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昶（1203—1289），字士都，金东平须城（今东平）人，是金末元初东平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李昶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其父李世弼研习《春秋》之学，颇得其义，曾3次参加廷试，不幸皆未能考中，之后虽通过推恩出任彭城簿，但科举之愿始终萦绕心头。李昶从小聪颖过人，6岁启蒙受教；性喜淡泊，读书之外并无其他所好。因终日勤学不辍，乃至邻里乡人都很少见他出门。到了十二三岁，李昶便已粗通义理，能作文章，行笔为时人不及，备受赞誉。
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17岁的李昶已业有所成，便随再次参加科考的父亲一同参加当年的礼部春闱试。由于李昶年少，不仅被科场众人嘲讽，考试时更被典试官安排到与父亲不同的考场，被严格监视。而李昶不以为意，专心考试。他款款下笔，到中午便以数千言的答卷完成考试。典试官对敏慧如此的李昶亦大加赞赏，评其为本场经考第一名。最终此次科考李昶高中第二甲第二名，而同科参考的父亲世弼，考中第三甲第三人。时人对李昶父子同科考中、同为进士褒贬不一，或将其比之于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但李世弼虽获进士却未再入仕，直至晚年才出任东平府学教授。
及第后的李昶，被授予征事郎、孟州温县丞之职，自此迈入仕途。居官后的李昶，依然读书不辍，每日吟读笔录，把读书视之为每日必修之课。宣宗元光二年（1223）八月，金哀宗即位，改元正大。这一年李昶被破格擢为儒林郎，赐绯鱼袋，出任郑州河阴主簿。正大三年（1225），复奉召赴试任尚书省掾，再调任漕运提举。年少风华的李昶此时可谓春风得意，官运亨达。
然而从大安三年（1211）春，蒙古成吉思汗即率军南下攻金，势如破竹，而腐败的金朝却无力阻挡蒙古兵的入侵，致使中原动荡，哀鸿遍野。在此形势下，李昶只好辞官带领家人返还东平故里。
此时的东平，已在严实的统辖之下。严实，字武叔，泰安长清人，生性豪爽，喜善结交，本为金朝东平百户兼长清令，在蒙金宋对山东地区的争夺战中，他巧于应付，势力不断壮大。面对金朝的衰败、宋朝的不足依恃和蒙古的强大，严实于兴定四年（1220）率部投靠蒙古木华黎，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此后随木华黎出征，攻下曹、濮、单等州，兴定五年（1221）入居东平，割据一方，据有今山东西部兼安徽、河北、河南部分地区，共领54州县，称东平行省，成为当时著名的汉人世侯之一。世侯是金末元初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在朝代更迭之际，建立武装拥兵自保，形成一个个武装割据。为笼络人心，蒙古统治者在南下中原过程中，对降服的各地武装集团首领给予种种特权，允准由其主管所辖地方军事、行政事务，僚属听其自置，更允许其官职爵位世袭。这样的招徕政策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众多地方武装经过短期的犹豫与观望后，便纷纷臣服于蒙古政权，从而由地方性军事集团转化成所谓的汉地世侯。东平行省在严实卒后，其次子严忠济继承世侯之位，仍继续统辖东平地区。直到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严忠济因遭忽必烈猜忌而被罢职，由其弟严忠范接替世侯之位。直至中统四年（1263）朝廷罢除世侯兵权，严氏在东平四十余年的统治始宣告结束。
返归乡里的李昶，得到严实父子的倚重。到东平后，李昶即受到严实的礼待，被辟为行台都事，后改任行军万户府知事，伴其左右。严忠济任世侯后，复擢李昶为东平行台经历。由于李昶处事图虑深远，公平允正，于府政得失、民生利病数有谏言，多有政治建树，因此深受严氏倚重。后来严忠济怠于政事，贪图享受，李昶为此曾劝说其要远离奢华，要为人低调，要近贤远佞，以防范变故，而严忠济却听不进去，依然不知收敛，最终引起朝廷的猜忌。为此李昶曾请求解职，但严忠济不允。仍尊李昶为位尊之师席，居于严氏众幕僚之上。
之后李昶任教东平府学，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东平处于山东地区齐鲁文化与河北地区魏文化的结合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严氏父子统治期间，除休养生息稳定统治之外，也重视文化、保护文人，积极兴学养士，创办东平府学。在当时社会战乱的情况下，民生尚且不稳，而东平重视兴学，难能可贵。东平府学前身为郓州学，金章宗泰和以来，郓州学在诸州学中最为兴盛，后因金末战乱而荒废。李昶回到东平之时，府学已在郓州学故基上由严实多年经营一跃成为华北地区学术中心之一，特别是到严忠济时期，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严忠济掌权后，在东平府东北创立了新府学。此工程历时三年落成，新府学不仅规模得以扩大，还重塑了孔、颜、孟及十哲像，绘上了七十子及二十四大儒像，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同时严氏父子礼贤下士，重聘名儒，广召生员，致力于重兴儒学。此举使得东平人才辈出，成为当时吸引名士最盛、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文人集团聚居地，且在学术上形成了一个以继承并力求改进金代学术风气为特点的东平学派。东平学派的思想主张，是由东平府学的学者们承载体现的。这些儒家学者早已对金朝重经传疏义之学不满，认为金代经义科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只会记诵章句、生搬硬套，已经脱离了儒家学为致用的原则。于是他们以东平府学为宣扬其思想学说的讲坛，力图再续宋学探究义理、重视德行的理学特色。因此东平学者们注重儒家的道德修养，着力于对学生的道德教化；坚持以经学培养人才，强调以六经为本、博通百家。通过倡导儒学教育理念，发扬儒家传统精神，这在元初信仰林立的局面下，无疑为“孔孟之说”赢得了思想上的一席之地。相继为东平府学教授的李世弼、李昶父子则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李昶作为北宋泰山学派在东平的传承者，同其父李世弼一样，继承了泰山学派的治学传统，尤以治《春秋》闻名。他折中《春秋》各家学说，写成了《春秋左氏遗意》20卷。同时他对《论语》《孟子》等也有着很深入的研究，曾考订写出专著数册，但后来发现自己的见解往往与南宋朱熹等人相吻合，便未再正式刊出，只是将历代研究《孟子》的各家学说之矛盾处整合统一，附上自己的观点，集成《孟子权衡遗说》五卷。虽然这些著作未能流传下来，但从有关其著作的记载看，在受聘于东平府学主授《春秋》之时，李昶的学术思想重点是放在了对义理的阐发上，注重学生品行的培养，致力于儒风的兴复。《元朝名臣事略》便记载李昶为人谦和，乐于授业，从不藏私，对于他人的疑问都竭尽其能地答复，且从不妄言。广博的学识和良好的修养使李昶在府学广受尊敬，颇有声望。在东平的二十多年间，李昶身边聚集了大批问学者，后来为一时名士的李谦、马绍、吴衍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特别如李谦，勤敏好学，具备深厚的儒学根柢，在李昶等府学教授的影响下，治学专长由辞赋之学转向经义之学，且学有所成，颇负名气，与东平硕学阎复、徐琰、孟祺并提，被誉为“东平四杰”。李谦后晋东平府学教授，对东平学派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元宪宗八年（1259），忽必烈征伐南宋驻扎濮州之时，听说了李昶的名声，便予以召见，向他请教治国用兵之道，李昶一一作答，提出治国要选贤任能、立法缜密、赏罚分明，注重为君之道，固本清源；用兵要伐有罪、救黎民，不能一味嗜杀，切忌穷兵黩武等思想主张，受到了忽必烈的肯定和采纳，也使李昶的形象深深留在了忽必烈的心中。于是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便将李昶召到蒙古上都开平，以方便随时咨询国事。李昶也不负重托，尽心辅佐朝政，对忽必烈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上谏言多被采纳。如面对当时征需烦重，民生艰难的状况，李昶毅然为逾期未纳赋税的民户进言，指出皇上即位尚半年，在弊政未除、人口锐减、百业难兴的局势下，便比照宪宗时税额征收赋税，如此必然给广大民众造成过重负担，难安民心，实应量力而行。忽必烈允准，诏令各行省，凡民众逋欠，统一蠲免。又中统二年（1261）基本完成国内统一，朝廷之上一片欢欣之时，李昶却上书提醒应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说“日新其德，虽休勿休，战胜不矜，功成不有，和辑宗亲，抚绥将士，增修庶政，选用百官，俭以足用，宽以养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对此，世祖忽必烈未怪罪其大煞风景之举，而予以嘉奖。尤其在忽必烈的心目中，李昶是难得的诤臣，对他既十分敬重，同时也有几分敬畏。史载一次忽必烈与其他大臣正悠闲谈笑，望见李昶来了，立马严肃地说道：李秀才来了。“秀才”是当时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儒生的尊称。由此可见李昶所受敬重之一斑。
在元朝完成国内大一统之际，严忠济罢世侯之位，由其弟严忠范接替其职位。严忠范念李昶在东平的贡献，特上表为李昶请官，得朝廷允准，于是世祖下诏授予李昶翰林侍讲学士之职，兼行东平路总管军民同译官。至元元年（1264），在元政府罢除世侯、行迁转之法的多事之秋，李昶一度辞官家居。
但世祖忽必烈仍忘不了李昶。至元五年（1268），李昶复被起用，任为吏礼部尚书。居职期间，李昶竭尽思虑，革旧部新，重新裁定所属衙内行事规范，严格礼文之制，得朝中宰臣们推崇。凡议大政，也常被宰臣延置上座，倾听其说。然而正直的李昶，后却因事与权臣阿合马不和，毅然再次辞官，归家养老。至元七年（1270）朝廷再次起用李昶，授予南京路总管兼府尹之职，他亦坚辞不授。至元八年（1271），朝廷又授予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之职，这次李昶虽不再坚辞而赴任，但没多久即上书致仕还乡。
此后多年李昶一直赋闲家居，直到至元二十二年（1275）再被朝廷遣使礼聘他出山。当时李昶已八十多岁，即以年老多病为由坚辞。世祖感念其多年功绩，特赐田千亩以示悯恤。至元二十六年（1289），李昶去世。
（刘亚楠）
李昶
李昶（1203—1289），字士都，金东平须城（今东平）人，是金末元初东平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李昶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其父李世弼研习《春秋》之学，颇得其义，曾3次参加廷试，不幸皆未能考中，之后虽通过推恩出任彭城簿，但科举之愿始终萦绕心头。李昶从小聪颖过人，6岁启蒙受教；性喜淡泊，读书之外并无其他所好。因终日勤学不辍，乃至邻里乡人都很少见他出门。到了十二三岁，李昶便已粗通义理，能作文章，行笔为时人不及，备受赞誉。
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17岁的李昶已业有所成，便随再次参加科考的父亲一同参加当年的礼部春闱试。由于李昶年少，不仅被科场众人嘲讽，考试时更被典试官安排到与父亲不同的考场，被严格监视。而李昶不以为意，专心考试。他款款下笔，到中午便以数千言的答卷完成考试。典试官对敏慧如此的李昶亦大加赞赏，评其为本场经考第一名。最终此次科考李昶高中第二甲第二名，而同科参考的父亲世弼，考中第三甲第三人。时人对李昶父子同科考中、同为进士褒贬不一，或将其比之于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但李世弼虽获进士却未再入仕，直至晚年才出任东平府学教授。
及第后的李昶，被授予征事郎、孟州温县丞之职，自此迈入仕途。居官后的李昶，依然读书不辍，每日吟读笔录，把读书视之为每日必修之课。宣宗元光二年（1223）八月，金哀宗即位，改元正大。这一年李昶被破格擢为儒林郎，赐绯鱼袋，出任郑州河阴主簿。正大三年（1225），复奉召赴试任尚书省掾，再调任漕运提举。年少风华的李昶此时可谓春风得意，官运亨达。
然而从大安三年（1211）春，蒙古成吉思汗即率军南下攻金，势如破竹，而腐败的金朝却无力阻挡蒙古兵的入侵，致使中原动荡，哀鸿遍野。在此形势下，李昶只好辞官带领家人返还东平故里。
此时的东平，已在严实的统辖之下。严实，字武叔，泰安长清人，生性豪爽，喜善结交，本为金朝东平百户兼长清令，在蒙金宋对山东地区的争夺战中，他巧于应付，势力不断壮大。面对金朝的衰败、宋朝的不足依恃和蒙古的强大，严实于兴定四年（1220）率部投靠蒙古木华黎，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此后随木华黎出征，攻下曹、濮、单等州，兴定五年（1221）入居东平，割据一方，据有今山东西部兼安徽、河北、河南部分地区，共领54州县，称东平行省，成为当时著名的汉人世侯之一。世侯是金末元初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在朝代更迭之际，建立武装拥兵自保，形成一个个武装割据。为笼络人心，蒙古统治者在南下中原过程中，对降服的各地武装集团首领给予种种特权，允准由其主管所辖地方军事、行政事务，僚属听其自置，更允许其官职爵位世袭。这样的招徕政策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众多地方武装经过短期的犹豫与观望后，便纷纷臣服于蒙古政权，从而由地方性军事集团转化成所谓的汉地世侯。东平行省在严实卒后，其次子严忠济继承世侯之位，仍继续统辖东平地区。直到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严忠济因遭忽必烈猜忌而被罢职，由其弟严忠范接替世侯之位。直至中统四年（1263）朝廷罢除世侯兵权，严氏在东平四十余年的统治始宣告结束。
返归乡里的李昶，得到严实父子的倚重。到东平后，李昶即受到严实的礼待，被辟为行台都事，后改任行军万户府知事，伴其左右。严忠济任世侯后，复擢李昶为东平行台经历。由于李昶处事图虑深远，公平允正，于府政得失、民生利病数有谏言，多有政治建树，因此深受严氏倚重。后来严忠济怠于政事，贪图享受，李昶为此曾劝说其要远离奢华，要为人低调，要近贤远佞，以防范变故，而严忠济却听不进去，依然不知收敛，最终引起朝廷的猜忌。为此李昶曾请求解职，但严忠济不允。仍尊李昶为位尊之师席，居于严氏众幕僚之上。
之后李昶任教东平府学，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东平处于山东地区齐鲁文化与河北地区魏文化的结合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严氏父子统治期间，除休养生息稳定统治之外，也重视文化、保护文人，积极兴学养士，创办东平府学。在当时社会战乱的情况下，民生尚且不稳，而东平重视兴学，难能可贵。东平府学前身为郓州学，金章宗泰和以来，郓州学在诸州学中最为兴盛，后因金末战乱而荒废。李昶回到东平之时，府学已在郓州学故基上由严实多年经营一跃成为华北地区学术中心之一，特别是到严忠济时期，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严忠济掌权后，在东平府东北创立了新府学。此工程历时三年落成，新府学不仅规模得以扩大，还重塑了孔、颜、孟及十哲像，绘上了七十子及二十四大儒像，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同时严氏父子礼贤下士，重聘名儒，广召生员，致力于重兴儒学。此举使得东平人才辈出，成为当时吸引名士最盛、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文人集团聚居地，且在学术上形成了一个以继承并力求改进金代学术风气为特点的东平学派。东平学派的思想主张，是由东平府学的学者们承载体现的。这些儒家学者早已对金朝重经传疏义之学不满，认为金代经义科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只会记诵章句、生搬硬套，已经脱离了儒家学为致用的原则。于是他们以东平府学为宣扬其思想学说的讲坛，力图再续宋学探究义理、重视德行的理学特色。因此东平学者们注重儒家的道德修养，着力于对学生的道德教化；坚持以经学培养人才，强调以六经为本、博通百家。通过倡导儒学教育理念，发扬儒家传统精神，这在元初信仰林立的局面下，无疑为“孔孟之说”赢得了思想上的一席之地。相继为东平府学教授的李世弼、李昶父子则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李昶作为北宋泰山学派在东平的传承者，同其父李世弼一样，继承了泰山学派的治学传统，尤以治《春秋》闻名。他折中《春秋》各家学说，写成了《春秋左氏遗意》20卷。同时他对《论语》《孟子》等也有着很深入的研究，曾考订写出专著数册，但后来发现自己的见解往往与南宋朱熹等人相吻合，便未再正式刊出，只是将历代研究《孟子》的各家学说之矛盾处整合统一，附上自己的观点，集成《孟子权衡遗说》五卷。虽然这些著作未能流传下来，但从有关其著作的记载看，在受聘于东平府学主授《春秋》之时，李昶的学术思想重点是放在了对义理的阐发上，注重学生品行的培养，致力于儒风的兴复。《元朝名臣事略》便记载李昶为人谦和，乐于授业，从不藏私，对于他人的疑问都竭尽其能地答复，且从不妄言。广博的学识和良好的修养使李昶在府学广受尊敬，颇有声望。在东平的二十多年间，李昶身边聚集了大批问学者，后来为一时名士的李谦、马绍、吴衍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特别如李谦，勤敏好学，具备深厚的儒学根柢，在李昶等府学教授的影响下，治学专长由辞赋之学转向经义之学，且学有所成，颇负名气，与东平硕学阎复、徐琰、孟祺并提，被誉为“东平四杰”。李谦后晋东平府学教授，对东平学派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元宪宗八年（1259），忽必烈征伐南宋驻扎濮州之时，听说了李昶的名声，便予以召见，向他请教治国用兵之道，李昶一一作答，提出治国要选贤任能、立法缜密、赏罚分明，注重为君之道，固本清源；用兵要伐有罪、救黎民，不能一味嗜杀，切忌穷兵黩武等思想主张，受到了忽必烈的肯定和采纳，也使李昶的形象深深留在了忽必烈的心中。于是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便将李昶召到蒙古上都开平，以方便随时咨询国事。李昶也不负重托，尽心辅佐朝政，对忽必烈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上谏言多被采纳。如面对当时征需烦重，民生艰难的状况，李昶毅然为逾期未纳赋税的民户进言，指出皇上即位尚半年，在弊政未除、人口锐减、百业难兴的局势下，便比照宪宗时税额征收赋税，如此必然给广大民众造成过重负担，难安民心，实应量力而行。忽必烈允准，诏令各行省，凡民众逋欠，统一蠲免。又中统二年（1261）基本完成国内统一，朝廷之上一片欢欣之时，李昶却上书提醒应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说“日新其德，虽休勿休，战胜不矜，功成不有，和辑宗亲，抚绥将士，增修庶政，选用百官，俭以足用，宽以养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对此，世祖忽必烈未怪罪其大煞风景之举，而予以嘉奖。尤其在忽必烈的心目中，李昶是难得的诤臣，对他既十分敬重，同时也有几分敬畏。史载一次忽必烈与其他大臣正悠闲谈笑，望见李昶来了，立马严肃地说道：李秀才来了。“秀才”是当时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儒生的尊称。由此可见李昶所受敬重之一斑。
在元朝完成国内大一统之际，严忠济罢世侯之位，由其弟严忠范接替其职位。严忠范念李昶在东平的贡献，特上表为李昶请官，得朝廷允准，于是世祖下诏授予李昶翰林侍讲学士之职，兼行东平路总管军民同译官。至元元年（1264），在元政府罢除世侯、行迁转之法的多事之秋，李昶一度辞官家居。
但世祖忽必烈仍忘不了李昶。至元五年（1268），李昶复被起用，任为吏礼部尚书。居职期间，李昶竭尽思虑，革旧部新，重新裁定所属衙内行事规范，严格礼文之制，得朝中宰臣们推崇。凡议大政，也常被宰臣延置上座，倾听其说。然而正直的李昶，后却因事与权臣阿合马不和，毅然再次辞官，归家养老。至元七年（1270）朝廷再次起用李昶，授予南京路总管兼府尹之职，他亦坚辞不授。至元八年（1271），朝廷又授予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之职，这次李昶虽不再坚辞而赴任，但没多久即上书致仕还乡。
此后多年李昶一直赋闲家居，直到至元二十二年（1275）再被朝廷遣使礼聘他出山。当时李昶已八十多岁，即以年老多病为由坚辞。世祖感念其多年功绩，特赐田千亩以示悯恤。至元二十六年（1289），李昶去世。
（刘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