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常（1193—1256），字浩然，号真常子，是全真七子之一丘处机的弟子，开州观城（今莘县境）人，著作家。他曾跟随丘处机西行拜见成吉思汗，并将沿途的见闻和事件的经过记录成书，即《长春真人西游记》，此书成为中国古代三大游记之一。在全真七子招收的弟子中，有诸多曾为弘扬全真道而做出过努力，李志常就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李志常为世人所熟知，是因为他是继尹志平之后执掌全真道的第七代掌教人，为全真道的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李志常还曾多次受元朝皇帝召请举行醮仪，积极扩大全真道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
李志常的成长之路是崎岖坎坷的。虽然家境尚可，但是在其两岁时，父亲李蔓去世，只剩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母子相守也是一种幸福，但时间并没有持续太久，厄运便再次降临，李志常6岁时母亲也撒手人寰。伯父李蒙见到年幼的李志常孤苦伶仃，便担负起了养育的重任，将其收养于舍下。李蒙，字济川，是当地的名举子，饱读诗书，曾“赋义两科，屡占上游，虽以四举终场，同进士出身，歉如也”。
李志常的伯父以诗书为业，也希望他能够饱读诗书，考取功名，便十分注重对李志常的熏陶和教育，加之他自己勤奋好学，天资聪慧，很快便在同龄人中崭露头角。见此状，伯父欣喜万分。但李志常并没有完全按照伯父为自己安排的道路发展，而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读书之余，李志常十分喜欢淡雅静修，寻求成仙之道，曾“常默祈高穹，望早逢异师胜友”。这大概与道教在北方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李志常一心寻求道学，淡泊成性，厌倦尘世。在19岁时，伯父李蒙见其马上就到弱冠之年，应当考虑成家立业之事了，便与他商议娶亲大事，李志常却慨叹道：“本期学道，未涉津涯；若爱欲缠缚，则古人高蹈出尘之事业难乎有成矣！”伯父无法说服他，便辞退亲事。醉心于寻仙问道的李志常，决心访求仙道，便辞别了伯父，开始云游四方。
李志常离家云游，主要是到仙道思想盛行的山东半岛一带和黄淮地区。首先，他选择到东莱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隐居修道，后来又转往天柱山仙人宫，在此遇到了“汤阴李仙”，受其点播而拜入全真道丘处机门下。仙人宫主持人称“汤阴李仙”，他见李志常气度不俗、仪表非凡、仙质可度，对其门徒说：“余在道三十年，老师宿德与之谈论者，能如此子精当，曾不一二见。”他认为李志常将来必能在玄门有所建树，对李志常说：“君玄门大器也，山庵荒僻，非久淹之地；昔祖师（指王重阳）所至，异人并出，今独长春（指丘处机）在焉，宜往从之；他时成就，未可量也！”第二天李志常便辞别了“汤阴李仙”，前往登州。
李志常前往登州之路，并非坦途，途中便遭遇了强盗的劫掠。此时正值金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他行至即墨（今青岛即墨）东山时，遭遇了“贞阻丧乱”，强盗到当地劫掠。东山之中有一山洞，百姓纷纷携财物躲到山洞中。李志常也随众人来到洞中，却被众人以他不是当地人为由拒之洞外，不幸遭强盗俘获。强盗们百般毒打摧残，逼问当地人的下落，李志常不吐半字。强盗们走后，洞中百姓纷纷出来围住李志常，哭泣着表示感谢说：“吾侪小人，数百口人之命，悬于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纳之怨，以死救之；其过常情甚远。”这件事一时间在当地广为传颂，为李志常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为日后全真道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在即墨期间，李志常还为该地主帅黄某出谋划策而在战火中保全了该城，这也为他赢得了朝廷人士的认可与赞誉。山东路转运使田琢听闻李志常在即墨时曾为当地主帅出谋划策，而使得当地的一座城池在战火中得以保全的事迹后，深为李志常的行为所感动，便遣使送书将李志常邀至益都（今山东省青州市），以礼相待。
全真道之所以赢得广大百姓信奉，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与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并为其提供解决困难的方法。这样的记载在全真道文献中很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夏六月，李志常闻知丘处机从登州（今山东省牟平县）来莱州传道，于是便前往拜见，意图拜师学道。丘处机见到李志常之后，十分欣赏，“一见器许，待之异常”，并当即收他为徒。自此之后，李志常跟随丘处机左右，努力学道，刻苦修炼，“历兵革、死生、忧患之际，曾不易其所守”，在道学知识及修炼方面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元太祖十四年（1219）冬，在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听闻全真道长春真人丘处机道法精深，深谙长生之道，故派遣使者前来邀请其前往讲说道学。特使刘仲禄奉诏来到莱州召请，丘处机接受了成吉思汗的征召。李志常等弟子认为路途遥远，艰险无比，不赞同前往。丘处机排除纷议，决心前往。希望能够阻止成吉思汗的杀戮，“欲罢干戈致太平”。李志常见师父西行之意已定，便不再辩说，但听闻此时益州副帅张林刚刚叛金归宋，担心途经益州时遇到阻挠，便前往说服张林。经过李志常的劝说，张林答应提前告知辖地内各将领，届时为丘处机等人放行。
元太祖十五年（1220）正月，丘处机择18位精明强干的弟子随行，动身前往成吉思汗帐下。李志常随丘处机开始了西行觐见成吉思汗的漫长旅途。第二年七月，西行队伍途经阿不罕山（在今阿富汗境内），此地虽距中原汉地已有万里之遥，但山中却聚居有汉人千余户，他们闻知丘处机的到来，认为是稀世之遇，纷纷前来顶礼膜拜，请求丘处机在此建宫立观，并择人主持。丘处机答应了当地百姓虔诚的请求，推荐李志常在这里主持兴建道观，又赐李志常号为“真常子”，并为此观赐额为“栖霞观”。李志常在当地成立了长春会与玉华会两个道教组织，推动了全真道传播与发展。元太祖十八年（1223）七月，李志常随丘处机东行返回燕京。
归来后，李志常已成为丘处机处理全真教内事务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凡教门公事，必与闻之”。公元1227年，丘处机仙逝，“清和真人”尹志平继任执掌全真教，以李志常为“都道录兼领长春宫事”。李志常尽心辅助尹志平处理教务，并且积极与朝廷上层交往，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也为全真道的发展赢得了支持。
元太宗十年（1238）正月，尹志平因年寿已高，故推荐李志常继任掌教全真道，三月，朝廷又加封李志常为“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正式成为全真道领袖。自此，全真道在李志常的执掌下，获得了朝廷统治者的极大支持，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李志常在掌教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活动。
首先，修缮观宫，提高全真道的影响。李志常刚掌教不久，便请求朝廷修缮终南山灵虚观。此观是全真道教祖王重阳炼真开化之地。修缮后的灵虚观规模宏大，并更名为重阳宫。李志常请于善庆住持重阳宫，并请旨让他主领陕右道教事务，从而促进了终南山一带的道教进一步走向兴盛。数年后，李志常又奏请将河东永乐的纯阳祠升格为纯阳宫，“纯阳”是被尊为全真道“五祖”之一的吕洞宾的号。李志常将吕洞宾的祠庙升为宫观，进一步提高了全真道的社会地位。
其次，主持醮仪，统领天下道教。元定宗二年（1248），李志常奉旨在上元日于长春宫设“普天大醮”。“普天大醮”共祀神3600位，是道教醮仪中最隆重的一种。在举办这次醮仪期间，李志常还得旨“选行业精严之士，普赐戒篆”。元宪宗继位之后，宪宗召见李志常商议祭祀名山大川，让其受命代王遍祭五岳。出发祭拜之日，宪宗又赐与金符、玺书，命他统领天下道教。元宪宗三年（1253），宪宗又命李志常作“金篆大斋”，还让他为天下道士、女冠普发戒牒，封他为“印押大宗师”。第二年，宪宗又命举行“普天醮”，由李志常率领各路高道，济度海内亡魂。宪宗五年（1255）七月，李志常受宪宗数次召见，咨以治国保民之术。
李志常的著作有《又玄集》20卷，已佚；《长春真人西游记》2卷，现存于《正统道藏》中。该书对研究我国西北和西亚史地以及中外交通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董文强）
李志常
李志常（1193—1256），字浩然，号真常子，是全真七子之一丘处机的弟子，开州观城（今莘县境）人，著作家。他曾跟随丘处机西行拜见成吉思汗，并将沿途的见闻和事件的经过记录成书，即《长春真人西游记》，此书成为中国古代三大游记之一。在全真七子招收的弟子中，有诸多曾为弘扬全真道而做出过努力，李志常就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李志常为世人所熟知，是因为他是继尹志平之后执掌全真道的第七代掌教人，为全真道的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李志常还曾多次受元朝皇帝召请举行醮仪，积极扩大全真道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
李志常的成长之路是崎岖坎坷的。虽然家境尚可，但是在其两岁时，父亲李蔓去世，只剩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母子相守也是一种幸福，但时间并没有持续太久，厄运便再次降临，李志常6岁时母亲也撒手人寰。伯父李蒙见到年幼的李志常孤苦伶仃，便担负起了养育的重任，将其收养于舍下。李蒙，字济川，是当地的名举子，饱读诗书，曾“赋义两科，屡占上游，虽以四举终场，同进士出身，歉如也”。
李志常的伯父以诗书为业，也希望他能够饱读诗书，考取功名，便十分注重对李志常的熏陶和教育，加之他自己勤奋好学，天资聪慧，很快便在同龄人中崭露头角。见此状，伯父欣喜万分。但李志常并没有完全按照伯父为自己安排的道路发展，而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读书之余，李志常十分喜欢淡雅静修，寻求成仙之道，曾“常默祈高穹，望早逢异师胜友”。这大概与道教在北方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李志常一心寻求道学，淡泊成性，厌倦尘世。在19岁时，伯父李蒙见其马上就到弱冠之年，应当考虑成家立业之事了，便与他商议娶亲大事，李志常却慨叹道：“本期学道，未涉津涯；若爱欲缠缚，则古人高蹈出尘之事业难乎有成矣！”伯父无法说服他，便辞退亲事。醉心于寻仙问道的李志常，决心访求仙道，便辞别了伯父，开始云游四方。
李志常离家云游，主要是到仙道思想盛行的山东半岛一带和黄淮地区。首先，他选择到东莱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隐居修道，后来又转往天柱山仙人宫，在此遇到了“汤阴李仙”，受其点播而拜入全真道丘处机门下。仙人宫主持人称“汤阴李仙”，他见李志常气度不俗、仪表非凡、仙质可度，对其门徒说：“余在道三十年，老师宿德与之谈论者，能如此子精当，曾不一二见。”他认为李志常将来必能在玄门有所建树，对李志常说：“君玄门大器也，山庵荒僻，非久淹之地；昔祖师（指王重阳）所至，异人并出，今独长春（指丘处机）在焉，宜往从之；他时成就，未可量也！”第二天李志常便辞别了“汤阴李仙”，前往登州。
李志常前往登州之路，并非坦途，途中便遭遇了强盗的劫掠。此时正值金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他行至即墨（今青岛即墨）东山时，遭遇了“贞阻丧乱”，强盗到当地劫掠。东山之中有一山洞，百姓纷纷携财物躲到山洞中。李志常也随众人来到洞中，却被众人以他不是当地人为由拒之洞外，不幸遭强盗俘获。强盗们百般毒打摧残，逼问当地人的下落，李志常不吐半字。强盗们走后，洞中百姓纷纷出来围住李志常，哭泣着表示感谢说：“吾侪小人，数百口人之命，悬于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纳之怨，以死救之；其过常情甚远。”这件事一时间在当地广为传颂，为李志常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为日后全真道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在即墨期间，李志常还为该地主帅黄某出谋划策而在战火中保全了该城，这也为他赢得了朝廷人士的认可与赞誉。山东路转运使田琢听闻李志常在即墨时曾为当地主帅出谋划策，而使得当地的一座城池在战火中得以保全的事迹后，深为李志常的行为所感动，便遣使送书将李志常邀至益都（今山东省青州市），以礼相待。
全真道之所以赢得广大百姓信奉，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与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并为其提供解决困难的方法。这样的记载在全真道文献中很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夏六月，李志常闻知丘处机从登州（今山东省牟平县）来莱州传道，于是便前往拜见，意图拜师学道。丘处机见到李志常之后，十分欣赏，“一见器许，待之异常”，并当即收他为徒。自此之后，李志常跟随丘处机左右，努力学道，刻苦修炼，“历兵革、死生、忧患之际，曾不易其所守”，在道学知识及修炼方面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元太祖十四年（1219）冬，在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听闻全真道长春真人丘处机道法精深，深谙长生之道，故派遣使者前来邀请其前往讲说道学。特使刘仲禄奉诏来到莱州召请，丘处机接受了成吉思汗的征召。李志常等弟子认为路途遥远，艰险无比，不赞同前往。丘处机排除纷议，决心前往。希望能够阻止成吉思汗的杀戮，“欲罢干戈致太平”。李志常见师父西行之意已定，便不再辩说，但听闻此时益州副帅张林刚刚叛金归宋，担心途经益州时遇到阻挠，便前往说服张林。经过李志常的劝说，张林答应提前告知辖地内各将领，届时为丘处机等人放行。
元太祖十五年（1220）正月，丘处机择18位精明强干的弟子随行，动身前往成吉思汗帐下。李志常随丘处机开始了西行觐见成吉思汗的漫长旅途。第二年七月，西行队伍途经阿不罕山（在今阿富汗境内），此地虽距中原汉地已有万里之遥，但山中却聚居有汉人千余户，他们闻知丘处机的到来，认为是稀世之遇，纷纷前来顶礼膜拜，请求丘处机在此建宫立观，并择人主持。丘处机答应了当地百姓虔诚的请求，推荐李志常在这里主持兴建道观，又赐李志常号为“真常子”，并为此观赐额为“栖霞观”。李志常在当地成立了长春会与玉华会两个道教组织，推动了全真道传播与发展。元太祖十八年（1223）七月，李志常随丘处机东行返回燕京。
归来后，李志常已成为丘处机处理全真教内事务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凡教门公事，必与闻之”。公元1227年，丘处机仙逝，“清和真人”尹志平继任执掌全真教，以李志常为“都道录兼领长春宫事”。李志常尽心辅助尹志平处理教务，并且积极与朝廷上层交往，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也为全真道的发展赢得了支持。
元太宗十年（1238）正月，尹志平因年寿已高，故推荐李志常继任掌教全真道，三月，朝廷又加封李志常为“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正式成为全真道领袖。自此，全真道在李志常的执掌下，获得了朝廷统治者的极大支持，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李志常在掌教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活动。
首先，修缮观宫，提高全真道的影响。李志常刚掌教不久，便请求朝廷修缮终南山灵虚观。此观是全真道教祖王重阳炼真开化之地。修缮后的灵虚观规模宏大，并更名为重阳宫。李志常请于善庆住持重阳宫，并请旨让他主领陕右道教事务，从而促进了终南山一带的道教进一步走向兴盛。数年后，李志常又奏请将河东永乐的纯阳祠升格为纯阳宫，“纯阳”是被尊为全真道“五祖”之一的吕洞宾的号。李志常将吕洞宾的祠庙升为宫观，进一步提高了全真道的社会地位。
其次，主持醮仪，统领天下道教。元定宗二年（1248），李志常奉旨在上元日于长春宫设“普天大醮”。“普天大醮”共祀神3600位，是道教醮仪中最隆重的一种。在举办这次醮仪期间，李志常还得旨“选行业精严之士，普赐戒篆”。元宪宗继位之后，宪宗召见李志常商议祭祀名山大川，让其受命代王遍祭五岳。出发祭拜之日，宪宗又赐与金符、玺书，命他统领天下道教。元宪宗三年（1253），宪宗又命李志常作“金篆大斋”，还让他为天下道士、女冠普发戒牒，封他为“印押大宗师”。第二年，宪宗又命举行“普天醮”，由李志常率领各路高道，济度海内亡魂。宪宗五年（1255）七月，李志常受宪宗数次召见，咨以治国保民之术。
李志常的著作有《又玄集》20卷，已佚；《长春真人西游记》2卷，现存于《正统道藏》中。该书对研究我国西北和西亚史地以及中外交通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董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