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遵度（954—1020），字坚白，祖籍江陵，后迁居淄州淄川（今属淄博）。北宋文史学家和音乐家，以才学著称于时。
崔遵度为人纯厚耿介，聪明好学。他7岁时，跟随叔父崔宪读书识字，学习经书。他喜欢思考，常向叔父问一些关于《春秋》编年、《史》《汉》纪传的体例问题。叔父非常高兴，认定他日后一定有所成就。崔遵度也不辜负叔父期望，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及第，被授予晋州和川（今属山西安泽）主簿，步入仕途。寻改临汾主簿。
端拱初年，崔遵度得到转运副使夏侯涛推荐，被召回京城，觐见太宗。他趁此机会向太宗皇帝呈献文章，毛遂自荐。当时正值秘阁建成，朝廷物色当值官员，于是太宗皇帝令中书省官员考校他的文采，崔遵度当即作颂一首，深得太宗欣赏，遂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入阁为官。
淳化年间，在吏部侍郎李至推荐下，崔遵度晋殿中丞，出任忠州（今重庆市忠县）知州。在这期间，正好发生川蜀地区李顺、王小波起义，起义军张余部攻打忠州城。崔遵度率守城士兵百余人背城而战，寡不敌众，城池失守。起义军攻进城中后，崔遵度跳江以尽忠，被部下救起。虽得免一死，但最后还是因丢失城池而被贬为崇阳（今属湖北）县令，再迁亳州鹿邑（今属河南）县令。
真宗即位后，崔遵度复官太子中允。景德年间，因编修太祖、太宗两朝《国史》，朝廷诏令在全国广泛选拔编纂人员。崔遵度得到推荐，真宗皇帝在崇政殿召见他，并阅读崔遵度所作文章，认为他能担此重任。在通过舍人院考试后，崔遵度改任太常丞、直史馆，与路振等同时被差遣任编修官，负责纂修《两朝国史》。大中祥符元年（1008），又被任为同修起居注。真宗封禅泰山时，晋为博士。复在真宗汾阴祭祀仪式后，朝廷以“两省官” 人少，诏令选补，崔遵度因此擢任左司谏。
大中祥符七年（1014），真宗举行东郊祭祀大典，祭坛正座供奉天地，配座奉祭太祖、太宗二圣。作为官任同修起居注的崔遵度与张复在记录这件事时，却把昊天写成了天皇，配享位又增圣祖，故两人因为如此错误而同时被贬职，崔遵度降为右正言，张复降工部郎中。一年之后，两人始得官复原职。
大中祥符九年（1016），已经及年的寿春郡王赵祯（即后来的宋仁宗）建立王府，配备僚属，真宗下令宰臣推举德高望重、品行端正、学问精深的文士来辅佐赵祯。崔遵度以学问好品德优与张士逊一同被选为郡王幕僚。再改户部员外郎，赐金紫光禄大夫。崔遵度深得真宗与寿春郡王的信任，真宗赐以袭衣、犀带、缗钱等，并赋七言诗一首以为褒奖，郡王对他亦十分倚重，郡王府文书全都出自其手。
《两朝国史》修成后，崔遵度改官吏部员外郎。在赵祯晋封昇王后，再迁吏部郎中，充谘议参军。在赵祯被封为太子后，又加官吏部兼左谕德。不久，崔遵度奉命出使契丹，不辱使命，晋判司农寺。天禧四年（1020）八月，崔遵度因病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同时被授予官职。仁宗即位后，复赠官工部侍郎，并授予他的两个孙子官职。
崔遵度为官期间，能关心民众疾苦。如，他任职临汾主簿期间，曾多次押送粮草至绥州（今陕西绥德），涉渡无定河，由于河水含有大量泥沙，异常浑浊，流踪不定，故经常有人陷溺丧命，崔遵度颇为伤感，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铭文来纪念这些无辜生灵，并催促盼望当地官员能早日治理河道。
崔遵度尤以淡泊名利、清节纯德著称，“与物无竞，口不言是非，淳澹清素，于势利泊如也” 。他担任中书起居舍人期间，职掌记述宫中事务，接近皇帝的时间非常多，亦深得太宗信任，但他性情恬淡，常常在太宗上朝时，有意把自己藏在宫廷的柱子后面，不愿让皇上看到自己，更不愿主动接近讨好皇帝。
崔遵度为人沉默寡言，喜读《周易》，擅长弹琴。他曾说：“意有疑，则弹琴辨其数，筮《易》观其象，无不究也。” 认为要是自己遇到难解的问题，就可以通过弹琴使自己冷静下来，慢慢思考，理清头绪；要是用《易经》易理来观察事物，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探究解决的。
崔遵度的古琴弹奏技艺高超，可谓已达出神入化的境界。他专门写了一部《琴笺》，探究琴理、琴艺。他质疑古人所谓琴长三尺六寸是象征十二月、十三徽代表十二月、中间的徽象征闰月等牵强附会的说辞，更对唐朝刘贶认为琴是夏至声音的说法不以为然。他在亲自实验观察的基础上，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实际上琴瑟并不是某种客观事物的象征，而是天地自然产生的音节。声音的出现是一种客观规律，不会因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改变。为此，他进行了学理上的探讨，认为：“夫《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者，太极之节也；四时者，两仪之节也；律吕者，四时之节也；昼夜者，律吕之节也；刻漏者，昼夜之节也。节节相受，自细至大而岁成焉。既不可使之节，亦不可使之不节，气之自然者也。气既节矣，声同则应，既不可使之应，亦不可使之不应，数之自然者也。既节且应，则天地之文成矣。文之义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动物植物，花者节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于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观之然后著；日常有五色而不见，以水观之然后见；气常有五音而不闻，以弦考之然后闻。斯假物者也。”他说：“圣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数，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节。何则？数本于一而成于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及其应也，一必于四，二必于五，三必于六焉。气气相召，其应也必矣。”他以“《易》之书也，偶三为六，三才之配具焉，万物由之而出”为立论根据，得出“琴之画也，偶六而根于一，一钟者，道之所生也。在数为一，在律为黄，在音为宫，在木为根，在四体为心，众徽由之而生。虽曰十三，及其节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经也；蓍之德圆，纬也；故万物不能逃其象。徽三其节，经也；弦五其音，纬也；故众音不能胜其文。先儒谓八音以丝为君，丝以琴为君。愚谓琴以中徽为君，尽矣。夫徽十三者，盖尽昭昭可闻者也。苟尽弦而考之，乃总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气也”的结论。
崔遵度对十三徽所进行的分析研究，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他认为作《易》者是为了考察天地象数，做琴者是为了考察天地之声的。前人因为忽视声音而对此没有谈论，后面的人又因为专注于声音而忘记了乐理。因此，他的“《琴笺》之作，庶乎近之。”当时喜好弹琴的范仲淹曾向他请教琴艺，他回答以八字：“清厉而静，和润而远。”范仲淹听后反复琢磨其中的道理，最后醒悟到：“清丽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不躁不佞，其中和之道欤。” 崔遵度“清厉而静，和润而远”的思想对古代音乐理论影响深远，明代徐上瀛即主要根据崔遵度的音乐思想而著《溪山琴况》，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明以前的琴乐表演艺术理论，成为古琴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崔遵度居住的房子很低矮狭小，但他在旁边种了青竹数棵，环境倒也幽静清新。他退朝回家后，常常独自坐在屋阁前，抚琴饮酒，俨然一副心旷神怡、怡然自得之情。
崔遵度有诗文集20卷，是北宋诗坛上“西昆诗派”主要作者之一。“西昆”得名于《西昆酬唱集》，是宋初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一班文人，他们曾奉旨在秘阁编纂大型类书文献《册府元龟》，著书之余诸人酬唱相娱，最后结集为《西昆酬唱集》，由此也形成宋初影响极大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西昆诗派作家按其身世经历可分为三类，一是耿直刚正者如杨亿、刘筠、张咏等；二是明哲保身者如钱惟演、钱惟济、舒雅等；三是恬淡夷旷者如李维、晃迥、崔遵度等。崔遵度“与物无竞，淳淡清素”的性格也决定了他的诗多以吟咏历代帝王及宫廷为题材，对仗工整，音律和谐，善于用典，辞藻华丽，不乏佳作，有一定艺术价值，从而也确立起他在宋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陈树淑）
崔遵度
崔遵度（954—1020），字坚白，祖籍江陵，后迁居淄州淄川（今属淄博）。北宋文史学家和音乐家，以才学著称于时。
崔遵度为人纯厚耿介，聪明好学。他7岁时，跟随叔父崔宪读书识字，学习经书。他喜欢思考，常向叔父问一些关于《春秋》编年、《史》《汉》纪传的体例问题。叔父非常高兴，认定他日后一定有所成就。崔遵度也不辜负叔父期望，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及第，被授予晋州和川（今属山西安泽）主簿，步入仕途。寻改临汾主簿。
端拱初年，崔遵度得到转运副使夏侯涛推荐，被召回京城，觐见太宗。他趁此机会向太宗皇帝呈献文章，毛遂自荐。当时正值秘阁建成，朝廷物色当值官员，于是太宗皇帝令中书省官员考校他的文采，崔遵度当即作颂一首，深得太宗欣赏，遂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入阁为官。
淳化年间，在吏部侍郎李至推荐下，崔遵度晋殿中丞，出任忠州（今重庆市忠县）知州。在这期间，正好发生川蜀地区李顺、王小波起义，起义军张余部攻打忠州城。崔遵度率守城士兵百余人背城而战，寡不敌众，城池失守。起义军攻进城中后，崔遵度跳江以尽忠，被部下救起。虽得免一死，但最后还是因丢失城池而被贬为崇阳（今属湖北）县令，再迁亳州鹿邑（今属河南）县令。
真宗即位后，崔遵度复官太子中允。景德年间，因编修太祖、太宗两朝《国史》，朝廷诏令在全国广泛选拔编纂人员。崔遵度得到推荐，真宗皇帝在崇政殿召见他，并阅读崔遵度所作文章，认为他能担此重任。在通过舍人院考试后，崔遵度改任太常丞、直史馆，与路振等同时被差遣任编修官，负责纂修《两朝国史》。大中祥符元年（1008），又被任为同修起居注。真宗封禅泰山时，晋为博士。复在真宗汾阴祭祀仪式后，朝廷以“两省官” 人少，诏令选补，崔遵度因此擢任左司谏。
大中祥符七年（1014），真宗举行东郊祭祀大典，祭坛正座供奉天地，配座奉祭太祖、太宗二圣。作为官任同修起居注的崔遵度与张复在记录这件事时，却把昊天写成了天皇，配享位又增圣祖，故两人因为如此错误而同时被贬职，崔遵度降为右正言，张复降工部郎中。一年之后，两人始得官复原职。
大中祥符九年（1016），已经及年的寿春郡王赵祯（即后来的宋仁宗）建立王府，配备僚属，真宗下令宰臣推举德高望重、品行端正、学问精深的文士来辅佐赵祯。崔遵度以学问好品德优与张士逊一同被选为郡王幕僚。再改户部员外郎，赐金紫光禄大夫。崔遵度深得真宗与寿春郡王的信任，真宗赐以袭衣、犀带、缗钱等，并赋七言诗一首以为褒奖，郡王对他亦十分倚重，郡王府文书全都出自其手。
《两朝国史》修成后，崔遵度改官吏部员外郎。在赵祯晋封昇王后，再迁吏部郎中，充谘议参军。在赵祯被封为太子后，又加官吏部兼左谕德。不久，崔遵度奉命出使契丹，不辱使命，晋判司农寺。天禧四年（1020）八月，崔遵度因病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同时被授予官职。仁宗即位后，复赠官工部侍郎，并授予他的两个孙子官职。
崔遵度为官期间，能关心民众疾苦。如，他任职临汾主簿期间，曾多次押送粮草至绥州（今陕西绥德），涉渡无定河，由于河水含有大量泥沙，异常浑浊，流踪不定，故经常有人陷溺丧命，崔遵度颇为伤感，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铭文来纪念这些无辜生灵，并催促盼望当地官员能早日治理河道。
崔遵度尤以淡泊名利、清节纯德著称，“与物无竞，口不言是非，淳澹清素，于势利泊如也” 。他担任中书起居舍人期间，职掌记述宫中事务，接近皇帝的时间非常多，亦深得太宗信任，但他性情恬淡，常常在太宗上朝时，有意把自己藏在宫廷的柱子后面，不愿让皇上看到自己，更不愿主动接近讨好皇帝。
崔遵度为人沉默寡言，喜读《周易》，擅长弹琴。他曾说：“意有疑，则弹琴辨其数，筮《易》观其象，无不究也。” 认为要是自己遇到难解的问题，就可以通过弹琴使自己冷静下来，慢慢思考，理清头绪；要是用《易经》易理来观察事物，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探究解决的。
崔遵度的古琴弹奏技艺高超，可谓已达出神入化的境界。他专门写了一部《琴笺》，探究琴理、琴艺。他质疑古人所谓琴长三尺六寸是象征十二月、十三徽代表十二月、中间的徽象征闰月等牵强附会的说辞，更对唐朝刘贶认为琴是夏至声音的说法不以为然。他在亲自实验观察的基础上，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实际上琴瑟并不是某种客观事物的象征，而是天地自然产生的音节。声音的出现是一种客观规律，不会因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改变。为此，他进行了学理上的探讨，认为：“夫《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者，太极之节也；四时者，两仪之节也；律吕者，四时之节也；昼夜者，律吕之节也；刻漏者，昼夜之节也。节节相受，自细至大而岁成焉。既不可使之节，亦不可使之不节，气之自然者也。气既节矣，声同则应，既不可使之应，亦不可使之不应，数之自然者也。既节且应，则天地之文成矣。文之义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动物植物，花者节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于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观之然后著；日常有五色而不见，以水观之然后见；气常有五音而不闻，以弦考之然后闻。斯假物者也。”他说：“圣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数，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节。何则？数本于一而成于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及其应也，一必于四，二必于五，三必于六焉。气气相召，其应也必矣。”他以“《易》之书也，偶三为六，三才之配具焉，万物由之而出”为立论根据，得出“琴之画也，偶六而根于一，一钟者，道之所生也。在数为一，在律为黄，在音为宫，在木为根，在四体为心，众徽由之而生。虽曰十三，及其节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经也；蓍之德圆，纬也；故万物不能逃其象。徽三其节，经也；弦五其音，纬也；故众音不能胜其文。先儒谓八音以丝为君，丝以琴为君。愚谓琴以中徽为君，尽矣。夫徽十三者，盖尽昭昭可闻者也。苟尽弦而考之，乃总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气也”的结论。
崔遵度对十三徽所进行的分析研究，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他认为作《易》者是为了考察天地象数，做琴者是为了考察天地之声的。前人因为忽视声音而对此没有谈论，后面的人又因为专注于声音而忘记了乐理。因此，他的“《琴笺》之作，庶乎近之。”当时喜好弹琴的范仲淹曾向他请教琴艺，他回答以八字：“清厉而静，和润而远。”范仲淹听后反复琢磨其中的道理，最后醒悟到：“清丽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不躁不佞，其中和之道欤。” 崔遵度“清厉而静，和润而远”的思想对古代音乐理论影响深远，明代徐上瀛即主要根据崔遵度的音乐思想而著《溪山琴况》，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明以前的琴乐表演艺术理论，成为古琴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崔遵度居住的房子很低矮狭小，但他在旁边种了青竹数棵，环境倒也幽静清新。他退朝回家后，常常独自坐在屋阁前，抚琴饮酒，俨然一副心旷神怡、怡然自得之情。
崔遵度有诗文集20卷，是北宋诗坛上“西昆诗派”主要作者之一。“西昆”得名于《西昆酬唱集》，是宋初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一班文人，他们曾奉旨在秘阁编纂大型类书文献《册府元龟》，著书之余诸人酬唱相娱，最后结集为《西昆酬唱集》，由此也形成宋初影响极大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西昆诗派作家按其身世经历可分为三类，一是耿直刚正者如杨亿、刘筠、张咏等；二是明哲保身者如钱惟演、钱惟济、舒雅等；三是恬淡夷旷者如李维、晃迥、崔遵度等。崔遵度“与物无竞，淳淡清素”的性格也决定了他的诗多以吟咏历代帝王及宫廷为题材，对仗工整，音律和谐，善于用典，辞藻华丽，不乏佳作，有一定艺术价值，从而也确立起他在宋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陈树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