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净（635—713），齐州（今济南）人。本姓张，字文明，义净是他的法名，旅行家、翻译家。他的高祖曾做过东齐太守，但后来由于隋末战乱等变故，家道衰落。义净7岁就出家为僧，先后跟随普遇法师及慧智法师学习佛法。从10岁到25岁年间，他悉心学习佛教经典，常常手不释卷、通宵达旦，“于是五年之间，精求律典，砺律师文之疏，颇以幽深；宣律师之钞述，窃谈中旨。” 在数年的学习中，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学识，但也发现许多典籍常有矛盾之处，许多教义深奥难懂，于是立志要走出寺院，到佛教的发祥地印度去寻求真谛。
一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26岁的义净开始了漫长的外出寻求佛法之路。这一年，他从山东到河南，再到长安（今西安）。长安佛教盛行，众多的名僧和佛教典籍令义净眼界大开，他在此苦读了《唯识论》等书。他自己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一书中写道：“（义净）乃杖锡夺魏，颇沉心于《对法》《摄论》，负笈西京，方阅想于《俱舍》《唯识》。”在此期间，恰逢著名高僧玄奘大师归来，正在长安著述讲学，义静有了可以面见玄奘并听其讲学的机会。他对玄奘极为钦佩，坚定了日后走玄奘之路西去求法的决心。到了唐高宗总章三年（670），义静在长安学习已达10年之久，他去印度求经的念头更加强烈，并得到了并州处一法师，莱州弘祎法师的支持，相约同去印度求法。第二年，众人启程南下，途中处一法师因母年高而罢，弘祎法师到江宁终止。义净等人继续前行，咸亨二年（671），义净到达扬州，是年秋天到达广州。当时的广州，万商云集，是唐朝南方海上交通的中心，港口中停靠着婆罗门、波斯、狮子国、大食等国的船只，义净等人准备搭载这些商船西行印度。义净深知此去印度的艰难，在等船期间返回齐州，向慧智禅师等家乡好友告别。再回广州时，同行中只剩门人善行，其他人都因各种原因放弃西行。义净与善行搭乘波斯商人的商船踏上了去印度的航程。
咸亨三年（672），他在室利佛逝（今印尼加里曼丹一带）停留6个月，年底经裸人国（今安达曼群岛）到达印度中部，遍游王舍城（今比哈尔邦巴特那地区）、曲女城等名山大寺，于上元二年（675）来到印度著名佛教寺院那烂陀寺，开始了在此10年的苦读取经生涯。10年间，他拜印度著名佛学高僧宝师子为师，学习印度佛法，并与印度其他高僧和西游至此的国内佛教界人士玄照、无行等相互切磋学问。先后译出《根本说一切有部昆奈耶颂》5卷，《一百五十赞佛颂》1卷，获得中外高僧较高评价。在印期间，他除在那烂陀寺学习外，还远赴印度南部和东部二、三十个小国家访问，拜访僧俗各界人士，探讨学问。到武后执政的垂拱元年（683），义净在印度已达10年之久。这年冬天，他告别好友无行等中国僧人，携搜集的经书、梵本、三藏50多万颂，踏上了归国的行程。
二
垂拱四年（684）春，他又路经室利佛逝。当时这一带佛教发展兴旺，各国往来僧人众多。义净在此停留，请学于佛逝国名僧释迎难栗底。除了向当地高僧学习外，义净做的另一件工作是全力翻译从印度携带的经文，并抄写当地的经书。因佛逝国缺少好的墨和纸，在永昌元年（689）七月，他搭载商船来到广州，除了购买大量笔墨纸张外，还邀请了贞固、怀业、道宏、法朗等几个僧人作为译经的助手同回佛逝。回到佛逝后，他与贞固等几位助手夜以继日地抄写和翻译佛经，并完成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又称《寄归传》）两部著作，文中是自己在国外多年游历的所观、所思、所感，委托弟子带回国献给朝廷。义净本人直到长寿三年（694）正月，才乘船回国，此时他已到了知天命之年。
义净回国时带回梵本经律论各种著作近400部，还有金刚座真容1铺、舍利300粒。由于义净数十年为求法译经而奔走，在当时的中外佛教界声望极高。他到洛阳时，酷爱佛教的武则天亲自到上东门外迎接，并为他归国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回国后，义净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规模浩大的翻译经书工程中去。先后在洛阳大福先寺和长安西明寺、大荐福寺持之以恒地开展译经工作18年之久。据现存资料可知，义净共翻译梵文经书56部230卷，但实际翻译数字可能还远不止这些，成为中日佛教界最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佛教经典数量最多的高僧。除了翻译之外，他回国后又独立撰写了《别说罪要行法》《受用三水要法》《护命放生轨仪》3部佛教书籍，连同他在佛逝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共有著作5部9卷。义净的译经工作得到了唐代皇帝的大力支持，武则天等几位皇帝先后为其译出的书作序，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如圣历三年（700）武则天为其作《大新翻圣教序》，神龙元年（705）刚复位的唐中宗又为其作《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两年后，唐中宗又亲召义净入皇宫，共同翻译经书，探讨学问。景云元年（710），睿宗皇帝亲自在门生崇朂为他临摹的像上题词制赞，在他患病时，又亲派内侍去寺中探病。
三
义净作为一代佛学大师，同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还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他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著作，与法显《法显传》、鉴真《大唐西域记》两部著作相媲美，堪称经典。两部著作的史料价值很高，成为后人研究中印关系史、中西交通史、印度史、南洋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的宝贵典籍。
义净的这两部著作，完成于他从印度取经归来，在室利佛逝停留的年代。因为两部著作均为作者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其史料价值和真实性甚至要超出一些正史，具有毋容置疑的可靠性。义净的书中真实地记录了印度、东南亚地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这些地区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义净亲眼目睹了7世纪佛教在印度发展的盛况。印度当时各小邦国的统治者，几乎无一不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因此佛教僧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另外佛教寺院本身也占有大量土地、资产，寺院还有一些清规戒律用来约束僧人。寺院中僧人等级身份不同，有上座寺主、都维纳等。僧侣不列入国家户籍，有自己的户籍。《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对印度寺院的组织规模、条例制度也有详细介绍。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特别谈到了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今在尼泊尔邦巴特那巴尔立村）的情况，“至如那烂陀寺，人数殷繁……寺有八院，房有三百”、“众僧名字不贯王籍，其有犯者，众自治罚，为此僧徒咸相敬惧。……此寺内僧众有三千五百人，属寺村庄二百一所，并是积代君王给其人户，永充供养。”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那烂陀寺当时的繁盛。
义净在东南亚地区活动长达10年，对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室利佛逝国状况也多有记载。如“南海诸州，咸多敬信，人王国主，崇福为怀，此佛逝廓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寻读，乃与中国不殊，沙门轨仪，悉皆无别。” 可见处于中印交通线上的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群岛佛教也十分发达；统治者也是佛教的信仰者和提倡者。
义净对东南亚地区裸人国（今安达曼群岛）的记载也很生动，文中写到裸人国濒临海洋，处处可见椰子树、槟榔林，风光优美。岛上船舶众多，来来往往，载着椰子、芭蕉及藤竹器在市场上交易。岛上炎热，男人赤裸上身，女人仅用树叶遮身，其人身材中等，皮肤不黑。这些描写生动反映出裸人国7世纪的商业贸易状况和社会风俗。
在18世纪前，当印度和南洋各国尚没有成文历史资料的情况下，义净的著作为研究印度、东南亚等国7世纪的佛教史、社会史等历史提供了翔实且宝贵的资料，曾先后被译成法文、英文、日文出版，是研究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佛教史和印度东南亚历史的不可缺少的文献。
四
在译经之余，义净还为佛教界人士和信仰佛教的官员讲学，听众甚多，培养了众多弟子。唐玄宗先天二年（713）二月，79岁高龄的义净因病医治无效在长安大荐福寺圆寂。三月初，长安佛教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弟子门生万人为其送葬，惊动长安城。玄宗皇帝亲制诰书并派使者吊慰，赠他为鸿卢寺卿，赐锦绸150段，葬事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光禄大夫行秘书监少监同安侯卢璨还亲自为他的灵塔撰碑铭，高度评价了义净一生的贡献。
义净作为一名僧人，生前死后受到了统治阶级隆重的礼遇和人们的敬仰爱戴，缘于义净崇高的人格和高深的佛法修行。他不图虚名，不受功名利禄所诱，为追求佛教真谛，不远万里，西行求经，长达20余年。回国后，十几年如一日译经不止，硕果累累。直到临终，仍写遗书给弟子们，要求他们发扬光大佛教精神，表达了对事业的无限进取心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他虽声望日隆，却谦虚好学，传扬佛法，诲人不倦，获得了佛俗人士的热爱与仰慕。佛俗界人士对他多有极高的赞誉，称：“净虽遍翻三藏，而偏功律部。译缀之暇，曲授援学徒。凡所行事，皆尚甚急。滤漉涤秽，特异常伦。学侣传行，遍于京洛。” 。
义净一生都致力于翻译佛经、授徒讲学，其高尚的品行和渊博的学识传遍京城内外。《宋高僧传·义净传》也高度赞美了他一生的贡献，云：“东僧往西，学尽梵术，解尽佛意，始可称善。传译者宋齐已远，不去无彼回者。若入境观风，必闻其政者，奘师法师，为得其实。此二师者，两金通达，其犹见玺文知是天子之书可信也，《周礼》象胥氏，通夷狄之言，净之才智，可谓释门之象胥也哉!”文中把义净与象胥氏、玄奘法师置于同一地位，极力称赞义净在佛经翻译和弘扬佛法上的巨大功绩。
（徐玲玲）
义净
义净（635—713），齐州（今济南）人。本姓张，字文明，义净是他的法名，旅行家、翻译家。他的高祖曾做过东齐太守，但后来由于隋末战乱等变故，家道衰落。义净7岁就出家为僧，先后跟随普遇法师及慧智法师学习佛法。从10岁到25岁年间，他悉心学习佛教经典，常常手不释卷、通宵达旦，“于是五年之间，精求律典，砺律师文之疏，颇以幽深；宣律师之钞述，窃谈中旨。” 在数年的学习中，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学识，但也发现许多典籍常有矛盾之处，许多教义深奥难懂，于是立志要走出寺院，到佛教的发祥地印度去寻求真谛。
一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26岁的义净开始了漫长的外出寻求佛法之路。这一年，他从山东到河南，再到长安（今西安）。长安佛教盛行，众多的名僧和佛教典籍令义净眼界大开，他在此苦读了《唯识论》等书。他自己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一书中写道：“（义净）乃杖锡夺魏，颇沉心于《对法》《摄论》，负笈西京，方阅想于《俱舍》《唯识》。”在此期间，恰逢著名高僧玄奘大师归来，正在长安著述讲学，义静有了可以面见玄奘并听其讲学的机会。他对玄奘极为钦佩，坚定了日后走玄奘之路西去求法的决心。到了唐高宗总章三年（670），义静在长安学习已达10年之久，他去印度求经的念头更加强烈，并得到了并州处一法师，莱州弘祎法师的支持，相约同去印度求法。第二年，众人启程南下，途中处一法师因母年高而罢，弘祎法师到江宁终止。义净等人继续前行，咸亨二年（671），义净到达扬州，是年秋天到达广州。当时的广州，万商云集，是唐朝南方海上交通的中心，港口中停靠着婆罗门、波斯、狮子国、大食等国的船只，义净等人准备搭载这些商船西行印度。义净深知此去印度的艰难，在等船期间返回齐州，向慧智禅师等家乡好友告别。再回广州时，同行中只剩门人善行，其他人都因各种原因放弃西行。义净与善行搭乘波斯商人的商船踏上了去印度的航程。
咸亨三年（672），他在室利佛逝（今印尼加里曼丹一带）停留6个月，年底经裸人国（今安达曼群岛）到达印度中部，遍游王舍城（今比哈尔邦巴特那地区）、曲女城等名山大寺，于上元二年（675）来到印度著名佛教寺院那烂陀寺，开始了在此10年的苦读取经生涯。10年间，他拜印度著名佛学高僧宝师子为师，学习印度佛法，并与印度其他高僧和西游至此的国内佛教界人士玄照、无行等相互切磋学问。先后译出《根本说一切有部昆奈耶颂》5卷，《一百五十赞佛颂》1卷，获得中外高僧较高评价。在印期间，他除在那烂陀寺学习外，还远赴印度南部和东部二、三十个小国家访问，拜访僧俗各界人士，探讨学问。到武后执政的垂拱元年（683），义净在印度已达10年之久。这年冬天，他告别好友无行等中国僧人，携搜集的经书、梵本、三藏50多万颂，踏上了归国的行程。
二
垂拱四年（684）春，他又路经室利佛逝。当时这一带佛教发展兴旺，各国往来僧人众多。义净在此停留，请学于佛逝国名僧释迎难栗底。除了向当地高僧学习外，义净做的另一件工作是全力翻译从印度携带的经文，并抄写当地的经书。因佛逝国缺少好的墨和纸，在永昌元年（689）七月，他搭载商船来到广州，除了购买大量笔墨纸张外，还邀请了贞固、怀业、道宏、法朗等几个僧人作为译经的助手同回佛逝。回到佛逝后，他与贞固等几位助手夜以继日地抄写和翻译佛经，并完成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又称《寄归传》）两部著作，文中是自己在国外多年游历的所观、所思、所感，委托弟子带回国献给朝廷。义净本人直到长寿三年（694）正月，才乘船回国，此时他已到了知天命之年。
义净回国时带回梵本经律论各种著作近400部，还有金刚座真容1铺、舍利300粒。由于义净数十年为求法译经而奔走，在当时的中外佛教界声望极高。他到洛阳时，酷爱佛教的武则天亲自到上东门外迎接，并为他归国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回国后，义净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规模浩大的翻译经书工程中去。先后在洛阳大福先寺和长安西明寺、大荐福寺持之以恒地开展译经工作18年之久。据现存资料可知，义净共翻译梵文经书56部230卷，但实际翻译数字可能还远不止这些，成为中日佛教界最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佛教经典数量最多的高僧。除了翻译之外，他回国后又独立撰写了《别说罪要行法》《受用三水要法》《护命放生轨仪》3部佛教书籍，连同他在佛逝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共有著作5部9卷。义净的译经工作得到了唐代皇帝的大力支持，武则天等几位皇帝先后为其译出的书作序，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如圣历三年（700）武则天为其作《大新翻圣教序》，神龙元年（705）刚复位的唐中宗又为其作《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两年后，唐中宗又亲召义净入皇宫，共同翻译经书，探讨学问。景云元年（710），睿宗皇帝亲自在门生崇朂为他临摹的像上题词制赞，在他患病时，又亲派内侍去寺中探病。
三
义净作为一代佛学大师，同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还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他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著作，与法显《法显传》、鉴真《大唐西域记》两部著作相媲美，堪称经典。两部著作的史料价值很高，成为后人研究中印关系史、中西交通史、印度史、南洋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的宝贵典籍。
义净的这两部著作，完成于他从印度取经归来，在室利佛逝停留的年代。因为两部著作均为作者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其史料价值和真实性甚至要超出一些正史，具有毋容置疑的可靠性。义净的书中真实地记录了印度、东南亚地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这些地区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义净亲眼目睹了7世纪佛教在印度发展的盛况。印度当时各小邦国的统治者，几乎无一不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因此佛教僧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另外佛教寺院本身也占有大量土地、资产，寺院还有一些清规戒律用来约束僧人。寺院中僧人等级身份不同，有上座寺主、都维纳等。僧侣不列入国家户籍，有自己的户籍。《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对印度寺院的组织规模、条例制度也有详细介绍。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特别谈到了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今在尼泊尔邦巴特那巴尔立村）的情况，“至如那烂陀寺，人数殷繁……寺有八院，房有三百”、“众僧名字不贯王籍，其有犯者，众自治罚，为此僧徒咸相敬惧。……此寺内僧众有三千五百人，属寺村庄二百一所，并是积代君王给其人户，永充供养。”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那烂陀寺当时的繁盛。
义净在东南亚地区活动长达10年，对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室利佛逝国状况也多有记载。如“南海诸州，咸多敬信，人王国主，崇福为怀，此佛逝廓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寻读，乃与中国不殊，沙门轨仪，悉皆无别。” 可见处于中印交通线上的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群岛佛教也十分发达；统治者也是佛教的信仰者和提倡者。
义净对东南亚地区裸人国（今安达曼群岛）的记载也很生动，文中写到裸人国濒临海洋，处处可见椰子树、槟榔林，风光优美。岛上船舶众多，来来往往，载着椰子、芭蕉及藤竹器在市场上交易。岛上炎热，男人赤裸上身，女人仅用树叶遮身，其人身材中等，皮肤不黑。这些描写生动反映出裸人国7世纪的商业贸易状况和社会风俗。
在18世纪前，当印度和南洋各国尚没有成文历史资料的情况下，义净的著作为研究印度、东南亚等国7世纪的佛教史、社会史等历史提供了翔实且宝贵的资料，曾先后被译成法文、英文、日文出版，是研究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佛教史和印度东南亚历史的不可缺少的文献。
四
在译经之余，义净还为佛教界人士和信仰佛教的官员讲学，听众甚多，培养了众多弟子。唐玄宗先天二年（713）二月，79岁高龄的义净因病医治无效在长安大荐福寺圆寂。三月初，长安佛教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弟子门生万人为其送葬，惊动长安城。玄宗皇帝亲制诰书并派使者吊慰，赠他为鸿卢寺卿，赐锦绸150段，葬事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光禄大夫行秘书监少监同安侯卢璨还亲自为他的灵塔撰碑铭，高度评价了义净一生的贡献。
义净作为一名僧人，生前死后受到了统治阶级隆重的礼遇和人们的敬仰爱戴，缘于义净崇高的人格和高深的佛法修行。他不图虚名，不受功名利禄所诱，为追求佛教真谛，不远万里，西行求经，长达20余年。回国后，十几年如一日译经不止，硕果累累。直到临终，仍写遗书给弟子们，要求他们发扬光大佛教精神，表达了对事业的无限进取心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他虽声望日隆，却谦虚好学，传扬佛法，诲人不倦，获得了佛俗人士的热爱与仰慕。佛俗界人士对他多有极高的赞誉，称：“净虽遍翻三藏，而偏功律部。译缀之暇，曲授援学徒。凡所行事，皆尚甚急。滤漉涤秽，特异常伦。学侣传行，遍于京洛。” 。
义净一生都致力于翻译佛经、授徒讲学，其高尚的品行和渊博的学识传遍京城内外。《宋高僧传·义净传》也高度赞美了他一生的贡献，云：“东僧往西，学尽梵术，解尽佛意，始可称善。传译者宋齐已远，不去无彼回者。若入境观风，必闻其政者，奘师法师，为得其实。此二师者，两金通达，其犹见玺文知是天子之书可信也，《周礼》象胥氏，通夷狄之言，净之才智，可谓释门之象胥也哉!”文中把义净与象胥氏、玄奘法师置于同一地位，极力称赞义净在佛经翻译和弘扬佛法上的巨大功绩。
（徐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