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师民（生卒年不详），字周翰，大约生活在宋真宗、仁宗年间，青州临淄（今属淄博）人。宋代著名学者。
赵师民自幼好学，年仅9岁就能写文章，仁宗天圣末年进士及第。时任兖州知州孙奭欣赏他的学问和为人，辟任为兖州说书，领诸城主簿。
赵师民以学问精深渊博称誉当时，即如孙奭亦自认为学问不如他，以文学擅名的学者王尧臣称誉他“博通古今”，朝臣夏竦对他尤为看重，称他为“盛德君子” ，曾以其文章和品行举荐他任京官。赵师民后任齐州推官、青州教授、天平军节度推官等职。
据史载，年近50岁的赵师民，在朝廷近臣张观、宋郊、王尧臣、庞籍、韩琦、明镐等共同推荐下，担任国子监直讲，兼润、冀二王宫教授。不久改任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检讨、崇政殿说书，迁宗正丞。
庆历三年（1043），适值西夏政权元昊屡对宋朝用兵，如何内修国政，外御敌侵，赵师民上书朝廷《陈政事疏》，以“边隅震挠，明不得监，仁不得施”而条陈15件大政：一曰咨辅相，二曰命将帅，三曰柬侍从，四曰择守宰，五曰治军旅，六曰修边防，七曰求谏诤，八曰延讲诵，九曰革贡举，十曰久官政，十一曰谨财用，十二曰不遗年，十三曰容诽谤，十四曰除忌讳，十五曰慎出令。并进献《劝讲箴》一文。第二年又复上书，请求报效国家。遂迁天章阁侍讲，同知贡举，寻晋天章阁待制、同判宗正寺。
庆历五年（1045）五月，仁宗诏命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集贤院王尧臣，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张方平，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史馆修撰余靖等“并同刊修唐书”，同年闰五月，再命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曾公亮，殿中丞、集贤校理何中立，校书郎宋敏求，大理寺丞、馆阁校勘范镇，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邵必以及赵师民，“并为编修唐书官”，开始编纂《新唐书》。从《新唐书》书局成立，到嘉祐五年（1060）书正式完成，前后延续15年时间，虽然今天已很难了解赵师民在编纂《新唐书》中究竟做了多少工作，但其中有其贡献却是毫无疑问的。
特别是赵师民前后担任经筵讲席十几年，不仅享有帝王师的荣耀，而且深受皇帝倚重。他继承自邢昺以来侍讲联系时政的良好传统，每次进讲都非常有特色。如有一次他为仁宗讲解《诗经》“如彼泉流”一诗时，就说：“水之初出，喻王政之发。顺行则通，通故清洁；逆乱则壅，壅故浊败。贤人用，则王政通而世清平；邪人进，则王泽壅而世浊败。幽王失道，用邪绌正，正不胜邪，虽有善人，不能为治，亦将相牵而沦于污浊也。” 认为君王政令的施行即如水的流淌，流水畅通才会清澈，流水堵塞就会浑浊。贤德之人被任用，王令就能通行而世道太平；奸邪之人被任用，王令就宜堵塞而世道浑浊。周幽王昏庸无道，是因为他任用奸邪的小人，罢黜正直的君子，正直战胜不了邪恶，即使有贤能之人，也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理想，反而会被小人牵制而沦落于污泥之中。仁宗皇帝问：“水何以喻政？”赵师民回答道：“水者，顺行而润下，利万物，故以喻政，此于比兴，义最大。”正符合《诗经》的含义。
后来赵师民讲解《论语》时，仁宗又问如何“修文德”，赵师民回答说：“文者，经天纬地之总称。君人之道，抚之以仁，制之以义，接之以礼，讲之以言，皆是。”仁宗认为其中最重要的莫如信用，赵师民则回答道：“信者，天下之大本，仁、义、礼、乐，皆必由之，此实至道之要。”仁宗再问“钻燧改火”故事，赵师民回答说：“古之圣王，举动必顺天时，所以四时变，火随木色。近世渐务苟简，以为非治具而遂废之，至其万事皆不如古。”仁宗还问：“子夏、子张所言交道孰胜？”赵师民回答道：“圣哲之道，含覆广大，与天地参。善者有以进德，恶者俾之改行。子张之言为优。”还有一次，皇帝读《汉记》，问众人长安城的情况，众人都回答不出，就一起推举赵师民来回答这个问题。于是赵师民从古都雍城建造的年代开始讲起，陈述详尽。仁宗听后非常高兴，赞赏他能够把事情记得如此清楚。凡此，不仅说明赵师民的学问渊博，更反映了他深受仁宗的器重。赵师民有一年盛夏患病在家，仁宗特以飞白书法于团扇上书写“和平”两字相赐，以表示慰问、褒奖之情。
皇祐五年（1053），赵师民以龙图阁直学士出知耀州。赴任之际，仁宗特赋诗一首为之送行，称赞他为“儒林旧德”。而赵师民启程赴任之前，亦以近日发生日食上《论日食奏》书，说道：凡天之示象，由人君有失，不然，则下蔽其上。古人君之失，不过暴虐怠慢，奢侈纵放，不师古始。舍是，何失道之有？今圣心慈仁恭勤，俭约自检，动循典礼。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挠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谁之咎欤？望陛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膂之臣，洎左右近侍耳目之官。其忠而纯者，与之遴选内外百执以及州县牧宰，使主恩究于下，不为群邪所蔽塞，则亿兆之幸也。
认为凡天现示警之象，都是因为人君有过失，要不然，就是下级蒙蔽上级。古代人君如果没有残酷暴虐、怠慢不敬、穷奢极欲、放纵无度等的过失，就不会有失德之处，希望陛下能时刻与辅臣讨论政事，就能使君主的恩泽惠及天下，而不为奸邪小人所蒙蔽，这是亿万百姓的幸事。此后，赵师民三迁为刑部郎中，卒于宗正寺之任。
赵师民为人淳静刚敏，举止庄重。因为自幼丧父，他发誓不畜养婢妾，直到44岁才结婚。他志向高远，以读书为乐事。又性情仁厚，宽恕爱民，勤于吏治。他曾因陕西大旱，上书请求免除受灾地区当年的租税。还曾上书论述酒类专卖的诸种弊端，虽因仁宗没有采纳其建议而不了了之，但不失为切中时弊之言。南宋郑克所著《折狱龟鉴》也记载，赵师民担任耀州知府时，当地百姓违犯盐铁榷卖之禁，有人提出要依法惩处，赵师民认为，阻碍百姓获利已是不对，现在却又法办他们，这是欺压百姓的行为，而力加反对，昭示其心系民生的高尚情怀。赵师民还因担忧官员不能坚守自己的操守，而作《正官名》一文，以示劝诫。
赵师民以诗文闻名。据《宋史·艺文志》记载，赵师民有《儒林旧德集》30卷，惜佚失不传。今人所编《全宋文》辑录其轶文《陈政事疏》《论帝后不当与先帝同谥奏》《论日食奏》《创含井仁记》《劝讲箴》等5篇。赵师民的诗，鲜活清新，充满灵性。欧阳修曾评价说：
龙图赵学士师民，以醇儒硕学名重当时。为人沈厚端默，群居终日，似不能言。而于文章之外，诗思尤精，如“麦天晨气润，槐夏午阴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又如“晓莺林外千声啭，芳草阶前一尺长”，殆不类其为人矣。
赵师民的同乡学者王辟之也赞誉他说：
博学醇德，为本朝名儒，尤为仁宗所眷。自登第即入学馆，豫校雠，登经筵，参侍几三十年。晚以龙图阁[直]学士出守耀州，仁宗亲笔御诗以宠其行，序有“儒林旧德，出守近藩”之语。后宋次道撰公碑，题其额曰“儒林旧德之碑”，世以为荣。
赵师民以“醇儒硕学”的学术地位和“沈厚端默”“博学醇德”的个性特点称誉当时，这无疑充分肯定了赵师民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
（陈树淑）
赵师民
赵师民（生卒年不详），字周翰，大约生活在宋真宗、仁宗年间，青州临淄（今属淄博）人。宋代著名学者。
赵师民自幼好学，年仅9岁就能写文章，仁宗天圣末年进士及第。时任兖州知州孙奭欣赏他的学问和为人，辟任为兖州说书，领诸城主簿。
赵师民以学问精深渊博称誉当时，即如孙奭亦自认为学问不如他，以文学擅名的学者王尧臣称誉他“博通古今”，朝臣夏竦对他尤为看重，称他为“盛德君子” ，曾以其文章和品行举荐他任京官。赵师民后任齐州推官、青州教授、天平军节度推官等职。
据史载，年近50岁的赵师民，在朝廷近臣张观、宋郊、王尧臣、庞籍、韩琦、明镐等共同推荐下，担任国子监直讲，兼润、冀二王宫教授。不久改任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检讨、崇政殿说书，迁宗正丞。
庆历三年（1043），适值西夏政权元昊屡对宋朝用兵，如何内修国政，外御敌侵，赵师民上书朝廷《陈政事疏》，以“边隅震挠，明不得监，仁不得施”而条陈15件大政：一曰咨辅相，二曰命将帅，三曰柬侍从，四曰择守宰，五曰治军旅，六曰修边防，七曰求谏诤，八曰延讲诵，九曰革贡举，十曰久官政，十一曰谨财用，十二曰不遗年，十三曰容诽谤，十四曰除忌讳，十五曰慎出令。并进献《劝讲箴》一文。第二年又复上书，请求报效国家。遂迁天章阁侍讲，同知贡举，寻晋天章阁待制、同判宗正寺。
庆历五年（1045）五月，仁宗诏命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集贤院王尧臣，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张方平，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史馆修撰余靖等“并同刊修唐书”，同年闰五月，再命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曾公亮，殿中丞、集贤校理何中立，校书郎宋敏求，大理寺丞、馆阁校勘范镇，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邵必以及赵师民，“并为编修唐书官”，开始编纂《新唐书》。从《新唐书》书局成立，到嘉祐五年（1060）书正式完成，前后延续15年时间，虽然今天已很难了解赵师民在编纂《新唐书》中究竟做了多少工作，但其中有其贡献却是毫无疑问的。
特别是赵师民前后担任经筵讲席十几年，不仅享有帝王师的荣耀，而且深受皇帝倚重。他继承自邢昺以来侍讲联系时政的良好传统，每次进讲都非常有特色。如有一次他为仁宗讲解《诗经》“如彼泉流”一诗时，就说：“水之初出，喻王政之发。顺行则通，通故清洁；逆乱则壅，壅故浊败。贤人用，则王政通而世清平；邪人进，则王泽壅而世浊败。幽王失道，用邪绌正，正不胜邪，虽有善人，不能为治，亦将相牵而沦于污浊也。” 认为君王政令的施行即如水的流淌，流水畅通才会清澈，流水堵塞就会浑浊。贤德之人被任用，王令就能通行而世道太平；奸邪之人被任用，王令就宜堵塞而世道浑浊。周幽王昏庸无道，是因为他任用奸邪的小人，罢黜正直的君子，正直战胜不了邪恶，即使有贤能之人，也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理想，反而会被小人牵制而沦落于污泥之中。仁宗皇帝问：“水何以喻政？”赵师民回答道：“水者，顺行而润下，利万物，故以喻政，此于比兴，义最大。”正符合《诗经》的含义。
后来赵师民讲解《论语》时，仁宗又问如何“修文德”，赵师民回答说：“文者，经天纬地之总称。君人之道，抚之以仁，制之以义，接之以礼，讲之以言，皆是。”仁宗认为其中最重要的莫如信用，赵师民则回答道：“信者，天下之大本，仁、义、礼、乐，皆必由之，此实至道之要。”仁宗再问“钻燧改火”故事，赵师民回答说：“古之圣王，举动必顺天时，所以四时变，火随木色。近世渐务苟简，以为非治具而遂废之，至其万事皆不如古。”仁宗还问：“子夏、子张所言交道孰胜？”赵师民回答道：“圣哲之道，含覆广大，与天地参。善者有以进德，恶者俾之改行。子张之言为优。”还有一次，皇帝读《汉记》，问众人长安城的情况，众人都回答不出，就一起推举赵师民来回答这个问题。于是赵师民从古都雍城建造的年代开始讲起，陈述详尽。仁宗听后非常高兴，赞赏他能够把事情记得如此清楚。凡此，不仅说明赵师民的学问渊博，更反映了他深受仁宗的器重。赵师民有一年盛夏患病在家，仁宗特以飞白书法于团扇上书写“和平”两字相赐，以表示慰问、褒奖之情。
皇祐五年（1053），赵师民以龙图阁直学士出知耀州。赴任之际，仁宗特赋诗一首为之送行，称赞他为“儒林旧德”。而赵师民启程赴任之前，亦以近日发生日食上《论日食奏》书，说道：凡天之示象，由人君有失，不然，则下蔽其上。古人君之失，不过暴虐怠慢，奢侈纵放，不师古始。舍是，何失道之有？今圣心慈仁恭勤，俭约自检，动循典礼。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挠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谁之咎欤？望陛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膂之臣，洎左右近侍耳目之官。其忠而纯者，与之遴选内外百执以及州县牧宰，使主恩究于下，不为群邪所蔽塞，则亿兆之幸也。
认为凡天现示警之象，都是因为人君有过失，要不然，就是下级蒙蔽上级。古代人君如果没有残酷暴虐、怠慢不敬、穷奢极欲、放纵无度等的过失，就不会有失德之处，希望陛下能时刻与辅臣讨论政事，就能使君主的恩泽惠及天下，而不为奸邪小人所蒙蔽，这是亿万百姓的幸事。此后，赵师民三迁为刑部郎中，卒于宗正寺之任。
赵师民为人淳静刚敏，举止庄重。因为自幼丧父，他发誓不畜养婢妾，直到44岁才结婚。他志向高远，以读书为乐事。又性情仁厚，宽恕爱民，勤于吏治。他曾因陕西大旱，上书请求免除受灾地区当年的租税。还曾上书论述酒类专卖的诸种弊端，虽因仁宗没有采纳其建议而不了了之，但不失为切中时弊之言。南宋郑克所著《折狱龟鉴》也记载，赵师民担任耀州知府时，当地百姓违犯盐铁榷卖之禁，有人提出要依法惩处，赵师民认为，阻碍百姓获利已是不对，现在却又法办他们，这是欺压百姓的行为，而力加反对，昭示其心系民生的高尚情怀。赵师民还因担忧官员不能坚守自己的操守，而作《正官名》一文，以示劝诫。
赵师民以诗文闻名。据《宋史·艺文志》记载，赵师民有《儒林旧德集》30卷，惜佚失不传。今人所编《全宋文》辑录其轶文《陈政事疏》《论帝后不当与先帝同谥奏》《论日食奏》《创含井仁记》《劝讲箴》等5篇。赵师民的诗，鲜活清新，充满灵性。欧阳修曾评价说：
龙图赵学士师民，以醇儒硕学名重当时。为人沈厚端默，群居终日，似不能言。而于文章之外，诗思尤精，如“麦天晨气润，槐夏午阴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又如“晓莺林外千声啭，芳草阶前一尺长”，殆不类其为人矣。
赵师民的同乡学者王辟之也赞誉他说：
博学醇德，为本朝名儒，尤为仁宗所眷。自登第即入学馆，豫校雠，登经筵，参侍几三十年。晚以龙图阁[直]学士出守耀州，仁宗亲笔御诗以宠其行，序有“儒林旧德，出守近藩”之语。后宋次道撰公碑，题其额曰“儒林旧德之碑”，世以为荣。
赵师民以“醇儒硕学”的学术地位和“沈厚端默”“博学醇德”的个性特点称誉当时，这无疑充分肯定了赵师民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
（陈树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