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昺（932—1010），字叔明，曹州济阴（今菏泽市牡丹区）人，北宋太宗、真宗时期著名帝师、经学大家。
邢昺少年时就专门拜师学习儒家经典，在家苦读。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45岁的邢昺举五经秋闱中式。廷试当日，由太宗亲自主持，召他讲解《易经》之《师》《比》二卦，又以群经为题向他提出许多问题，邢昺皆对答如流，太宗十分欣赏其学问精深宏博，于是擢他九经进士及第，授大理评事，知泰州盐城监，并赐钱20万。
邢昺来到泰州（今属江苏）盐城，认为此地虽处楚、泰二州之间，但为楚州要道，盐业是这一地区的重要经济来源，便上表朝廷请求将盐城监改归楚州管辖，这一奏请很快便获朝廷批准。
太平兴国五年（982），邢昺回京任国子监丞，专讲学之任。继升尚书博士，出知仪州。再转国子博士任诸王府侍讲，在内廷讲授经史。太宗嘱咐邢昺等说：“诸子生长深宫，未知世务，必资良士赞导，使日闻忠孝之道。汝等皆朕所慎简，各宜勉之。”邢昺亦不负太宗所望，他为诸王子讲解经义，多联系时政和民间疾苦，深入浅出，颇得赞誉。雍熙年间，他精心编选《分门礼选》20卷，呈献太宗，太宗翻阅此书看到《文王世子》一篇，非常欣赏邢昺的学问，赞叹其对经典精深的理解，深刻的阐释。太宗复听闻诸王子经常向邢昺请教各种问题，邢昺皆能以君臣父子之道相教授，太宗为此又对邢昺大为赞誉，并特予厚重赏赐，升邢昺为水部员外郎，历迁工部、吏部员外郎，仍兼诸王教授。端拱初年，邢昺得赐金紫，累迁金部郎中。
真宗咸平元年（998），邢昺改吏部司勋郎中、知审刑院。又晋右谏议大夫，为国子祭酒。咸平二年（999），北宋朝廷始置翰林侍讲学士，邢昺首任此职。他为真宗讲授《左氏春秋》时，侍读学士们都奉命在一旁同时听课，传为一时佳话。
当时，朝廷比较重视文化建设。太宗曾下诏整理校印《史记》《汉书》《后汉书》及《五经正义》等经典文献。咸平三年（1000），真宗又令由邢昺负责，组织杜镐、孙奭、王涣、舒雅、李慕清、崔偓佺等一班学者校刻包括《周礼》《仪礼》《春秋公羊》《春秋穀梁》《孝经》《论语》《尔雅》在内的《七经义疏》共165卷。这7部文献中，包括贾公彦《周礼疏》50卷、《仪礼疏》50卷、《公羊疏》30卷，杨士勋《谷梁疏》12卷，都是在校定旧本的基础上所完成的；《孝经》则取自元行冲的《孝经注疏》，《论语》取自皇侃的《论语义疏》，《尔雅》取自孙炎的《尔雅注》和高琏的《尔雅疏》。在编校《七经义疏》工作中，邢昺以身作则，不仅校正原书，而且作了大量补充修订。《七经义疏》完成后，由朝廷颁行天下。对邢昺等人，真宗特意赐宴国子监，邢昺等亦获加官晋爵。
从咸平二年（999）起，邢昺就得到赐坐面对真宗讲授《左传》的殊荣。5年之后，邢昺授讲完毕，真宗特在崇政殿设宴慰劳，又厚赐钱物，包括袭衣、金带、器币等，并升迁邢昺为工部侍郎，仍兼国子祭酒和侍讲学士。
在讲学之余，邢昺一边授课，一边进行着自己一直喜好的学术研究，校对古籍，注释经典，先后编纂《论语注疏》10卷（后人按《论语》章数改为20卷）、《孝经注疏》3卷、《尔雅义疏》11卷等。
景德二年（1005）夏，真宗视察国子监，询问邢昺国子监有多少藏书，邢昺回答说建国初年图书不足4000卷，现存书已达十余万卷，而且经文、传注、正义诸本齐全具备，先前许多不能看到的典籍，现在都能得到，这真是天下读书人的幸事。真宗也高兴地说：“国家虽尚儒术，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当时真宗正逐渐沉迷于道教之术，为此还特别谕令邢昺等举荐经术该博、德行端良者入国子监学，国子监学也由此得以发展。次年，邢昺加官刑部侍郎。
景德四年（1007），年已76岁的邢昺还坚持上朝议政，但他已感到体力不支，便申请告假一年回曹州省亲。真宗特赐坐慰劳，让他以本官权知曹州，而不必请假。邢昺入辞这天，真宗又赐袭衣、金带，并特开龙图阁，在崇和殿大宴群臣，并赋诗两首赐之，时为殊荣。
一年以后，邢昺还朝，拜为礼部尚书。邢昺青少年时期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业生产十分了解，真宗特意向他询问农事，邢昺不仅能根据老农观察星象、气候变化来判断年景丰歉的经验对答，还进一步上疏说农民的四大忧患是瘟疫、旱灾、水灾、畜病，其中旱灾对农事的影响最为严重，并提出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意见，表现出对发展农业和人民生活的关心。
大中祥符三年（1010），邢昺因年老病重告假。按宋朝制度，非宗戚将相，皇帝无省疾临丧之礼。但对邢昺，真宗却打破常规，不仅诏太医为之诊病，而且亲临邢昺家探视，还赐以中药和钱物。当年七月，邢昺病逝于京城。
邢昺长期为真宗皇帝、诸王公子弟以及国子监学生讲授《孝经》《礼记》《论语》《尚书》《周易》《诗经》《左传》等经典。他的讲授，不专在传授经旨，而重在探索义理，故在讲课中，他除了能广泛引述各家学说之外，还能密切联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现实，举例阐释经书理论，因此其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深受欢迎和称誉。邢昺授课十分认真，讲解仔细，对学生提出的问题，都能因材施教，针对不同情况给予不同解答。倡导经学治世思想，重视伦理忠孝教育，在此种思想指导下所注儒家经典，呈现鲜明特色，后世评价甚高。即如清四库馆臣所评价由唐玄宗注、宋邢昺疏之《孝经正义》称：“今详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玄宗此《注》始；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诏邢昺等修《疏》始”。 又如邢昺之《论语注疏》，根据何晏集解，兼采皇侃之说，对章句、训诂、名物解释更为详尽，特别是能疏通义理，使文字训诂与文义分析结合起来，古籍整理与政治思想结合起来，故四库馆臣亦评价说：“是书盖咸平二年诏昺改定旧疏，颁列学官，至今承用……今观其书，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 即高度评价了邢昺之《论语注疏》上承马、郑汉学传统，下启朱熹宋学先河，在学术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再如邢昺的《尔雅疏》，不但能疏解郭璞之注，而且还能据群籍补充郭氏之缺或郭氏之略；所释说不仅能据声训得《尔雅》通借原理，而且能随事条陈《尔雅》定例。“宏纲大旨，终不出其范围。昺《疏》亦多能引证……皆非今人所及睹” 。闳通精湛，成为研究《尔雅》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陈树淑）
邢昺
邢昺（932—1010），字叔明，曹州济阴（今菏泽市牡丹区）人，北宋太宗、真宗时期著名帝师、经学大家。
邢昺少年时就专门拜师学习儒家经典，在家苦读。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45岁的邢昺举五经秋闱中式。廷试当日，由太宗亲自主持，召他讲解《易经》之《师》《比》二卦，又以群经为题向他提出许多问题，邢昺皆对答如流，太宗十分欣赏其学问精深宏博，于是擢他九经进士及第，授大理评事，知泰州盐城监，并赐钱20万。
邢昺来到泰州（今属江苏）盐城，认为此地虽处楚、泰二州之间，但为楚州要道，盐业是这一地区的重要经济来源，便上表朝廷请求将盐城监改归楚州管辖，这一奏请很快便获朝廷批准。
太平兴国五年（982），邢昺回京任国子监丞，专讲学之任。继升尚书博士，出知仪州。再转国子博士任诸王府侍讲，在内廷讲授经史。太宗嘱咐邢昺等说：“诸子生长深宫，未知世务，必资良士赞导，使日闻忠孝之道。汝等皆朕所慎简，各宜勉之。”邢昺亦不负太宗所望，他为诸王子讲解经义，多联系时政和民间疾苦，深入浅出，颇得赞誉。雍熙年间，他精心编选《分门礼选》20卷，呈献太宗，太宗翻阅此书看到《文王世子》一篇，非常欣赏邢昺的学问，赞叹其对经典精深的理解，深刻的阐释。太宗复听闻诸王子经常向邢昺请教各种问题，邢昺皆能以君臣父子之道相教授，太宗为此又对邢昺大为赞誉，并特予厚重赏赐，升邢昺为水部员外郎，历迁工部、吏部员外郎，仍兼诸王教授。端拱初年，邢昺得赐金紫，累迁金部郎中。
真宗咸平元年（998），邢昺改吏部司勋郎中、知审刑院。又晋右谏议大夫，为国子祭酒。咸平二年（999），北宋朝廷始置翰林侍讲学士，邢昺首任此职。他为真宗讲授《左氏春秋》时，侍读学士们都奉命在一旁同时听课，传为一时佳话。
当时，朝廷比较重视文化建设。太宗曾下诏整理校印《史记》《汉书》《后汉书》及《五经正义》等经典文献。咸平三年（1000），真宗又令由邢昺负责，组织杜镐、孙奭、王涣、舒雅、李慕清、崔偓佺等一班学者校刻包括《周礼》《仪礼》《春秋公羊》《春秋穀梁》《孝经》《论语》《尔雅》在内的《七经义疏》共165卷。这7部文献中，包括贾公彦《周礼疏》50卷、《仪礼疏》50卷、《公羊疏》30卷，杨士勋《谷梁疏》12卷，都是在校定旧本的基础上所完成的；《孝经》则取自元行冲的《孝经注疏》，《论语》取自皇侃的《论语义疏》，《尔雅》取自孙炎的《尔雅注》和高琏的《尔雅疏》。在编校《七经义疏》工作中，邢昺以身作则，不仅校正原书，而且作了大量补充修订。《七经义疏》完成后，由朝廷颁行天下。对邢昺等人，真宗特意赐宴国子监，邢昺等亦获加官晋爵。
从咸平二年（999）起，邢昺就得到赐坐面对真宗讲授《左传》的殊荣。5年之后，邢昺授讲完毕，真宗特在崇政殿设宴慰劳，又厚赐钱物，包括袭衣、金带、器币等，并升迁邢昺为工部侍郎，仍兼国子祭酒和侍讲学士。
在讲学之余，邢昺一边授课，一边进行着自己一直喜好的学术研究，校对古籍，注释经典，先后编纂《论语注疏》10卷（后人按《论语》章数改为20卷）、《孝经注疏》3卷、《尔雅义疏》11卷等。
景德二年（1005）夏，真宗视察国子监，询问邢昺国子监有多少藏书，邢昺回答说建国初年图书不足4000卷，现存书已达十余万卷，而且经文、传注、正义诸本齐全具备，先前许多不能看到的典籍，现在都能得到，这真是天下读书人的幸事。真宗也高兴地说：“国家虽尚儒术，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当时真宗正逐渐沉迷于道教之术，为此还特别谕令邢昺等举荐经术该博、德行端良者入国子监学，国子监学也由此得以发展。次年，邢昺加官刑部侍郎。
景德四年（1007），年已76岁的邢昺还坚持上朝议政，但他已感到体力不支，便申请告假一年回曹州省亲。真宗特赐坐慰劳，让他以本官权知曹州，而不必请假。邢昺入辞这天，真宗又赐袭衣、金带，并特开龙图阁，在崇和殿大宴群臣，并赋诗两首赐之，时为殊荣。
一年以后，邢昺还朝，拜为礼部尚书。邢昺青少年时期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业生产十分了解，真宗特意向他询问农事，邢昺不仅能根据老农观察星象、气候变化来判断年景丰歉的经验对答，还进一步上疏说农民的四大忧患是瘟疫、旱灾、水灾、畜病，其中旱灾对农事的影响最为严重，并提出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意见，表现出对发展农业和人民生活的关心。
大中祥符三年（1010），邢昺因年老病重告假。按宋朝制度，非宗戚将相，皇帝无省疾临丧之礼。但对邢昺，真宗却打破常规，不仅诏太医为之诊病，而且亲临邢昺家探视，还赐以中药和钱物。当年七月，邢昺病逝于京城。
邢昺长期为真宗皇帝、诸王公子弟以及国子监学生讲授《孝经》《礼记》《论语》《尚书》《周易》《诗经》《左传》等经典。他的讲授，不专在传授经旨，而重在探索义理，故在讲课中，他除了能广泛引述各家学说之外，还能密切联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现实，举例阐释经书理论，因此其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深受欢迎和称誉。邢昺授课十分认真，讲解仔细，对学生提出的问题，都能因材施教，针对不同情况给予不同解答。倡导经学治世思想，重视伦理忠孝教育，在此种思想指导下所注儒家经典，呈现鲜明特色，后世评价甚高。即如清四库馆臣所评价由唐玄宗注、宋邢昺疏之《孝经正义》称：“今详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玄宗此《注》始；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诏邢昺等修《疏》始”。 又如邢昺之《论语注疏》，根据何晏集解，兼采皇侃之说，对章句、训诂、名物解释更为详尽，特别是能疏通义理，使文字训诂与文义分析结合起来，古籍整理与政治思想结合起来，故四库馆臣亦评价说：“是书盖咸平二年诏昺改定旧疏，颁列学官，至今承用……今观其书，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 即高度评价了邢昺之《论语注疏》上承马、郑汉学传统，下启朱熹宋学先河，在学术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再如邢昺的《尔雅疏》，不但能疏解郭璞之注，而且还能据群籍补充郭氏之缺或郭氏之略；所释说不仅能据声训得《尔雅》通借原理，而且能随事条陈《尔雅》定例。“宏纲大旨，终不出其范围。昺《疏》亦多能引证……皆非今人所及睹” 。闳通精湛，成为研究《尔雅》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陈树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