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生卒年不详），春秋时期鲁国人，其故里、封邑和祠墓均在鲁国都君庄（今山东肥城境石横镇衡鱼村）。先秦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在中华学术文化史上，被尊崇为文宗史祖。
对左丘明其人其事、学术贡献等，史籍记载颇为简略缺失，由此围绕左丘明的姓名、里籍、著述等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有着多重学术视角的研究探讨，也因之形成一桩桩聚讼纷纭的学术公案。据相关文献记载，左丘明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史官的家族，其活动年代大约与孔子同时，故两人曾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 。据研究，上古时期历史的传习主要依靠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朦，他们所传述的历史，原以瞽朦传诵为主，而以太史的记录辅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国语?楚语》称“史不失书，朦不失诵”，即史官所记录的简短史实，如《春秋》之类，还要通过瞽朦以口语传诵的方式，逐渐补充丰富起来。瞽朦为史职同时也是乐官，他们不仅传诵历史或歌唱史诗，还以说史方式在民间说唱故事。瞽朦传诵的历史再经后人记录下来就称之为《语》，如《周语》《鲁语》之类，《语》也就成为一种新兴的书体。因此，记录孔子言论的就称为《论语》，记录古代传说的就称为《说苑》，后来禅宗、理学皆有语录，小说亦有话本。瞽朦博闻强记，诵说历史，也就成为最有修养的瞽史。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又说其失明或无目，称其传《春秋》而为《左氏春秋》。古代只有贵族称氏，君子是封建君主等级政体下各级贵族的通称。《论语》孔安国注称左丘明为“鲁太史”，班固《汉书?艺文志》自注也称其为“鲁太史”，新发现的孔府档案中新史料《左传精舍志》亦称左丘明“世为鲁左史官”，由此可知，左丘明出身于鲁国贵族，并非一般的乐工，应该是一位最有修养的瞽史。
左丘明广求博学，知识渊博，襟怀坦白，品德高尚，孔子即言与其同耻。《论语·公冶长篇》记孔子之言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既引左丘明为同道，说明两人大概是志趣相投的。汉代学者刘歆即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太平御览》卷二〇八亦引《苻子》之文曰：“鲁侯欲以孔丘为司徒，将召三桓而议之。乃谓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为司徒，而授以鲁政焉。寡人将欲询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任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最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羞哉！’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而召孔丘为司徒。”文中所指三桓，是当时鲁国的三卿，位高权重，独断专行，操纵政事。左丘明担心鲁国君若与三桓商议，起用孔子，难免横生枝节，遂直谏鲁君，直接任用。此事不仅说明了左丘明与孔子的密切关系，更反映了左丘明深得鲁侯器重，品德高尚、胸怀坦荡的情怀。
有研究认为，左丘明与孔子不仅是挚友，志趣相投，而且基本思想倾向一致，同样受到“明德慎罚”、“敬德保民”尊崇礼义的鲁文化熏染。在哲学思想方面，既尊神敬天，又重视人事；反对人殉，重视人的生命价值；注重现实，推崇理性；政治思想方面，主张以礼为规范，为政以民为本；主张施政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反对滥施刑罚，认为多行不义必自毙；在历史观方面，认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已然。其人生观强调忠、孝、善、信、谦、诚等品格修养，养成君子的理想人格。
左丘明之所以名垂青史，最主要的在于其学术贡献，留下了不朽名篇《春秋左氏传》（史又称《春秋左氏》《左氏春秋》《左氏传》等，又有《春秋古文》《古文春秋左氏传》之称，汉以后迄今，多省称《左传》）。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对孔子与左丘明同观上古文献而作史之史实，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述更为明确：“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论本事以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明确注明《左氏传》作者为“鲁君子左丘明”，认为“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是以为之传”。严彭祖《严氏春秋》亦引《孔子家语?观周》篇的话，对左丘明传《春秋》也叙述得很清楚，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晋学者荀崧亦论曰：“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孔子惧而作《春秋》。诸侯讳妒，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旨，义不显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学者好之。” 皆显示出孔子作《春秋》与左丘明传《春秋》的紧密关系。故唐徐坚《初学记》云：“《春秋》者，按杜预序曰：鲁史记之名也。《释名》又云：言春秋冬夏，终以成岁。举春秋则冬夏可知也。昔孔子约鲁史以修《春秋》。书有褒贬，不可以书见，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夫子所言而作传。今《左氏传》是也。”宋代学者亦坚信“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而为之传”，肯定了左丘明的学术贡献。
《左传》是我国史学宝库中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翔实的史学巨编，也是第一部叙事详赡完整的编年体著作。《左传》全文近20万言，以《春秋》为纲，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全面系统地记载春秋一代历史大事，广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众多诸侯国史实，并多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时期的历史，为后世研究我国的上古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其他学术史提供了重要史料，是此前或同期任何其他一部史籍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左传》记事，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书中多以“君子曰”的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显示其鲜明的爱憎臧否。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出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显露出对人情世态的深刻体察。唐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即高度评价《左传》的学术价值说：“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左传》不仅是经史学名著，也是一部文学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文学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清周大璋《左传翼凡例》曰：“左氏文字，为百家之祖。国策、史汉，韩、柳、欧、苏，无不摹仿。其章法、句法、字法，遂卓然自成一家言。欲读古文而不精求于《左氏》，是溯流忘其源也。”即有研究认为，《左传》思想深邃、文风朴厚，叙事、状物精彩而富于多样性，留下了许多久经传诵的佳作，其中不少业已成为后世人们称文的典范。清初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历代堪称“观止”的优秀古文，所收《左传》各篇（节）竟达33则之多，其文字精美可见一斑。此外，《左传》丰富的内容，多姿多彩的历史故事，还作为一部分重要的创作素材为历代小说、戏曲创作所利用和发挥，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因《左传》集经学、史学、文学于一身，深受后世学者推重。自《左传》成书后的两千多年以来，相关的注疏、考订和论评之作，可谓代不乏见，数量繁多。清初朱彝尊著《经义考》，详考历代经籍存佚，即著录各类《左传》学著作94种。上海图书馆所纂《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历代丛书中所收对《左传》之注、疏、论等书目达210多种。据《汉书?刘歆传》中记载，汉哀帝时，刘歆校中秘书，看到《左传》古文本，大为赞叹，认为今文经由于秦始皇焚书禁挟之律已残缺不全，而《左传》古文经书“好恶与圣人同”，于是决意为之争立学官。“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刘歆不仅对古文本《左传》进行了整理，发明探析其义理，阐释其微言大义，还通过与今文学家的论辩来提高《左传》的地位。虽然后来刘歆遭到贬黜，但古文经学的兴起已势不可当。故继刘歆之后，贾逵等人继续为《左传》争取地位，至汉平帝时期，《左传》终于被立于学官，确立其传经的正统地位。至西晋时期，杜预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将原本各自独立的《左传》与《春秋》两书文字合二为一，以《传》之年与《经》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杜著集前人之大成，广泛引述刘歆、贾逵等人的见解，并加以总结发挥，在文字训诂、文义诠释及制度地理考订等方面，都有独到的阐释，对后世《左传》研究有着极大的影响。唐贞观年间，孔颖达等编纂《五经正义》，其中即包括《春秋左传正义》，这进一步巩固了《左传》作为儒家经典的学术地位。《春秋左传正义》对汉魏以来的《左传》研究成果进行汇总与梳理，以杜预《左传集解》为底本，对各家之说，详加考订，论其得失，兼收并蓄，归纳融合，在文献整理和训诂注释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故《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言《左传》者，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杜注、孔疏成为左传学研究领域的两部重要著述和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此外，历代不乏左传学专家，如宋代学者系统研究《左传》成就最突出的即有吕祖谦、真德秀等人。吕祖谦著《东莱博议》《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续说》三部研究《左传》的专著，影响甚大，《东莱博议》选录《左传》文章六十余篇对之进行史论分析，《传说》和《续说》在论史的同时，间有对文章章法的分析，有一定文学研究价值。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是南宋时期影响颇大的古文选本，文中所选录的《左传》多篇叙 事、记言文章，对后世《古文释义》《古文析义》等文章选本产生深远影响。
除了《左传》，现存国别史体文献《国语》相传也是出自左丘明。司马迁在《史记》中便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史籍又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韦昭《国语解叙》即称《左传》为《春秋》内传而以《国语》为《春秋》外传。刘知几在《史通?六家》篇中亦说：“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西晋时曾在魏襄王墓中发现大量竹简古书，其中就有《国语》三篇，说明战国时此书就开始流传了。后世学者认为，《国语》和《左传》是记载春秋时代历史的姊妹篇，是先秦时期又一部重要的典籍文献。虽然两书都似先秦文献甚至如孔子的《论语》一样，很可能非一人一时之作，但是古代学术最重传授系统，谁是最初的传授者，谁就应该是该书的著作者。因此，《左传》与《国语》两部文献很可能非完全由左丘明一人所完成，但书中绝大部分史料都应出于左丘明的传诵是没有疑问的。
后世对左丘明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地位评价甚高。《汉书·古今人表》将左丘明列入上中仁人。西晋杜预《左传序》谓孔子修《春秋》，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唐太宗时追封左丘明为“经师”，从祀文庙。宋代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追封左丘明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孙丘芳衣巾以主祀事；宋徽宗时复封之为“中都伯”。明嘉靖时追封左丘明为“先儒”，敕建墓门坊，并亲书“先儒之墓”；崇祯帝再封之为“先贤”。清乾隆皇帝御赐“经臣史祖”匾悬于肥城左丘明祠；乾隆十六年（1751）礼部重新确认左丘明之嫡孙为世袭奉祀生，并赐祭田18亩。又，晋夏侯湛《左丘明赞》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意《春秋》。微言逃难，傍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晋挚虞《左丘明赞》曰：“丘明作史，时惟衰周；错综坟籍，思弘徽猷。阐明王典，光演春秋；诞宣圣旨，旷代弥休。”宋丁谓《中都伯左丘明像赞》曰：“猗欤左氏，闻道素王。依经作传，微旨用彰。词有余韵，人镣末光。庆封锡壤，广鲁之疆。”在左丘明逝世后，人们将他著述时住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 ，予以保护，代有修葺。汉初肥城置县伊始，就在县城兴建“左传精舍”，立碑以志。左丘明其人其事，可谓享誉古今，光耀千古。
迄今，左丘明故里尤注重着力深入研究和挖掘左丘明文化，弘扬“史圣”精神。2000年9月肥城举办全国首次左丘明文化研讨会， 同年石横镇重修左丘明墓并建墓门坊；2014年肥城左丘明文化研究院揭牌，并编纂出版期刊《左丘明文化》。正在规划筹建中的左丘明文化园将有利于促进对左丘明的各项研究工作。
（张熙惟）
左丘明
左丘明（生卒年不详），春秋时期鲁国人，其故里、封邑和祠墓均在鲁国都君庄（今山东肥城境石横镇衡鱼村）。先秦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在中华学术文化史上，被尊崇为文宗史祖。
对左丘明其人其事、学术贡献等，史籍记载颇为简略缺失，由此围绕左丘明的姓名、里籍、著述等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有着多重学术视角的研究探讨，也因之形成一桩桩聚讼纷纭的学术公案。据相关文献记载，左丘明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史官的家族，其活动年代大约与孔子同时，故两人曾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 。据研究，上古时期历史的传习主要依靠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朦，他们所传述的历史，原以瞽朦传诵为主，而以太史的记录辅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国语?楚语》称“史不失书，朦不失诵”，即史官所记录的简短史实，如《春秋》之类，还要通过瞽朦以口语传诵的方式，逐渐补充丰富起来。瞽朦为史职同时也是乐官，他们不仅传诵历史或歌唱史诗，还以说史方式在民间说唱故事。瞽朦传诵的历史再经后人记录下来就称之为《语》，如《周语》《鲁语》之类，《语》也就成为一种新兴的书体。因此，记录孔子言论的就称为《论语》，记录古代传说的就称为《说苑》，后来禅宗、理学皆有语录，小说亦有话本。瞽朦博闻强记，诵说历史，也就成为最有修养的瞽史。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又说其失明或无目，称其传《春秋》而为《左氏春秋》。古代只有贵族称氏，君子是封建君主等级政体下各级贵族的通称。《论语》孔安国注称左丘明为“鲁太史”，班固《汉书?艺文志》自注也称其为“鲁太史”，新发现的孔府档案中新史料《左传精舍志》亦称左丘明“世为鲁左史官”，由此可知，左丘明出身于鲁国贵族，并非一般的乐工，应该是一位最有修养的瞽史。
左丘明广求博学，知识渊博，襟怀坦白，品德高尚，孔子即言与其同耻。《论语·公冶长篇》记孔子之言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既引左丘明为同道，说明两人大概是志趣相投的。汉代学者刘歆即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太平御览》卷二〇八亦引《苻子》之文曰：“鲁侯欲以孔丘为司徒，将召三桓而议之。乃谓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为司徒，而授以鲁政焉。寡人将欲询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任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最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羞哉！’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而召孔丘为司徒。”文中所指三桓，是当时鲁国的三卿，位高权重，独断专行，操纵政事。左丘明担心鲁国君若与三桓商议，起用孔子，难免横生枝节，遂直谏鲁君，直接任用。此事不仅说明了左丘明与孔子的密切关系，更反映了左丘明深得鲁侯器重，品德高尚、胸怀坦荡的情怀。
有研究认为，左丘明与孔子不仅是挚友，志趣相投，而且基本思想倾向一致，同样受到“明德慎罚”、“敬德保民”尊崇礼义的鲁文化熏染。在哲学思想方面，既尊神敬天，又重视人事；反对人殉，重视人的生命价值；注重现实，推崇理性；政治思想方面，主张以礼为规范，为政以民为本；主张施政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反对滥施刑罚，认为多行不义必自毙；在历史观方面，认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已然。其人生观强调忠、孝、善、信、谦、诚等品格修养，养成君子的理想人格。
左丘明之所以名垂青史，最主要的在于其学术贡献，留下了不朽名篇《春秋左氏传》（史又称《春秋左氏》《左氏春秋》《左氏传》等，又有《春秋古文》《古文春秋左氏传》之称，汉以后迄今，多省称《左传》）。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对孔子与左丘明同观上古文献而作史之史实，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述更为明确：“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论本事以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明确注明《左氏传》作者为“鲁君子左丘明”，认为“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是以为之传”。严彭祖《严氏春秋》亦引《孔子家语?观周》篇的话，对左丘明传《春秋》也叙述得很清楚，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晋学者荀崧亦论曰：“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孔子惧而作《春秋》。诸侯讳妒，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旨，义不显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学者好之。” 皆显示出孔子作《春秋》与左丘明传《春秋》的紧密关系。故唐徐坚《初学记》云：“《春秋》者，按杜预序曰：鲁史记之名也。《释名》又云：言春秋冬夏，终以成岁。举春秋则冬夏可知也。昔孔子约鲁史以修《春秋》。书有褒贬，不可以书见，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夫子所言而作传。今《左氏传》是也。”宋代学者亦坚信“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而为之传”，肯定了左丘明的学术贡献。
《左传》是我国史学宝库中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翔实的史学巨编，也是第一部叙事详赡完整的编年体著作。《左传》全文近20万言，以《春秋》为纲，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全面系统地记载春秋一代历史大事，广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众多诸侯国史实，并多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时期的历史，为后世研究我国的上古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其他学术史提供了重要史料，是此前或同期任何其他一部史籍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左传》记事，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书中多以“君子曰”的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显示其鲜明的爱憎臧否。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出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显露出对人情世态的深刻体察。唐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即高度评价《左传》的学术价值说：“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左传》不仅是经史学名著，也是一部文学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文学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清周大璋《左传翼凡例》曰：“左氏文字，为百家之祖。国策、史汉，韩、柳、欧、苏，无不摹仿。其章法、句法、字法，遂卓然自成一家言。欲读古文而不精求于《左氏》，是溯流忘其源也。”即有研究认为，《左传》思想深邃、文风朴厚，叙事、状物精彩而富于多样性，留下了许多久经传诵的佳作，其中不少业已成为后世人们称文的典范。清初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历代堪称“观止”的优秀古文，所收《左传》各篇（节）竟达33则之多，其文字精美可见一斑。此外，《左传》丰富的内容，多姿多彩的历史故事，还作为一部分重要的创作素材为历代小说、戏曲创作所利用和发挥，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因《左传》集经学、史学、文学于一身，深受后世学者推重。自《左传》成书后的两千多年以来，相关的注疏、考订和论评之作，可谓代不乏见，数量繁多。清初朱彝尊著《经义考》，详考历代经籍存佚，即著录各类《左传》学著作94种。上海图书馆所纂《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历代丛书中所收对《左传》之注、疏、论等书目达210多种。据《汉书?刘歆传》中记载，汉哀帝时，刘歆校中秘书，看到《左传》古文本，大为赞叹，认为今文经由于秦始皇焚书禁挟之律已残缺不全，而《左传》古文经书“好恶与圣人同”，于是决意为之争立学官。“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刘歆不仅对古文本《左传》进行了整理，发明探析其义理，阐释其微言大义，还通过与今文学家的论辩来提高《左传》的地位。虽然后来刘歆遭到贬黜，但古文经学的兴起已势不可当。故继刘歆之后，贾逵等人继续为《左传》争取地位，至汉平帝时期，《左传》终于被立于学官，确立其传经的正统地位。至西晋时期，杜预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将原本各自独立的《左传》与《春秋》两书文字合二为一，以《传》之年与《经》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杜著集前人之大成，广泛引述刘歆、贾逵等人的见解，并加以总结发挥，在文字训诂、文义诠释及制度地理考订等方面，都有独到的阐释，对后世《左传》研究有着极大的影响。唐贞观年间，孔颖达等编纂《五经正义》，其中即包括《春秋左传正义》，这进一步巩固了《左传》作为儒家经典的学术地位。《春秋左传正义》对汉魏以来的《左传》研究成果进行汇总与梳理，以杜预《左传集解》为底本，对各家之说，详加考订，论其得失，兼收并蓄，归纳融合，在文献整理和训诂注释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故《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言《左传》者，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杜注、孔疏成为左传学研究领域的两部重要著述和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此外，历代不乏左传学专家，如宋代学者系统研究《左传》成就最突出的即有吕祖谦、真德秀等人。吕祖谦著《东莱博议》《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续说》三部研究《左传》的专著，影响甚大，《东莱博议》选录《左传》文章六十余篇对之进行史论分析，《传说》和《续说》在论史的同时，间有对文章章法的分析，有一定文学研究价值。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是南宋时期影响颇大的古文选本，文中所选录的《左传》多篇叙 事、记言文章，对后世《古文释义》《古文析义》等文章选本产生深远影响。
除了《左传》，现存国别史体文献《国语》相传也是出自左丘明。司马迁在《史记》中便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史籍又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韦昭《国语解叙》即称《左传》为《春秋》内传而以《国语》为《春秋》外传。刘知几在《史通?六家》篇中亦说：“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西晋时曾在魏襄王墓中发现大量竹简古书，其中就有《国语》三篇，说明战国时此书就开始流传了。后世学者认为，《国语》和《左传》是记载春秋时代历史的姊妹篇，是先秦时期又一部重要的典籍文献。虽然两书都似先秦文献甚至如孔子的《论语》一样，很可能非一人一时之作，但是古代学术最重传授系统，谁是最初的传授者，谁就应该是该书的著作者。因此，《左传》与《国语》两部文献很可能非完全由左丘明一人所完成，但书中绝大部分史料都应出于左丘明的传诵是没有疑问的。
后世对左丘明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地位评价甚高。《汉书·古今人表》将左丘明列入上中仁人。西晋杜预《左传序》谓孔子修《春秋》，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唐太宗时追封左丘明为“经师”，从祀文庙。宋代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追封左丘明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孙丘芳衣巾以主祀事；宋徽宗时复封之为“中都伯”。明嘉靖时追封左丘明为“先儒”，敕建墓门坊，并亲书“先儒之墓”；崇祯帝再封之为“先贤”。清乾隆皇帝御赐“经臣史祖”匾悬于肥城左丘明祠；乾隆十六年（1751）礼部重新确认左丘明之嫡孙为世袭奉祀生，并赐祭田18亩。又，晋夏侯湛《左丘明赞》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意《春秋》。微言逃难，傍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晋挚虞《左丘明赞》曰：“丘明作史，时惟衰周；错综坟籍，思弘徽猷。阐明王典，光演春秋；诞宣圣旨，旷代弥休。”宋丁谓《中都伯左丘明像赞》曰：“猗欤左氏，闻道素王。依经作传，微旨用彰。词有余韵，人镣末光。庆封锡壤，广鲁之疆。”在左丘明逝世后，人们将他著述时住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 ，予以保护，代有修葺。汉初肥城置县伊始，就在县城兴建“左传精舍”，立碑以志。左丘明其人其事，可谓享誉古今，光耀千古。
迄今，左丘明故里尤注重着力深入研究和挖掘左丘明文化，弘扬“史圣”精神。2000年9月肥城举办全国首次左丘明文化研讨会， 同年石横镇重修左丘明墓并建墓门坊；2014年肥城左丘明文化研究院揭牌，并编纂出版期刊《左丘明文化》。正在规划筹建中的左丘明文化园将有利于促进对左丘明的各项研究工作。
（张熙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