批准，冯琦亦上章请假，护父归乡。他在家细心侍奉父母左右，很快半年过去了。
此时，朝廷内阁缺人，神宗意欲起用冯琦，宰辅王锡爵也极力推荐之，但首辅沈一贯却嫉妒冯琦的才能，从中作梗。后逢朝廷修《国朝正史》，冯琦遂被任命为修史副总裁，得赴京上任。万历二十三年（1595），迁礼部右侍郎。此年夏，冯琦父亲去世，他丁忧归家，但仍心系朝廷，期间先后上书，就明朝与西北蒙古鞑靼等部的关系及日本侵略朝鲜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丁忧期满，冯琦进京复任。先参与编修《玉牒》，旋晋升为吏部右侍郎。不久，再由右侍郎进为吏部左侍郎，奉旨教习庶吉士，后又擢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
冯琦履政能力突出，遇事敢作敢为，能仗义执言，直言进谏。当时围绕皇位继承问题，朝廷内外展开激烈的争论，形成明史上著名的“争国本”事件。万历二十一年（1593），神宗加快改立进程，准备实行“三王并封”，三王同时配备官署，另居别宫，目的仍是推延太子册立。此议一出，朝中群情激奋。冯琦与当时内阁首辅王锡爵联名上书，引用祖训对神宗的意见逐条辩驳，迫使神宗收回前命。万历二十九年（1601），时任礼部尚书的冯琦又上书皇帝说：“旧制：皇太子冠，设冠席、礼席于文华殿内。今文华殿为皇上临御遣官之地，则皇太子冠礼席，应移于殿之东序。又亲王冠，旧设席于皇极门之东庑。今皇太子移席于殿东序，则亲王应移席于殿西序。” 认为皇太子加冠礼，由原来文华殿移到殿的东厢房，那么亲王的加冠礼也应从皇极门的东庑移到殿的西厢房。主张对皇太子冠礼与亲王冠礼加以区别，以显示皇太子的尊贵，得允准。万历三十年（1602），经过冯琦等人的长期斗争和坚持，神宗终于作出妥协让步，同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冯琦随即负责筹备册立大典。但最后时刻神宗等人仍有意作梗，掌管礼监的中官以供费不足为由还想再拖延。冯琦认为：“册封太子是大事，不能耽搁。”恰好他的弟弟户部主事冯瑗被派遣运送饷银4万两出京城，冯琦立即追赶出城把饷银追回来，顺利完成册立典礼。朱常洵被封为福王后，长期逗留京师而不赴封国。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在朝臣的压力下，福王不得已始赴封国。“争国本”以冯琦等人坚持传统礼制的胜利而告终。
神宗执政后期，因荒于朝政，奢侈腐化，贪吝好财，大兴土木，营建宫室，导致国库空虚，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濒临破产。为了掠夺更多的钱财以供自己享乐，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神宗便派出大量太监赴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引起民怨沸腾，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全国各地城镇居民也展开多次反矿监税使的斗争。万历二十七年（1599）九月，各地接连发生一些异常自然现象。有的地方太白星和月亮同时在中午出现，有的地方发生山崩，有的地方平地平白无故涌现出大小山丘，时人认为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冯琦与尚书李戴却借天象出现异常之机，上疏劝谏神宗，指出矿监税使借皇帝之名在各地为非作歹，人民惨遭蹂躏而不敢言，繁重的赋役使人民的生活日益艰难，官府的搜刮贪赃已成为一大公害，请求减免矿税，停止派遣矿税使者。并真切指出，天下之财宜散天下，否则“一呼则易动，一动则难安”。 此章一出，群臣争阅。神宗虽未能按冯琦的建议革除弊政，但也被冯琦的诚意所感动，对之更加倚重。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因病下诏停收矿税，但病愈后又反悔。冯琦遂与朝臣联合上疏进谏。当时，湖广矿监税使陈奉因暴虐百姓而被撤还。冯琦再进言，辽东的高淮、山东的陈增、广东的李凤、陕西的梁永、云南的杨荣，他们残害百姓比陈奉有过之而无不及，请朝廷下旨查办。
冯琦因勤于政事，秉公执法，为官又清廉正直，故颇得众望。万历二十九年（1601）首辅赵志皋病逝，神宗有意任用冯琦为内阁首辅，但东阁大学士沈一贯却从中作梗，认为冯琦年纪尚轻，资历尚浅，不足以担当内阁职务，应用年老者。冯琦身体一向不好，平时公务繁忙，加上受这次打击，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先后上疏16次恳求致仕归养，神宗都不答应。万历三十一年（1603），冯琦病逝于任上，年仅46岁。冯琦临终不忘国事，在其遗奏中，仍劝勉皇帝要有贤明作为，真心对待臣民，以收服人心。神宗很受感动，追封他为太子少保。天启初年，复被熹宗赠谥号“文敏”。
冯琦一生，政事之余，笔耕不辍，著述甚丰，现存著作主要有《宋史纪事本末》《经济类编》《宗伯集》等。万历十五年（1587）《大明会典》修毕后，冯琦即撰《通鉴分解》，“分源溯微，规戒措注”，以求通古鉴今。之后，仿《通鉴纪事本末》体例，编次《宋史纪事本末》，以接续《通鉴纪事本末》，惜尚未完稿而去世。此后书稿归其弟子监察御史刘曰梧，刘曰梧巡按江南时，委托著名学者陈邦瞻把冯琦之稿与沈越书稿《事纪》合为一书，写定《宋史纪事本末》十卷本。清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序》中说：“通鉴纪事本末者，创自建安袁枢，而北海冯琦继之。其法以事类相比附，使读者审理乱之大趋，迹政治之得失，首尾毕具，分部就班。较之盲左之编年，则包举而该浃；比之班马之传志，则简练而隐括。盖史外之别例，而温公之素臣也。”
还在翰林院为庶吉士时，冯琦就开始搜集有关经国济民的史料。与他同时的冯梦祯也说，冯琦甫中进士，就注意收集可供经济之用的文字，是位有心人。经过数年积累，冯琦依据《册府元龟》的体例，把所辑资料编目成册，名为《经济类编》，以为经国济民之鉴。可惜后来由于公务繁忙等原因，直至冯琦去世也没能完成全书的编纂。冯琦去世第二年，他的弟弟冯瑗及冯琦门人周家栋、吴光义等，根据冯琦原稿稍加整理编排而付诸刊刻凡百卷，此即后世所见《经济类编》万历刊本。《经济类编》是一部汇集各类资料编纂而成的大型类书，可谓冯琦的倾心之作。全书分为帝王、政治、储宫、宫掖、臣、谏诤、铨衡、财赋、礼仪、文学、乐、武功、边塞、刑法、工虞、天、地、人伦、人品、人事、道术、物、杂言共23类，内容涵盖天文地理、国家政事、君臣之道等各个方面，反映了冯琦鲜明的经世致用思想。
此外，冯琦还以诗文著称。他年少时就与公鼐被称誉为“齐郡二彦”，又与于慎行、公鼐并称山左三大家。他虽然从小受理学的影响，但文学主张却极为鲜明。他反对明初的“台阁体”以及“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提倡文学应“吟咏性情”，关注社会现实，崇实自然，标举齐风等，这在他的《北海集》《宗伯集》中皆有充分体现。因此，冯琦为官正直清廉，为学求真务实，以其深厚的学养，高洁的品行，以及在文史学方面的造诣和成就，奠定了作为一代名家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韦夏宁 张熙惟）
冯琦
冯琦（1558—1603），字用韫，号朐南，又因其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其叔父冯惟敏以他日后必成大器，遂取“玉不琢不成器”之意，为其改号琢庵，临朐人。明代著名政治家、学者。他出生于书香世家，自曾祖冯裕以下，祖父惟重、父亲子履四代都是进士，是名副其实的“北海世家”。
冯琦自幼受家学的熏陶，于书无所不窥，于学无所不治。万历五年（1577），年仅19岁的冯琦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同时入馆阁学习的有22人，而冯琦年纪最少，故深受馆阁先生的赏识。当时张居正任首辅，平时很少称赞人，但见到冯琦，也认为他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作为，以后必定为栋梁之才。三年散馆，冯琦以优秀成绩授翰林院编修官。
万历九年（1581），冯琦擢翰林院修撰，旋再进为经筵展书官。复以知识渊博，熟悉典章制度，奉命参与编纂《大明会典》。万历十五年（1587），《大明会典》告成，冯琦因修书之功升迁为翰林侍讲，成为年轻的帝王师。
万历十六年（1588），冯琦出任湖广乡试主考官。数千份试卷，他都一一复审，结果在废卷中发现了黄化这名才子，并录为解元，未辱没人才。万历十九年（1591），冯琦再为顺天乡试主考官后，晋为少詹事。此时，其父冯子履由河南参政入贺至京师，决意致仕并获批准，冯琦亦上章请假，护父归乡。他在家细心侍奉父母左右，很快半年过去了。
此时，朝廷内阁缺人，神宗意欲起用冯琦，宰辅王锡爵也极力推荐之，但首辅沈一贯却嫉妒冯琦的才能，从中作梗。后逢朝廷修《国朝正史》，冯琦遂被任命为修史副总裁，得赴京上任。万历二十三年（1595），迁礼部右侍郎。此年夏，冯琦父亲去世，他丁忧归家，但仍心系朝廷，期间先后上书，就明朝与西北蒙古鞑靼等部的关系及日本侵略朝鲜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丁忧期满，冯琦进京复任。先参与编修《玉牒》，旋晋升为吏部右侍郎。不久，再由右侍郎进为吏部左侍郎，奉旨教习庶吉士，后又擢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
冯琦履政能力突出，遇事敢作敢为，能仗义执言，直言进谏。当时围绕皇位继承问题，朝廷内外展开激烈的争论，形成明史上著名的“争国本”事件。万历二十一年（1593），神宗加快改立进程，准备实行“三王并封”，三王同时配备官署，另居别宫，目的仍是推延太子册立。此议一出，朝中群情激奋。冯琦与当时内阁首辅王锡爵联名上书，引用祖训对神宗的意见逐条辩驳，迫使神宗收回前命。万历二十九年（1601），时任礼部尚书的冯琦又上书皇帝说：“旧制：皇太子冠，设冠席、礼席于文华殿内。今文华殿为皇上临御遣官之地，则皇太子冠礼席，应移于殿之东序。又亲王冠，旧设席于皇极门之东庑。今皇太子移席于殿东序，则亲王应移席于殿西序。” 认为皇太子加冠礼，由原来文华殿移到殿的东厢房，那么亲王的加冠礼也应从皇极门的东庑移到殿的西厢房。主张对皇太子冠礼与亲王冠礼加以区别，以显示皇太子的尊贵，得允准。万历三十年（1602），经过冯琦等人的长期斗争和坚持，神宗终于作出妥协让步，同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冯琦随即负责筹备册立大典。但最后时刻神宗等人仍有意作梗，掌管礼监的中官以供费不足为由还想再拖延。冯琦认为：“册封太子是大事，不能耽搁。”恰好他的弟弟户部主事冯瑗被派遣运送饷银4万两出京城，冯琦立即追赶出城把饷银追回来，顺利完成册立典礼。朱常洵被封为福王后，长期逗留京师而不赴封国。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在朝臣的压力下，福王不得已始赴封国。“争国本”以冯琦等人坚持传统礼制的胜利而告终。
神宗执政后期，因荒于朝政，奢侈腐化，贪吝好财，大兴土木，营建宫室，导致国库空虚，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濒临破产。为了掠夺更多的钱财以供自己享乐，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神宗便派出大量太监赴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引起民怨沸腾，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全国各地城镇居民也展开多次反矿监税使的斗争。万历二十七年（1599）九月，各地接连发生一些异常自然现象。有的地方太白星和月亮同时在中午出现，有的地方发生山崩，有的地方平地平白无故涌现出大小山丘，时人认为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冯琦与尚书李戴却借天象出现异常之机，上疏劝谏神宗，指出矿监税使借皇帝之名在各地为非作歹，人民惨遭蹂躏而不敢言，繁重的赋役使人民的生活日益艰难，官府的搜刮贪赃已成为一大公害，请求减免矿税，停止派遣矿税使者。并真切指出，天下之财宜散天下，否则“一呼则易动，一动则难安”。 此章一出，群臣争阅。神宗虽未能按冯琦的建议革除弊政，但也被冯琦的诚意所感动，对之更加倚重。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因病下诏停收矿税，但病愈后又反悔。冯琦遂与朝臣联合上疏进谏。当时，湖广矿监税使陈奉因暴虐百姓而被撤还。冯琦再进言，辽东的高淮、山东的陈增、广东的李凤、陕西的梁永、云南的杨荣，他们残害百姓比陈奉有过之而无不及，请朝廷下旨查办。
冯琦因勤于政事，秉公执法，为官又清廉正直，故颇得众望。万历二十九年（1601）首辅赵志皋病逝，神宗有意任用冯琦为内阁首辅，但东阁大学士沈一贯却从中作梗，认为冯琦年纪尚轻，资历尚浅，不足以担当内阁职务，应用年老者。冯琦身体一向不好，平时公务繁忙，加上受这次打击，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先后上疏16次恳求致仕归养，神宗都不答应。万历三十一年（1603），冯琦病逝于任上，年仅46岁。冯琦临终不忘国事，在其遗奏中，仍劝勉皇帝要有贤明作为，真心对待臣民，以收服人心。神宗很受感动，追封他为太子少保。天启初年，复被熹宗赠谥号“文敏”。
冯琦一生，政事之余，笔耕不辍，著述甚丰，现存著作主要有《宋史纪事本末》《经济类编》《宗伯集》等。万历十五年（1587）《大明会典》修毕后，冯琦即撰《通鉴分解》，“分源溯微，规戒措注”，以求通古鉴今。之后，仿《通鉴纪事本末》体例，编次《宋史纪事本末》，以接续《通鉴纪事本末》，惜尚未完稿而去世。此后书稿归其弟子监察御史刘曰梧，刘曰梧巡按江南时，委托著名学者陈邦瞻把冯琦之稿与沈越书稿《事纪》合为一书，写定《宋史纪事本末》十卷本。清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序》中说：“通鉴纪事本末者，创自建安袁枢，而北海冯琦继之。其法以事类相比附，使读者审理乱之大趋，迹政治之得失，首尾毕具，分部就班。较之盲左之编年，则包举而该浃；比之班马之传志，则简练而隐括。盖史外之别例，而温公之素臣也。”
还在翰林院为庶吉士时，冯琦就开始搜集有关经国济民的史料。与他同时的冯梦祯也说，冯琦甫中进士，就注意收集可供经济之用的文字，是位有心人。经过数年积累，冯琦依据《册府元龟》的体例，把所辑资料编目成册，名为《经济类编》，以为经国济民之鉴。可惜后来由于公务繁忙等原因，直至冯琦去世也没能完成全书的编纂。冯琦去世第二年，他的弟弟冯瑗及冯琦门人周家栋、吴光义等，根据冯琦原稿稍加整理编排而付诸刊刻凡百卷，此即后世所见《经济类编》万历刊本。《经济类编》是一部汇集各类资料编纂而成的大型类书，可谓冯琦的倾心之作。全书分为帝王、政治、储宫、宫掖、臣、谏诤、铨衡、财赋、礼仪、文学、乐、武功、边塞、刑法、工虞、天、地、人伦、人品、人事、道术、物、杂言共23类，内容涵盖天文地理、国家政事、君臣之道等各个方面，反映了冯琦鲜明的经世致用思想。
此外，冯琦还以诗文著称。他年少时就与公鼐被称誉为“齐郡二彦”，又与于慎行、公鼐并称山左三大家。他虽然从小受理学的影响，但文学主张却极为鲜明。他反对明初的“台阁体”以及“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提倡文学应“吟咏性情”，关注社会现实，崇实自然，标举齐风等，这在他的《北海集》《宗伯集》中皆有充分体现。因此，冯琦为官正直清廉，为学求真务实，以其深厚的学养，高洁的品行，以及在文史学方面的造诣和成就，奠定了作为一代名家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韦夏宁 张熙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