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同文（904—976），字文约，里籍宋州楚丘（位于今曹县东南）人，是北宋初年著名的教育家，同时也是北宋“第一书院”应天书院的奠基人。
戚同文出身儒学世家，生逢五代后晋战乱，父母俱早卒，由祖母携带投奔至外曾祖家抚养长大。同文与祖母感情极好，侍奉祖母也十分孝顺，广为传颂。后来祖母去世，他悲痛不已，“昼夜哀号，不食数日”，使邻人极为感动。
戚同文听说当地隐居着一位“力学勤志，不求闻达”的名儒杨悫，建“南都学舍”，聚徒讲学，一直想前往学习，但苦于家世贫寒，无力拜师。后有一日，戚同文奉祖母之命前去办事，路经杨悫学馆，在门外听学，被杨悫看见。杨悫当即授以《礼记》，随即成诵，杨悫大为惊异，深感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遂收他为关门弟子，悉心栽培。
戚同文本就聪明好学，勤奋刻苦，在杨悫教导下，不到一年，就把“五经”全部背过了。杨悫看他孤苦一人，十分同情，就把自己一位聪明的女弟子许配给他为妻 。戚同文十分感念老师的恩情，也明白老师的苦心，知道是为了让自己专心学习本领，继承老师未竟的事业，从此更加勤勉，“读书累年不解带”。杨悫多次勉励他趁战乱时节好好读书，争取将来能够金榜题名，做一番光宗耀祖的事业，但是因为戚同文不愿为官，又不愿违背老师的意图，便以“长者不仕，同文亦不仕” 相应付。
当时，北方契丹政权趁后晋摇摇欲坠之际，大举入侵中原，使民众再次饱受战乱之苦。在这种情况下，杨悫只好带着戚同文一班弟子投奔赵直将军，以求乱世中保全性命。赵直十分推崇杨悫为人，也非常看重戚同文，认定他将来必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多次劝说戚同文为官，戚同文始终不从。后来杨悫染病，无法治理家事，就把家事全部托付给戚同文，戚同文兢兢业业替恩师打理家事，还为他“葬三世数丧”。因为杨悫生前未曾结婚生子，戚同文感念老师的恩情，便主动提出给杨悫尽孝子之礼，并为杨悫守孝3年。
戚同文给老师尽孝子之礼、守孝3年的事迹，深得赵直将军的赞赏。他不愿违背戚同文“绝意禄仕”的意志，便给他选择一处房宅，更建为“睢阳学舍”，让他开馆授徒，继承恩师的遗业，教化天下士子，流芳后世。
戚同文在恩师杨悫悉心教导下，深得老师真传，本就博学多才，有一代名儒之声望，又加之他为人“纯质尚信义”，所以听到他招收弟子的消息，各地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史称“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 。释文莹《玉壶清话》也载“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
戚同文对待学生一视同仁，既不对富家子弟格外照顾，也不看轻贫穷人家的孩子。甚至对勤勉向上的贫寒子弟更愿意免费施教。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与他人也不一样，他从不打骂体罚学生，而是因材施教，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高象先是一位官员子弟，他自恃聪明，出身高贵，不用功读书，戚同文便劝导他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而是要以“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为座右铭，勉力读书。在戚同文的耐心教育下，高象先一改之前的纨绔子弟作风，勤苦向学，入仕至光禄大夫，后以“司封员外郎”致仕。郭成范也是一位聪明学生，但就是不愿苦读经书，而是喜欢读一些志怪小说和诗词歌赋，戚同文知道后并没有加以苛责，而是认真加以引导，经常训练他的文笔，日积月累，郭成范成为戚氏弟子中最有文采的一位。史载戚同文的弟子中“登第者五六十人”，其中如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等还都身居高官要职。戚同文也因此成为誉满天下的学者。
戚同文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之更了解民生疾苦，更同情贫苦百姓的遭遇。他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准则。当他看到贫穷人家无力丧葬时，他便加以接济；当宗族亲里缺衣短食时，也努力周济。冬天的时候，看到衣衫褴褛的贫寒之人，除了给他们钱财之外，还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他们。他自己不积累钱财，不广建居室，有人劝他要多为儿孙积聚田产，他却反过来劝导人家说人生在世，当以义气为先，这些优秀品质足以让他们生存下去，遗留钱财和家产又有什么用呢？因此他得到乡里人的尊重。
戚同文对那些不孝敬父母、不尊重兄长的人，都会循循善诱，教导他们要与人为善，遵守孝悌之道。他这些高尚道德品质，不仅深受乡邻推崇，也深得当时名人的敬重。宗翼、张昉、滕知白等名士都与之为友。戚同文喜欢看别人的优点和善行，从不谈论别人的缺点。
戚同文喜欢写诗，与友人多有唱和，在随子寓居随州（今属湖北）期间，他就把之前与友人的酬唱之作，结集为《孟诸集》20卷，惜此书没能流传下来。
建州（今属福建）学者杨徽之听说戚同文的大名后，对之十分佩服，曾专门到随州拜访，两人一见如故，有很多诗词酬唱之作。戚同文去世后，在议及其谥号时，杨徽之即认为东晋学者陶渊明号坚白先生，而戚同文“纯粹质直，以道义自富”，颇具陶氏风采，于是与戚同文的门人一起议定，追赠戚同文为坚素先生。
戚同文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成就，便是他为创建应天书院并使之成为北宋第一书院奠定的坚实基础。史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应天府富民曹诚出资在戚同文旧学“睢阳学舍”之旁增建学舍，购置书籍，继续收徒授业，一时重振戚同文任教时期的学舍盛况。应天府为此上奏朝廷，真宗下诏褒扬，亲笔赐名为“应天府书院”。真宗还在《应天府新建书院诏》中说：“应天府新建书院，以府民曹诚为本府助教。国初有戚同文者，通五经业，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余人。故工部侍郎许骧、侍御史宗度、度支员外郎郭承范、董循、右谏议大夫陈象舆、屯田郎中王砺、太常博士滕涉皆其门人。同文卒后，无能继其业者。同文有子2人，维为职方员外郎，纶为龙图阁待制。至是，诚出家财，即同文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五百余卷，愿以学舍入官。令同文孙奉礼郎舜宾主之，召明经艺者讲习。本府以闻，故有是命。并赐院额，仍令本府职事官提举。” 盛赞戚同文教书育人之功绩，因戚同文两子皆在朝廷为官，故命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持书院事务，曹诚为助教。
范仲淹曾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一文中简要追溯应天府书院创办史说：“祥符中，乡人曹氏请以金三百万建学于先生之庐”。 《宋史?戚同文传》也提到曹诚创建书院的过程：“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城即同文旧居旁造舍百余区，聚书数千卷，延生徒讲习甚盛。诏赐额为本府书院，命纶子奉礼郎舜宾主之，署诚府助教，委本府幕官提举之。”
由曹诚出资创办、戚同文任教授的应天书院，为宋初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可以说，书院的兴盛与戚同文的声望与努力是分不开的，在戚同文主持书院期间，不仅培养出一批气节高尚、忧天下之忧的人才，大大提升了书院的知名度，而且在书院的发展中，进一步完善了书院的学规学则，这对后来其他书院的创立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故宋人徐度在《却扫编》一书中称：“五代之乱，天下无复学校。皇朝受命，方削平四方，故于庠序之事亦未暇及。宋城富人曹诚者，独首捐私钱建书院城中，前庙后堂，旁列斋舍，凡百余区。既成，邀楚丘戚先生主之……先生乃制为学规，凡课试、讲肄、劝督、惩赏莫不有法，宁亲、归沐与亲戚还往莫不有时，而皆曲尽人情，故士尤乐从焉。由此，书院日以浸盛……先生之规，后传于世。及建太学，诏取以参定学制。” 戚同文不仅留名于应天书院的历史，同时也被历史所铭记。
（陈树淑 张玥明）
戚同文
戚同文（904—976），字文约，里籍宋州楚丘（位于今曹县东南）人，是北宋初年著名的教育家，同时也是北宋“第一书院”应天书院的奠基人。
戚同文出身儒学世家，生逢五代后晋战乱，父母俱早卒，由祖母携带投奔至外曾祖家抚养长大。同文与祖母感情极好，侍奉祖母也十分孝顺，广为传颂。后来祖母去世，他悲痛不已，“昼夜哀号，不食数日”，使邻人极为感动。
戚同文听说当地隐居着一位“力学勤志，不求闻达”的名儒杨悫，建“南都学舍”，聚徒讲学，一直想前往学习，但苦于家世贫寒，无力拜师。后有一日，戚同文奉祖母之命前去办事，路经杨悫学馆，在门外听学，被杨悫看见。杨悫当即授以《礼记》，随即成诵，杨悫大为惊异，深感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遂收他为关门弟子，悉心栽培。
戚同文本就聪明好学，勤奋刻苦，在杨悫教导下，不到一年，就把“五经”全部背过了。杨悫看他孤苦一人，十分同情，就把自己一位聪明的女弟子许配给他为妻 。戚同文十分感念老师的恩情，也明白老师的苦心，知道是为了让自己专心学习本领，继承老师未竟的事业，从此更加勤勉，“读书累年不解带”。杨悫多次勉励他趁战乱时节好好读书，争取将来能够金榜题名，做一番光宗耀祖的事业，但是因为戚同文不愿为官，又不愿违背老师的意图，便以“长者不仕，同文亦不仕” 相应付。
当时，北方契丹政权趁后晋摇摇欲坠之际，大举入侵中原，使民众再次饱受战乱之苦。在这种情况下，杨悫只好带着戚同文一班弟子投奔赵直将军，以求乱世中保全性命。赵直十分推崇杨悫为人，也非常看重戚同文，认定他将来必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多次劝说戚同文为官，戚同文始终不从。后来杨悫染病，无法治理家事，就把家事全部托付给戚同文，戚同文兢兢业业替恩师打理家事，还为他“葬三世数丧”。因为杨悫生前未曾结婚生子，戚同文感念老师的恩情，便主动提出给杨悫尽孝子之礼，并为杨悫守孝3年。
戚同文给老师尽孝子之礼、守孝3年的事迹，深得赵直将军的赞赏。他不愿违背戚同文“绝意禄仕”的意志，便给他选择一处房宅，更建为“睢阳学舍”，让他开馆授徒，继承恩师的遗业，教化天下士子，流芳后世。
戚同文在恩师杨悫悉心教导下，深得老师真传，本就博学多才，有一代名儒之声望，又加之他为人“纯质尚信义”，所以听到他招收弟子的消息，各地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史称“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 。释文莹《玉壶清话》也载“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
戚同文对待学生一视同仁，既不对富家子弟格外照顾，也不看轻贫穷人家的孩子。甚至对勤勉向上的贫寒子弟更愿意免费施教。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与他人也不一样，他从不打骂体罚学生，而是因材施教，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高象先是一位官员子弟，他自恃聪明，出身高贵，不用功读书，戚同文便劝导他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而是要以“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为座右铭，勉力读书。在戚同文的耐心教育下，高象先一改之前的纨绔子弟作风，勤苦向学，入仕至光禄大夫，后以“司封员外郎”致仕。郭成范也是一位聪明学生，但就是不愿苦读经书，而是喜欢读一些志怪小说和诗词歌赋，戚同文知道后并没有加以苛责，而是认真加以引导，经常训练他的文笔，日积月累，郭成范成为戚氏弟子中最有文采的一位。史载戚同文的弟子中“登第者五六十人”，其中如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等还都身居高官要职。戚同文也因此成为誉满天下的学者。
戚同文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之更了解民生疾苦，更同情贫苦百姓的遭遇。他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准则。当他看到贫穷人家无力丧葬时，他便加以接济；当宗族亲里缺衣短食时，也努力周济。冬天的时候，看到衣衫褴褛的贫寒之人，除了给他们钱财之外，还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他们。他自己不积累钱财，不广建居室，有人劝他要多为儿孙积聚田产，他却反过来劝导人家说人生在世，当以义气为先，这些优秀品质足以让他们生存下去，遗留钱财和家产又有什么用呢？因此他得到乡里人的尊重。
戚同文对那些不孝敬父母、不尊重兄长的人，都会循循善诱，教导他们要与人为善，遵守孝悌之道。他这些高尚道德品质，不仅深受乡邻推崇，也深得当时名人的敬重。宗翼、张昉、滕知白等名士都与之为友。戚同文喜欢看别人的优点和善行，从不谈论别人的缺点。
戚同文喜欢写诗，与友人多有唱和，在随子寓居随州（今属湖北）期间，他就把之前与友人的酬唱之作，结集为《孟诸集》20卷，惜此书没能流传下来。
建州（今属福建）学者杨徽之听说戚同文的大名后，对之十分佩服，曾专门到随州拜访，两人一见如故，有很多诗词酬唱之作。戚同文去世后，在议及其谥号时，杨徽之即认为东晋学者陶渊明号坚白先生，而戚同文“纯粹质直，以道义自富”，颇具陶氏风采，于是与戚同文的门人一起议定，追赠戚同文为坚素先生。
戚同文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成就，便是他为创建应天书院并使之成为北宋第一书院奠定的坚实基础。史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应天府富民曹诚出资在戚同文旧学“睢阳学舍”之旁增建学舍，购置书籍，继续收徒授业，一时重振戚同文任教时期的学舍盛况。应天府为此上奏朝廷，真宗下诏褒扬，亲笔赐名为“应天府书院”。真宗还在《应天府新建书院诏》中说：“应天府新建书院，以府民曹诚为本府助教。国初有戚同文者，通五经业，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余人。故工部侍郎许骧、侍御史宗度、度支员外郎郭承范、董循、右谏议大夫陈象舆、屯田郎中王砺、太常博士滕涉皆其门人。同文卒后，无能继其业者。同文有子2人，维为职方员外郎，纶为龙图阁待制。至是，诚出家财，即同文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五百余卷，愿以学舍入官。令同文孙奉礼郎舜宾主之，召明经艺者讲习。本府以闻，故有是命。并赐院额，仍令本府职事官提举。” 盛赞戚同文教书育人之功绩，因戚同文两子皆在朝廷为官，故命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持书院事务，曹诚为助教。
范仲淹曾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一文中简要追溯应天府书院创办史说：“祥符中，乡人曹氏请以金三百万建学于先生之庐”。 《宋史?戚同文传》也提到曹诚创建书院的过程：“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城即同文旧居旁造舍百余区，聚书数千卷，延生徒讲习甚盛。诏赐额为本府书院，命纶子奉礼郎舜宾主之，署诚府助教，委本府幕官提举之。”
由曹诚出资创办、戚同文任教授的应天书院，为宋初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可以说，书院的兴盛与戚同文的声望与努力是分不开的，在戚同文主持书院期间，不仅培养出一批气节高尚、忧天下之忧的人才，大大提升了书院的知名度，而且在书院的发展中，进一步完善了书院的学规学则，这对后来其他书院的创立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故宋人徐度在《却扫编》一书中称：“五代之乱，天下无复学校。皇朝受命，方削平四方，故于庠序之事亦未暇及。宋城富人曹诚者，独首捐私钱建书院城中，前庙后堂，旁列斋舍，凡百余区。既成，邀楚丘戚先生主之……先生乃制为学规，凡课试、讲肄、劝督、惩赏莫不有法，宁亲、归沐与亲戚还往莫不有时，而皆曲尽人情，故士尤乐从焉。由此，书院日以浸盛……先生之规，后传于世。及建太学，诏取以参定学制。” 戚同文不仅留名于应天书院的历史，同时也被历史所铭记。
（陈树淑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