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鸿（471—525），字彦鸾，北魏东清河鄃（今淄博临淄）人，北魏著名史学家。
崔鸿出生于清河崔氏，是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清河崔氏历世涌现出不少杰出人物。崔鸿的高祖崔辑仕晋为中尉。高叔祖崔州平是三国时的隐士，有极高的文才和名望，与南阳诸葛亮，颍川石广元、徐庶，汝南孟公威相友善，时人称诸葛亮第一，崔州平第二。崔鸿的曾祖父崔旷（《崔氏族谱》中作崔修之）仕宋为乐陵太守；祖父崔灵延（《崔氏族谱》中作崔幼孙）仕宋为长广太守；伯父崔光为北魏台阁大臣，权倾朝野，是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元老，也是孝明帝的师傅，曾主持迎立孝明帝即位大典，官至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司徒、太保，位极人臣。崔鸿的父亲崔敬友，官本州治中，乐善好施，心地善良，其德行为同僚所敬佩，尤其为下层民众所敬仰，后除梁郡太守，以丁内忧而没有到任。而在崔鸿的近宗叔伯辈中，如崔宗伯、延伯、亮、俊、仲文、仲方、光韶、宏、郾等，皆为朝中重臣。其中崔宏（崔鸿的近宗，长一辈）仕魏为吏部尚书，曾主持制定北魏的各种典章制度，国号“魏”即是由其所拟定，人称“天官大人”，卒谥白马公。崔鸿的从兄弟（叔伯兄弟）崔励、崔劫（崔光之子）及同宗的崔瞻、崔浩亦均为朝中大员。对清河崔氏之世族，崔鸿曾撰有《崔氏世传》7卷（现已考定《崔氏五门家传》即其书），以纪其门第声望。
在优越的家族文化氛围中，崔鸿少年时便专心学问，博通经史之学。太和二十年（496），崔鸿官拜彭城王国左常侍，景明三年（502）迁员外郎兼尚书虞郎中，奉命撰写本朝《起居注》。后迁给事中，兼祠部郎，转尚书都兵郎中。正始元年（504），他与伯父同时受皇帝特诏，与30位才能出众的儒学大师公卿朝士一起于尚书上省议定律令，时论以为荣，为人所仰慕。永平初年，豫州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而叛，宣武帝下诏令镇南将军邢峦讨伐，并让崔鸿为行台镇南长史。之后崔鸿徙三公郎中，加轻车将军，迁员外散骑常侍，领郎中。
延昌二年（513），宣武帝想要大行考察百官之举，崔鸿并不认同，他认为官吏的升降应根据实际才能，而不是死板的考核，令有才之人僵硬地晋升。宣武帝没有听从。次年，崔鸿因父丧解任归家，人传有甘露自天降至其门前树，朝廷以此为祥瑞，宣武帝召其回朝任职。延昌四年（515），再传有甘露降崔鸿在京兆府邸院子里的树上，故他又被加官中坚将军，仍领常侍、郎如故。后崔鸿迁中散大夫、高阳王友，仍领郎中，同年又为司徒长史。正光元年（520），加官前将军，与著作佐郎王遵业共同撰修高祖（魏孝文帝）、世宗（魏宣武帝）两朝《起居注》。孝昌初年，崔鸿拜给事黄门侍郎，不久加官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他秉性耿直，遇事直陈，为同僚所钦佩。
在此之前，时任著作郎的崔光曾奉诏修撰《魏史》，但是仅仅拟定了卷目，所集素材亦未考证，阙略尤多，宣称《魏史》非己之能修成，自己所作资料收集，记录历朝之事，是在留予后人修史所用。因此，掌修国史多年的崔光病危时，即上言孝明帝举荐崔鸿，认为崔鸿才、学、识兼备，足以担当修史大责，将修史希望寄托于崔鸿。于是孝明帝下诏令崔鸿以本官修辑国史。正光五年（524），崔鸿开始着手撰修国史，孰料还没有见到成果便染病去世了，被追赠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谥号文贞。而崔鸿去世后，魏国史复由山伟等人负责继续编纂，然山伟史学才能不及崔鸿，仅能守旧而已，故所记史实万不存一，为后人进一步修史带来重重困难。
崔鸿所处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时代，尤其是在北方地区，更是朝代迭变频繁。西晋灭亡后，便先后有匈奴刘渊、羯族石勒、氐族苻坚等少数民族建立了16个政权，历史上称之为“十六国”。这些政权虽各有自己的国史，但所纂“国书”、史体各行其是，内容不顾及他朝，因此体例繁杂不一，内容繁简不当，残缺错谬，难为信史。正如崔鸿后来所称：“诸史残缺，体例全亏，编录纷谬，繁略失所。” 这就使人难以了解此期历史的整体面貌，但是，十六国历史又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道，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 。总结此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于是，“弱冠便有著述志”的崔鸿立志修撰一部全面系统记述十六国历史的《十六国春秋》。
崔鸿自景明初年（500）着手撰写《十六国春秋》，后来他奉命修《起居注》，得以借机广泛阅读公私藏书，搜集所需文献资料。为了搜集抄录资料，他几乎竭尽家产和俸禄。为撰写5卷“蜀录”，他四处访购常璩《蜀书》竟达20年之久。直至正光三年（522），他在诸国旧史基础上，广泛采集利用史料，最后完成《十六国春秋》。
《十六国春秋》共102卷，包括传、序例、年表、论赞等部分，将各国史书的“书”改名为“录”，“录”内存“传”，以纪传体例记载了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南燕、北燕、夏、蜀等政权的历史，体例完备，内容翔实。《十六国春秋》采用单一的东晋年号来纪年，解决了十六国年号纷繁导致的时间不够明确的问题，然后把各国史实按时间先后排比一起，做到“区分时事，各系本录，破彼异同，凡为一体，约损烦文，补其不足”，避免了原先各国史各自为界、相互重复的情形，将当时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全貌展现出来，这在当时南北政治敌对严重的环境下能做到这些是相当不容易的。只是因崔鸿家族有两世出仕江左政权，崔鸿没有抄录僭越晋朝、宋朝（刘宋）及齐朝（萧齐）的书。他也有怕有人为此找事，便不敢将自己所修史书公之于众，尤其是书中崔鸿把儒家价值观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认为史书的作用就在于让后人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为现实政治服务，因此运用所谓“春秋笔法”来褒贬善恶。同时，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他的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一些天人感应之类的迷信成分。
后来宣武帝听说崔鸿在修十六国史，便派人前来讨要。崔鸿因所编修的十六国史与北魏初年之事有关联，况全书并没有最后完成，故没有将书呈献给朝廷。直到永安年间，他的儿子崔子元始缮写一本，上奏朝廷，该书得以公开流传，但传播不广。据学者考证，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至北宋时已经散佚不全。现在所见《十六国春秋》，主要有3个版本：一为简本，共10卷，《隋书?经籍志》题为《纂录》，原本不一定是崔鸿所著，或系当时人根据崔鸿原书删节而成应是较为可信的。据史载，宋代史家司马光曾见过此简本，司马光称之为《十六国春秋抄》。二为详本，共100卷，系明朝万历年间屠乔孙、项琳等人从《晋书》《北史》《魏书》《册府元龟》《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辑录《十六国春秋》原录十六国史事，重新加以整理编纂而成的，名为《十六国春秋补遗辑佚》，仍题为魏崔鸿撰。此本辑录详尽，凡《十六国春秋》所录十六国的史实，一概收入，但是欠考证，错讹较多。原书被群书引用的材料，反而有失检录，有些则没有完全收集起来。三为清人汤球的辑佚本，亦为100卷，名为《十六国春秋辑补》，是以世传简本为底本，汇集《晋书》张轨、李暠等传及刘渊等《载记》及散见于群书中的《十六国春秋》史料辑佚而成。
崔鸿博闻多识，为学严谨，修史有法，志存实录。虽然现存《十六国春秋》并非原本，但毕竟保存了大量十六国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因而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崔鸿在中国史学史上也就占有一席之地。
（冯雨晴 张玥明）
崔鸿
崔鸿（471—525），字彦鸾，北魏东清河鄃（今淄博临淄）人，北魏著名史学家。
崔鸿出生于清河崔氏，是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清河崔氏历世涌现出不少杰出人物。崔鸿的高祖崔辑仕晋为中尉。高叔祖崔州平是三国时的隐士，有极高的文才和名望，与南阳诸葛亮，颍川石广元、徐庶，汝南孟公威相友善，时人称诸葛亮第一，崔州平第二。崔鸿的曾祖父崔旷（《崔氏族谱》中作崔修之）仕宋为乐陵太守；祖父崔灵延（《崔氏族谱》中作崔幼孙）仕宋为长广太守；伯父崔光为北魏台阁大臣，权倾朝野，是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元老，也是孝明帝的师傅，曾主持迎立孝明帝即位大典，官至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司徒、太保，位极人臣。崔鸿的父亲崔敬友，官本州治中，乐善好施，心地善良，其德行为同僚所敬佩，尤其为下层民众所敬仰，后除梁郡太守，以丁内忧而没有到任。而在崔鸿的近宗叔伯辈中，如崔宗伯、延伯、亮、俊、仲文、仲方、光韶、宏、郾等，皆为朝中重臣。其中崔宏（崔鸿的近宗，长一辈）仕魏为吏部尚书，曾主持制定北魏的各种典章制度，国号“魏”即是由其所拟定，人称“天官大人”，卒谥白马公。崔鸿的从兄弟（叔伯兄弟）崔励、崔劫（崔光之子）及同宗的崔瞻、崔浩亦均为朝中大员。对清河崔氏之世族，崔鸿曾撰有《崔氏世传》7卷（现已考定《崔氏五门家传》即其书），以纪其门第声望。
在优越的家族文化氛围中，崔鸿少年时便专心学问，博通经史之学。太和二十年（496），崔鸿官拜彭城王国左常侍，景明三年（502）迁员外郎兼尚书虞郎中，奉命撰写本朝《起居注》。后迁给事中，兼祠部郎，转尚书都兵郎中。正始元年（504），他与伯父同时受皇帝特诏，与30位才能出众的儒学大师公卿朝士一起于尚书上省议定律令，时论以为荣，为人所仰慕。永平初年，豫州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而叛，宣武帝下诏令镇南将军邢峦讨伐，并让崔鸿为行台镇南长史。之后崔鸿徙三公郎中，加轻车将军，迁员外散骑常侍，领郎中。
延昌二年（513），宣武帝想要大行考察百官之举，崔鸿并不认同，他认为官吏的升降应根据实际才能，而不是死板的考核，令有才之人僵硬地晋升。宣武帝没有听从。次年，崔鸿因父丧解任归家，人传有甘露自天降至其门前树，朝廷以此为祥瑞，宣武帝召其回朝任职。延昌四年（515），再传有甘露降崔鸿在京兆府邸院子里的树上，故他又被加官中坚将军，仍领常侍、郎如故。后崔鸿迁中散大夫、高阳王友，仍领郎中，同年又为司徒长史。正光元年（520），加官前将军，与著作佐郎王遵业共同撰修高祖（魏孝文帝）、世宗（魏宣武帝）两朝《起居注》。孝昌初年，崔鸿拜给事黄门侍郎，不久加官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他秉性耿直，遇事直陈，为同僚所钦佩。
在此之前，时任著作郎的崔光曾奉诏修撰《魏史》，但是仅仅拟定了卷目，所集素材亦未考证，阙略尤多，宣称《魏史》非己之能修成，自己所作资料收集，记录历朝之事，是在留予后人修史所用。因此，掌修国史多年的崔光病危时，即上言孝明帝举荐崔鸿，认为崔鸿才、学、识兼备，足以担当修史大责，将修史希望寄托于崔鸿。于是孝明帝下诏令崔鸿以本官修辑国史。正光五年（524），崔鸿开始着手撰修国史，孰料还没有见到成果便染病去世了，被追赠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谥号文贞。而崔鸿去世后，魏国史复由山伟等人负责继续编纂，然山伟史学才能不及崔鸿，仅能守旧而已，故所记史实万不存一，为后人进一步修史带来重重困难。
崔鸿所处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时代，尤其是在北方地区，更是朝代迭变频繁。西晋灭亡后，便先后有匈奴刘渊、羯族石勒、氐族苻坚等少数民族建立了16个政权，历史上称之为“十六国”。这些政权虽各有自己的国史，但所纂“国书”、史体各行其是，内容不顾及他朝，因此体例繁杂不一，内容繁简不当，残缺错谬，难为信史。正如崔鸿后来所称：“诸史残缺，体例全亏，编录纷谬，繁略失所。” 这就使人难以了解此期历史的整体面貌，但是，十六国历史又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道，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 。总结此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于是，“弱冠便有著述志”的崔鸿立志修撰一部全面系统记述十六国历史的《十六国春秋》。
崔鸿自景明初年（500）着手撰写《十六国春秋》，后来他奉命修《起居注》，得以借机广泛阅读公私藏书，搜集所需文献资料。为了搜集抄录资料，他几乎竭尽家产和俸禄。为撰写5卷“蜀录”，他四处访购常璩《蜀书》竟达20年之久。直至正光三年（522），他在诸国旧史基础上，广泛采集利用史料，最后完成《十六国春秋》。
《十六国春秋》共102卷，包括传、序例、年表、论赞等部分，将各国史书的“书”改名为“录”，“录”内存“传”，以纪传体例记载了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南燕、北燕、夏、蜀等政权的历史，体例完备，内容翔实。《十六国春秋》采用单一的东晋年号来纪年，解决了十六国年号纷繁导致的时间不够明确的问题，然后把各国史实按时间先后排比一起，做到“区分时事，各系本录，破彼异同，凡为一体，约损烦文，补其不足”，避免了原先各国史各自为界、相互重复的情形，将当时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全貌展现出来，这在当时南北政治敌对严重的环境下能做到这些是相当不容易的。只是因崔鸿家族有两世出仕江左政权，崔鸿没有抄录僭越晋朝、宋朝（刘宋）及齐朝（萧齐）的书。他也有怕有人为此找事，便不敢将自己所修史书公之于众，尤其是书中崔鸿把儒家价值观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认为史书的作用就在于让后人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为现实政治服务，因此运用所谓“春秋笔法”来褒贬善恶。同时，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他的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一些天人感应之类的迷信成分。
后来宣武帝听说崔鸿在修十六国史，便派人前来讨要。崔鸿因所编修的十六国史与北魏初年之事有关联，况全书并没有最后完成，故没有将书呈献给朝廷。直到永安年间，他的儿子崔子元始缮写一本，上奏朝廷，该书得以公开流传，但传播不广。据学者考证，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至北宋时已经散佚不全。现在所见《十六国春秋》，主要有3个版本：一为简本，共10卷，《隋书?经籍志》题为《纂录》，原本不一定是崔鸿所著，或系当时人根据崔鸿原书删节而成应是较为可信的。据史载，宋代史家司马光曾见过此简本，司马光称之为《十六国春秋抄》。二为详本，共100卷，系明朝万历年间屠乔孙、项琳等人从《晋书》《北史》《魏书》《册府元龟》《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辑录《十六国春秋》原录十六国史事，重新加以整理编纂而成的，名为《十六国春秋补遗辑佚》，仍题为魏崔鸿撰。此本辑录详尽，凡《十六国春秋》所录十六国的史实，一概收入，但是欠考证，错讹较多。原书被群书引用的材料，反而有失检录，有些则没有完全收集起来。三为清人汤球的辑佚本，亦为100卷，名为《十六国春秋辑补》，是以世传简本为底本，汇集《晋书》张轨、李暠等传及刘渊等《载记》及散见于群书中的《十六国春秋》史料辑佚而成。
崔鸿博闻多识，为学严谨，修史有法，志存实录。虽然现存《十六国春秋》并非原本，但毕竟保存了大量十六国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因而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崔鸿在中国史学史上也就占有一席之地。
（冯雨晴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