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峤（？—293），字叔骏，西晋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人，著名学者。其所撰《后汉书》是魏晋南北朝时修撰的24部东汉史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也是他对中国史学发展最杰出的贡献。
华峤出身名门世家。祖父华歆为汉末名士，有华表、华博、华周3子。华表在魏官散骑黄门侍郎累迁侍中，入晋拜太子少傅迁太常卿。华峤为华表第三子，由魏入晋，历任尚书郎、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典中书著作、领国子博士、侍中、秘书监等，当时朝廷凡有撰集，皆由其统领。
华峤深受其家风影响，自幼聪颖好学，博闻强识，具有良好学识。早在司马昭做大将军时，就征辟他为掾属，后补尚书郎，转车骑从事中郎。司马炎建立西晋后，赐爵关内侯，迁任太子中庶子，不久出为安平太守。华峤因父亲上了年纪不便外任，推辞不就。改拜为散骑常侍典中书著作，领国子博士，迁侍中。华峤为官不事奢华，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华峤尽管在政治上以其博学典籍、熟知礼制施展才干，颇有成就，然而使他扬名后世的却是其史学贡献。
华峤博闻多识，有良史之志。此时修史风气颇盛，除官修史书外，私人著述大量涌现，学者辈出，学风斐然。华峤熟悉古代典制，非常喜爱研究历史，有心做像司马迁那样的史学家。此前他在研读《汉纪》时，就深感此书最大的缺陷是琐碎多误，颇失章法，由此产生改写《汉纪》的想法。他入职秘书监后，为他实现已久的夙愿奠定了条件。为此，他遍阅秘府藏书，收集资料，考和同异，经数年努力，完成《后汉书》 的写作。
《后汉书》共97卷，其中帝纪12卷、皇后纪2卷、典10 卷、列传70卷、三谱、序传和目录各1卷，为纪传体东汉史。该书记事起于光武帝，终于孝献帝，共记载了东汉195年的历史。其中“十典”还未完成，华峤便去世了。秘书监何劭上奏由华峤的次子华彻为著作郎，继承父业完成“十典”的写作，可惜华彻也没有完成亦病逝。后秘书监缪征再上奏朝廷建议由华峤的小儿子华畅为佐著作郎，继续父兄未竟之业。华畅最终写成该书“十典’，使之成为完帙。
魏晋以降，史体以编年与纪传并行于世。由于受清议、九品中正制、门阀制度的影响，史家以臧否人物为著史主要目的，从而使得以记述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逐渐取得了独尊地位。在褒贬人物的史学思想影响下，华峤认为《汉纪》烦秽，于是舍编年而采用纪传，从事史学著述。华峤的《后汉书》，在当时诸纪传体史书中，是一部体例完备的著作。该书沿用《史记》《汉书》的体例，而又稍有更张，其中主要是将“志“改名为“典”，将“表“改称为“谱”。
华峤的《后汉书》卷首有“序传”。序传亦称“序录”，史书之有序录，始于汉司马迁和班固，到魏晋南北朝则成为普遍现象。书志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专记一代典章之制。梁启超即说：“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记文物制度。” 华峤在其《后汉书》中，改“志”名“典”，是“以有《尧典》故也”。不过，“名目虽异，体统不殊”。 名称变换其实无关宏旨。华峤在《后汉书》作志，实是其史才的表露。即如顾炎武《救文格论》所说：“作史莫难乎志。纪、传一人之始末，表、志一代之始末，非宏览博物者不能为，其考订之功亦非积以岁月不能遍。”
华峤在《后汉书》中，改“表”名“谱”。魏收曾断言华峤的《后汉书》无表，说“表盖阙焉”，实属武断。经学者考订，《后汉书》有表是毫无疑问的。表作为述史形式，源于周代谱牒。《史记》《汉书》《东观汉记》都续有仿作，也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表”记史，文省事具，便于检索，使史实经纬一目了然。但是除了华峤的《后汉书》以外，在诸家后汉史中，包括范晔的《后汉书》，却都没有“表”，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直至欧阳修著《新唐书》，复注意到修史不立表之弊端，于是在《新唐书》又重新立表，遂为后世相沿不辍。实际上，华峤改“表”为“谱”是颇有一番深意的，这主要因为一方面要发挥表谱的基本功用，另一方面也具有“复古”意味。但更重要的则是反映了汉晋以来在世族门阀制度下选拔人才，必以家世为重的时代特点。因而华峤《后汉书》的写作也就烙上鲜明的时代印迹。
华峤《后汉书》的纪传部分，不仅篇目数量可观，而且更有开拓，创立了许多新篇目。如，在“纪”中，就突破“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 的史例，首次为东汉皇后立纪，认为“皇后配天作合，前史（指《东观汉记》）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 对外戚另立专传，反映了当时尊崇君权、外戚地位变化的社会实际。华峤创立《皇后纪》，既符合史家变通之旨，也是其高明之处。
此外，鉴于当时“孝”思想盛行，华峤的《后汉书》在列传上新增了“事义相类”的《孝子传》，将诸有孝行者合成集传，以表彰那些行孝道、重养亲、“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的人物。华峤为“孝子”立传，既有其“忠君”“孝悌”思想，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崇尚。并为后世修史相沿承袭，只是名称或称“孝义”，或称“孝友”等，可见其影响深远。
就华峤《后汉书》所述具体史实而言，从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所辑华峤《后汉书》207条佚文来看（不包括序论及序列），华峤对东汉一代历史的记述是非常翔实的，大到攻城略地、铁骑交驰的战争场面，小至一语一笑、喜怒哀乐的人物行为，都有生动描绘，仅佚文所涉及的人物就多达一百五十余人。
华峤的《后汉书》成书后，晋帝诏朝臣会议此书，颇得好评。当时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太常张华、侍中王济等都认为华峤这部书文质事核，有史汉之规制，有实录风范，而决定收藏秘府。后来太尉汝南王司马亮、司空卫瑙作东宫太子的老师，还将其作为侍讲的教材。此后直至隋唐时期，华峤的《后汉书》都颇受称道。刘勰《文心雕龙》即评价说：“若司马彪（作《续汉书》83卷）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 刘知几更称誉曰：“自斯已往，作者相继，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居最。” “若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晳，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之徐爰、苏宝生，梁之沈约、裴子野，斯并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 但可惜的是，此书在“永嘉之乱”时，与其他典籍命运一样，毁弃严重，仅剩三十余卷。后来这三十余卷也陆续散失。为此后人多有辑佚。如清代学者姚之驱 《后汉书补逸》、黄奭《汉学堂丛书》、汪文台《七家后汉书》、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均有辑本。
华峤作为一代文史大家，虽在文化上尊崇传统文化，治学严谨，但在生活上却不能脱离时代影响。嗜酒成性是这个时代文人的生活写照，华峤也不例外，他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他的《后汉书》“十典”未能由他亲自完成，不能说与他嗜酒早逝相关。元康三年（293）华峤病逝，追赠少府，谥曰简侯。
（张丽峰）
华峤
华峤（？—293），字叔骏，西晋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人，著名学者。其所撰《后汉书》是魏晋南北朝时修撰的24部东汉史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也是他对中国史学发展最杰出的贡献。
华峤出身名门世家。祖父华歆为汉末名士，有华表、华博、华周3子。华表在魏官散骑黄门侍郎累迁侍中，入晋拜太子少傅迁太常卿。华峤为华表第三子，由魏入晋，历任尚书郎、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典中书著作、领国子博士、侍中、秘书监等，当时朝廷凡有撰集，皆由其统领。
华峤深受其家风影响，自幼聪颖好学，博闻强识，具有良好学识。早在司马昭做大将军时，就征辟他为掾属，后补尚书郎，转车骑从事中郎。司马炎建立西晋后，赐爵关内侯，迁任太子中庶子，不久出为安平太守。华峤因父亲上了年纪不便外任，推辞不就。改拜为散骑常侍典中书著作，领国子博士，迁侍中。华峤为官不事奢华，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华峤尽管在政治上以其博学典籍、熟知礼制施展才干，颇有成就，然而使他扬名后世的却是其史学贡献。
华峤博闻多识，有良史之志。此时修史风气颇盛，除官修史书外，私人著述大量涌现，学者辈出，学风斐然。华峤熟悉古代典制，非常喜爱研究历史，有心做像司马迁那样的史学家。此前他在研读《汉纪》时，就深感此书最大的缺陷是琐碎多误，颇失章法，由此产生改写《汉纪》的想法。他入职秘书监后，为他实现已久的夙愿奠定了条件。为此，他遍阅秘府藏书，收集资料，考和同异，经数年努力，完成《后汉书》 的写作。
《后汉书》共97卷，其中帝纪12卷、皇后纪2卷、典10 卷、列传70卷、三谱、序传和目录各1卷，为纪传体东汉史。该书记事起于光武帝，终于孝献帝，共记载了东汉195年的历史。其中“十典”还未完成，华峤便去世了。秘书监何劭上奏由华峤的次子华彻为著作郎，继承父业完成“十典”的写作，可惜华彻也没有完成亦病逝。后秘书监缪征再上奏朝廷建议由华峤的小儿子华畅为佐著作郎，继续父兄未竟之业。华畅最终写成该书“十典’，使之成为完帙。
魏晋以降，史体以编年与纪传并行于世。由于受清议、九品中正制、门阀制度的影响，史家以臧否人物为著史主要目的，从而使得以记述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逐渐取得了独尊地位。在褒贬人物的史学思想影响下，华峤认为《汉纪》烦秽，于是舍编年而采用纪传，从事史学著述。华峤的《后汉书》，在当时诸纪传体史书中，是一部体例完备的著作。该书沿用《史记》《汉书》的体例，而又稍有更张，其中主要是将“志“改名为“典”，将“表“改称为“谱”。
华峤的《后汉书》卷首有“序传”。序传亦称“序录”，史书之有序录，始于汉司马迁和班固，到魏晋南北朝则成为普遍现象。书志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专记一代典章之制。梁启超即说：“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记文物制度。” 华峤在其《后汉书》中，改“志”名“典”，是“以有《尧典》故也”。不过，“名目虽异，体统不殊”。 名称变换其实无关宏旨。华峤在《后汉书》作志，实是其史才的表露。即如顾炎武《救文格论》所说：“作史莫难乎志。纪、传一人之始末，表、志一代之始末，非宏览博物者不能为，其考订之功亦非积以岁月不能遍。”
华峤在《后汉书》中，改“表”名“谱”。魏收曾断言华峤的《后汉书》无表，说“表盖阙焉”，实属武断。经学者考订，《后汉书》有表是毫无疑问的。表作为述史形式，源于周代谱牒。《史记》《汉书》《东观汉记》都续有仿作，也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表”记史，文省事具，便于检索，使史实经纬一目了然。但是除了华峤的《后汉书》以外，在诸家后汉史中，包括范晔的《后汉书》，却都没有“表”，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直至欧阳修著《新唐书》，复注意到修史不立表之弊端，于是在《新唐书》又重新立表，遂为后世相沿不辍。实际上，华峤改“表”为“谱”是颇有一番深意的，这主要因为一方面要发挥表谱的基本功用，另一方面也具有“复古”意味。但更重要的则是反映了汉晋以来在世族门阀制度下选拔人才，必以家世为重的时代特点。因而华峤《后汉书》的写作也就烙上鲜明的时代印迹。
华峤《后汉书》的纪传部分，不仅篇目数量可观，而且更有开拓，创立了许多新篇目。如，在“纪”中，就突破“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 的史例，首次为东汉皇后立纪，认为“皇后配天作合，前史（指《东观汉记》）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 对外戚另立专传，反映了当时尊崇君权、外戚地位变化的社会实际。华峤创立《皇后纪》，既符合史家变通之旨，也是其高明之处。
此外，鉴于当时“孝”思想盛行，华峤的《后汉书》在列传上新增了“事义相类”的《孝子传》，将诸有孝行者合成集传，以表彰那些行孝道、重养亲、“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的人物。华峤为“孝子”立传，既有其“忠君”“孝悌”思想，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崇尚。并为后世修史相沿承袭，只是名称或称“孝义”，或称“孝友”等，可见其影响深远。
就华峤《后汉书》所述具体史实而言，从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所辑华峤《后汉书》207条佚文来看（不包括序论及序列），华峤对东汉一代历史的记述是非常翔实的，大到攻城略地、铁骑交驰的战争场面，小至一语一笑、喜怒哀乐的人物行为，都有生动描绘，仅佚文所涉及的人物就多达一百五十余人。
华峤的《后汉书》成书后，晋帝诏朝臣会议此书，颇得好评。当时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太常张华、侍中王济等都认为华峤这部书文质事核，有史汉之规制，有实录风范，而决定收藏秘府。后来太尉汝南王司马亮、司空卫瑙作东宫太子的老师，还将其作为侍讲的教材。此后直至隋唐时期，华峤的《后汉书》都颇受称道。刘勰《文心雕龙》即评价说：“若司马彪（作《续汉书》83卷）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 刘知几更称誉曰：“自斯已往，作者相继，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居最。” “若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晳，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之徐爰、苏宝生，梁之沈约、裴子野，斯并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 但可惜的是，此书在“永嘉之乱”时，与其他典籍命运一样，毁弃严重，仅剩三十余卷。后来这三十余卷也陆续散失。为此后人多有辑佚。如清代学者姚之驱 《后汉书补逸》、黄奭《汉学堂丛书》、汪文台《七家后汉书》、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均有辑本。
华峤作为一代文史大家，虽在文化上尊崇传统文化，治学严谨，但在生活上却不能脱离时代影响。嗜酒成性是这个时代文人的生活写照，华峤也不例外，他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他的《后汉书》“十典”未能由他亲自完成，不能说与他嗜酒早逝相关。元康三年（293）华峤病逝，追赠少府，谥曰简侯。
（张丽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