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127—200），字康成，史籍中为避康熙皇帝的名讳及别于较早的郑兴和郑众，又称郑君或“后郑”，北海高密（今高密）人。郑玄曾遍注群经，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注经家之一，影响深远的《十三经注疏》有4部与他有关。他又是两汉四百余年经学的总结者与集大成者，终结了延续两百多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使经学进入了一统时代，对经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为汉代著名经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
一、一心向学
郑玄出身于仕宦名门之家。祖籍颍阳（今河南），战国时有个叫郑国的，是孔子的弟子，因其有功封邑于薛地（今枣庄薛城）。其后裔有一支迁到渠丘（今安丘南），世代与王家通婚，逐渐发展成为大家族。郑玄的九世祖郑宾，官至御史；八世祖郑崇，官至尚书仆射。其太高祖郑敬，才能卓越，东汉光武帝征其为官，竟几次拒绝，坚不出仕。终生淡泊明志，寄情江湖。郑玄高祖至郑玄之父郑谨，亦都超脱世俗，淡泊名利。
郑玄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3岁时便能诵读“五经”，又爱好天文、算学，被称为“神童”。他一心向学，不慕虚荣，小时候曾随母亲到外祖家做客，当时宴会上客人众多，其中十几位客人都衣着华美，言辞出众，唯独郑玄保持沉默，看上去与他人相差甚远。郑玄的母亲私下数落他，让他向别人展现自己的才能，郑玄拒绝了，称那不是自己的志向所在。他16岁时就已精通儒家经典，谙熟典章礼制，通晓谶纬方术，还擅长写文章。
后来郑玄担任乡啬夫，任职期间，注重德政，对孤苦之人倍加体恤。但实际上郑玄并不乐意做官，因此每逢休假，就到官学去学习。哪怕他的父亲为这事屡次向他发火，也未能阻止。杜密任北海相时，在高密县巡视时见到郑玄，非常欣赏其才学，就调他到郡里为吏，后又推荐到洛阳入太学学习。郑玄进入太学后，师从京兆第五元先，熟谙《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他又师从东郡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师》及《古文尚书》，并游学于幽、并、兖、豫等地，访师求知。后来郑玄认为关东地区已经没有可以让他学习的人了，遂西向入关，通过涿郡卢植，投入扶风大儒马融门下。
马融的门徒众多，《后汉书·马融列传》记载他“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人”。而长年追随他的多达四百余人，其中能够进入厅堂听他亲自讲学的就有五十多人。马融向来骄傲矜贵，郑玄入其门下，竟长达3年没能当面请教，马融仅是让自己的高徒给郑玄讲课。即使如此，郑玄仍日夜读书，毫不松懈。一次马融召集诸生考校图纬，计算浑天算的数据，但他的弟子们没人能算出来。有个弟子说郑玄擅长计算，马融就把他叫来，郑玄很快便算出来了，大家都甚为叹服。郑玄乘机向马融讨教自己的种种疑问，问完后告辞。马融对其高徒卢植说：“我和你都不如他呀!”从此以后，马融对郑玄非常器重，亲自把《费氏易》和《周官经》授予郑玄。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了7年，后来其父母年迈需要归养，于是郑玄就告辞，返回乡梓。马融为此感慨地说：“郑生今去，事道东矣。”
郑玄在外游学十多年回到乡里，虽家业贫困，“客耕东莱”，但追随他读书的弟子却多数以百千计。“党锢之祸”发生时，郑玄因曾为杜密故吏，与同郡孙嵩等四十多人被禁止为官从政，于是他便隐居修习经业，杜门不出。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三礼注”，成为“郑注”中最精彩的部分。当时有任城人何休喜好《公羊》学，并撰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等著述，认为只有《公羊传》义理深远，无懈可击，吹捧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发难。对此，郑玄以广博的学识，撰《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等文与其辩难，直指“公羊派”之偏见。何休大为折服，发出“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的感叹。
汉灵帝末年，党禁解除，大将军何进听说郑玄之才学，征召其入官。州郡官因何进是权贵之人，不敢违背，就逼迫郑玄出仕。不得已，郑玄只能前往应召。何进特为之设几杖 ，礼遇优厚。但郑玄不接受朝服，只愿以普通人穿戴拜见何进，过了一夜便逃走了。过了两年，朝廷下诏征拜郑玄为博士，他仍没有应召。郑玄60岁时，他的弟子从远方赶来为之祝寿的多达数千人。后将军袁隗上表举荐郑玄为侍中，他仍以父丧为由拒不赴任。董卓废立后，孔融出为北海相，他非常尊敬郑玄，举荐他为贤良，并亲自上门拜访，特告高密县立“郑公乡”，辟郑玄门衢，使之能容高车，号“通德门”。
董卓迁都长安，公卿举郑玄为赵相，郑玄以道路断绝，没有前往。恰巧黄巾军入侵青郡，郑玄避祸于徐州，徐州牧陶谦以师友之礼接待他。陶谦去世后，平原相刘备领徐州，视郑玄为师。建安元年（196），郑玄由徐州返乡，路上遇到数万黄巾军，义军队伍见到郑玄，都向他行礼，相约不进犯其乡里。
建安二年（197），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举郑玄为茂才，委以左中郎将，被郑玄拒绝。次年，朝廷又诏郑玄为大司农，他仍称病不就。
建安五年（200）春，郑玄病了。他梦见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 。醒来后，郑玄合之以谶，知道自己的人生将要终结了。据《后汉书》李贤注，北齐文学家刘昼在《高才不遇传》说：辰为龙年，巳为蛇年，贤人常常在这两年死亡，郑玄即是如此。这个应该是当时流行的迷信说法。当时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渡，袁绍欲借郑玄之名以收众望，便急令其子袁谭遣使迫郑玄随军。郑玄不得已，抱病前去。郑玄行至元城，病重不能行，仍在坚持注《周易》。是年，郑玄在元城沙鹿（今河北大名）病逝，终年73岁。郑玄去世前，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曾跟随郑玄学习的为其奔丧者达千余人。郑玄初葬剧东（今青州），后归葬高密故里。为了纪念恩师，郑玄的学生效仿孔子门徒为纪念孔子而编《论语》，也把平时郑玄与弟子们问答《五经》的言论编为《郑志》8篇。
郑玄有子益恩，曾被举为孝廉，为孔融吏。郑玄曾作《诫子益恩书》，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及求学立场，告诫儿子益恩，言语朴实，情真意切，表现出对其德行与学问的殷切期望。但郑益恩27岁时，孔融为黄巾军所困，郑益恩前往营救，因被围杀而早卒。其孙郑小同，为郑益恩遗腹子，三国魏时官至侍中，赐爵关内侯。
郑玄平生，虽多颠沛流离，但稍待安宁，便一心向学，不求名利，始终不为外物所累，为人所钦佩。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评价说：“郑玄康成，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
二、遍注群经
在郑玄以前，经学各家学派林立，众说纷纭。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经学取得独尊地位。东汉时期古文经学盛行，今古文之争亦随之而起，今文经学逐渐遇到危机，渐失思想统治功能。实际上，今古文经学各有优长，融合两派促进经学发展的，正是经学大家郑玄。《后汉书?郑玄传》为此论述说：“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今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郑玄为“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而遍注群经，使之成为经学集大成者，也是结束两汉经学今古文分立局面的里程碑式人物。
郑玄一生著述颇多富，清人王鸣盛《蛾术编》列郑氏群书表，总计为64种282卷。郑珍也曾统计过郑玄著述，称其大约有六十种之多，超过百万字。《后汉书?郑玄传》称列其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所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凡百余万言。实际上，郑玄的学术研究广泛涉及纬书、图谶、法律、数学和力学等领域。但遗憾的是他的大部分著作已失传，完整保存下来的仅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毛诗笺》等数种，其《周易注》《论语注》《中候》《鲁礼禘袷义》《六艺论》《驳许慎五经异义》《尚书注》《尚书大传注》《毛诗谱》《答临孝存周礼难》等亦多残缺不全。宋代王应麟、清代惠栋和袁钧、马国翰等均对其著述有辑佚。此外，清人郑珍撰《郑学录》4卷，详细叙述郑玄生平及其学术。孔广森《通德堂遗书所见录》、袁钧《郑玄佚书》等亦对郑玄著述作过专门辑录。
在“五经”之中，郑玄对“三礼”着力最多，用功最勤，因此礼学是其经学成就的最主要部分。所谓“三礼”，是指《周礼》《仪礼》和《礼记》。虽然是马融和卢植提出“三礼”之名，但却是在郑玄注《周礼》《礼记》《仪礼》之后，“三礼”之名才得以确定下来并流传后世的。汉代“三礼”长期赖师徒口耳相授所传。至郑玄，始博采众长，会古通今，兼采今古经文及异说，为《周礼》《礼记》《仪礼》作注。由此，《礼记》49篇选辑本也得以独立成书。顾炎武作《述古诗》称赞郑玄对礼学发展的贡献曰：“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 尽管郑玄“三礼”注难免附会，但他在解释经文的同时，用自己渊博的知识订正了经文的错谬，补充了经文之外的材料，使“三礼”内容更为充实，为研究古代政治思想、文字、训诂、音韵等提供可靠的资料。后世礼学研究以其为宗，凡习礼者必尊郑学。
易学也是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郑玄的《易》注体现了今古文兼通的特点。他继承并发展了《易》学象数理论，注重从义理进行探讨，指出了由象数到义理发展的新途径。他还直接用《老》解《易》，并将“五行”理论贯穿到易学研究之中。郑玄《易》学的著作主要有《周易注》《易论》《易赞》《易纬注》等，除《易纬注》得以保存外，其余皆已佚失。宋王应麟、清丁杰、张惠言等辑有《周易郑康成注》《周易郑注》《周易郑氏注》等，据传可了解郑玄的易学思想。
而郑玄的《毛诗笺》，不仅对《毛诗》予以补充，还着重阐明《诗》的象征特性，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均取得重大突破，对《毛诗》在魏晋以后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郑玄注《尚书》也是今古文兼用，他对《孝经》与《论语》所作注对后世《孝经》学与《论语》学的发展也都有很大影响。他还对汉代律令做过注释。《晋书?刑法志》即记载：“秦汉旧律，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孙叔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
因郑玄所注经为“天下所宗”，故呈现所谓“郑学出而汉学衰”的“小统一时代”。皮锡瑞《经学历史》即云：“郑《易注》行而施（仇）、孟（喜）、梁（丘贺）、京（房）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和伯）、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齐、鲁、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之《论语》不行矣……故经学至郑君一变。”
郑玄所注经典，建立在他对经典进行校勘整理的基础之上，能博采众长，考镜源流，钩玄提要。所作校勘文字、考订疑误、训释词语、著为目录等校雠成就突出，故段玉裁在《经义杂记序》中称赞郑玄“成校雠学千古之大业”。张舜徽在《郑氏校雠学发微》 中也指出郑玄校雠成就之重要表现：一是辨章六艺；二是注述旧典；三是条理礼书；四是叙次篇目；五是广罗异本；六是择善而从；七是博综说；八是求同存异；九是考辨遗编；十是校正错简；十一是补脱订伪；十二是审音定字。故郑玄的校勘学也成为后世整理古籍者的学习典范。
郑玄遍注群经，融古今文经学为一体，形成“郑学”之主要特色。为此，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指出：按郑注诸经，皆兼采今古文。注《易》用费氏古文，爻辰出费氏分野，今既亡佚，而施、孟、梁丘《易》又亡，无以考其同异。注《尚书》用古文，而多异马融；或马从今而郑从古，或马从古而郑从今，是郑注《书》兼采今古文也。笺《诗》以毛为主，而间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谓“己意”，实本三家，是郑笺《诗》兼采今古文也。注《仪礼》并存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是郑注《仪礼》兼采今古文也。《周礼》古文无今文，《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其注皆不必论。注《论语》，就《鲁论》篇章，参之《齐》《古》为之注，云：“《鲁》读某为某，今从《古》。”是郑注《论语》兼采今古文也。注《孝经》多今文说，严可均有辑本。
郑玄遍注群经，结束了两百多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也使汉代注疏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郑玄对《诗》与“三礼”的注释，后收入到“九经”“十三经注疏”中，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长期作为官方教材。
三、学制研究
郑玄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后汉书?郑玄传》即记载：“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又载“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求学者不远千里，籝粮而至，如细流之赴巨海” 。张泰亨《郑康成庙记》也称“齐鲁之间生徒从者常数千人”。郑玄培养了一大批颇有声名的人才，如山阳郗虑、东莱王基、清河崔琰、清河王经、鲁国刘琰、北海张逸、汝南程秉、北海孙乾、南阳许慈、乐安国渊及任嘏等。
郑玄对文献中所记上古时代学校制度作了清晰的考释。他根据《礼记》中“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的记载而注“庠”“序”“学”等曰：“皆学名也。异者，四代相变耳。或上西，或上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东序、东胶亦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西序、虞庠亦小学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学于西郊。胶之言纠也，庠之言养也。周之小学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乡学亦如之。” 在这里，郑玄是把上古学校整体上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类。《郑氏佚书驳五经异义》载：“《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然则大学即辟雍也。《诗?颂?泮水》云：‘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此复与辟雍同义之证也。”郑玄指出辟雍和泮官虽名称有别，但都属大学。他认为，因学子的入学年龄不同而有大小学之别：“幼者教之于小学，长者教之于大学。《尚书传》曰：‘年十五始入小学，十八入大学。’” 他还认为古代学校教育主要包括道德品行和知识技能教育：“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 “学，修德学道”。 郑玄还对儒家经书中关于教学原则与方法作了详细阐发，他重视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说：“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 ；“师说之明，则弟子好逑之”；“教者言非，则学者失问”。因此，“师善则善”。认为教师自身素质和教育成败息息相关。他还强调教师要不断学习，不断深造，而不能自我满足，停滞不前。注《礼记?学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一语道：“自反，求诸己也；自强，修业不敢倦”。
除强调教师的自身作用外，郑玄对教学方法也非常看重。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学方法，非常注意因材施教和采取启发式教学。如《郑氏佚书·论语注》对“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一语注曰：“言冉有性谦退，子路务在胜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又如，在对《学记》中“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一语作注云：“失于多谓才少者，失于寡谓才多者，失于易谓好问不识者，失于止谓好思不问者。救其失者，多与易则抑之，寡与止则进之。” 再如，他对《论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一语作注时说：“孔子与人言，必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之说也。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也。” 可见，郑玄十分重视老师对学生的启发式教育和举一反三教学方法的作用。郑玄作为一名教育家，学识渊博，教学有方，培养了大批人才，其独到的教育思想、观念点及经验，颇具后世借鉴价值。
综观郑玄一生，博学多师，孜孜不倦地求学；他兼通古今文经，遍注群经，桃李满天下；他不慕名利，不羡富贵，不愿结交权贵，甘居贫贱，一心向学。他博采众长，汲取各家精华，打破今古文经学的分界及各类家法师承，融古今文经学为一体，并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遍注群经。其所注经书被士子们广泛接受，流行于世。因此，“郑学”一统天下，标志着两汉今古文学之争的基本结束和经学统一局面的基本形成。郑玄以渊博学识整理古代文化遗产，在学术文化传承和中国古典文化的保存整理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名冠华夏，世为儒宗，受到学者们的广泛赞誉与推崇，被称为儒林之“经神”，其经学成就及学派被后世称为“郑学”，也不愧为经学大师和经学的集大成者，在经学史上、学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
（崔靖娟 冯雨晴）
郑玄
郑玄（127—200），字康成，史籍中为避康熙皇帝的名讳及别于较早的郑兴和郑众，又称郑君或“后郑”，北海高密（今高密）人。郑玄曾遍注群经，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注经家之一，影响深远的《十三经注疏》有4部与他有关。他又是两汉四百余年经学的总结者与集大成者，终结了延续两百多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使经学进入了一统时代，对经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为汉代著名经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
一、一心向学
郑玄出身于仕宦名门之家。祖籍颍阳（今河南），战国时有个叫郑国的，是孔子的弟子，因其有功封邑于薛地（今枣庄薛城）。其后裔有一支迁到渠丘（今安丘南），世代与王家通婚，逐渐发展成为大家族。郑玄的九世祖郑宾，官至御史；八世祖郑崇，官至尚书仆射。其太高祖郑敬，才能卓越，东汉光武帝征其为官，竟几次拒绝，坚不出仕。终生淡泊明志，寄情江湖。郑玄高祖至郑玄之父郑谨，亦都超脱世俗，淡泊名利。
郑玄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3岁时便能诵读“五经”，又爱好天文、算学，被称为“神童”。他一心向学，不慕虚荣，小时候曾随母亲到外祖家做客，当时宴会上客人众多，其中十几位客人都衣着华美，言辞出众，唯独郑玄保持沉默，看上去与他人相差甚远。郑玄的母亲私下数落他，让他向别人展现自己的才能，郑玄拒绝了，称那不是自己的志向所在。他16岁时就已精通儒家经典，谙熟典章礼制，通晓谶纬方术，还擅长写文章。
后来郑玄担任乡啬夫，任职期间，注重德政，对孤苦之人倍加体恤。但实际上郑玄并不乐意做官，因此每逢休假，就到官学去学习。哪怕他的父亲为这事屡次向他发火，也未能阻止。杜密任北海相时，在高密县巡视时见到郑玄，非常欣赏其才学，就调他到郡里为吏，后又推荐到洛阳入太学学习。郑玄进入太学后，师从京兆第五元先，熟谙《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他又师从东郡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师》及《古文尚书》，并游学于幽、并、兖、豫等地，访师求知。后来郑玄认为关东地区已经没有可以让他学习的人了，遂西向入关，通过涿郡卢植，投入扶风大儒马融门下。
马融的门徒众多，《后汉书·马融列传》记载他“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人”。而长年追随他的多达四百余人，其中能够进入厅堂听他亲自讲学的就有五十多人。马融向来骄傲矜贵，郑玄入其门下，竟长达3年没能当面请教，马融仅是让自己的高徒给郑玄讲课。即使如此，郑玄仍日夜读书，毫不松懈。一次马融召集诸生考校图纬，计算浑天算的数据，但他的弟子们没人能算出来。有个弟子说郑玄擅长计算，马融就把他叫来，郑玄很快便算出来了，大家都甚为叹服。郑玄乘机向马融讨教自己的种种疑问，问完后告辞。马融对其高徒卢植说：“我和你都不如他呀!”从此以后，马融对郑玄非常器重，亲自把《费氏易》和《周官经》授予郑玄。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了7年，后来其父母年迈需要归养，于是郑玄就告辞，返回乡梓。马融为此感慨地说：“郑生今去，事道东矣。”
郑玄在外游学十多年回到乡里，虽家业贫困，“客耕东莱”，但追随他读书的弟子却多数以百千计。“党锢之祸”发生时，郑玄因曾为杜密故吏，与同郡孙嵩等四十多人被禁止为官从政，于是他便隐居修习经业，杜门不出。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三礼注”，成为“郑注”中最精彩的部分。当时有任城人何休喜好《公羊》学，并撰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等著述，认为只有《公羊传》义理深远，无懈可击，吹捧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发难。对此，郑玄以广博的学识，撰《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等文与其辩难，直指“公羊派”之偏见。何休大为折服，发出“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的感叹。
汉灵帝末年，党禁解除，大将军何进听说郑玄之才学，征召其入官。州郡官因何进是权贵之人，不敢违背，就逼迫郑玄出仕。不得已，郑玄只能前往应召。何进特为之设几杖 ，礼遇优厚。但郑玄不接受朝服，只愿以普通人穿戴拜见何进，过了一夜便逃走了。过了两年，朝廷下诏征拜郑玄为博士，他仍没有应召。郑玄60岁时，他的弟子从远方赶来为之祝寿的多达数千人。后将军袁隗上表举荐郑玄为侍中，他仍以父丧为由拒不赴任。董卓废立后，孔融出为北海相，他非常尊敬郑玄，举荐他为贤良，并亲自上门拜访，特告高密县立“郑公乡”，辟郑玄门衢，使之能容高车，号“通德门”。
董卓迁都长安，公卿举郑玄为赵相，郑玄以道路断绝，没有前往。恰巧黄巾军入侵青郡，郑玄避祸于徐州，徐州牧陶谦以师友之礼接待他。陶谦去世后，平原相刘备领徐州，视郑玄为师。建安元年（196），郑玄由徐州返乡，路上遇到数万黄巾军，义军队伍见到郑玄，都向他行礼，相约不进犯其乡里。
建安二年（197），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举郑玄为茂才，委以左中郎将，被郑玄拒绝。次年，朝廷又诏郑玄为大司农，他仍称病不就。
建安五年（200）春，郑玄病了。他梦见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 。醒来后，郑玄合之以谶，知道自己的人生将要终结了。据《后汉书》李贤注，北齐文学家刘昼在《高才不遇传》说：辰为龙年，巳为蛇年，贤人常常在这两年死亡，郑玄即是如此。这个应该是当时流行的迷信说法。当时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渡，袁绍欲借郑玄之名以收众望，便急令其子袁谭遣使迫郑玄随军。郑玄不得已，抱病前去。郑玄行至元城，病重不能行，仍在坚持注《周易》。是年，郑玄在元城沙鹿（今河北大名）病逝，终年73岁。郑玄去世前，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曾跟随郑玄学习的为其奔丧者达千余人。郑玄初葬剧东（今青州），后归葬高密故里。为了纪念恩师，郑玄的学生效仿孔子门徒为纪念孔子而编《论语》，也把平时郑玄与弟子们问答《五经》的言论编为《郑志》8篇。
郑玄有子益恩，曾被举为孝廉，为孔融吏。郑玄曾作《诫子益恩书》，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及求学立场，告诫儿子益恩，言语朴实，情真意切，表现出对其德行与学问的殷切期望。但郑益恩27岁时，孔融为黄巾军所困，郑益恩前往营救，因被围杀而早卒。其孙郑小同，为郑益恩遗腹子，三国魏时官至侍中，赐爵关内侯。
郑玄平生，虽多颠沛流离，但稍待安宁，便一心向学，不求名利，始终不为外物所累，为人所钦佩。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评价说：“郑玄康成，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
二、遍注群经
在郑玄以前，经学各家学派林立，众说纷纭。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经学取得独尊地位。东汉时期古文经学盛行，今古文之争亦随之而起，今文经学逐渐遇到危机，渐失思想统治功能。实际上，今古文经学各有优长，融合两派促进经学发展的，正是经学大家郑玄。《后汉书?郑玄传》为此论述说：“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今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郑玄为“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而遍注群经，使之成为经学集大成者，也是结束两汉经学今古文分立局面的里程碑式人物。
郑玄一生著述颇多富，清人王鸣盛《蛾术编》列郑氏群书表，总计为64种282卷。郑珍也曾统计过郑玄著述，称其大约有六十种之多，超过百万字。《后汉书?郑玄传》称列其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所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凡百余万言。实际上，郑玄的学术研究广泛涉及纬书、图谶、法律、数学和力学等领域。但遗憾的是他的大部分著作已失传，完整保存下来的仅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毛诗笺》等数种，其《周易注》《论语注》《中候》《鲁礼禘袷义》《六艺论》《驳许慎五经异义》《尚书注》《尚书大传注》《毛诗谱》《答临孝存周礼难》等亦多残缺不全。宋代王应麟、清代惠栋和袁钧、马国翰等均对其著述有辑佚。此外，清人郑珍撰《郑学录》4卷，详细叙述郑玄生平及其学术。孔广森《通德堂遗书所见录》、袁钧《郑玄佚书》等亦对郑玄著述作过专门辑录。
在“五经”之中，郑玄对“三礼”着力最多，用功最勤，因此礼学是其经学成就的最主要部分。所谓“三礼”，是指《周礼》《仪礼》和《礼记》。虽然是马融和卢植提出“三礼”之名，但却是在郑玄注《周礼》《礼记》《仪礼》之后，“三礼”之名才得以确定下来并流传后世的。汉代“三礼”长期赖师徒口耳相授所传。至郑玄，始博采众长，会古通今，兼采今古经文及异说，为《周礼》《礼记》《仪礼》作注。由此，《礼记》49篇选辑本也得以独立成书。顾炎武作《述古诗》称赞郑玄对礼学发展的贡献曰：“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 尽管郑玄“三礼”注难免附会，但他在解释经文的同时，用自己渊博的知识订正了经文的错谬，补充了经文之外的材料，使“三礼”内容更为充实，为研究古代政治思想、文字、训诂、音韵等提供可靠的资料。后世礼学研究以其为宗，凡习礼者必尊郑学。
易学也是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郑玄的《易》注体现了今古文兼通的特点。他继承并发展了《易》学象数理论，注重从义理进行探讨，指出了由象数到义理发展的新途径。他还直接用《老》解《易》，并将“五行”理论贯穿到易学研究之中。郑玄《易》学的著作主要有《周易注》《易论》《易赞》《易纬注》等，除《易纬注》得以保存外，其余皆已佚失。宋王应麟、清丁杰、张惠言等辑有《周易郑康成注》《周易郑注》《周易郑氏注》等，据传可了解郑玄的易学思想。
而郑玄的《毛诗笺》，不仅对《毛诗》予以补充，还着重阐明《诗》的象征特性，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均取得重大突破，对《毛诗》在魏晋以后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郑玄注《尚书》也是今古文兼用，他对《孝经》与《论语》所作注对后世《孝经》学与《论语》学的发展也都有很大影响。他还对汉代律令做过注释。《晋书?刑法志》即记载：“秦汉旧律，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孙叔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
因郑玄所注经为“天下所宗”，故呈现所谓“郑学出而汉学衰”的“小统一时代”。皮锡瑞《经学历史》即云：“郑《易注》行而施（仇）、孟（喜）、梁（丘贺）、京（房）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和伯）、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齐、鲁、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之《论语》不行矣……故经学至郑君一变。”
郑玄所注经典，建立在他对经典进行校勘整理的基础之上，能博采众长，考镜源流，钩玄提要。所作校勘文字、考订疑误、训释词语、著为目录等校雠成就突出，故段玉裁在《经义杂记序》中称赞郑玄“成校雠学千古之大业”。张舜徽在《郑氏校雠学发微》 中也指出郑玄校雠成就之重要表现：一是辨章六艺；二是注述旧典；三是条理礼书；四是叙次篇目；五是广罗异本；六是择善而从；七是博综说；八是求同存异；九是考辨遗编；十是校正错简；十一是补脱订伪；十二是审音定字。故郑玄的校勘学也成为后世整理古籍者的学习典范。
郑玄遍注群经，融古今文经学为一体，形成“郑学”之主要特色。为此，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指出：按郑注诸经，皆兼采今古文。注《易》用费氏古文，爻辰出费氏分野，今既亡佚，而施、孟、梁丘《易》又亡，无以考其同异。注《尚书》用古文，而多异马融；或马从今而郑从古，或马从古而郑从今，是郑注《书》兼采今古文也。笺《诗》以毛为主，而间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谓“己意”，实本三家，是郑笺《诗》兼采今古文也。注《仪礼》并存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是郑注《仪礼》兼采今古文也。《周礼》古文无今文，《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其注皆不必论。注《论语》，就《鲁论》篇章，参之《齐》《古》为之注，云：“《鲁》读某为某，今从《古》。”是郑注《论语》兼采今古文也。注《孝经》多今文说，严可均有辑本。
郑玄遍注群经，结束了两百多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也使汉代注疏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郑玄对《诗》与“三礼”的注释，后收入到“九经”“十三经注疏”中，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长期作为官方教材。
三、学制研究
郑玄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后汉书?郑玄传》即记载：“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又载“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求学者不远千里，籝粮而至，如细流之赴巨海” 。张泰亨《郑康成庙记》也称“齐鲁之间生徒从者常数千人”。郑玄培养了一大批颇有声名的人才，如山阳郗虑、东莱王基、清河崔琰、清河王经、鲁国刘琰、北海张逸、汝南程秉、北海孙乾、南阳许慈、乐安国渊及任嘏等。
郑玄对文献中所记上古时代学校制度作了清晰的考释。他根据《礼记》中“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的记载而注“庠”“序”“学”等曰：“皆学名也。异者，四代相变耳。或上西，或上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东序、东胶亦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西序、虞庠亦小学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学于西郊。胶之言纠也，庠之言养也。周之小学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乡学亦如之。” 在这里，郑玄是把上古学校整体上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类。《郑氏佚书驳五经异义》载：“《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然则大学即辟雍也。《诗?颂?泮水》云：‘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此复与辟雍同义之证也。”郑玄指出辟雍和泮官虽名称有别，但都属大学。他认为，因学子的入学年龄不同而有大小学之别：“幼者教之于小学，长者教之于大学。《尚书传》曰：‘年十五始入小学，十八入大学。’” 他还认为古代学校教育主要包括道德品行和知识技能教育：“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 “学，修德学道”。 郑玄还对儒家经书中关于教学原则与方法作了详细阐发，他重视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说：“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 ；“师说之明，则弟子好逑之”；“教者言非，则学者失问”。因此，“师善则善”。认为教师自身素质和教育成败息息相关。他还强调教师要不断学习，不断深造，而不能自我满足，停滞不前。注《礼记?学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一语道：“自反，求诸己也；自强，修业不敢倦”。
除强调教师的自身作用外，郑玄对教学方法也非常看重。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学方法，非常注意因材施教和采取启发式教学。如《郑氏佚书·论语注》对“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一语注曰：“言冉有性谦退，子路务在胜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又如，在对《学记》中“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一语作注云：“失于多谓才少者，失于寡谓才多者，失于易谓好问不识者，失于止谓好思不问者。救其失者，多与易则抑之，寡与止则进之。” 再如，他对《论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一语作注时说：“孔子与人言，必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之说也。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也。” 可见，郑玄十分重视老师对学生的启发式教育和举一反三教学方法的作用。郑玄作为一名教育家，学识渊博，教学有方，培养了大批人才，其独到的教育思想、观念点及经验，颇具后世借鉴价值。
综观郑玄一生，博学多师，孜孜不倦地求学；他兼通古今文经，遍注群经，桃李满天下；他不慕名利，不羡富贵，不愿结交权贵，甘居贫贱，一心向学。他博采众长，汲取各家精华，打破今古文经学的分界及各类家法师承，融古今文经学为一体，并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遍注群经。其所注经书被士子们广泛接受，流行于世。因此，“郑学”一统天下，标志着两汉今古文学之争的基本结束和经学统一局面的基本形成。郑玄以渊博学识整理古代文化遗产，在学术文化传承和中国古典文化的保存整理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名冠华夏，世为儒宗，受到学者们的广泛赞誉与推崇，被称为儒林之“经神”，其经学成就及学派被后世称为“郑学”，也不愧为经学大师和经学的集大成者，在经学史上、学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
（崔靖娟 冯雨晴）