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子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自幼敏而好学，潜心进取。他在继承发扬前代思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整套内涵丰富、体系完整的思想学说，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创始人。他晚年致力于整理古代文献，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从而成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文献学家，古文献学之开拓者。
孔子在其治学及教育生涯中，十分重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尤其重视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利用。文、献二字联成“文献”一词，就是始自孔子。《论语·八佾篇》记孔子言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汉、宋学者在注疏《论语》中“文献”一词的含义时，称孔子所讲的“文”就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典籍，“献”则为耆硕贤人的言论 。事实上，孔子在治学过程中，特别注重“征文考献”，即不仅潜心于探索文字资料，更孜孜于搜集耆彦宿望之言论。在文字发明之前，一切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的史实，都是依靠口耳相传的。这种口耳相传的材料，其实就是古代的史料。所以孔子在研究学问、考证历史时，就特别把文字材料之外的传说材料作为重要的史料。这一治学传统也被后世学者们所继承，在治学过程中，把古代的传说、世人的言论、书本的记载等，都视为同等重要的史料。相传孔子有着赞《易》、修《春秋》、删《史》《书》、订《礼》《乐》的不朽功绩，因此在中国学术史上，孔子被称为中国古文献学的开拓者 。
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用文字记载的典籍文献，应该是与文字同时产生、相随并发展起来的。根据已出土的考古资料，我国最早的文献当推商代的甲骨卜辞。甲骨卜辞是锲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文献，这类文字虽然从形式到内容有其局限性和特殊性，但无疑是当时为太卜一类的“史官”所写的纪事较详的文献。见于历史记载的文献，则可追溯至夏商时代。《尚书》中便记载有“虞书”“夏书”“商书”之类文献，因这些文献的成文时代可疑，故被学术界怀疑为不可靠，当然也就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夏、商时代文献的原貌。但《国语?晋语》中记载“有夏、商之嗣典” ，《左传》《墨子》等典籍也屡引《夏书》《殷书》(或曰《商书》)等文献，《尚书?多士篇》即记载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就是说殷先人已有记载殷革夏命的文献典籍。《吕氏春秋?先识览》也记说道：夏桀暴乱时，“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 ，则说明夏代的确已有“图书秘记”之类的文献典籍。至于《周礼》中所记“三皇五帝之书”以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因三皇五帝皆属传说时代，无信史可言，其有无文字、典籍当属可疑，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书，大概为后人附会追记之本。至于周代传世的铜器铭文之类，则无疑是可靠的传世文献了。
春秋时代以前，文献典籍主要集中在官府，并设立专门的官吏掌管。如《周礼》就记载有专掌王室政典、史籍等典籍文献的大（太）史、小史、内史、外史等官职，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八枋之法、掌书王命等，外史掌四方之志及三皇五帝之书等。到春秋后期，学术、典籍渐散民间，乃至边远部族，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学术面貌由此大变，也就极大地促进了文献学的繁荣与发展。然而，时迁世移，古代学术由“官守”变而在“私门”，文献典籍在流传过程中亦难免散失、错乱等，加之积时久远，在语言文字上也会产生新的障碍，于是对前代文献的校勘、诠释、考辨等方面的整理任务便被提了出来。
孔子究心于古代文化典籍的学习、研究与整理，以传授、整理古代文化为己任，主要对传世的《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等典籍文献作了研究整理，编次校释，以便学者。“六经”亦称之为“六艺”。正如章学诚所说：“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 后世学者高度肯定评价孔子的文献学贡献，“六经”整理也被学术界公认为我国历史文献学之萌芽。
“六经”是我国古代的主要文化典籍，是中华学术之文化元典。《易经》，原只称《易》，后又称之为《周易》，本是一部占筮之书，自汉代起被奉为儒家经典。《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汉书?儒林传序》亦云：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说：“孔子传《易》于(商)瞿”。这说明孔子不但究心于《易》学，而且还研究整理已有成果，作《易传》，以教授弟子。《易》讲天道，与孔子的思想深相契合，故《论语?述而篇》记载孔子的话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章太炎《国故论衡》即云：“《易》之为书，广大悉备，然常用止于别蓍布卦……仲尼赞《易》而《易》独贵，其在旧法世传之史，则筮书与卜梦等夷。” 可以说，《易经》的传世与发扬光大，有孔子的杰出贡献。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原只称《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历来研究孔子对《诗经》的整理，有“删诗”说和“补录”说两种。《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汉书?艺文志》亦言：“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自东汉郑玄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早在孔子以前，实际上就已具“《诗》三百”的规模，所谓孔子“删诗”说是不可信的。孔子对《诗经》评价甚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在孔子的教育与教学实践中，非常重视《诗》教，他说：“不学《诗》，无以言”。 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学《诗》可使人“温柔敦厚”，可锻炼语言表达能力。他还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因此，把《诗》教当成修养道德、陶冶性情、齐家治国的重要手段。孔子以诗为教，赋诗言志，引诗证事，在诵读编订整理《诗经》的过程中，除参照各种抄本进行校勘核对以外，还配合乐曲予以编次，对《诗经》各篇章予以新的注解，对《诗经》的传播作出了极大贡献。
《书》，后世称为《尚书》或《书经》，是我国上古时期誓、诰、命、谟等记言的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汇编。早在孔子之前，就已有《夏书》《商书》《周书》等篇章流行于世。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年“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汉书·艺文志》也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学界或认为，孔子是否作过《书序》，值得怀疑，但是据《论语?述而篇》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为政篇》记：“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宪问篇》记：“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因此，从孔子用《尚书》之言为弟子授课、回答问题等事例来看，《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的话是可信的。孔子诵读整理注释过《尚书》也是无可怀疑的。所以《尚书》的流传，固有孔子的贡献。
孔子一生最重视“礼”，主张“礼治”，以“好礼”“知礼”闻名于当时。司马迁即称颂孔子能“追迹三代之礼”。孔子曾参观、访问、搜集各种资料，对“礼”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后世所传“三礼”，今人认为其编次成书皆直接或间接与孔子有关。《史记?孔子世家》说“《书传》《礼记》自孔氏”。《汉书·艺文志》亦记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由此可知，《礼经》（即《仪礼》）是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孔子辑书、定礼之事迹亦言：“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在教学中亦极重视“礼”教，说：“不学礼，无以立”。 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弟子颜渊也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说明孔子的“礼”教是非常有成效的。
乐是与礼相配为用的，“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 所以从古至今，常常礼乐并称。并且古代诗乐结合，诗必有乐。《诗经》中的诗都是入乐的，所以诗与乐又不可分。孔子即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说明诗、礼、乐三者关系极为密切。孔子在整理《诗》时，都配有乐谱，所有的诗皆可按乐谱演奏歌唱。《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不仅对古《乐》进行了整理，而且还用整理后的《乐》教授学生，以提高学生的礼乐修养，即如司马迁所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只是在后来的文献传播中，古《乐》佚失了，唯“《诗》三百”留传下来。《诗》《书》《礼》《乐》等典籍，经孔子整理删定，集其大成，这就为学者开一广阔门径。
《史记?孔子世家》还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孟子·滕文公篇》亦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作为一部鲁国国史，记载了自鲁隐公至鲁哀公期间的鲁国史实。孔子用简约的文字表达了历史事件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不仅是孔子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而且也是其整个学术生涯的光辉结晶。杜预《春秋序》即评论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尽管孔子自己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但《春秋》传世的史学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即如章太炎《国故论衡》所云：“然《春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阔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太史公云：《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此其效也。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粲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匾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 孔子在史学上的开山之功，无疑是流芳万世的。
孔子修明圣经，以绌谬异，对古代文献是正伪讹，整齐脱误，不以己意妄为雌黄，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校雠学之权舆。然而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最早的校雠家，是周宣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国语?鲁语》记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 《那》诗，是后世歌颂、祭祀商汤功业的乐歌，正如《毛诗?商颂?那小序》所云：“《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毛诗·商颂谱》亦云：“自后政衰，散亡商之礼乐。七世至戴公时，当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正考父是孔子的先人，《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僖子语云：“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据学者考究，此为经古文之说，所载比较可信。章太炎《国故论衡》亦云：“校莫审于《商颂》，故莫先于《太誓》，传莫备于《周易》，解莫辩于《管》《老》。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孔子录诗有四始，《雅》《颂》各得其所，删《尚书》为百篇而首《尧典》，亦善校者已。” 可以说，读书精于校勘，也成为孔门学术之家法。正因为孔子继承其先人事业，以传道后世为己任，以振兴渐衰渐微的传统文化。又以“善校”，遂开古代校勘学之先河。故有清一代，学者都公认为孔子开校雠学之端。亦如俞樾所说：“校雠之法，出于孔子。”
孔子虽学识渊博，精通六艺，但他的文献搜集整理校勘工作，却非常精细详慎。据《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二年》载：“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孔子既知这里所记载的“伯于阳”，“伯”是“公”之误，“于”是“子”之误，但他为什么不直接改过来呢？其用意正如东汉何休《解诂》解释所说，是孔子不愿臆测之故。这就鲜明反映了孔子读书治学的严谨性，其精密谨慎的校雠足为后世法。
《孔子家语》载：“齐太史子与适鲁，见孔子，孔子与之言道。子与悦，曰：‘吾鄙人也，闻子之名，不睹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宝贵也。乃今而后知泰山之为高，渊海之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将垂宝以贻后世。’遂退而谓南宫敬叔曰：‘今孔子先圣之嗣，自弗父何以来，世有德让，天所祚也。成汤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其文德著矣。’” 孔子的伟大人格及辉煌的文献学事业，也得到其弟子的推崇，直如颜渊所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 亦如子贡、有若等所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像子夏等弟子，更以孔子为榜样潜心学术。《吕氏春秋》即记载说：“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可谓得孔子文献学之真传。蒋元卿《校雠学史》对此评论说：“校雠之业，放于孔祖，盛于洙泗，一门递代，研而益精，历汉而宋，而至于有清，其由来亦云久矣。”
孔子治学，多闻阙疑，择善而从，无征不信。他教育弟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对学术问题，更反对主观臆测、固执片面，正如《论语》所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孔子把质实的学风贯穿于治学及古文献整理全过程，故其治学方法和态度，尤为后人所赞赏。汉司马迁修《史记》时，有同僚学者把他比类于孔子修《春秋》，尽管司马迁谦虚说“比之于《春秋》谬矣”，称自己不敢与孔子并重，但司马迁继承孔子修《春秋》的方法与态度，却是无可质疑的。故“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因此孔子被当代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之始祖。
（张熙惟）
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子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自幼敏而好学，潜心进取。他在继承发扬前代思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整套内涵丰富、体系完整的思想学说，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创始人。他晚年致力于整理古代文献，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从而成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文献学家，古文献学之开拓者。
孔子在其治学及教育生涯中，十分重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尤其重视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利用。文、献二字联成“文献”一词，就是始自孔子。《论语·八佾篇》记孔子言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汉、宋学者在注疏《论语》中“文献”一词的含义时，称孔子所讲的“文”就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典籍，“献”则为耆硕贤人的言论 。事实上，孔子在治学过程中，特别注重“征文考献”，即不仅潜心于探索文字资料，更孜孜于搜集耆彦宿望之言论。在文字发明之前，一切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的史实，都是依靠口耳相传的。这种口耳相传的材料，其实就是古代的史料。所以孔子在研究学问、考证历史时，就特别把文字材料之外的传说材料作为重要的史料。这一治学传统也被后世学者们所继承，在治学过程中，把古代的传说、世人的言论、书本的记载等，都视为同等重要的史料。相传孔子有着赞《易》、修《春秋》、删《史》《书》、订《礼》《乐》的不朽功绩，因此在中国学术史上，孔子被称为中国古文献学的开拓者 。
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用文字记载的典籍文献，应该是与文字同时产生、相随并发展起来的。根据已出土的考古资料，我国最早的文献当推商代的甲骨卜辞。甲骨卜辞是锲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文献，这类文字虽然从形式到内容有其局限性和特殊性，但无疑是当时为太卜一类的“史官”所写的纪事较详的文献。见于历史记载的文献，则可追溯至夏商时代。《尚书》中便记载有“虞书”“夏书”“商书”之类文献，因这些文献的成文时代可疑，故被学术界怀疑为不可靠，当然也就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夏、商时代文献的原貌。但《国语?晋语》中记载“有夏、商之嗣典” ，《左传》《墨子》等典籍也屡引《夏书》《殷书》(或曰《商书》)等文献，《尚书?多士篇》即记载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就是说殷先人已有记载殷革夏命的文献典籍。《吕氏春秋?先识览》也记说道：夏桀暴乱时，“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 ，则说明夏代的确已有“图书秘记”之类的文献典籍。至于《周礼》中所记“三皇五帝之书”以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因三皇五帝皆属传说时代，无信史可言，其有无文字、典籍当属可疑，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书，大概为后人附会追记之本。至于周代传世的铜器铭文之类，则无疑是可靠的传世文献了。
春秋时代以前，文献典籍主要集中在官府，并设立专门的官吏掌管。如《周礼》就记载有专掌王室政典、史籍等典籍文献的大（太）史、小史、内史、外史等官职，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八枋之法、掌书王命等，外史掌四方之志及三皇五帝之书等。到春秋后期，学术、典籍渐散民间，乃至边远部族，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学术面貌由此大变，也就极大地促进了文献学的繁荣与发展。然而，时迁世移，古代学术由“官守”变而在“私门”，文献典籍在流传过程中亦难免散失、错乱等，加之积时久远，在语言文字上也会产生新的障碍，于是对前代文献的校勘、诠释、考辨等方面的整理任务便被提了出来。
孔子究心于古代文化典籍的学习、研究与整理，以传授、整理古代文化为己任，主要对传世的《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等典籍文献作了研究整理，编次校释，以便学者。“六经”亦称之为“六艺”。正如章学诚所说：“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 后世学者高度肯定评价孔子的文献学贡献，“六经”整理也被学术界公认为我国历史文献学之萌芽。
“六经”是我国古代的主要文化典籍，是中华学术之文化元典。《易经》，原只称《易》，后又称之为《周易》，本是一部占筮之书，自汉代起被奉为儒家经典。《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汉书?儒林传序》亦云：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说：“孔子传《易》于(商)瞿”。这说明孔子不但究心于《易》学，而且还研究整理已有成果，作《易传》，以教授弟子。《易》讲天道，与孔子的思想深相契合，故《论语?述而篇》记载孔子的话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章太炎《国故论衡》即云：“《易》之为书，广大悉备，然常用止于别蓍布卦……仲尼赞《易》而《易》独贵，其在旧法世传之史，则筮书与卜梦等夷。” 可以说，《易经》的传世与发扬光大，有孔子的杰出贡献。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原只称《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历来研究孔子对《诗经》的整理，有“删诗”说和“补录”说两种。《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汉书?艺文志》亦言：“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自东汉郑玄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早在孔子以前，实际上就已具“《诗》三百”的规模，所谓孔子“删诗”说是不可信的。孔子对《诗经》评价甚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在孔子的教育与教学实践中，非常重视《诗》教，他说：“不学《诗》，无以言”。 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学《诗》可使人“温柔敦厚”，可锻炼语言表达能力。他还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因此，把《诗》教当成修养道德、陶冶性情、齐家治国的重要手段。孔子以诗为教，赋诗言志，引诗证事，在诵读编订整理《诗经》的过程中，除参照各种抄本进行校勘核对以外，还配合乐曲予以编次，对《诗经》各篇章予以新的注解，对《诗经》的传播作出了极大贡献。
《书》，后世称为《尚书》或《书经》，是我国上古时期誓、诰、命、谟等记言的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汇编。早在孔子之前，就已有《夏书》《商书》《周书》等篇章流行于世。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年“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汉书·艺文志》也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学界或认为，孔子是否作过《书序》，值得怀疑，但是据《论语?述而篇》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为政篇》记：“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宪问篇》记：“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因此，从孔子用《尚书》之言为弟子授课、回答问题等事例来看，《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的话是可信的。孔子诵读整理注释过《尚书》也是无可怀疑的。所以《尚书》的流传，固有孔子的贡献。
孔子一生最重视“礼”，主张“礼治”，以“好礼”“知礼”闻名于当时。司马迁即称颂孔子能“追迹三代之礼”。孔子曾参观、访问、搜集各种资料，对“礼”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后世所传“三礼”，今人认为其编次成书皆直接或间接与孔子有关。《史记?孔子世家》说“《书传》《礼记》自孔氏”。《汉书·艺文志》亦记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由此可知，《礼经》（即《仪礼》）是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孔子辑书、定礼之事迹亦言：“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在教学中亦极重视“礼”教，说：“不学礼，无以立”。 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弟子颜渊也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说明孔子的“礼”教是非常有成效的。
乐是与礼相配为用的，“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 所以从古至今，常常礼乐并称。并且古代诗乐结合，诗必有乐。《诗经》中的诗都是入乐的，所以诗与乐又不可分。孔子即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说明诗、礼、乐三者关系极为密切。孔子在整理《诗》时，都配有乐谱，所有的诗皆可按乐谱演奏歌唱。《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不仅对古《乐》进行了整理，而且还用整理后的《乐》教授学生，以提高学生的礼乐修养，即如司马迁所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只是在后来的文献传播中，古《乐》佚失了，唯“《诗》三百”留传下来。《诗》《书》《礼》《乐》等典籍，经孔子整理删定，集其大成，这就为学者开一广阔门径。
《史记?孔子世家》还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孟子·滕文公篇》亦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作为一部鲁国国史，记载了自鲁隐公至鲁哀公期间的鲁国史实。孔子用简约的文字表达了历史事件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不仅是孔子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而且也是其整个学术生涯的光辉结晶。杜预《春秋序》即评论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尽管孔子自己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但《春秋》传世的史学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即如章太炎《国故论衡》所云：“然《春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阔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太史公云：《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此其效也。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粲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匾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 孔子在史学上的开山之功，无疑是流芳万世的。
孔子修明圣经，以绌谬异，对古代文献是正伪讹，整齐脱误，不以己意妄为雌黄，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校雠学之权舆。然而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最早的校雠家，是周宣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国语?鲁语》记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 《那》诗，是后世歌颂、祭祀商汤功业的乐歌，正如《毛诗?商颂?那小序》所云：“《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毛诗·商颂谱》亦云：“自后政衰，散亡商之礼乐。七世至戴公时，当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正考父是孔子的先人，《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僖子语云：“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据学者考究，此为经古文之说，所载比较可信。章太炎《国故论衡》亦云：“校莫审于《商颂》，故莫先于《太誓》，传莫备于《周易》，解莫辩于《管》《老》。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孔子录诗有四始，《雅》《颂》各得其所，删《尚书》为百篇而首《尧典》，亦善校者已。” 可以说，读书精于校勘，也成为孔门学术之家法。正因为孔子继承其先人事业，以传道后世为己任，以振兴渐衰渐微的传统文化。又以“善校”，遂开古代校勘学之先河。故有清一代，学者都公认为孔子开校雠学之端。亦如俞樾所说：“校雠之法，出于孔子。”
孔子虽学识渊博，精通六艺，但他的文献搜集整理校勘工作，却非常精细详慎。据《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二年》载：“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孔子既知这里所记载的“伯于阳”，“伯”是“公”之误，“于”是“子”之误，但他为什么不直接改过来呢？其用意正如东汉何休《解诂》解释所说，是孔子不愿臆测之故。这就鲜明反映了孔子读书治学的严谨性，其精密谨慎的校雠足为后世法。
《孔子家语》载：“齐太史子与适鲁，见孔子，孔子与之言道。子与悦，曰：‘吾鄙人也，闻子之名，不睹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宝贵也。乃今而后知泰山之为高，渊海之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将垂宝以贻后世。’遂退而谓南宫敬叔曰：‘今孔子先圣之嗣，自弗父何以来，世有德让，天所祚也。成汤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其文德著矣。’” 孔子的伟大人格及辉煌的文献学事业，也得到其弟子的推崇，直如颜渊所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 亦如子贡、有若等所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像子夏等弟子，更以孔子为榜样潜心学术。《吕氏春秋》即记载说：“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可谓得孔子文献学之真传。蒋元卿《校雠学史》对此评论说：“校雠之业，放于孔祖，盛于洙泗，一门递代，研而益精，历汉而宋，而至于有清，其由来亦云久矣。”
孔子治学，多闻阙疑，择善而从，无征不信。他教育弟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对学术问题，更反对主观臆测、固执片面，正如《论语》所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孔子把质实的学风贯穿于治学及古文献整理全过程，故其治学方法和态度，尤为后人所赞赏。汉司马迁修《史记》时，有同僚学者把他比类于孔子修《春秋》，尽管司马迁谦虚说“比之于《春秋》谬矣”，称自己不敢与孔子并重，但司马迁继承孔子修《春秋》的方法与态度，却是无可质疑的。故“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因此孔子被当代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之始祖。
（张熙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